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所著《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下文簡稱周著、《發展史》）是一部獨具匠心的史著，是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史研究領域的拓荒之作。它在文學史研究方法、文學史問題的發現、史家眼光上，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值得探討。

一、“關鍵詞”與歷史語境的還原

《發展史》抓住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的歷史特征的“關鍵”點，從宏觀上來把握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歷程。周著將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分為三個時期：1949—1976年、1977年—1990年代初期、1990年代中期至今。對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理論內涵，周著從“關鍵詞”的角度來展開。對于文學史發展階段的勾勒，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空間并列地羅列一定歷史階段發生的歷史“事件”，側重事變所催生的新質。有的則抓住一定歷史時期的歷史命題來展開論述，側重于具體歷史階段典型理念的形成。而周著側重從“關鍵詞”的角度來提煉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每個階段的核心內涵，從而達到提綱挈領式地概括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歷史內涵與歷史特征。周著所勾畫的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的歷史發展線索為獨尊—共存—綜合，具體體現為第一階段是“現實主義小說理論獨尊時期”、第二階段為“小說理論多元共存時期”、第三階段為“轉向綜合的小說理論時期”。“獨尊現實主義”“多元共存”“綜合轉向”是與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三個階段相對應的三個關鍵詞。這種宏觀著眼的關鍵詞寫法，對于首次勾畫中國當代小說理論歷史進程來說，非常重要，使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史的整體歷史面貌得到了清晰的呈現，為后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在概括每一個具體歷史階段的理論內涵與歷史狀貌的時候，周著依然采用“關鍵詞”的方法來謀篇布局。例如，為了準確勾畫“獨尊現實主義”的歷史內涵、特征，周著分別選取了“題材理論”“真實性”“傾向性”“人物理論”“民族形式”“情節論”“敘述理論”等關鍵詞。上述七個關鍵詞基本上能夠有效論證“現實主義規范的建構”的歷史內涵與特征。

論述每一個關鍵詞的內涵時，周著非常注意貼近歷史現場來討論問題。在具體分析時，周著并不懸置歷史語境，而是結合歷史語境，從關鍵詞歷史生成的視角來闡發。例如在討論題材理論時，為了說明題材與傾向性的關系，周著切入關于《我們夫婦之間》的“題材”討論。周著謹慎地還原歷史“現場”，認為“在今天看來，這是一篇反映夫妻日常生活的小說，主題也和當時的政治氣候相吻合”。這只是歷史現場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的場景是，這部“平常”之作卻引發了當時的批評。周著引述了陳涌《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李定中（馮雪峰）《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 反對玩弄新的低級趣味》、丁玲《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等文章的部分觀點。這些觀點體現了題材是時代語境中特定話語的特定表達的觀點，不能完全用今天（七十多年后）的眼光去苛責。

周著注重呈現當代小說理論的歷史面貌。對于1949—1976年的小說理論發展狀況，周著充分注意到即使現實主義小說理論處于獨尊的位置，其間也充滿了復雜性。周著認為：“1949—1976年現實主義小說理論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情境中得到了發展，這是中國現實主義小說理論獨尊時期。政治對現實主義小說理論的影響最為明顯，主要表現是，不再簡單地從經驗出發來判定現實主義，而必須要從傾向性的觀念著眼。‘經驗’的現實主義與‘觀念’的現實主義的沖突也因此成為1949—1976年小說理論的主線，在小說的真實性理論、傾向性理論、人物形象理論、題材理論等命題的構建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具體到小說形式層面，比如民族形式理論、情節理論、敘述理論等方面，則體現了現實主義內容上的規范在形式層面的‘落實’，基本順應了現實主義小說理論發展的需要”①。關于小說的形式層面，周著也以關鍵詞的方式，例如，敘述理論、民族形式、情節理論、敘述理論等關鍵詞，解釋了1949—1976年間小說理論在形式理論上的建樹，有力地回擊了種種簡單、粗暴地認為這個時期小說理論僅注重主題與內容的偏見。

討論1980年代小說理論的時候，周著也不是簡單地把1980年代的小說理論歸結為單向度地受到外來小說的影響，而是貼近歷史實際，發掘出文學傳統對小說理論的深刻影響。比如，中國小說理論家們一方面認識到，意識流已經對中國的小說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關于這一點，周著已有詳盡的論述。但是，另一方面周著也注意到，中國接受意識流的時候并非是照搬西方理論，而是注意到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有小說理論家意識到，很多批評家、作家，都從中國古典詩歌里“發現”了意識流的因素。對于這種現象周著展開了比較詳實的分析，發掘小說理論家、小說家對于中國心理描寫傳統、抒情傳統等在接受意識流的時候所形成的獨特現象，建構了“東方意識流”。

再比如，周著發掘了1980年代中后期小說理論對于筆記小說傳統的重構，把它看作是向“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吸收營養的典型”。除了梳理1980年代小說理論家、小說家關于筆記小說理論的相關觀點，周著還把筆記小說理論放到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的視野中來肯定其價值和意義：“筆記小說之所以成為20世紀80年代小說理論關注的對象，除了有反撥1949—1976年小說理論的意圖之外，還有對中國古代小說理論傳統再確認的緣故。”

由此可見，周著運用“關鍵詞”的方法，從歷史有機體中切下有價值的切片，發掘出關鍵詞在表現歷史狀態上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及其在小說理論史研究上所具有的創新價值。

二、發現“中國問題”

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深受外來影響，這是歷史無可回避的事實。對于西方文學理論給予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周著也并不回避這一歷史事實。但是，周著難能可貴的是，在面對西方外來理論的影響，抽絲剝繭，發現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過程中中國文論自身的問題。

關于1949—1979年的小說理論，研究者往往陷入到“純文學”的陷阱，以“純文學”作為判定這個時期小說理論的價值。對此，周著做出了非常明確的回應：“對1949—1976年小說理論要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要超越‘純文學’的價值立場。這個階段小說理論的歷史內涵離不開政治，但是，政治畢竟代替不了小說理論自身的建設，政治對小說理論的影響，最終還得從小說理論自身的建構來體現。無論怎么說，1949—1976年小說理論是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發現，周著是從具體歷史語境出發來提煉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中的問題的，并由此發現中國文論發展的自身歷史特性。

這一點在闡釋西方敘事學理論對于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時，體現得更加充分。敘事學是當代西方重要文論，它對中國小說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周著認為，中國接受敘事學并非僅是簡單的“橫移”，而是結合中國敘事傳統，在闡釋西方敘事學的基礎上產生中國敘事學理論。例如，周著所列舉的孟悅的《歷史與敘事》、徐岱的《小說敘事學》、羅綱的《敘事學》、趙毅衡的《苦惱的敘述者——中國小說的敘述形式與中國文化》、胡亞敏的《敘事學》、傅修延的《先秦敘事研究：關于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趙炎秋的《先秦兩漢敘事思想》等，代表了中國敘事學創建的成果。為此，周著特開辟“中國敘事學的建構”專章探討這一問題。“中國敘事學的建構”專章分為兩節來討論中國敘事學問題：一節是“草創時期的中國敘事學”，另一節是“中國敘事學的多維建構”。周著還分別以胡亞敏的《敘事學》和楊義的《中國敘事學》作為典型個案來展開研究。周著重點闡釋了胡亞敏的《敘事學》為“西學中用”的獨特特征，即她找到了“中西敘事學相通之處”②。胡亞敏 “以西方敘事學為參照系，站在今天的高度系統整理和研究金圣嘆的敘事理論，也許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在敘事文這一共同模式下中國敘事理論的特色和中西敘事理論的異同”。周著認為這是胡著的“核心問題”。周著由此判斷，“胡亞敏的《敘事學》成為中國本土敘事理論建構的先聲”。周著認為，胡亞敏的《敘事學》雖然“是一部系統地介紹西方敘事學的著作”，但是其“介紹西方敘事學的正文部分，倒似是副產品，而附錄部分‘金圣嘆的敘事理論部分’倒像是此書的重點內容”。 “倒像”貌似不確定，其實就是周著的態度，或者是周著的獨特發現與高度評價。周著認為，“金圣嘆是中國古代敘事理論的重要建構者，他對《水滸傳》的評點，是中國古代敘事理論的代表之作”。

如果說，胡亞敏的《敘事學》是以西方資源來“闡釋”中國問題。因此，她以金圣嘆為例來發現中國敘事學的路徑，還沒有脫離西方敘事學的規約。不過，《敘事學》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正文”和“附錄”兩個部分，昭示了敘事學并非西方的創舉，并非西方獨有。但是，如何真正進入到中國敘事的內部，真正發現中國敘事的內在特質，恐怕得另辟蹊徑。

周著認為，經過楊義“首推”，傅修延、趙炎秋等學者加入，“在各位學者的推動下，中國敘事理論雛形初步顯現”，中國終于有了自己的“敘事學理論”。周著認同楊義的觀點：“要建構中國敘事學，絕不能照搬西方敘事理論，而應該參照西方敘事學，從中國文化特質入手，建立中國敘事學自身的理論命題。”楊義的《中國敘事學》通過“對行原理”找到了發現中國敘事學的密鑰。在“對性原理”的基本原則統領下，楊義認為， “對立互補”“兩極中和”的原則，可以揭開中國敘事學的奧妙。由此出發，周著認為“楊義的《中國敘事學》是自覺建構中國敘事學的重要著作”，所論中肯。

正是在發現中國文論的自身話語，周著還充分肯定了1949—1976年間小說理論所做出的獨特探索。例如，如何探求中國短篇小說理論？除了有理論家堅持胡適所提出的“橫斷面”的觀點之外，魏金枝提出了短篇小說是“小紐結”的觀點。周著認為，短篇小說是“小紐結”的觀點，適應了時代的發展，“側重反映社會生活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小說展現‘新’人、‘新’的社會生活與舊有人物、社會生活之間的沖突，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因此，魏金枝的短篇小說文體理論具有重要價值”。如果說胡適關于短篇小說是“橫截面”的觀點更多地來自于西方，那么魏金枝的短篇小說是“小紐結”的觀點，則是典范的中國短篇小說觀點，是時代催生的產物。

三、公允與客觀的立場

周著對當代小說理論廣泛涉獵，對已經出版的各類有影響的著作、已發表的有影響的論文及其觀點都有提及、引述或評價。對于新中國成立后27年一些有爭議的作品與觀點，周著不但沒有繞開，還進行了透徹分析。如關于英雄人物的寫作，周揚、邵荃麟等評論家“側重于新英雄人物的教育意義”，他們“共同豐富了1949—1976年新英雄人物理論的內涵”。當茹志娟以短篇小說《百合花》回應這些理論時，遭到了歐陽文彬等人的批評，他在《試論茹志娟的藝術風格》中認為茹志娟將通訊員舍己為人獻出年輕生命采用“暗場處理”，沒有達到當代英雄“已經達到的高度”。面對這些爭議，周著認為：這是由于當時的評論家們各自的審視角度和評價重點不同而生發，一種強調“英雄人物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另一種則看重“英雄人物的現實性和廣泛性”。換句話說，對英雄的書寫與評價，兩種立場并沒有對錯，只不過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已。應該說，周著所秉持的史家立場是公允的。進入新時期后，前述備受爭議的作品多被當作經典收入大學中文系教材。周著并沒有陷入到簡單的、翻燒餅式的價值判斷之中，而是有條不紊地引述各類觀點，探究爭議焦點。其所秉持的基本立場是：眾說紛紜的觀點是基于當時特定語境下作家、評論家對文學傾向性、真實性、藝術性的單向理解，是基于“現實主義”的“獨尊”思維才導致這些論爭的莫衷一是。周著的觀點顯然堅守了史家的客觀、中立的立場。

這么說，并不意味著周著缺乏價值立場，恰恰相反，周著所論問題，常常透露出史家不可缺少的鋒芒。蕭也牧在1950年代初遭受批評，他也認識到自身和時代規范之間存在“縫隙”，真誠地做出了檢討。對于這樣的現象，周著結合時代氛圍做出了歷史批判。但是，個人在時代大潮前，即使具有最有價值的觀點，也難以堅守。對此，周著評價道：“飽受批判的蕭也牧終于‘跟上’時代的腳步。”這種評價飽含痛心的揶揄和惋惜的無奈，也透出史家的鋒芒。

同樣，詳實的材料是史家寫史必備的物質基礎。但是，史家并不是簡單地羅列材料，而應該在史料基礎上做必要的理論概括。對史料做出高度凝練的概括和適度的歷史升華，是周著的特色。例如，對1949—1979年年間敘述和描寫之間的關系做出歷史鉤沉后，周著認為：“對敘述的尊崇和對描寫的壓制構成了1949—1976年小說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傾向表現了小說理論致力于構筑時間形式的努力”。這一判斷闡明了此階段處理敘述和描寫的關系時，其背后的深層次文化邏輯，既有合乎歷史的描述，也有史家的價值立場。

於可訓先生為《發展史》作“序”時評價說：“他的這部新著，發揮了他這個學緣結構的優勢（引注：指文藝理論與當代文學的結合），談理論而不流于艱澀，論發展而不拘于細節，真正做到了‘從宏觀入手，從大處著眼，逼近本質，提要鉤玄’。”3於先生對周著的研究方法、問題意識、史著特點做了切中要害的評價，為我們理解周著的內容和價值提供了路徑。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1895—2020）編撰暨古典資源重釋重構研究”（項目編號：22&ZD278）、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當代文藝創作研究中心”項目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周新民：《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8頁。后文所引皆出自本書，不再一一加注。

2 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頁。

3 於可訓：《序》，《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周新民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頁。

[作者單位：湖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