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曠野里》是柳青1953年寫的一部長篇小說，未寫完。此作是1952年柳青回到陜西，參與了一段實際工作以后有感而發寫的。該作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寫出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的一些嚴肅的問題。經歷了多年戰爭的共產黨干部（包括解放區和原國統區）走向全國，全面接管各級政權后面臨的新形勢和面對的新問題，特別是新出現的社會現象和諸種矛盾。作者通過一個縣委書記，塑造了他心目中黨的領導應有的處世態度、思想方法與工作作風，同時非常敏銳也很尖銳地塑造了一個縣長的形象，這個人物貪圖享樂，對群眾的態度有違共產黨初衷，思想浮夸，工作不切實際，對手中權力認識有謬。柳青以他文學家的敏感和思想家的敏銳，通過《在曠野里》，寫出了他對一個新時代開始的欣喜與警覺。

關鍵詞：柳青 《在曠野里》 新中國 作風

柳青長篇小說佚作《在曠野里》1的時代背景是1951年。此時，國內戰爭已結束兩年，舊政權已被推翻，新政權建立不久，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特別是社會制度變革、文化思想革新的大時代，從老區和新區各個方面涌現出來并被提拔上來的干部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這些干部的出身和經歷不同，文化水平和思想認識差異也很大，他們如何帶領群眾進行經濟建設，如何處理面臨的各種新問題，包括在和平時期如何生活，這都是擺在他們面前的新的也是嚴肅的問題。小說在首頁單獨引用了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一段話：“……過去的工作只不過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余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段話，也鮮明地表達了柳青創作這部小說所要表現的內容和主題。

小說一開始，借主人公朱明山乘火車赴任途中的所見所聞，以歡快的筆調表現了新中國剛剛成立那種朝氣蓬勃的景象——車廂里這塊那塊都是關于愛國主義的談論。人們談論著土地改革以后的新氣象，談論著鎮壓反革命給人們的痛快，談論著愛國公約像春天的風一樣傳遍了每一個城市和鄉村，談論著抗美援朝武器捐獻的踴躍，談論著繳納公糧的迅速和整齊……

《在曠野里》也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寫出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的一些嚴肅的問題。此作是1952年柳青回到陜西，作了一段整黨工作的調查研究，又到長安縣委擔任縣委副書記，參與了一段實際工作以后有感而發寫的。據柳青大女兒劉可風回憶：“1952年父親從北京初回陜西，就對當時的整黨工作做了社會調查，而書中所寫的治蟲工作，他閑談時提到過，我估計這里有他的親身經歷。特別是書中說縣委朱書記在一項工作的初期要往先進的地方跑，及時總結經驗和規律，然后就多往后進的地方跑，以便幫助后進，指導和改進全局工作。他說這是他的工作經驗。”2這說明，這部作品熔鑄著柳青一些真實的生活體驗和工作經驗。此作中，柳青概括和揭示了新中國建立初期，經歷了多年戰爭的共產黨干部（包括解放區和原國統區）走向全國，全面接管各級政權后面臨的新形勢和面對的新問題，特別是新出現的社會現象和諸種矛盾，如解放區（陜北延安老區）干部和新區（陜西關中原國民黨統治區）干部的矛盾；解放區干部走上新崗位到了新區以后生活上與工作上的一些困境與心理狀態；工農干部與知識分子干部的矛盾；干部之間的思想分歧與作風矛盾等。作者通過一個縣委書記，塑造了他心目中黨的領導應有的處世態度、思想方法與工作作風。難能可貴的是，柳青非常敏銳也很尖銳地塑造了一個縣長的形象，這個人物貪圖享樂，對手中權力認識有謬，小說中還用簡練的筆墨勾畫出權力部門個別干部權力囂張的現象，借以告誡全黨。

柳青以他文學家的敏感和思想家的敏銳，通過《在曠野里》，寫出了他對一個新時代開始的欣喜與警覺。

一

《在曠野里》主要通過縣委書記朱明山和縣長梁斌兩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他們之間的無形沖突，特別是他們思想認識、工作作風以及領導方法的不同，表現從戰火中過來或從地下工作出來的新老干部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在社會和生活環境發生變化之后，一些領導干部思想觀念和生活作風發生的變化，他們的成長或蛻變。小說以對比手法寫了工農干部出身的縣委書記朱明山與知識分子出身的縣長梁斌不同的工作態度和作風，肯定了朱明山深入農村基層，調查研究，聽取專家和農民的意見，切合實際的工作態度和作風，婉轉地諷刺和批評了梁斌浮在面上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工作態度和作風，同時也對梁斌等干部貪圖享受、權力私用等生活方式進行了揭示和比較尖銳的批評。

小說的主要情節，寫新任命的縣委書記朱明山到陜西關中一個縣里上任伊始，剛剛接觸了縣、區個別干部，大概了解了一些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突然接報渭河兩岸的產棉區普遍發現了嚴重的棉蚜蟲害，如不及時治理，棉田收成將大受影響甚至無收，農民將被迫鏟除棉花臨時改種晚收包谷，而這樣的結果損失將很大。作為縣委書記的朱明山和作為縣長的梁斌，在研究了面臨的問題之后，立即決定組織治蟲工作隊，召開工作動員會之后，兩人分頭帶領一些縣區干部到產棉區組織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治殺棉蚜蟲。而在治蟲工作的展開過程中，朱明山和梁斌表現出了兩種不同的工作思路和作風。

當時的農村和農民，限于文化和教育，還普遍缺乏科學的治蟲意識和辦法，很多人或者失望甚至絕望，或者抱有“天蟲天滅”的僥幸思想，有的村子還抬著萬人傘祭蟲王爺，有的農民則想著棉花不成了改種晚包谷。面對這種可以說是相當落后的現實狀況，如何把群眾普遍發動起來，帶動群眾趕快行動起來科學有效地治蟲，朱明山的認識很明確，就是采用榜樣示范，先派工作組下田親自滅蟲，取得成效同時也試驗出治蟲好方法后，群眾看到效果，不用開會講說和動員，他們自然都會效仿，因為殺蟲治棉不僅與農民的切身利益攸關，更是農民自身的當務之急。這種帶頭示范的思路和方法，使治蟲工作在短短幾天就取得了很大進展。

朱明山是小說中一號主要人物，他的身份是縣委書記，是陜北老區部隊出身的干部。小說在開頭第一節中，以敘述的方式介紹了朱明山的簡歷：此前他在西北大區的一個部里當了一個時期的科長，更早一些，他在陜北當區長和區委書記，后來在軍隊里當連指導員和營教導員，因為患了嚴重的腸胃病，他被西進部隊甩下來，“跌”進醫院去。“1949年10月1日的禮炮轟得他在醫院里蹲不住，他再三地要求工作。可是正碰上大行政區機構成立，他被安置到辦公室里去了。還說他是一個有相當文化水平的工農干部。他坐在科長辦公桌后面審閱、批核卷宗的時候，甚至于嫉妒那些隨軍撒在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的同志和后來到了朝鮮的戰友們。他曾經報名到朝鮮去，做他解放戰爭后期所做的后勤工作；可是他得不到允許。他也曾經要求學習過，可是只有那些根本拿不起工作或把工作做壞了的人才容易得到學習的機會，而他得到的回答總是‘在工作中學習’。”

從這個敘述中可以看出，朱明山雖是一個工農干部，但愛讀書，讀書并思考，工作、思考并讀書，“是一個有相當文化水平的工農干部”，并且，他能自覺地意識到，新中國成立，更需要在“工作中學習”，同時在學習中提高思想認識和工作水平。

朱明山很有頭腦，他工作深入實際，領導有方。1951年的農村，已經進行了土地改革，但沒有實行合作化，土地由農民自已耕種。朱明山第一次帶領縣區干部到棉田里治棉蚜蟲，看到問題，“回到區上，他把所有留在區上的工作隊干部和當地干部召集起來，提出要把縣上原先布置的步驟變更一下：兩天到三天里頭不開群眾大會，白天太陽紅的時候集中力量，由區鄉以上的干部親自動手，在愿意首先治蟲的村干部和群眾的棉地里打噴霧器。開始多打藥劑，第二天就多打煙葉水，第三天見效的話就全部打煙葉水。每天晚上在群眾里活動，只許宣傳大家到早上治過蟲的棉地里去參觀，等到大多數群眾轉變了態度再說。不許干涉群眾的迷信活動。”

在群眾不理解科學、沒有見過農藥效用的情況下，朱明山主張用事實教育群眾。同時，朱明山尊重科學，也依靠專家，相信群眾從善如流，工作不急不躁，其領導工作很有章法。

朱明山顯然是柳青著力塑造并大力肯定的一個正面人物，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甚至有典型意義的領導干部。朱明山雖是工農出身，“只有三冬冬學的學習底子”，但肯學習，愛讀書，加上工作中的積累，他在當鄉文書、中學畢業的未婚妻高生蘭的幫助下，“居然讀完了蘇聯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高生蘭把他引進了新的世界，開始了一種不知足的探索，后來他連續讀了那個時期風行全陜甘寧邊區的《日日夜夜》和《恐懼與無畏》”。他既有做區鄉基層工作的歷練，又有帶領戰士們沖鋒陷陣的戰爭磨煉，熱愛學習，勤于思考，作風扎實，工作務實，能不斷進取，既有全局觀念又有時代意識。《在曠野里》雖然并未寫完，朱明山形象全貌還有待于進一步展示，但現在的文字，已經以精彩的細節和扎實的描寫，濃墨重彩地塑造出了朱明山這樣一個個性鮮明而且光彩照人的縣委書記人物形象。

在小說中，梁斌作為第二個重要人物，小說對他也作了深入細致的刻畫。他是縣長，當地干部。小說中寫道：朱明山在地委會已經知道，“梁斌是1938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派到一個共產黨員當指揮官的原是楊虎城將軍部下的國民黨軍隊里工作；后來那個軍隊里一部分起義進了解放區，另一部分被打散了，梁斌潛逃回家里。家鄉初解放的混亂中，他組織起游擊隊，直到地方武裝歸軍區調走的時候，他留到地方工作”。從這個人的經歷來看，他當然是革命的，但并不是十分單純。梁斌工作上既勤奮又很努力，但也許是習慣了戰爭中那種戰斗的工作作風，他現在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顯得有些簡單化甚至粗暴。在治蟲工作中，他在渭河南岸指導工作，與朱明山采取的榜樣帶頭的工作方法相反，梁斌采取的辦法主要是開動員會，而且是用幾天時間召開大會和長會，并在會上不斷強調毛澤東主席的話“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結果農民沒有得到教育，工作也沒有展開，最后是朱明山到南岸檢查工作，采取糾正和補救措施。

小說中這樣描寫梁斌的工作方式和態度：

朱明山和趙振國同干部們一起過了渭河的第二天上午，梁斌騎著馬，通信員騎著自行車，到了渭河南岸的河口區。……兩個區的群眾都趕河口區上所在的湄鎮的集場，梁斌就到這里來指揮這兩個區的治蟲工作。他到的時候，兩個區的區鄉干部和工作組干部已經按他的指示集中起來，等待他兩個來鐘頭了。

“同志們，”梁斌拳術家一般粗壯的身體站在擺著紙煙和茶水的桌子后面，對坐在渭水河邊樹林子里的草地上的百大幾十個干部講話。他的神氣和口氣都像是大區的或中央的某一個首長下了鄉：“毛主席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為啥要說是嚴重的問題哩？因為我們不能用不久以前對付地主和反革命的辦法，解決農民落后的、保守的和迷信的思想問題。我們堅決采取說服的辦法，反對強迫的辦法。毛主席說這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

梁斌就這樣做了兩個多鐘頭的報告。

“問題很明白！”梁斌好像兩條粗腿負擔不起他身子的全部重量，兩手托著桌邊，上身探出桌面來，用他的宏亮的大嗓音說：“我們要領導農民開很多會，特別是討論會。為啥哩？因為不開討論會，農民怎個想自己教育自己呢？這和我們搞土改領導農民開訴苦會是一樣的哩！同志們，問題的關鍵就在這里！”

在這里，小說通過簡潔的敘述和傳神的形象描寫，把梁斌這種干部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和做人態度寫得入木三分，刻畫得惟妙惟肖。

小說同時寫了梁斌不作調查研究、不聽取一線工作人員建議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工作作風。他并不很懂農業，也不懂生產規律，指揮決斷簡單粗暴。一天晚上梁斌到縣農場視察，這個農場在新中國成立前曾是“王家花園”，談到關于砍伐二十畝由于管理不善而結得很少的“渭津”蘋果的時候，小說寫：“梁斌把洋火盒往洋灰桌上一摜，怒眼盯著場長說：‘春上看見結的少，就應該伐了種包谷……’”場長紅著臉說治完棉蚜蟲就伐，一個年老的管果樹的顧工湊上前來，求情似的說：“梁縣長，成物不可毀壞。今年沒結好，是去年的作務不到。你等明年看。明年再結不好，你辦我的罪。”梁斌問顧工：“你說人民現在主要吃啥過日子？你說：糧食還是蘋果？”問得老顧工張口結舌沒有話說。梁斌帶著可以使人感覺到的譏諷笑著，進一步對那已經很難堪的老漢說：“我們人民政府和國民黨官僚完全不同，這塊地皮到我們手里，它就既不是花園，也不是果園，我們要在這塊地上辦農場，讓它為人民服務！”

梁斌在現場既不做深入的調查研究，也不聽取老果農的意見，而是用命令方式讓砍掉多年的成林果樹，工作方法既簡單粗暴，也不講究科學的農業與果林業布局，這就是比較典型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工作作風。新中國成立后，對原國民黨官僚“王家花園”的接收使用，特別是對“百十畝地”中“大部分是果樹”的接管與如何使用，既反映政府領導的歷史與文化的認識水平，也反映領導的政策水平與實際管理水平。小說中寫，年輕的農場場長明知道專署農場處對這種大片砍伐果林早有批評，“有人把這種行為比喻成拆了從敵人接收來的樓房另蓋瓦房；有人說這實際上是把接收來的財產當成天上掉下來的東西揮霍；有人甚至提到原則的高度說大批的砍伐既成林木是犯法的”，但他被縣長早訓斥怕了，幾度拐彎抹角言不由衷還是沒敢明白地把自己的不同意見表達出來。讀到小說這樣的藝術描寫，可以明顯感到作者的批評鋒芒。

對于梁斌的工作作風，縣委組織部部長馮光祥對朱明山說：“對梁斌縣長不滿的人越來越多，他還堅持他的意見。干部消極抵抗他，他還發脾氣。”馮光祥還與縣委宣傳部部長吳生亮議論梁斌講話喜歡引用領袖語錄：“老邊區以前有一句流行話，說毛主席的話都是真經；可是真經也要看怎么個和尚念哩。歪嘴和尚能把真經念壞。”小說通過不同干部對梁斌的看法和議論，多角度塑造梁斌這個人物，同時也表現出作品對這個人物的看法和評價。

小說也寫了工農出身與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在新中國建設初期，他們在工作中各自的局限和一些問題。柳青善于通過一些生活細節和人物之間并不明顯的矛盾和沖突來表現這些問題。小說寫，趙振國雖然是縣委副書記，但他是農民出身，為人老實正派，工作踏實肯干，能吃苦，也有實踐經驗，但沒有文化，沒有理論修養更沒有理論高度，嘴笨言拙，所以在一些場合比如在會上講話發言，他就只能徒嘆奈何。小說中有一段是專門寫他的：

當了一個領導者，趙振國負的責任越大，他就越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的缺點，好像殘廢人一做活就感覺到手不應心一樣。他這個缺點在他到了新區以后，被領導者從多數是農民出身變成了暫時多數是知識分子出身，更是常常使他為難。……家了解他，反而感到一種不拘形式的親切。可是遇到在一個重要問題上發生爭論的時候，他心里是那么著急。別人一套一套花言巧語明明是不切實際的，只是他除了從十幾年積累起來的經驗里尋找以外，幾乎再沒有什么有力的根據涌到他頭腦里來，使他能像一個有修養的領導者那樣，用不著臉紅脖子漲就可以把別人說服。

與趙振國這種農民出身的干部不同，與梁斌異曲同工的是張志謙這樣的干部。張志謙作為另一個治蟲工作組的組長，他在高臺區的干部會上，也居然“作了將近三個鐘頭的動員報告”。小說寫，“工作組長張志謙一手拿著揭開的筆記本，一手不時地攏著他鬢角里固執地不肯就范的頭發，根據朱明山和梁斌的講話，加上他自己看樣子很得意的發揮，雖然趙振國事先也叮嚀過張志謙講話扼要些，可是那個住過幾天西北農學院的大學生好像決心要露一手”，“張志謙并不怎么強調拿事實來對群眾進行科學教育，而大談其棉花對于國家工業和人民生活的關系以及農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等等”。張志謙在治蟲工作最緊要的開始階段，不從實際出發，也不講實際工作，所作近三個小時的動員報告多是發揮性發言，這就是典型的夸夸其談，不切實際也不著邊際。

可以看出，《在曠野里》善于通過對比的手法塑造人物，如此，既寫出了人物不同的性格，也間接傳達出作品對人物的理性認知與感情態度。《在曠野里》，一切都是開始，一切也都剛剛開始，柳青在這部小說里，主要寫了縣上的主要領導和區鄉一些領導，無論是老區的工農干部還是新區的知識分子干部，面對新的時代新的環境特別是新的工作局面，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足。小說以嚴格的現實主義態度描寫了這些人和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的生活，給我們揭示出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的時候，“在曠野里”的各種景象，真實，生動，充滿問題，充滿矛盾，當然，也充滿生機，充滿希望。

二

全面接管政權以后，如何對待手中的權力，這是每一個領導干部特別是共產黨員干部面臨的新的現實問題，同時也是對每一個人政治品格和人格水平的考驗。

小說中，縣長梁斌就是一個未能正確處理領導身份與權力關系的人物。他除了工作作風浮夸，還把權力看得比工作更重，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耍官威，打官腔，重享受。小說第十五節開頭這樣敘述：

很多人被擺在領導地位上以后，人們可以從他們身上體會到責任心和從這種責任心產生的對事業的謹慎，對干部的關懷和對自己的嚴格。但是有些人被擺在領導地位上以后，人們從他們身上卻只感覺到把權力誤解成特權的表現——工作上的專橫和生活上的優越感，以至于說話的聲調和走路的步態都好像有意識地同一般人區別開來了。

梁斌從副縣長變成縣長不久，大家就在私下議論他變成另一個人了。

小說寫梁斌對下屬的態度和下屬的表現：“王秘書，”梁斌帶著一種權威的神氣命令說：“你去看朱書記在哪個屋睡，叫把蚊香給點著。薰完以后把門給關嚴，不要叫人亂開。”“王秘書好像仆人一樣馴順地去了。”

在治蟲工作緊張階段，縣委組織部長馮光祥給朱明山打電話反映“對梁縣長不滿的人越來越多，他還堅持他的意見。干部消極抵抗他，他還發脾氣”。小說寫朱明山嘆了一口氣說：“這個同志，唉……”，又“覺得在一般干部面前亂說不好，話到舌尖上又嚥了，只默然想著梁斌的神氣：他給他打過幾次電話，多數是跟他一塊的助理政務秘書去接的，說他睡覺。要把他叫醒，又說他吩咐過不要叫他。有兩次，他和朱明山在電話上說了話，他哼兒哈呀打官腔，總是避免談實際問題”。朱明山問“梁縣長到鄉上和村里看過沒有？”馮光祥生氣地說梁斌“多少次群眾運動，他到的最下邊是區上！”。由于他到省里匯報了一回工作，原來由縣委常書記兼任的縣長一職，改由他這個原來的副職擔任。小說寫，“梁斌一接任正職，馬上就變了另一副神氣。他在黨委會上開始不斷地和常書記發生爭執，固執地堅持意見；他在縣政府里好像成了‘真理的化身’，凡是他的話一概不容爭辯。他新刷了房子，換了一套新沙發，加強了他的權威的氣氛。他站在正廳的屋檐底下對著寬敞的大院子，大聲地喊叫著秘書或科長們‘來一下’。而科長或文書們給他送個什么公事或文件，要在他房外偵察好他不在的時候，進去擺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板上拔腿就走，好像那是埋藏著什么爆炸物的危險地區。日子長了，他發現了這個秘密，咯咯地笑著，從這些下級的可笑的膽怯里感到愉快。”

小說也觸及了剛剛誕生的新政權成立不久，一些人手中掌握了權力，自我膨脹，飛揚跋扈。作品第十六節寫縣委書記朱明山在鄉下治蟲工作中，在渭河邊偶遇縣公安局長郝鳳歧一行人，郝鳳歧蠻橫霸道，目中無人，幾個細節寫得極為形象生動。

朱明山推著自行車艱難地在渭河寬闊的沙岸上走向河邊。他向正要離岸的一只擺渡船嘶聲吶喊：“老鄉，等一等！老鄉，等一等嘛！”

撐船的老鄉停住手直起腰來，和船客們說著什么。船上只有兩三個穿灰制服的和四五個穿黃軍衣的人。朱明山以為船要等他了，低頭更使勁推著車子在陷腳的沙窩里跑步。可是他跑到河邊硬岸的時候，發現船夫重新撅起屁股撐船了。船離岸不過十多步遠。

“老鄉停住！不許開走！”朱明山憤怒地大聲叱咤，喝住了船。

一個穿灰制服的人神氣十足地直拗著脖子，斜眼瞟著朱明山，說：“啥老爺嘛！這么大牛屄？把船給我撐走！”他轉身命令，唾沫星子濺了船夫一臉。

船上發生了爭論。一個穿短褲的中年船夫走到神氣十足的人面前，態度平和但卻語氣堅決地說：“現在是毛主席的世事，咱得要講理。一來咱的船要開時人家就喊叫，還使勁趕了一氣；二來把他留下，還得為他一個人擺一回船。……”

……

大家下了船。朱明山從神氣的變化上看出那人已經感覺到他是什么人了。公安局的八輛車子被大家推上了高岸，那人和一個背盒子槍的留了下來。背槍的非得替朱明山把車子推上去不可，結果只剩他們兩人在后邊走上坡去。

“你是朱書記嗎？”那人臉紅地問。”

“對。”朱明山說。“你是郝局長吧？你在老邊區住過幾年？連學習三年，不算長；可總算老區來的。”……

公安局長紅著臉，歪裂著嘴角，沒什么話說。

分手后，小說寫：

朱明山扭頭瞭了一眼公安局長領先的八輛自行車的陣勢，心里感到好像丟了個什么東西一樣難過。

“這號領導同志不要說工作出岔子，光光把他領導的干部學壞，也是個大損失！”

事后，朱明山與組織部長馮光祥議論起這位公安局長，馮光祥講了這位公安局長的一些情況后，朱明山惋惜地嘆口氣說：“這樣就把他害了，發展下去很危險。”

與此作為對照的是，小說塑造的縣委書記朱明山則為人低調，生活樸素，能嚴格要求自己，作風端正。團縣委副書記李瑛在火車上偶遇朱明山，兩人當時互不認識，李瑛事后對單位同志講朱明山為人：“可樸素啦。準備從車站往城里扛行李……”朱明山在生活中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妻子的一些損公肥私行為非常不滿。小說寫高生蘭，“她的苦難（這是十分令人同情的）一結束，新的世界使她頭腦里滋生了安逸、享受和統治的欲望。高生蘭在朱明山工作的部隊里管圖書，經常不按時上下班，有時在辦公時間坐在辦公桌后面打毛衣，縫補小孩的衣服，甚至按照某種新鮮圖案繡花。她甚至不用手，而用下巴指使她的兩個干部——一個女青年團員和一個截著老光眼鏡的留用人員。”。“最使朱明山氣憤的是：上半年他到部里領導的一個學校里去搞整風中的清查工作，她從機關里重領了他一個月的伙食。他奇怪一個人思想溜坡的時候，怎么完全閉著眼不顧危險呢？朱明山在‘七一’前部里整風的支部大會上，嚴厲地揭發了這個事實；雖然他回到家里要用比支部大會上發言更長的時間解釋和鼓勵她”。因此，朱明山把妻子送到西北黨校學習，希望她在黨校能重新認識自己并有所提高。

戰爭結束，進入建設時期，隨著個人工作的重新安排與調整，新老干部都面臨新的形勢和局面，個人的生活問題包括感情與婚姻問題，也不期然浮出水面。這部小說也寫到了一些人物的感情關系和糾葛，如老區干部夫妻兩地生活如何處理與安排，在新的工作環境中如何對待猝不及防同時也很正常的情感遭遇，從而使《在曠野里》這部小說具有了較為深廣的生活面，有了濃郁的生活氣息，也有了精神與情感的深度。

這部小說是一部未完成稿，目前的小說通過朱明山回憶，重點寫到他與妻子高生蘭的關系和高生蘭的一些表現。朱明山在陜北一個區里當區委書記時，高生蘭從中學里畢業，來到區上當鄉文書，兩人互相學習，互相幫助，朱明山在高生蘭的幫助下，讀了一些蘇聯小說，“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興趣終于使他們談起愛情”并結婚。小說寫：“那是令人興奮鼓舞的1945年的事了。”“1947年的戰爭把他們分開了。朱明山參加了八百里秦川全部解放以前的每個大戰役。”而留在陜北的高生蘭，帶著兩個孩子，在戰爭中被疏散回家，和她母親一塊逃難，“度過陜北饑餓的1948年”。艱難的生活把“她變成一個村婦”，“特別使朱明山惋惜的是：她和書報絕了緣，而同針線和碗盞結了緣。朱明山在西安接持了她們大小四口不幾天，就發現高生蘭變得那么寒酸、小氣、遲鈍和沒有理想”。小說中的這一段回憶性敘述，雖然簡略，但內容非常豐富，讓人產生很多遐想，朱明山對高生蘭氣質和精神上的變化不滿意自然有他的道理，但高生蘭的這種變化讓讀者能夠理解同時也能產生同情。小說還寫到，在日常接觸和工作中，二十歲上下的團縣委副書記李瑛對夸夸其談的戀愛對象張志謙漸漸沒了感覺，而對三十歲上下的朱明山有了好感，朱明山在赴任途中對在列車上讀書的李瑛一見面印象就很好，但他后來有意無意地在規避自己的情緒。小說還寫到，也是陜北老區來的渭陽區委書記崔浩田，在與朱明山閑聊中透露，他隨軍南下以前退了家里給定的親，如今在工作中暗自喜歡上了李瑛。因此，從黨校學習之后出來的高生蘭是什么樣子又如何表現，年輕而且富有朝氣的李瑛后面如何發展，朱明山、崔浩田等人后面的故事如何展開如何結局，都給人留下了想象空間。這部未完成稿有其未完成的不足，但現有的內容已經構成了一個開放式的有意味的結構，給人留下了廣闊的想象空間包括再創造空間。

三

《在曠野里》，新中國剛剛成立，開天辟地，因為一切都剛剛開始，所以，面臨的新問題就多。從一定意義上說，這部小說既真實地記錄了一個歷史階段，同時也觸及并提出了許多新問題，而這些問題，將是一個長時期既需要面對也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在曠野里》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現實主義文學的現實性、真實性、典型性、問題性和傾向性都在這部作品里得到體現。難能可貴的是，這部作品提出的一些問題，或者說現實主義的問題性，在這部作品里得到了極其充分的體現。

從柳青的幾部長篇小說《種谷記》《銅墻鐵壁》和《創業史》來看，柳青對生活和人物的描寫總體是頌揚性的，他善于描寫正面的特別是具有時代英雄特征的人物形象。在這些作品中，他也寫了一些所謂反面的比如富農姚士杰那樣的人物，但按當時的文學觀念，是因為這樣的人物本身有其階級性特征，姚士杰屬于地主富農一類敵對人物，因此，姚士杰這樣的人物形象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并不顯得特別。《在曠野里》，柳青既以濃墨重彩寫出了朱明山這樣的正面而且感人的縣委書記形象，也著重寫了革命出身的縣長梁斌這樣的有點灰色的形象，雖然這個人物在作品中并不一定是反面角色，但對這個人物的態度，作品顯示出的傾向性顯然是批評的。這在柳青的創作中，還是很獨特的。從當代文學史考察，梁斌這樣的文學形象在當代文學中還要晚幾年才能出現。

因此，《在曠野里》這部柳青寫于1953年（寫作時間約為1953年3月初至10月7日）的作品，塵封七十年后重新刊出，顯然豐富了柳青的文學世界。柳青是一位跨越現代和當代的重要作家，是中國當代文學現實主義作家的杰出代表，是社會主義革命文藝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同時也是一位具有歷史意義的人物。柳青的創作始終追隨時代前進的腳步，他的長篇小說《種谷記》《銅墻鐵壁》是這樣，他的中篇小說、短篇小說以及散文隨筆也都如此，是社會巨變的記錄和思考，他的長篇小說《創業史》更是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面鏡子。現在，從創作時間來排列，《在曠野里》位列《銅墻鐵壁》之后，排在《創業史》之前。《在曠野里》的思想與藝術，更突出了柳青這位深入生活的作家的人格和思想，表明柳青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即有偉大作家所具有的特有品質，他有極其敏銳的發現和思考，也有提筆寫作。同時，《在曠野里》這部作品在今天發表面世，對柳青的研究及當代文學的研究，也都是極有意義的。《在曠野里》將豐富當代文學的藝術畫廊，特別是豐富甚至改寫十七年文學早期創作的某些藝術格局。柳青在生活和創作中長期形成的一些思想、態度和方法，他的一些創作經驗和美學思考，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值得不斷學習和深入研究。

注釋：

①柳青：《在曠野里》，《人民文學》2024年第1期。

②邢小利：《柳青長篇小說佚作〈在曠野里〉考述》，《人民文學》2024年第1期。

[作者單位：阮 潔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邢小利 陜西省作家協會]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