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就張培忠的三部傳記作品《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永遠在路上：一個農民的一生》，作整體和較為深入的論述。作者具有自覺的傳記文學寫作的文體意識。注重傳主的價值考量，選擇具有獨特時代價值、歷史價值和人性價值的人物作為書寫對象；注重以恒心耐力廣泛深入爬梳材料，以求取敘事的真實性和豐富性；注重基于傳主及其時代的特性，建構歷史性與文學性兼容的敘事機制，重視傳主人物形象的性格敘事。傳記文學是非虛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張培忠的三部傳記，指向三種傳主類型的寫作。本文所論也可以說是以此為個案，對傳記文學所作的言說。

關鍵詞：張培忠 非虛構 傳記文學

在當代文學界，張培忠是一個為我們所矚目的名字。在張培忠許多自我介紹的文字里，他都將自己稱為業余寫作者。這一方面表明作者的自謙，另一方面也真實地反映出他創作的實際情形。2019年5月起，張培忠擔任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因此可以說他是一位在文學“界內”的業余作家。而此前，張培忠先后在基層學校、教育廳、組織部和省委巡視機構工作、任職，算是一位“跨界”的寫作者。但我想正是這樣的“業余”成就了張培忠的作家之夢。人生的道途并不能任由自己選擇，但只要是一顆文學的種子，就一定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長出一片屬于自己的風景。“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就渴望著，在30歲之前，要擁有自己的一本書。”1這是張培忠在30歲時出版的《人比月光美》后記《青春的音響》中寫下的一句話。這里的“渴望”既是彼時他對文學癡心的深情表白，也素樸地言說著其堅持寫作的內生動力之所在。《人比月光美》是一部報告文學集，深度特寫廣東模范教育工作者的事跡和精神，全景反映廣東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此前張培忠嘗試創作小說，曾在《作品》上發表過《周末獨白》等短篇小說。此后也在文學評論方面用過功，與黃紅麗合著的《批評的實驗》由花城出版社于2000年正式出版。《人比月光美》這部作品則顯示出作者對自己寫作基點的初步選擇和紀實寫作方面的堅實基礎。近二十年來，張培忠在此基點上規劃業余寫作的課題，潛心致力于非虛構文學的創作，出版了《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永遠在路上：一個農民的一生》三部長篇傳記作品。近年在做好服務廣東文學發展、服務作家創作等職務工作之余，合作發表、出版了《千里馳援》《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等作品。發表在《人民日報》的《千里馳援》，是一份攝照新冠肺炎暴發初始景象的快速報告，擔任總撰稿的《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以一百多萬字的巨篇多維全息地實錄了廣東改革開放的歷史、脫貧攻堅全面的小康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學意義。實績卓然的紀實寫作，確立了張培忠在當代文壇重要的文學形象，而他系列的傳記寫作又使其在非虛構文學創作的列陣中彰顯出更多的標識度和由此生成的獨特價值。基于此，本文不擬對張培忠文學創作的整體作全面的綜論，而將聚焦于他的三部傳記進行一些透視和論析。

一

“人類保存其自身實錄的愿望僅次于其保存自身的本能。由這一愿望而產生了傳記文學的姻親藝術。”2這是美國學者愛德華·H·奧尼爾在其所著的《美國現代傳記文學史》中對傳記文學發生機理所作的詮釋。關于傳記或傳記文學有著種種的解釋，其中核心的要義應該是關于有價值的個體生命史的非虛構且具有文學意味的敘事。這種敘事從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人類主體的某種生命本能，人類對自身的關注似乎遠遠超過對自在以外的“他者”的牽掛。傳記文學也可以表述為個人歷史的記錄。時間的運行不舍晝夜，現實與歷史的迭代交互也永遠處于進行時態之中。當下轉眼就會推衍成歷史的存在，而如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邏輯。因此，今天的人們對過去的人們必然會保持天然的興趣。傳記，無論是自傳還是“他傳”，因為真實地記寫過往人物較為完整的人生故事，使得讀者能夠從人物的生平行狀等的歷史敘事中，觀照曾經風云變幻的時代風景，讀取人生偶然與必然中的價值可能，并且從中“映照”自我，獲得心理、精神的啟發，制導自己的人生航向。正是由于這樣內在因由，傳記成為一種“古已有之”的重要文體。司馬遷的《史記》創造了古代成熟的紀傳文學寫作形式，開創了源遠流長的中國史傳文學傳統。當代賡續中華文脈，譜寫時代華章，以時代楷模類先進英杰人物為主的各類傳記作品，在非虛構寫作中占比較大，成為廣受讀者喜愛的寫作類型。

張培忠的《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永遠在路上：一個農民的一生》三部傳記作品，與同時期的主流寫作在傳主選擇、價值取向等方面迥然有異。傳主是歷史人物，沒有更多直接的新聞性；作品的主旨設置也沒有更多地求取人生的勵志和時代精神的表達。三個傳主從四百多年前的鄭成功，到1888年出生的張競生，再到1982年去世的張德建，極具時間和身份的差異，以他們作為傳記的主人公形成某種先在的敘事張力。一個歷史名人、一個歷史的隱匿者和一個普通農民，構成了具有某種梯度性的人物序列，他們被作者張培忠賦予了書寫的意義。這種“賦予”的關鍵是“發現”，即作者從歷史人物人生自在的故事中，發現了其中蘊含的價值。傳主自在價值的發現和尋獲，是傳記文學最終價值實現的重要前提。這樣一種特殊性是由傳記文學的非虛構性所規定的。張培忠筆下的三個傳主指代了傳記文學中所寫的三種類型：《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是歷史名人的再寫作，《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為重現歷史人物的寫作，《永遠在路上：一個農民的一生》則是給普通勞動者的立傳。可以說，張培忠的三部作品恰好在三種類型的人物傳記寫作中，具有某種“范型”意義。

現實與歷史，大千世界的人物林林總總。并不是凡是人物的自然生平，都具有被寫成傳記的價值。歷史是偉人創造的，也由人民推進。無論是偉人、名人，還是大眾百姓，都具有被作為傳主書寫的可能，但其重要的前提是這些人物必須具有足夠的信息負載量。這種信息負載量可以表述為傳主故事所具有的時代和歷史的認知價值、傳主所體現出的個人品格和人性意義。這些信息或可以表現出某種戲劇性、傳奇性，也可以只是尋常的故事。要之，傳主是時代性（歷史性）與個人性有機融合的豐富多質的存在。《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如題名所示，是一部書寫鄭成功人生故事的作品。關于鄭成功的各種書寫，從有清黃宗羲的《賜姓始末》、陳墨峰的《海外扶余》，到晚近吳高飛的《鄭成功傳》、商金龍的《鄭成功大傳》，無法備列。這種情況在鄭成功這樣重要人物的傳記寫作中可謂常見。名人傳記的再寫作，作者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有效避免書寫的重復雷同，而實際上這樣的問題大量地存在著。自然，張培忠的鄭成功非虛構敘事也遇到此類難題。主流的鄭成功書寫更多地基于政治的視角，重點落筆在他作為民族英雄收復臺灣等核心故事的敘說上。張培忠的作品對此也以《收復臺灣與開發臺灣》的專章作有具體的記寫，但他沒有停留于此做文章，而是從鄭成功自身本有的歷史存在中，發現了鄭成功再寫作的新視角、新思維。“海權”是我們讀取這部作品要義的關鍵詞，也是這部作品敘事內容的重要聚焦點。“《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中，既整合了戰略管理、海權理論和鄭芝龍、鄭成功海商集團的研究成果，又整合了管理學、史學、文學的表達方式，實現了信息密集、激活思維、創造價值的多種效果，是作者跨界寫作的一次成功實踐。”3這里所說的“跨界寫作”，其實是一種多學科的寫作，作者張培忠從寫作對象的客觀存在出發，并且基于當代寫作新的思維，強化了其中“海權”和“海商”等信息的書寫，從而使鄭成功題材的再書寫獲得了新的意義。《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這四十萬字的長篇傳記，傳主廣東饒平人張競生生于1888年，卒于1970年，歷經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三個異變的歷史時期。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變局時代。這部作品的起名十分貼合傳主特異的身份。名其“先知”，是因為張競生某些思想和行為得時代風氣之先，是一種如梁啟超在為康有為作傳時所說的“先時之人物”。急劇變動的時代，“有應時之人物，有先時之人物”。“先時之人物者，社會之原動力，而應時人物所從出也。”“質而言之，則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人物者，造時勢之英雄也。”4而“先知”在張競生這里和“文妖”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他的離經叛道的言說和行為不為時代所容，只落得個“性學博士”的惡名。而究其實際，“在中國現代史上，張競生是一個被嚴重‘妖魔化’的特立獨行的杰出學者”5。張培忠的傳記是對具有歷史創造意義的傳主的一種去蔽，是對一位深淹歷史之海富有諸多信息的歷史人物的打撈。“我選擇這個題材，我覺得這個人物具有很大的含金量，包括社會價值、文學價值、各方面的價值，更重要的是有現實價值。”6這里所謂的“含金量”就是指人物負載的歷史信息量和質量。張競生傳記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一個富有意味的特寫或是長鏡頭。作者對題材價值的敏感和發現，奠定了《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這部作品的獨特創意。

“在世界歷史的任何時代中，我們將會發現，偉人是他們那個時代不可缺少的救星，——他們是火種；沒有他們，柴火不會自行燃燒。我早已說過，世界歷史是偉人們的傳記。”7托馬斯·卡萊爾世界這里所說的“歷史是偉人們的傳記”不無道理，至少我們讀到的傳記更多的是關于偉人名人人生行旅軌跡的描寫，在傳記前面通常會加上“名人”的定語。確實偉人名人在人類歷史的演進中，作為個體他們的特殊存在具有更直接的推動作用和重大的影響力。同時從傳記寫作本身看，以他們作為傳主，因其人生更具創造性、傳奇性，使文本的構建空間得以豐富和拓展。再從傳記文學的接受看，讀者具有較為普遍的偉人名人（英雄）崇拜心理，此類寫作通過普通人到偉人名人（英雄）成長轉換故事的敘說，使讀者從中獲得人生的感悟啟示，在偉人名人（英雄）崇拜心理的感召中，汲取前行奮進向未來的精神力量。這些都是傳記“名人化”的重要原因。但也正因為如此，以普通人為傳主的傳記作品頗為稀缺，有價值的凡人傳記顯得難能可貴。普通人不是庸人，有價值的平凡人，具有真誠善良的心靈、刻苦耐勞的品質和克己任事的擔當精神。同時，普通人也是時代中人，從他的個人小故事也可以洞見時代的大變遷。張培忠的《永遠在路上》，書寫“一個農民的一生”，就是一部為普通人立傳的別有價值的作品。書中的“一個農民”，是作者的父親。“父親遠行時，得年五十，我則是一個懵懂的十七歲少年。”8張培忠在父親去世四十周年時出版關于父親的傳記，在其個人是為了紀念父親，在他看來這樣的寫作體現了兒子的“孝道”。“一個知識人，一個寫作者，其最大的孝道，就是把父輩的歷史搞清楚，把父輩的人生寫出來，追本溯源，繼志述事。”9這也是他作為一個非虛構寫作者的兒子，對農民父親最好的紀念方式。不僅如此，在更高的層面，其實“一個農民的一生”，也是一代農民的一生。作品中的父親，既是作者的父親，也是一代人的父親，一個時代的父親。雖是底層者，卻也內含著豐富的時代信息。張培忠顯然看到了父親的時代意義。“這是一個農民的人生檔案，是一個時代的忠實記錄，也是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10

二

如果說，發現和選擇具有書寫價值的傳主，是傳記文學寫作的前提，那么通過多種途徑充分地占有對象的寫作材料，走進傳主所處的時代或歷史的情景現場，走近人物的人生時空和精神世界，在此基礎上組織調度敘事材料，形成文本，形神兼得地真實地呈現傳主，就是寫作的“主體工程”，作者的工作量主要體現在這里。發現、選擇有價值的寫作對象，有賴于作者銳敏的眼力，而寫作工程的具體實施更需要作者的耐力和用心。閱讀《永遠在路上：一個農民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張培忠的傳記寫作，不僅有著“十年磨一劍”的耐力，也有全局在胸從容建構的精心。

傳記文學名家朱東潤教授有言：“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只是一種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11傳記文學從本質屬性看，它是非虛構歷史敘事的一種，其客觀歷史性的置備是此類寫作的基本原則。求取寫作材料的“有來歷、有證據”，抵制人物故事的“演義”“戲說”，這不僅反映作者的寫作態度，也事關對傳記文學基本倫理的尊重。因此，作品基本敘事是否“有來歷、有證據”，是我們評估傳記文學寫作品質的重要觀察點和基本尺度。張培忠諳熟此道，他舍得花時間求實求細求豐富地集聚寫作材料。父親是作者生命中刻骨銘心的人物。作品的取材既有當年他與哥哥與父親的往來書信、作者“中師日記”中的相關記寫，這些材料保存了其時的原真信息和精神氣息，也有通過“母親的口述歷史”，從中獲得關于家族的背景、家庭生活的情形和父親人生的故事及其細節，還有約請父親少年好友、青年同伴訪談，特地踏勘父親生前“走山內”“走鳳凰”艱難討生活的路線，專門拜訪父親曾經落腳的房東故友。經由這樣用心用力的取材，作者集聚起關于父親人生歷程和個性精神較為豐富的材料，使父親傳記的寫作有了“言之有物”的堅實基礎。對于張競生的傳記寫作，從對人物的在意到起意寫作歷時很久。張培忠與張競生“相遇”于班會課上一次地方文史的講座。“一次講座……記住了一個名字——張競生。”從此彼時的少年，“與張競生結下了不解之緣”。“張競生，這個曾令多少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名字，因了一份鄉土的情節，卻使我一朝相遇，欲罷不能，一發而不可收拾，念茲在茲近三十年，積累考證近三十年，研究寫作近十年。”12在三部傳記中，無疑張競生的書寫最具難度。因為傳主得其某種污名，所以沉入煙塵很久，相關資料散逸淹沒。張培忠不避事難，窮盡一切可能，悉心鉤沉，廣泛搜羅，尋得今天能夠找見的有關張競生的所有材料，主編出版了十卷本《張競生集》。張競生是一個在多個領域具有創獲的杰出學者，并且參與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法國勤工儉學等重大歷史活動。基于這樣的特殊情況，為了更好地了解、理解傳主的學術思想，準確把握歷史事件的大端和細節，張培忠作了大量的閱讀與研究。作品附錄的“本書參考書目”有200種，涉面很廣。而我們閱讀這部傳記中的許多章節，可以發現作者對所涉及的有關課題有深入的研究。由此可見，要寫好像張競生這樣沉沒于歷史深處并且具有專業造詣的名人傳記，就需要寫作者最好既是傳主史料的權威專家，又是對傳主相關學科有所考察思考的研究者。顯然在這些方面，張培忠是下足了苦功夫的。鄭成功的寫作也是一樣，作者注重材料的“來歷”和發現，曾兩次到鄭成功的出生地日本平戶尋訪踏勘，實地感受一代豪杰曾經有過的生命氣息。張培忠用十多年的時間收集積累與鄭成功相關的材料，“我是全球搜集資料，包括美國、荷蘭等”，“通過搜集鄭成功的史料，研究他的家譜，我發現他的曾祖母是澄海人，有潮汕血統”13。以這樣的耐力和眼力搜集材料，不僅使所得材料更為豐富，而且也能在開闊而深入的探尋中，獲得見人之未見的新材料。同時，基于寫作新主題的設置，作者注意研讀《先王實錄》《鄭氏史料》等文獻，從中提取有關海權戰略、商業經營的具體記載，為作品的“海權”敘事提供相應的實證材料。為滿足“跨界寫作”的話語需要，作者進行大量的“跨界閱讀”。《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附錄有191種“參考文獻”，其中就有海權理論首創者、美國海軍戰略家和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漢的《海權論》以及石家鑄的《海權與中國》、美國邁克爾·波特的《競爭戰略》、加拿大提姆·特拉弗斯的《海盜史》、英國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革與軍事沖突》和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等一系列涉及多學科的著作。這些著作的讀研，不僅打開了作者鄭成功新寫作所必需的新視野，更為重要的是為作品的新敘事置備了基本的話語體系。

三

非虛構文學的寫作由于其非虛構性的規定，其文本的建構不能通過虛構實現，只能通過扎實的采訪、深入的田野調查和文獻檔案材料的閱讀等，獲得寫作所需的素料。作品有賴于客觀真實的材料生成具體的敘事內容。此類寫作豐富的有價值的材料搜集，猶如屋宇建筑的備料。如果沒有相應的材料置備，建筑后續的工序就無法展開。同時，非虛構寫作材料的豐富性、有效性直接決定了作品的非虛構性，也影響到其文學性生成的品質。長期從事非虛構文學寫作的張培忠，對此不僅富有經驗，也有理性的自覺。因得扎實厚實的材料基礎，所以，作者在寫作的過程中，對作品的營構和故事的敘說就顯得調度有序，得心應手。

人物傳記的價值，其核心價值自然體現為傳主本身的價值。但傳主本身的價值并不只是其人生的個體價值，這種價值最終是在與時代關聯中實現的。因此，優秀的傳記文學既是傳主的傳記，也是他所處的時代的傳記。要之，讀者在作品中能夠遇見一個獨具人生行路和心路的傳主，也能透過傳主讀取一個時代的風云和流脈。即具有時代中的個人與個人中的時代某種雙向“互動”性，在這種雙向互動的觀照敘寫中，人物的獨特性得以呈現。我們閱讀張培忠的三部傳記作品，從中可以讀到這樣的意味。

“為張競生寫傳，就不應該局限于傳主生平，而必須有更為宏闊的視野。”14《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中的主人公行年八十二歲，人生十分豐富復雜，作者對他的個人史程作了清晰的、全面的敘述。但這種敘述并不是平鋪直敘的流水賬，更不是僅就傳主生平寫作其個人史，而是抓住人物行事和精神的獨特存在以及這種存在的特殊時代語境加以記寫，因此，作品既有傳主的生平行狀，也有開闊的時代背景。全書共11章，《混沌初開》記寫傳主的出生和少年生活，彰顯其卓爾不凡的性格生成，預設其人生命運的潮起潮落。《從晚晴園到總統府》章中“追隨孫中山”“謀救汪精衛”“南方義和團首席秘書”等節，細寫青年張競生參與革命波瀾起伏的人生故事。通過張競生革命故事的敘述，照見歷史風云人物彼時的行止動向，為南北議和、初立民國的重大歷史事件攝取了特寫式的場景，提供了另一視角中的歷史細節。《從巴黎到里昂》寫張競生留學法國之旅，他以《關于盧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論之探討》為題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獲得里昂大學的博士學位。這一部分的敘事是多維度的，學業之外，也用許多筆墨描寫張競生“留學時代的浪漫史”，這既顯示了人物性情中放浪的一面，也為后續的敘事作了鋪墊。此外，“留法學生會與法華教育會”一節，則記寫其擔任中國留法學生會主席，積極參與法華教育會的活動，為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興起作出了貢獻。《京華歲月》兩章是本傳書寫的重點篇章之一。1921年10月蔡元培聘請張競生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在北京大學這一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兼容并包的學術生態，激揚起作為理想主義學者的創造力。張競生因具體的人事，提出“愛情四定則”，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關于愛情的大討論。在北京大學首次開講性學課，并且出版《戀愛的衛生》等專著，“致力于建構一個性的烏托邦”。系統研究“美治主義”，構想社會治理的“理想”模式。此外還鼓吹“情人政治”，征集出版《性史》，等等。這一部分的敘事十分飽滿，主要突出了傳主作為“文妖與先知”的一段驚世駭俗的人生傳奇。既是時代環境不容，也是個人性格使然，張競生的離經叛道，讓他落到“江流”日下的境地，最終走向“顛沛流離”“廢塾殘陽”。《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對傳主人生線索的敘述較為完整，同時又強化了對其獨特性敘事，個人性與時代性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雙向奔赴”。“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個‘失敗者’，可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角度，幫助我們串起了一部‘不一樣’的中國現代史。”15陳平原的評說，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傳主以及這部傳記的獨特價值。

基于不同傳主各自的特質以及作品主題表達的不同預設，張培忠注意設計與之相應的敘述模式。《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的題目很有解讀的空間。其中的“鄭成功收復臺灣”，遵循的是已有的“民族英雄”述事模式，但很顯然，這樣的鄭成功故事的重述，無法有效地調動起讀者的閱讀期待。而在其前置“海權1662”，則表明了作者在熟知題材的寫作中，打開了新的視野，基于新的視野，開掘出題材中新的存在，揭示歷史人物故事中內含的當代意義。這部作品的寫作具有明顯的學術化色彩。所謂學術化色彩，并不是顛覆傳記故事性敘述的基本制式，而是在其中注入了學理的邏輯和深度的思考。“海權”是國家戰略管理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張培忠將其導入鄭成功傳記的寫作，其用意一是對鄭成功的故事進行富有吸引力的新的解讀，二是言說歷史旨歸于當代。這在作品的《引言》中有直接的說明。“歷史啟示現實。”在作者看來，“重鑄成功精神和時代精神”，就是要“喚起中國的海權意識和憂患意識”。依照這樣的寫作意圖，作品以“海權”作為敘事的要點，采用與之適配的宏大敘事模式。《引言》以馬漢的海權論進入，據此縱覽評說過往千百年世界歷史的大勢。第一章《明末海禁與海上貿易》，在明朝“鎖國”與“歐洲人東來”的對比中說事。第二章《體系建立與鄭氏崛起》，從商貿和軍事的角度敘寫鄭氏集團的特點，突出其海商集團對于海權的基礎意義。而最后一章《海權得失與戰略啟示》，則學術的特性更為鮮明，作品從“鄭氏海權經驗”“鄭氏海權教訓”和“海權戰略啟示”三個方面總結全篇，在書寫方式上敘述與論述相結合，顯示出作者對重要議題的思考深度。

與《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書寫迥然有異的，《永遠在路上：一個農民的一生》采用的是小微敘事的方式。這種“小微敘事”是由農民平凡的人生故事規定的。在紀實文學，特別是報告文學的寫作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關于重大工程、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等宏大的“國家敘事”。這樣的寫作自然是重要的，也是必須的。但是，沉默的大多數才是構成生活日常的要素，而且也是托舉著時代前行的力量，只是看起來似乎沒有那么地重大。《永遠在路上：一個農民的一生》的小微敘事，并不表示著與時代風景的隔絕，而恰恰是將“農民的一生”作為時代 “標本”，從一個標本里透視一段歷史，細察出歷史曾經的肌理。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本書所呈現的是半個世紀前后中國農村，特別是一個中國農民在山村、在底層，為了躲避貧困、解決溫飽而奔波不息、艱難前行的生活景況”16。在這部作品中，所謂小微敘事或微觀敘事，其實關于農民之家的日常生活敘事，而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就是他們的生存敘事。作品寫道，“父親是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他的人生理想十分簡單，就是‘志在吃飽’”。作為一家之長，其第一責任就是養家糊口，這其實是彼時一代父親的責任擔當。這樣的敘事構成了文本的重要內容，其間滿是灰暗艱辛，但也能感受到光亮和溫暖，極具底層生活的質感。除此之外，作品在主線敘事之中融入潮汕地區的地方風俗風情的記寫，如新屋建造及其儀式、男孩新生燜“分飯”的習俗等。凡此種種，使得作品兼具歷史學、社會學和民俗學等多重意義。

四

“傳記文學”這一命名提示我們“傳記”與“文學”在這里應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傳記文學是史實，同時也是文學。因為是史，所以必須注意到史料的運用；因為是文學，所以必須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17有“傳記”而無“文學”作品就會行之不遠。傳記文學的文學性是一種總體性的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其中的要素，但不是它的全部。“‘新傳記’的革命性不言而喻。首先是傳記觀念的轉變。‘新傳記’認為，傳記不是靜止的、沒有關聯的歷史紀錄的堆砌，而是傳記作家按照他／她個人的理解而表述的文學形象。其次是寫作方向的改變。‘新傳記’提倡的是形象工程，而不是所謂的原始記錄。不單純傳主的行動（action，即傳主的業績）應當是傳記摹寫的目標，傳主的性格尤其應為傳記摹寫的重點。第三是寫作方法的改變。傳記應當寫性格，塑形象，因此‘新傳記’主張‘傳記作者的重點放在藝術設計、小說形式、心理解釋和戲劇連續性上’”18。這一段表述雖然指說的是英國的“新傳記”，但對當代傳記寫作文學性的建構具有啟發意義。在張培忠這里，他對傳記寫作，乃至非虛構寫作的文學生成，也有著自己清晰的認知。“第一，非虛構跟虛構相同之處就是都必須塑造人物形象，而且要栩栩如生”，“但是報告文學、非虛構寫作的作家，他只能用真實的細節來呈現”；“第二，要解決好真實性和文學性的問題”，“要窮盡一切辦法挖掘史料”，挖掘“真實的細節”，“挖掘然后還原”，“真實的故事比虛構更精彩、更動人”；“第三，就是在創作過程中，還要調動文學的手段”，“大的走向、大的事件不能夠虛構”，但在其間，“可以想象發揮”19。在張培忠以上的言說中，包含了非虛構寫作文學性的基本議題，即非虛構與虛構一樣，作為敘事文學樣式，都要“以人為本”，通過敘事塑造人物；非虛構寫作的文學性基礎存在于它的真實性之中，作者應當致力于對真實故事中精彩、動人的情節、細節的發現和挖掘；非虛構寫作必須堅持其客觀真實的大原則，但也需要運用想象等手段強化文學性的表達。這些都是得非虛構文學寫作大要的言之有理之說。

故事性是敘事性文學寫作文學性置備的基礎。故事性強是張培忠傳記文學作品的基本特征，這得之于作者對傳主長期的史料、材料的搜集、研究和挖掘。作者所寫的人物都是很有故事的人物，不消說鄭成功洪波巨瀾的人生就是一部歷史大片，張競生的一生也是一出由個人性格與時代大勢演繹的命運傳奇，就是“永遠在路上”的父親，他一生的艱難行走，也可以說是反映特定時期粵東北山民生存生活世相的電視連續劇。構成故事敘事的是人物、情節和環境，傳記反映的是客觀存在的人物，所以在基本的真實性方面，張培忠能注意據于歷史，拒絕恣意演義，但傳記又是語言文學的寫作形式，需要形象性和現場感，所以作者又不拘泥于史實（其實許多具體的場景也沒有史料的實錄記載），而是根據人物的邏輯、時代的邏輯、場景的邏輯，進行適度的擬想，以建構真實生動形象可感的故事在場。《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記寫有張競生與李大釗、蔡元培、胡適、梁啟超等人交往的情形。在張競生自傳體隨筆集《浮生漫談》中有一篇《與李大釗同事時》，回憶他對李大釗的印象，篇幅很短。在張培忠的傳記中以“革命本色”一節書寫兩人的聯系，其中既有基于《與李大釗同事時》和其他有關史料的寫實，也有根據人物和場景的可能所作的“情景再現”。作者的想象是節制的，但想象的導入了強化了故事發生的現場感。在《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中，還有一些“閑筆”的運用也很能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如記寫1922年3月4日梁啟超與胡適的“打哲學對臺”，名教授間的趣味軼事，讓人既感知到他們的學問，又看到他們的性情。

在傳記文學的寫作中，傳主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文學性達成的關鍵。而能走進讀者記憶里一定是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因此傳主的性格敘事是傳記文學成為文學傳記的必要條件。《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中傳主張競生的形象再現采用的就是典型的性格敘事。張競生初名“江流”，學名“公室”，后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取字，自名“競生”，這些名字似乎昭示了他人生行走特質的代碼。在作者的筆下，張競生不是一個隨遇而適的靜安之人，而是一個敢于搏擊大潮的“弄潮兒”；不是一個愿意經營個人小天地的等閑之輩，而是一個心懷天下、志在社會“孤獨的尋夢人”。這樣的“尋夢人”亦即“先時人物”，“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三者為本，自余則皆枝葉焉耳”。20作品通過關于人物與時代互動的基本敘事，寫實張競生“理想”“熱誠”和“膽氣”的主導性格。《永遠在路上：一個農民的一生》則是以小微的生活敘事寫活了父親的形象，尤其注重通過富有表現力的細節凸顯父親對兒子的關愛。“在我究竟報考高中還是報考中師的問題上，父親與舅父有過明顯的分歧。”舅父覺得外甥學習成績好，將來考了大學更有前程，父親則堅持要兒子報考中師。“其時的父親已經沉疴在身，為了應對命運的不測，他做了最壞的打算，也是最保險的規劃。”這樣的文字平實，但極有感染力，其中深蘊著父親的大愛。父親在兒子的心中釀造成醇厚的老酒，得之于心，應之于筆。感動了作者的細節，也深深打動了我們。這部作品多的是這種見生活更見人性的素樸記事。不僅如此，作品多文本的敘事，也有效地豐富了文學性表現形式。文本主體是作者的敘事《永遠在路上》，另有書信《致父親書》《母親的口述歷史》和《中師日記》，此外，還配有人物、場景和物件的照片。這樣的立體建構，各種形式之間實現了真實性和文學性的互補。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百年報告文學的現實關懷與文體流變研究”（項目編號：22JJD75002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 張培忠：《人比月光美》，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頁。

2 轉引自李健：《中國新時期傳記文學研究》，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頁。

3 陸亞東：《海商興海權強》，《海權1662：鄭成功收復臺灣》，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頁。

4 20 梁啟超：《康有為傳》，團結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22頁。

5 張培忠：《性學只是他十個手指頭里面的一個小拇指》，《浮生漫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頁。

6 13 19 高小莉：《張培忠：賢者識其大》，《風起嶺南：廣東著名作家訪談筆記》，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44、345、347頁。

7 [英]托馬斯·卡萊爾：《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績》，周祖達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4頁。

8 9 10 16 張培忠：《在底層與非虛構》，《永遠在路上：一個農民的一生》，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241、242、247、247頁。

11 朱東潤：《朱東潤傳記作品全集·張居正大傳·序》（第1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6頁。

12 張培忠：《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后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522—523頁。

14 15 陳平原：《孤獨的尋夢人》，《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頁。

17 朱東潤：《陸游傳·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1頁。

18 唐岫敏：《斯特拉奇與“新傳記”——歷史與文化的透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頁。

[作者單位：常熟理工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