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鐘法權的長篇小說《重生》，是一部熔戰爭與現實雙向題材、生活與殺伐二重結構、血火洗禮與運動陶冶兩面人物塑造、敘述與描寫互映情節推進的力作，為新時期小說題材與結構的突破與重構作了大膽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另外，它對于戰爭小說也有新的貢獻，就是深入到更深更廣的背面，去挖掘人性善良或陰暗的一面，將戰爭的殘酷與人性的缺陷有機結合，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關鍵詞：鐘法權 《重生》 戰爭小說 二重結構

鐘法權的長篇小說《重生》1，是一部熔戰爭與現實雙向題材、生活與殺伐二重結構、血火洗禮與運動陶冶兩面人物塑造、敘述與描寫互映情節推進的力作，為新時期小說題材與結構的突破與重構作了大膽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同時，它也是一部厚重的反思性作品，對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以及后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生產建設、各種運動都有檢討，讀之令人深刻反省，也為作者圓融的表達技法所折服。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審美取向，都在以自己的筆觸表達著對于世界的認知。《重生》的作者企圖以不同時代的片段擷取，不同時代下不同人物與事件的呈現，重塑人們對它的認識，從而形成歷史反顧。從這一角度看，《重生》是一部好小說，它有著歷史的厚重感與文本的創構性。

一、雙向題材與二重結構

較之于其他小說文本，《重生》在題材方面的主要突破是它題材的雙向性2。小說以1953年抗美援朝結束為起點，開始敘寫主人公張昌武的人生經歷和生死劫難。他先是回到錦州休整，提拔不成，因與左團長有過節而賭氣復員回到老家。回家后領導村民兵小隊集訓比賽，再戀愛結婚，不久被任命為縣工業局副局長參加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又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大煉鋼鐵運動中，緊接著因一些言論被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整，妻子汪百合因此喪命，最后恢復公職，任公安局局長。

按照一般文本的寫法，小說的主要內容就是寫張昌武抗美援朝戰爭之后的事。可作者卻有意要打破這種單向度的敘事手法，有意加入戰爭的內容。小說通過張昌武回憶與講故事的手法，先后寫了1944年的老河口機場外圍保衛戰、1945年的百花山機場爭奪戰、1948年吉林白城起義、抗美援朝第四次戰役、青峰嶺戰役、五次戰役之渡江突圍、張昌武的參軍選擇、1945年老河口機場收復戰、錦州解放戰、海南島渡海戰等大小戰役。有的戰役一次寫完，有的則分兩三次。

小說的題目是“重生”，旨在表達主人公張昌武的現實人生。每一場戰爭的劫后余生，都可謂是重生。到了和平年代，又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運動，這中間，也是百死一生。正如小說封面所題的“每一次浴血都是一次重生，每一次劫難都是一次涅槃，每一次洗禮都是一次綻放”那樣，主人公可謂是九死一生。一般人會以為，戰火比現實要危險百倍，槍林彈雨中人的生命會更加脆弱。可在這樣大大小小的戰爭中沒有死去的張昌武，卻在復員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兇險。一次又一次的運動，讓他沒有死于敵人的明槍，卻總傷于自己人的暗箭，甚至在一次被批斗中使妻子喪命，自己癱瘓在床。這就形成一種對比，旨在揭示一種思考，為什么一個歷經百戰的英雄，會面臨這樣的遭遇和命運？這樣的設置，讀后令人心緒難平。

小說《重生》題材套題材，結構含結構，由此形成了它獨特的二重結構3，這正是該文本的最為可貴之處。作者選取新中國成立初期前二十年左右的時間為主要敘述對象，圍繞張昌武身上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來呈現一個時代的主要風貌。其敘事，主要是按兩條線索平行推進的：一條實線，是張昌武復員后的生活經歷；一條虛線，是張昌武的戰斗經歷。其間講述的每一場戰斗、每一次經歷都由場面與細節構成，這讓小說有了厚重感和穿透力，讀之令人不忍釋手。

可以說這是一種大膽的嘗試和有效的突破，為新時期小說創作手法的改革做出了貢獻。我們知道，當前文學創作有了一個大繁榮，長篇小說的數量正在與日俱增。可是，就表達技巧來說，雙向題材、二重結構的小說卻并不多見。就經典作品來看，只有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采用的雙線結構，魯迅的《藥》用的是明暗線結構。其他小說，以筆者淺陋的閱讀能力檢索，很少用雙線結構來寫。這是對于作者寫作能力的一種考驗。作為一個“60后”作者，其所寫的這些內容都非親身經歷，若不是對于戰爭史與現代史有著深刻了解的人，若不是對于戰爭場景與現實生活都非常稔熟，一般作者是斷然不敢做這樣的嘗試的。作家鐘法權的一生主要都在部隊度過，他對于戰爭史的了解顯然多于其他人。同時，他生活過的家鄉，其山川風物、人情世故、歷史人物與事件，又給了他無盡的滋養。加之其童年對于當時各種運動的印象，長輩對于當時社會現實的講述，都讓他具備了這樣的文本敘寫實力，也讓他有能力作此種試探。而這種嘗試也是成功的，它在新時期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在表現手法的突破提供了經驗。它打破了過去單一題材、單向結構的敘事套路，讓小說擁有了更為復雜繁復的表達張力。

當然，二重結構的小說必然要有主賓次序，必然要以一個線索為主另一個為輔，虛線要服從于實線。可小說讀完后，筆者的感覺是，主人公張昌武于戰爭中表現得更為出色，于現實中卻相對顯得扁平了些。這就給人以反客為主的錯覺。這主要是由于作者長期的軍旅生活所造成的，同時也與雙線結構的駕馭有關。就文本來看，對于現實題材的刻畫要比戰爭題材偏弱些。但這也并不影響本小說內容的篤實與豐厚。從當下現實主義的小說文本來看，它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與高遠超邁的審美取向，而二重結構的表現手法，則更使其具有相當獨特的藝術價值。

二、多種人物與多維塑造

一部三十萬字的小說，涉及有名有姓的人物不下一百個，其重點刻畫的人物也有十多個，而且個個個性鮮明，這是相當復雜的一個系統工程4。這中間，有正面的人物，也有反面的人物，也有基本正面卻有嚴重性格缺陷的的人物。他們被放在不同的環境下加以塑造，使人物有了鮮明的對比性與參照性，看上去極其鮮活且富有個性。人是現實中的人，有時為環境所左右。而環境，也是人物活動表現的舞臺。將人物放在環境中刻畫，形象性自然且豐富。以不同環境多棱鏡式地呈現人物形象，是《重生》的又一亮點。

主人公張昌武，是小說貫穿始終的主要人物。戰爭中，他果敢、勇猛，無論是攻克堡壘，還是突擊偵察或斷后撤退，他都表現出他人未有的無畏精神。同時他也是仁厚慈愛的，救過許多人的命，包括他的團政委。復員回家后，他以一個專業軍人的素養訓練民兵，從而在全縣的大比武中奪得冠軍。當了工業局副局長后，他又深入一線，考察水泥廠與磷肥廠的廠址，為金縣的工業發展奉獻力量。大煉鋼鐵之際，他以正直不阿的人格和對未來準確預判的能力建起小鋼爐，并成功地規避了麻雀窩泥石流淹沒的危險，既滿足了煉鋼的產量，又逃過了天災和人禍。三年饑荒時，縣區向農民征糧，他又站在農民的角度深入調研，同情他們的遭遇，以實際情況行事。張昌武的前半生，還經歷了三次戀愛。第一次是在朝鮮養傷期間與朝鮮姑娘金姬的愛情。這次愛情是以金姬姑娘為主導的，昌武處在被動地位。但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生理與心理的矛盾沖突是可以想見的。他始終以部隊紀律為重，極力克服著生理沖動，以逃避的方式結束了這次單方面的愛情。第二次是與汪百合的愛情。二十八歲的昌武被十六歲的百合崇拜，昌武也為百合的美麗、聰明和懂事所吸引，二人由戀愛步入婚姻的殿堂。百合在批斗中死后，他又與一直暗戀著自己的張梅青結合。在這一次次肉體與精神、生命與靈魂的沖撞中，主人公以鮮活生動的形象展現在讀者面前。作者就是想要把主人公放在不同的環境下加以塑造。除了主要經歷的戰爭環境、現實環境外，還有政治環境、工作環境、運動環境與愛情環境。這樣的多維塑造，使得人物的性格具有了豐富性與多面性，成為一個立體的人。

小說所用筆墨僅次于張昌武的，是反面人物鐘守剛。他貪婪、狡詐、好色、殘忍。剿匪時當向導，因多吃了幾塊紅薯放屁被土匪發現中了一槍，因此而立功，并成了村里的民兵連長，也得到了縣委書記李為民的認可與同情。后來被提拔為區副區長、公社主任、書記、縣委副書記。為了向上爬，他不斷地借助運動并在運動里火中取栗。大煉鋼鐵時，為了提高鋼鐵產量，他挨家挨戶去搜羅鋼鐵，把老百姓家中的鐵鍋門栓都搜了回來，甚至連寺廟里方丈用的鐵夜壺都不放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百姓家并沒有多余的糧食，但他為了表現積極，主動提出全公社上交二十萬斤征購糧。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他層層動員，恩威并施，不惜動用民兵來威嚇百姓，最后造成搶糧風波，并害死了村民鐘立法，害得老百姓吃野草吃樹皮，有的甚至到老鼠洞里掏糧食吃，就這樣還是餓死了人。在鐘守剛的心目中，最為忌恨最讓他不能忍受的人，就是張昌武。他一回來，自己的民兵連長就被剝奪了。自己娶的是地主家的小妾，他張昌武娶的卻是十八歲的初中畢業生。自己殘疾了待在農村，張昌武卻直接升任了工業局副局長。嫉妒心燒紅了他的頭腦，也讓他走上了一條鋌而走險的絕路。他處處與昌武為難，不斷地借運動之名批斗他。直到最后害死了汪百合，讓昌武癱瘓在床，卻還不想放過他。最終，他自己布下的因也就注定了他吞食自己的果，以飲彈斃命結束了短暫的一生。比之于其他人物，鐘守剛的形象塑造更為成功。他在不斷的爬升過程中，不斷釋放人性的惡。在一次次環境的改變中，刻畫出他自私刻薄的復雜人格。

除此之外，其他人物也都豐富厚重，栩栩如生。如左團長的剛愎自用、心胸狹窄，只因為昌武是國民黨起義過來的，又攪了他與地主家女兒的好事，就對昌武有偏見，死活也不肯提拔他，還給他復員的檔案加了黑材料。如李為民、金縣政事的操盤手，心機深掩，穩重圓滑，對昌武的批判是他一手策劃的，卻把鐘守剛與陳大志推到前面開路。當陳大志與鐘守剛斗得不可開交時，他又將二人同時邊緣化。汪百合的聰明伶俐、堅決果敢，張梅青的內斂深沉、含而不露，張昌興的圓融世故、為人老道，郝光的堅持原則、仗義直率，游三醒的愚蠢固陋、刻薄殘忍，每個人都通過自己的言行將其性格呈現了出來。人物塑造只有放在多維的環境下，才能創造出立體的活生生的人，才更能彰顯人的生命力與主體性。作者以嫻熟的筆法與超高的駕馭能力，讓每個人物都很生動。

如果說以不同環境來展示人物性格只是一個橫向的斷切面的話，時間前后的性格刻畫則是一個人性格坐標的縱切面。張昌武在戰場上勇猛無敵沖鋒陷陣，復員后仍是脾性不改。第一次見守剛，就因言語不和把酒潑在對方臉上。大煉鋼鐵時，見守剛強收老百姓的生活用具，就說了一些過激的話，留對方以把柄。最能體現他耿直性格的是，當鐘守剛動用權力強征老百姓生活用具聽不進勸告時，他一把將鐘守剛拎起來，直接扔進了河里。如果說戰場是一個大冶爐，它將人打造成了一個英雄和硬漢，現實生活卻恰恰相反，它要求人迂回、通達、圓潤。昌武之所以在現實生活中處處受到制約與掣肘，就在于他人格的過早定型，形成軍人特有的耿直性格。而這也恰恰是本篇小說的可貴之處，它反映了主人公前后性格的一致性。鐘守剛的性格也是前后一致的，這個見孔就鉆、殘忍貪婪的人，利用大煉鋼鐵和對昌武的揭發，爬到了公社革委會主任的位子上，又利用征糧運動與孫光年調換了位置，成了公社書記。后來，又因為在武斗中救主有功，成了縣委副書記。每一次升遷，都要辦一次酒席，每一次升遷，都是對于運動的利用。這兩個人，是小說《重生》所塑造的典型人物。

典型人物是指，其具有鮮明特點的人物個性，又能反映出特定社會生活的時代之普遍性，是能夠揭示出社會關系發展的本質規律性的人物形象。在這兩個人身上，均有著作為人的共性，也有其自身豐富個性，是一個對立統一體。他們受所處的歷史條件的制約，表現為鮮明的時代特征，同時又呈現著作為個體人的復雜性，這是一種多維度的人物刻畫5。作者對于小說的表現手法是駕輕就熟的，他把每個人都當成“人”來寫。是人，就有欲望，就有情感，當然，人與人在某些方面顯然又有他的一致性。有成就的作家都是人物刻畫的大家，都能在創作過程中將小說人物塑造得既能體現時代特色和社會變化特征，又昭示著他鮮明的人格色彩。筆者乍讀此書時、感覺這些人物的性格是單一的、扁平的，沒有變化，而掩卷深思卻發現，這恰恰是小說文本的成功之處。

這里還要不嫌冗贅地來說說主人公昌武的三段愛情。在筆者看，這三段戀情都沒有所謂的愛情基礎。與金姬的戀愛，不過青年男女的生理沖動。兩個國度，語言不通，三觀各異，之所以能擦出愛的火花，不過是青年男女的荷爾蒙在起作用。與汪百合的戀愛，也不過是英雄美女的舊瓶新酒。年齡上二人相差十多歲，對于世界的認知與生活經歷，也不可能讓他們有共同的觀念與語言，但他們卻愛得如此熾烈。至于張梅青，倒是相對有點基礎，二人同時在區上工作，共同經歷了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對于某些社會現象有著共同的認識與理解。但他們的愛情初始也是由英雄美人所演義而來的。筆者在讀完這部小說之后，最初的印象就是這樣的。但經過一陣沉淀之后，卻感覺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那是20世紀50—70三個年代的事情，畢竟那是一個注重精神不講生理的時代。在這樣一個特殊時代里，英雄的光環足以蓋過現世中所有的美好情感。任何意識形態，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愛情概莫能外。在一個個人的主體意識尚未覺醒的年代，愛情與人的政治熱情很難區分開來。作者這樣寫，是符合歷史真實的，也符合藝術真實。

三、重現歷史與重構情節

小說是對歷史的重現。任何有良知的作家都會于歷史中尋找有價值的能夠促發人深省與思考的歷史片段加以情節重構6，從而引發人們對于往日的回眸深思。從這一意義上來看，《重生》算是達到了它所預期的目的。這中間，作者以其出色的敘述方式與平實的語言，帶領讀者翻檢一頁頁過往的歷史，從而以一種反省的態度面對過去。小說所敘寫的那一段段歷史，無疑是真實的，但人物和情節卻在真實與虛構之間交替，彰顯映現出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辯證關系。

小說雖然只有三十萬字，卻有大量的內容。從參軍到抗日戰爭，從起義到解放戰爭，從抗美援朝戰爭到社會主義建設，從大煉鋼鐵到一個個政治運動，作者力圖給人展示一軸軸生動的風起云涌的歷史畫卷。作者用以點映面的手法，將張昌武的個體人生與時代大潮結合起來，從而使小說具有了一種大歷史觀。

抗日戰爭的艱難困苦，由張昌武參加的“老河口機場保衛戰”“百花山攻擊戰”“老河口機場收復戰”來細致呈現，解放戰爭則由“白城起義”“錦州解放戰”“海南島渡海戰”來展現，而抗美援朝是以“第四次戰役”“青峰嶺戰役”“五次戰役之渡江突圍”來顯現。這些大大小小的戰役，每一次攻城拔堡，每一次浴血沖鋒，都用張昌武一個人的回憶與講故事串成串，將其一一描述出來。小說不同于影視藝術，它只能用語言來敘述。作者以形象生動的語言，將戰爭場景生動地敘述與描寫出來，帶入感極強。我們對于抗美援朝的了解，多是通過魏巍的小說《東方》，以及一些如《上甘嶺》《英雄兒女》等電影所感知的，但對于戰爭的殘酷性與血腥氣，所知并不多。《重生》卻給我們展開了它的另一面。如剛開始仗打得相當順利，但美軍換帥之后，我軍卻遇到了空前困難。在李奇微接替了麥克阿瑟后，他發明了磁性戰術，即在前七天與志愿軍巧妙周旋，到了第八天開始反攻。這就使我軍在某些時候顯得十分被動，有時為了找糧食極其艱苦端極饑餓時，那些做挑夫的士兵，甚至吃自己身上的虱子。小說的真實性，就在于細節的真實性，而細節的真實性，反映在小說中恰恰又體現出文本的歷史真實。作者通過一系列的細節鋪筑，展示了戰爭的血腥與殘酷，同時也顯示了文本藝術審美的獨特性。

大煉鋼鐵時，鐘守剛盲目上馬建大高爐，最終卻以失敗告終。為了完成鋼鐵產量，去老百姓家沒收鐵鍋鐵鏟門栓鎖頭，甚至把寺廟里的香爐、夜壺都拿了回來。因為砍光了周圍的樹木，麻雀窩在一次暴雨后被泥石流淹沒，差一點將參加煉鋼的人全部吞沒。也正是因為砍伐樹木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后面糧食欠收，饑荒開始漫延。對于大煉鋼鐵的事，作為與作者同齡的筆者，從歷史認知來看，顯然是未經歷過的，但其呈現卻是真實的。幼時，筆者的母親曾經講述過有關大煉鋼鐵之事，與小說的敘述完全吻合。

三年大饑荒時，和全國所有地方一樣，張昌武所在的鹽池鄉人，同樣吃不飽肚子。他的生身之地禾垸子村，老百姓只能以一些紅薯葉子玉米等菜果充饑。可就在這樣的困難境地，縣上卻下達了征糧任務。公社書記孫光年對當地的情況是了解的，所以他一直后退，不想完成征糧任務。可時任公社主任的鐘守剛為了突出表現，主動請纓，表示公社可以完成兩萬斤的征糧任務。由此，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風波，并導致了一場搶糧事故。村民鐘立法，因為拒不交糧，與民兵發生沖突，搶槍出逃，在圍剿中中彈而亡。對于三年大饑荒的歷史，因為某些資料的缺失和檔案的未揭秘，當下的年輕人知之甚少。相比于安徽河南山東河北等地，作者所描述的他的家鄉要相對好得多。但即使情況稍好，同樣也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作者所講述的是真實的歷史，其情節都是確實發生過的。就此來看，作者直面現實的膽魄是值得我們當下的每一個作家所敬佩的。

批斗昌武，妻子百合來陪斗。此時的百合，身懷六甲，卻被與昌武綁在一起吊于空中，“坐飛機”示眾。而就在兩人被吊于空中時，繩子斷了，二人同時從高空掉了下來，百合因為腹腔大出血不治而亡，昌武也一時癱瘓在床。那場荒誕的運動，終因昌武的癱瘓而結束了對他的批斗，但其血腥與殘酷，卻被真實地再現了出來。再現歷史不只是要人記住歷史，更重要的是它在提示人們反思歷史，是為了我們今后不再讓它重演。雖然這些零零散散的事都發生在昌武一人身上，雖然這些情節都是作者虛構的，但其真實的本質，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著的。任何小說就其情節來講都是虛構的，但它卻揭示了生活的本質，符合歷史演進的邏輯。正是因為這一點，筆者認為《重生》是近年來難得的一部好小說，是一部現實主義文學的力作。

歷史的真實是指實實在在的已發生的歷史事實，是未經過任何加工修飾，最原始、最真實的生活素材7。而藝術的真實性則是藝術家從生活真實中提煉、加工、概括和創造出來的真實題材，通過藝術形象集中反映出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與真正面貌。與歷史真實不同，藝術真實是以虛構的情境來表現對社會生活的原型的，其內蘊是引導讀者認識和感悟生活。從這一意義面來說，藝術真實是一種內蘊的真實，是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真實。歷史真實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真實，而藝術真實卻是加工創造出的揭示社會本質的真實。它更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形象更鮮明，意念更突出。

除了以上所說的三點外，小說的表現手法也是極其超邁的，其敘述簡潔有力，不枝不蔓，層層推進，張弛有度。人物描寫、場面描寫精致老道，有條不紊，形象逼真。作為一個湖北人，他對于家鄉風物、世故人情都是成竹在胸的，其自然風光、山川河流一一從筆底流出，白描功夫著實了得。而最見作者功力的，是場景描寫。昌武回到故鄉的歡迎宴、昌武的訂婚宴、結婚宴，守剛的請客宴，其人物眾多，次序繁瑣，座次復雜，卻都被作者生動逼真地描述了出來。眾多人物的對話，性格突出，形象鮮明，都是其內心世界的真實映現。鑒于篇幅的關系，對于文本技法的問題，這里不再展開，有興趣的同仁可以通過閱讀來體味其中的味道。

[本文為陜西省高等教育學會項目“倉頡廟祭祀與漢語文化傳播”（項目編號：XGHZ2202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鐘法權：《重生》，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

2 小說題材的雙向性，這一提法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見，只有陳繼會的《女性自我意識的雙向探尋——新時期農村題材小說一瞥》，《中州學刊》1988第5期。劉輝的《題材內容的單向吸收與雙向交融——中國小說與戲曲比較研究之二》，《藝術百家》1988年第3期。

3 目前對于小說二重結構的理論著作并不多見，僅見于具體的文本分析。主要研究成果有：關冰冰、楊炳菁的《“窮嬸母”的生成與小說的二重結構——論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窮嬸母的故事〉》，《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王方的《哂笑下的悲鳴——論〈儒林外史〉諷刺藝術和悲劇意識的二重結構》，《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張瑞杰的《魏晉南北朝鬼小說時間結構的二元性》，《文化學刊》2016年第10期；趙文蘭的《重構與二重性——解讀曼斯菲爾德的〈逃跑〉》，《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傅軍的《施蜇存都市小說敘事的二元結構解析》，《文教資料》2008年第34期；宮愛玲的《墮落與救贖——論葉兆言〈我們的心多么頑固〉的二重結構》，《名作欣賞》2005年第10期；彭姝祎的《杜拉斯的二分對位、雙層復調小說結構》，《當代外國文學》1998年第5期等。

4 當下對于小說多重人物的研究有很多，這里主要參考的文本有：格非的《小說的現狀與未來》，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36—54頁；張莉的《小說風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6—75頁；段崇軒的《人物形象塑造的“突圍”與路徑——小說創作探索之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4期；閆可心的《論新世紀小說中鄉村人物的新面孔》，沈陽師范大學2023年碩士論文。

5 參見林挺的《多向聚焦，多維鑒賞——小說人物形象解讀策略探索》，《新教育》2023年第35期；周霞橋的《多維探究，深入人心——淺議小說人物心理分析》，《語文世界（教師之窗）》2021年第6期。

6 小說就是對歷史的再現與重構，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有很多。本文參考的主要文獻有：劉璐的《歷史的解構與重構》，南開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8—38頁；董之林的《傳統敘事方法的重現與再造——關于五十年代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3期；韓元的《歷史文化的重現與反思——析新時期歷史小說的文化內涵》，《文學評論》2003年第6期；郭景華的《文化自覺和民族歷史的詩意重構——新世紀以來的湘西歷史小說一瞥》，《南方文學評論》2022年第6期。

7 主要參考的文獻有：徐慰儂的《貴在還原歷史的真實》，《世紀》2019年第2期；賴國棟的《歷史是真實的小說嗎?》，《書城》2018年第6期；徐剛的《當代文學的歷史敘事問題》，《文藝評論》2017年第7期。

[作者單位：西安翻譯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