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山東省棲霞市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75 年開始發表作品。2020 年出版《張煒文集》50 卷。作品譯入 40 余種文字。著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書》《你在高原》《獨藥師》《艾約堡秘史》《河灣》《去老萬玉家》等 23 部；另有詩學專著多部、詩集和長詩十余部。作品獲“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茅盾文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特別獎、南方傳媒杰出作家獎、京東文學獎、中國長詩特別獎等。

“美少年歷險是早晚的事。”《去老萬玉家》開篇就很引人，老萬玉歷史上也確有原型。作家張煒在新長篇中書寫變局將臨的19世紀末，膠東半島上的幾股勢力暗流涌動：清廷的官軍、地方的土匪、南來的革命軍。

《去老萬玉家》的種子在張煒的心中藏了多年。“我必須把它寫得結實、有力，寫出個人的最高水準。”張煒說，“當然這還需要讀者的檢驗、時間的檢驗，但就我來說，已經是全力以赴的一次創作了。”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施戰軍認為這是一部關于大歷史的寓言小說，也是一部魅性和詩性互為表里的小說，但歸根結底是一部生命小說。

近日，青年學者林菀青就《去老萬玉家》對張煒作了一次較為深入的訪談。

1

訪問者：《去老萬玉家》題目很家常，但是情節跌宕，高潮起伏，為什么會以這樣貌似尋常的題目命名？全書第一句“美少年歷險是早晚的事”非常引人注目，您在塑造舒莞屏這個少年的時候，為什么讓他外形如此完美？

張煒：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影響深遠。具體到一個“少年”的形象，到底又應該是怎樣的？這引人想象。他有非常美的形貌，極其完美，他文武兼備，朝氣蓬勃，忍讓、鋒利、警覺、好奇、勇敢，有開拓未來的全部可能和條件。所以，我對他寄托了對這個民族最好的希望和想象。但這又是一個個案，他生于什么家庭，受過什么教育，談吐如何，師長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都得心里有數。他是具體的，“少年中國”的形象一直在我心里徘徊，所以要尋找一個能夠足以代表這個概念的個體，并不容易。舒莞屏不完全是優點，他也有一些軟弱和膽怯，有一些小聰明和小機靈，但總體上，這個少年是單純的、純潔的，是滿腔熱血的，是很正的一個人。未來會教給他許多，他也許會變得更有力量，也許會出乎我們的意料。無論如何，他去老萬玉家這一旅程太重要了，對他重要，對我們也很重要。

舒莞屏是想象中“少年中國”的形象，溫柔又有鋒芒，同時又很安靜，有氣度，一直執著于追求真理，是那樣的一個美少年。我非常珍惜這個形象，只想好好地愛護他，每一筆都很謹慎。

訪問者：評論家施戰軍以“少年中國”概括《去老萬玉家》，認為“猶如青春附體”，生命活力越來越強。而您的前一部作品《河灣》也說是給年輕人的一封長信。為什么您熱衷于和年輕人的交流？

張煒：隔膜在許多時候是缺少交流造成的。不同時代的人要將自己真實的見解、經歷、感受、認知告訴對方，這對于現實生活和未來的走向非常關鍵。不然就只能一遍遍重復和犯錯，而且還會相互對抗。歷史上不斷發生的東西很多，個人經歷是十分有限的，于是交流和交談太重要了。幾句話是說不明白的，所以就要用一本本書來進行交談，要用大量的篇幅，用人物和故事，不厭其煩。

訪問者：這本書的寫作耗時很長。這在網絡時代似乎顯得有些奢侈，為什么寫了這么久？有讀者認為，《去老萬玉家》以簡練、簡單的語言寫出了“一部華麗的書、一部傳奇”，您怎么看？

張煒：這是讀者的鼓勵。我知道他們說到的恰恰是兩個難點。“華麗”很容易庸俗，“傳奇”也是同樣。要想讓傳奇不庸俗，讓華麗不庸俗，真的很難。華麗應該回到質樸，傳奇應該回到細部。一般來說傳奇講究外節奏的快捷和快速，情節快而曲折，依賴敘事的速度。所以著力于細部的難度就非常大。我當然明白這是多大的挑戰。寫得越多，工具箱里可用的東西就越少，所以越是后來的作品，哪怕有一點點所謂的突破，都是極難的，而且個人的標準會越來越高。

這本書為什么寫了這么長時間？單純在語言的語調的尋找上，在語言的抵達過程上，對我來說就已經不易了。壓縮對我來說也是很沉重的任務，由41萬字壓縮到30萬，再壓縮到26萬，是很痛苦的，因為這是一個字一個字填在格子里的，是用減法寫出來的，再壓掉三分之一，這個難度是很大的。但也只有如此，才對得起今天的讀者。今天在碎片化閱讀、網絡信息蜂擁和巨量的閱讀壓迫之下，一本書能讓他浸潤其中是困難的。

2

訪問者：《去老萬玉家》書寫了大變局將臨的19世紀末膠東半島。小說是在什么情況下創作出來，有契機嗎？

張煒：山東半島特別是半島東部，在19世紀末發生了太多激蕩人心的歷史事件，對中國一百余年來的現代化之旅來說，是不可不書的重要一筆。最初的想法源自上世紀80年代，我做一個多卷本的歷史資料匯編時，看了大量原始檔案，大概有幾千萬字，內容斑駁，其中一些關于清末民初地方武裝割據和革命黨人活動的，印象非常深刻，應該是非常好的小說材料。但要完成一部作品，形成框架，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發酵。直到2013年，這本書的基本框架搭起來了。要進入具體的寫作，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進一步挖掘史料、作實地勘察等。一般的讀者很愿意問書的原型如何、實地發生的故事到底怎樣，其實到了寫作者那里，經過心里的發酵，一切跟原來就完全不同了。

訪問者：《獨藥師》《去老萬玉家》都關注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歷史變革。為什么您對這段歷史特別感興趣？

張煒：因為山東半島特別是膠東半島，在19世紀末以后對于中國的命運起到過極為重大的作用，是新文化運動前期東西文化交流對撞的前沿。同盟會的北方駐地就在煙臺，領導過多次激烈的武裝起義，犧牲巨大。可我們很少寫到這段歷史。西方文化科技對半島的影響，較之內地也早得多、大得多，這里出現的新文化精英人物也是最多的。理解這段歷史，對于把握現實生活是十分關鍵的。

訪問者：《去老萬玉家》中的幾個人物非常傳奇，尤其是“女大公”老萬玉。有原型嗎？

張煒：講到原型，有三個人物值得說一下。少年時代林子里有一片黑糊糊的密林，大家都不敢接近，因為那里住了一位臉色烏黑、相貌嚇人的老太太，當地人都叫她老萬玉。沒人敢去接觸，只繞著黑糊糊的林帶走。關于她有許多傳說，有的說是行伍出身，從遠方而來，其中不乏更玄的說法。這個人物一直在記憶中。還有一個人物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女匪。關于她，當年的報紙刊登過，說她面容姣好，兩個女兒也是土匪。第三個人物是更有名的“半島王”，當年也稱為“膠東王”。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半島人都知道。一些軍閥跟他的關系很密切。他利用清末民初復雜混亂的政治格局，建立了獨立王國，甚至有自己的金融系統和軍校。這個人后來被民國政府調防溫州，最后被處決。三個人物合起來就有了老萬玉。

3

訪問者：在您的小說當中也反復出現了圣女貞德、順德飯店等，應該也有很多深意吧？

張煒：這些歷史符號或元素都是真實存在的。書中反復提到的煙臺順德飯店，是故事的結點之一。因為這里是《馬關條約》的換約地。《馬關條約》在日本簽署，正式換約儀式是在煙臺順德飯店舉行的。這里后來改成煙臺的迎賓館，現在也是煙臺最好的飯店。當年圣女貞德的故事傳到了中國，鑒湖女俠秋瑾還寫過貞德頌歌。可見那時的圣女貞德在一部分精英人物那里備受推崇。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時期，地方武裝割據勢力的武器從西方來，部隊建制從西方來，一些社會符號、精神符號，也多被借用。這足以證明東西方文化交融，深刻影響了半島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與歷史。

半島的民間武裝力量，書中不太使用“土匪”二字去稱謂，雖然本質上差不多。一般人受影視劇和小說影響形成的概念，覺得土匪就是穿著虎皮坎肩、發型很怪、背著長槍或拿著冷兵器的一些豪橫強人，首領坐在虎皮椅子上，怪石林立，還有山洞和排槍等。這些場景和情節把人的認識簡單化了，跟《去老萬玉家》的內容是不搭界的。書中以萬玉為代表的人物有自己的政治訴求，而不是簡單的物質訴求。在他們那里，物質訴求和精神訴求都同時兼備。他們的建制、規制已經相當成型。這說明了他們的能力和抱負，也說明西方文化對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們反清，卻與清政府一樣，仍舊是“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在他們內心，建立封建統治、搶占江山、殘酷對待百姓的本質欲望一點都沒有變。而伴隨著西方先進武器進入的一些現代化思想，他們是一定不會接受的。他們自始至終喜歡洋人的武器，喜歡他們的物質，像他們中上層人物，非常享受地毯、咖啡、洋酒、油畫之類，卻排斥其他。這樣去看東西文化交替、交鋒、融合的過程，看當時的社會亂局，才能進一步理解后來的五四運動，包括更久遠的未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訪問者：您如何看待冷霖渡這個人物？

張煒：冷霖渡其實可以看成書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物。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中西文化的混血兒，做過兩廣總督的幕賓，受中國傳統文化熏染很深，后來又去洋行做事。他的西學很好，精通外語，生活習慣已經部分西化，如喜歡油畫，還有很好的畫技。在當年半島的武裝割據勢力中，高級留學歸來人物不在少數。這些人的加入不得了。像當時一些著名的綠林人物，在相應的歷史條件下竟然建立了大學，還刻印了《十三經》。據說出自他們之手的《十三經》刻本，直到現在還是屈指可數的優質版本。他們確實能做大事情。國內赫赫有名的某大學就是這一類人創辦的。可見人是復雜的，需求是復雜的，訴求是多方面的。人到底能做出什么大惡和大善，都不是簡單的概念化表述所能完成的。所以一定要放空自己，不帶成見地去理解人和歷史，不要一般化地詮釋和對待教科書。

冷霖渡為了建立以萬玉為核心的獨立王國，用心之縝密，目光之長遠，韜略之深幽，都是十分罕見的。傳統封建統治是講究世襲和血脈的。齊國滅亡已久，他竟然還去尋找周朝分封的姜姓王族血脈，是多么荒誕不經，又多么蓄意用心。這個任務無比艱巨，絕不是靠學問所能完成的，因為誰都完成不了。這個工作顯然是既荒誕又嚴肅，既是一種冷幽默，又是非常具有現實功用的大舉措。在朝不保夕的嚴酷戰爭環境里，他竟然要創立一門“萬玉學”。冷霖渡的行為，實際上是出于精英階層的理想主義野心，這一切只有在清末民初才能發生。這一部分人，有一種超脫和超越的能力，遠不同于一般的山野武人。他們境界不同，手筆不同。半島上多支土匪隊伍都被沙堡島所控制，也是實屬必然。

訪問者：《去老萬玉家》在創作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張煒：語言是難題。還有主人公的結局：開放的結尾對我來講是一個大難題，它不是作為一個技巧而存在的方式，這種開放和未決，是由一個真實的中國歷史的十字路口、一個大變局的時代來決定的。任何一個結尾都會比這部書自身的續寫更精彩。

4

訪問者：近幾年，您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比較沉迷，出版了《讀〈詩經〉》《蘇東坡七講》《也說李白與杜甫》《楚辭筆記》等作品。

張煒：“古詩學六書”涉及的詩人和詩，都是中國傳統的“大經”，而不是一般的經典。關于它們的文字汗牛充棟，所以從學術上觸碰這種“大經”，是很危險的一個題目，很容易出錯，更容易重復別人的看法、觀點、故事，哪怕添一點點新的東西，都是非常困難的，都要付出成噸的汗水。有人以為“古詩學六書”也是類似的一種普及讀物，當然不是。這六本書是很容易讀的，中學生也可以讀，隨意從哪一段開始讀都可以。但是它仍然秉持詩學的品質與高度，起碼有這樣高的自我要求。

訪問者：在您的作品中，自然描寫一直是非常出彩的，在《去老萬玉家》也是如此。

張煒：大自然一直是文學表達的主角之一。比如《詩經》和《楚辭》，里面談到的花草植物和動物是很多的。這很有趣，是知識性的部分。文學總是離大自然很近，我們今天看充分城市化了、數字化了的文學，有時候會發現很厚的一本書里面連一只鳥都沒有，一種野生動物都沒有，一株綠植都沒有。作為讀者我們會覺得干燥、枯燥。人怎么可以離開大自然？

《去老萬玉家》寫到的嚴冬景象都是真實的，其實并無太大的夸張。有人說從沒見過這樣的描寫，很是吃驚。這不過是習慣了氣候變暖而已。在過去，不要說清末了，就是六七十年前，半島的冬天都是相當令人恐懼的。進入書中的嚴冬，就可以感受那時的半島之冬了。

訪問者：這本小說也延續了您對于海洋神奇性的書寫。

張煒：人們對于海邊生活，特別是半島地區的生活，全憑今天的印象去判斷昨天，這是遠遠不夠的。如果看清末的一些資料就會發現，當年的自然環境是極其嚴酷的，那時談不到取暖設備，連溫飽都成問題，居住條件很差，到了冬天根本沒有抵御能力。一般勞民，經常在野外活動的人，冬天很難看到一對保護完好的耳朵。就是在幾十年前，常在野外活動的半島海邊人，也很難有完好的耳朵，它一定是凍到潰爛，春天才開始脫落斑痂，慢慢恢復。清末那么差的生活條件，那么辛苦的勞動，許多人無法度過冬天。

關于海邊獵捕，過去與現在也大為不同。比如黃河入海口東部的萊州灣以東，多次出現一種奇怪的自然現象：從融冰的初春開始，那些水母，就是海蜇，會不要命地往岸上擁，到了什么地步？根本不需要用船和網去捕撈，它只是往岸上沒命地自殺式地撲來，人們白天黑夜用抓鉤往上拉就可以了。在上個世紀的1987、1988、1989這三年，我正好在膠東半島旅居，這三年突然整個萊州灣以東的海岸，大量水母沒命地撲到岸上，堵塞到船都不能出海，港口也給擋住。它們拼命往上涌，從哪里來的不知道，自殺式般一批接一批往岸上撲。這吸引了很大范圍——北方地區，不限于半島——的人趕往海邊，都擁到那里捕撈和制作海蜇。整整三年，整個龍口市的西城和東城，都是日夜不停的海蜇運輸車輛。制好的海蜇才能運輸，也不再融化，它們從海里捕上來，要直接在近岸用白礬和鹽處理好，做成海蜇皮，然后再運出去。當年龍口東城和西城的街道全是海蜇的腥味，馬路上有厚厚的一層黏液。

后來查了一下資料，知道這種類似的情況歷史上也發生過。半島人很迷信，倭寇入侵的前一年，海邊擁來了無盡的青魚，它們自殺式地一群群撲到岸上，積成米飯一樣厚，堵塞了海岸。這段歷史常在老一代口中說起。

訪問者：您已經創作了2000余萬字、23部長篇小說，對一個功成名就的作家來說，創作的動力是什么？

張煒：寫作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日常生活。就像一個種地的人，一直在耕作，卻并不認為以前的收獲，比如春華秋實的季節輪換是多么大的成就。人是需要勞動的，于是也就有了與這種勞動連在一起的態度和責任：認真做好，通過不斷總結，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