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廣平（左一）、沈鈞儒（左二）、郭沫若（右一）、羅淑章（右三）、李德全（右四）等民主人士離開沈陽前在火車站合影。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勝利召開。在新政協(xié)會議醞釀和籌備過程中，郭沫若做了大量工作“為新政協(xié)催生”。

“為建新中華”而積極奔走呼號

1947年11月，黨組織安排郭沫若來到香港，領導中國學術工作者協(xié)會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xié)會香港分會工作。此時，香港聚集著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郭沫若非常清楚自己身上的政治責任，對于黨的號召和指示，總是堅決貫徹執(zhí)行。他不辭勞苦地出席各種政治活動、撰寫文章、發(fā)表談話，“為建新中華”而積極奔走呼號，作輿論準備。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fā)布了“五一口號”，郭沫若于5月5日與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譚平山等12人聯(lián)名致電中共中央，表示堅決擁護這一偉大號召，認為當前籌備新政協(xié)會議“密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同時又致電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呼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xiàn)民主”。

5月8日，郭沫若應《華商報》編輯部之邀，出席“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xié)”座談會。會上，郭沫若首先發(fā)言，他詳細闡述了“五一口號”的重大意義和新政協(xié)的性質及召開的原則，第一次提出了中共中央在新政協(xié)的領導權問題。

他說：“中共中央五一的號召對于促進民主團結，促進勝利，具有歷史意義。”“正切合目前人民的需要。”“對于什么人來召開的問題，我坦白表示我們應請中共召開，實際上中共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中，居于領導地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必須坦白承認中共的領導權，坦坦白白承認毛澤東先生為中國人民領袖，承認新民主主義為今后中國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今天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工作就是坦白地促進全面的勝利。舉凡對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為中共所不能說，不便說，不好說的就由我們說出來。人家害怕中共，我們就向他說明中共可親而不怕。人家說中共要堅強領導，未免太驕傲，我們就說中共事實上在替我們打沖鋒。”表示“自己就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給我一頂紅帽子。做尾巴，戴紅帽子我倒覺得非常光榮”。

他還呼吁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或無黨派人士，在討論中共“五一口號”時，不要把第五條口號孤立起來，而是要整體去考察，此外，還必須把毛澤東先生的文告、雙十節(jié)宣言、土地法大綱、工商業(yè)政策等一齊研討。只有經(jīng)過這樣一段時期的醞釀研討，才能得到一個共同的意見，到那時，新政協(xié)會召開的時機也就成熟了。

“冬天來了，難道春天還會遠嗎？”

5月20日，郭沫若發(fā)表了長達一萬余字的《為新政協(xié)催生》，在文中，他對新舊政協(xié)的性質、組成成分和任務進行了詳細的對比，說明了它們本質上的不同，他指出“新政協(xié)的本質是以新民主主義為它的指導原則”“是面向著要以人民為主的真正民主”。新政協(xié)是“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資本主義宣戰(zhàn)的”“是革命性的產物”。新政協(xié)的任務是“重新建設新政府”、擬定和平建國《共同綱領》《憲法》草案、《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條例》等。并號召大家努力支援前線，擴大宣傳，“以大無畏的精神響應中共的主張，研究毛澤東的思想，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

郭沫若還通過多種形式，熱情呼喚新中國的誕生。在1948年端午節(jié)，郭沫若聯(lián)絡在港詩人領銜聯(lián)名發(fā)表了《我們的話》，歡呼“全國范圍的革命勝利就要到來，在亞洲大陸上，一個新的中國就要誕生”；表示“在這大風暴的日子，大解放的黎明，作為一個詩人，他不僅要帶著他的歌唱來參加人民革命的行列，而且更要帶著他的為人民服務的點滴實際工作，來共同創(chuàng)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詩”。他憧憬著明年端午到南京或北平去紀念詩人節(jié)。1948年11月初，郭沫若應邀到香港南方學院演講，他講述解放戰(zhàn)爭勝利發(fā)展的形勢，情緒激昂，熱血沸騰，到后來，完全是在朗誦詩篇：

“新中國在東方噴薄欲出了。建設新中國的神圣職責，落在年輕人的肩上。同學們！希望你們愛祖國，愛學習，學知識，練本領，為偉大的祖國貢獻力量。”

“冬天來了，難道春天還會遠嗎？讓我們舉起雙臂，歡呼新中國的春天的來臨吧！”

根據(jù)中共安排，郭沫若作為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化名“丁汝常”，于1948年11月23日夜離港北上，他“決心摒除一切的矜驕，虔誠地學習、服務，貢獻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與他同行的還有馬敘倫、翦伯贊等30余人。這次北上是一次秘密行動。為了北上人士的安全，郭沫若放了一個煙幕彈，他從8月25日起，在《華商報》副刊連載《抗日戰(zhàn)爭回憶錄》，每天一篇，本來是隨寫隨發(fā)，得到北上的確切時間后，他趕寫了七八篇文稿，預先交給報社，給人以自己沒離開香港的假象。《抗日戰(zhàn)爭回憶錄》于12月5日連載完畢，此時他們已進入東北解放區(qū)。

將此身“慷慨付人民”

1949年2月25日，郭沫若與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等35人從沈陽乘火車赴北平后，作為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特別是作為教、科、文諸界別的無黨派人士的領軍人物，開始正式介入到新中國的策劃和籌建中，他樂此不疲地參加各種會議、訪談、聚會，將此身“慷慨付人民”。

6月中旬，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召開。郭沫若代表無黨派人士講話，盛贊新政協(xié)，強調“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毛主席所提倡的新民主主義的照耀之下，我們將要永遠走著上坡路，而永遠不會下降了”。他是籌備會無黨派小組的召集人，在多次小組會上，“折沖于各位代表之間，靈活地而又堅定地貫徹黨的方針和主張”，為日后政協(xié)會議的正式召開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會議閉幕時，他被選為新政協(xié)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常務委員會下設6個小組：其中第5小組負責起草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大會宣言，組長是郭沫若、副組長是陳劭先；第6小組負責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郭沫若是第6小組16名成員之一。

當年7月，籌備會登報公開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曲。啟事中提出應注意中國特征的要求，就是采納了郭沫若的意見。現(xiàn)存的許多應征稿件上，都有郭沫若寫的具體意見。他還身體力行，設計了一面國旗，寫了《新華頌》作為國歌應征稿；在《義勇軍進行曲》初步確定為國歌后，又被大家推舉改詞。在征集、篩選、設計和確定新中國標志的過程中，郭沫若全力以赴，費盡了心力。對后來國徽圖案的設計，郭沫若就圖案上方谷穗相接的缺口如何處理提出應表現(xiàn)“金甌無缺”的設計思想。設計者十分重視這一意見，將缺口設計為寶瓶口，下襯以完整的金環(huán)。現(xiàn)存的國徽圖案稿上有一行小字：“郭老已看，說‘金環(huán)可喻金甌無缺’。”

在新政協(xié)會議籌備會召開之際，郭沫若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表示“我們一定要誠懇地接受中共堅強的領導，在毛主席的旗幟下，勇敢地向前進”。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會議第4天，郭沫若作為領銜提案人，和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等44人聯(lián)名向大會秘書處提交了提案《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lián)合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這件提案代表4億多中國人向世界宣布：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是真正代表中國人民意愿的會議，由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國民黨反動政府無權代表中國人民。這件提案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

在第5天的全體會議上，郭沫若作為無黨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作了發(fā)言，表示堅決擁護《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并說：“我們是無黨派民主人士，但我們絕不是美帝國主義所企圖引誘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我們是民主的集體主義者，我們也絕不是自以為站在中間路線上的所謂‘自由主義者’，但我們確實是相當自由的，而且自由到了這樣的程度：我們要自由自在地跟著毛主席向一邊倒。我們在國內要自由自在地倒在中國共產黨的一邊，擁護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一切號召，擁護中國人民解放軍，擁護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9月29日，郭沫若前往頤年堂毛澤東住所，與毛澤東、周恩來、李立三、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8人一起，討論修改毛澤東主席自擬的就職公告稿。

10月1日，郭沫若與毛澤東、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參加了自己為之奮斗了一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作者為四川省樂山市沙灣區(qū)政協(xié)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