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比勒·蘇萊曼（左）與薛慶國

納比勒·蘇萊曼（1945— ）是敘利亞著名作家，1970年開始發表小說，迄今共出版23部長篇小說和文學論著，其部分作品被譯成英、俄、法、西等外語。2022年獲阿聯酋蘇爾坦·歐維斯小說獎。2024年出任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文學獎——“阿拉伯小說國際獎”（又稱“阿拉伯布克獎”）評委會主席。日前，他應北京外國語大學之邀訪華，在京滬多所高校作學術交流。其間，北外薛慶國教授對他作了如下訪談。

薛慶國：納比勒先生：很高興您能接受我的訪談。從1970年至今，您一共發表了23部作品，其中主要是長篇小說。我想知道，作為一個阿拉伯作家，什么是您最為珍視的文學成就？

納比勒：謝謝。大多數作家都有點孤芳自賞，我也不例外，所以很樂意在訪談之初先談談我自己。作為生活在當下的阿拉伯作家，我最珍視的，是能寫出與眾不同的作品，寫出在阿拉伯文壇乃至世界文壇都有其獨特性的作品。因此，自創作初期我就試圖在書寫阿拉伯本土現實的同時，讓作品具備一些實驗性和先鋒特色。譬如，1973年出版的小說《夏天的雪》，其中嘗試了多聲部的敘事手法，這在當時的阿拉伯文壇還沒有先例；在1980年出版的小說《方尖碑》中，我以自己的名字“納比勒”給小說的主人公取名，以便賦予小說“自我想象”色彩，在小說和自傳之間建立某種聯系，這可能也是我的首創；2022年出版的小說《金人變形記》受古羅馬作家阿普列烏斯的《金驢記》啟發，通過講述人變成驢的故事，批判了當代人類的野蠻、自私和瘋狂。

2000年，我發表了小說《夜談》，講的是上世紀80年代發生在女子監獄的故事，主要人物即囚犯都是女性，其中有左翼人士、右翼人士和虔誠的宗教信徒，連女囚的看守們也是女性。作為男作家，我如何去書寫這么多各式各樣的女性？這是很大的挑戰。小說寫完后，我讓30歲的女兒先讀，希望她從女性的角度提提修改建議，但她讀后說一個字都不用修改。一位作家朋友讀了出版后的小說，開玩笑地對我說：“納比勒，你對女人這么了解，我懷疑你是個變性人！”總之，在半個多世紀的創作生涯中，我一方面不斷探討敘利亞、阿拉伯乃至整個世界面臨的種種問題和危機，同時又在追求小說的藝術性和審美價值。

薛慶國：在今天回頭去看您的作品，或者再過二三十年去回顧您的作品，您是否會認為有些作品已經過時了，不再具有任何價值了？

納比勒：說實話，我真希望我的部分作品現在就已經過時，也希望后人讀這些作品時覺得不可理解、難以置信。譬如，我1972年發表的小說《監獄》，是根據一些出獄后的政治犯的敘述創作的，寫的是監獄對囚徒們的種種非人道迫害，以及被囚禁者對自由、生命的渴望。當時真沒有想到，在半個世紀之后的今天，小說中描述的種種悲慘場景在現實中仍然真切地存在。現在我還是希望，再過半個世紀后小說能夠過時，到時人們只是懷著獵奇心去閱讀小說中反映的歷史。但理智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哎，真令人遺憾！

當然，我的小說并非每部都是杰作，到底有幾部作品能夠流傳下去？這要由評論家和讀者去回答。如果能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作品值得后人再讀，那我也心滿意足了。

薛慶國：記得與您同時代的敘利亞思想家布阿里·亞辛曾寫過一部影響深遠的理論著作《三大禁區：宗教、性與階級沖突研究》，其中提及：宗教、性和政治是阿拉伯社會的三大禁忌話題，但同時又吸引許多阿拉伯作家去觸碰。看來您的作品較多探討了政治話題，您是否也觸及了宗教和性這兩個禁忌呢？

納比勒：謝謝你提及布阿里·亞辛和他的著作，亞辛是我終身的摯友，我們曾合作寫過一本論著《敘利亞的意識形態與文學》。我的小說當然也涉及宗教和性這兩個禁區。1970年我發表的處女作《洪水蔓延》，其中有個人物是一位鄉村教長，他表面上一本正經，其實卻和普通人無異，也對女人有欲念，也會昧著良心去做虛偽的事情。1995年發表的《寶座幻影》，寫了法國殖民敘利亞時期一個宗教少數派的故事，其首領以神靈自稱。這在宗教正統派看來不可思議，但在民間有一定市場。我認為作家應該重視民間的宗教和文化遺產，因為其中不乏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譬如敘利亞民間有些人對天堂、地獄的想象，對死者在墳墓中各種處境的想象，都為作家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至于宗教對民族潛意識乃至民族性的影響，我的許多作品都有所涉及。

說到性這個禁區，它其實是人的身體的基本和自然需求。但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習慣于自欺欺人，仿佛我們在這方面都是純潔無瑕、無求無欲的天使。受這種文化的熏陶，我們阿拉伯文學太“文雅”了，我指的是貶義的“文雅”，我們大多數人的寫作——包括我的作品——是“被閹割的”。我們在書寫對身體本能、對性、甚至對食物的渴望時，習慣于繞來繞去兜圈子，總是要戴上一副不必要的面具。

薛慶國：感謝您談得這么坦率。現在換個話題，作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小說獎——阿拉伯小說國際獎本屆評委會的主席，您對參賽小說和獲獎作品一定非常熟悉，請介紹一下這方面情況。

納比勒：阿拉伯小說國際獎因為借鑒了英語小說布克獎的做法，并得到該獎基金會的支持，所以也被稱為“阿拉伯布克獎”。它于2007年設立，由阿聯酋政府資助，每年評選一次，每屆評委由5位作家或學者組成，其中至少有一人來自母語為阿拉伯語的國家。本屆評委就包括一位研究阿拉伯文學的捷克學者，我知道，來自中國的張洪儀教授也擔任過評委。本屆共收到134部參評小說，經過評選，有16部入圍長名單，6部進入短名單，最后評委們一致同意，將大獎授予巴勒斯坦作家巴希姆·漢達格吉的作品《天空顏色的面具》。不同尋常的是，今年41歲的巴希姆2004年就被以色列以“恐怖”罪名逮捕入獄，累計判處三次終身監禁。所以，身處獄中的他不可能前去領獎，代他領獎的是他哥哥。由于目前正值巴以爆發新一輪激烈沖突，所以我們授獎給一位身處獄中的巴勒斯坦作家，自然也引起了一些疑問。

薛慶國：正如您所說，我也從阿拉伯媒體讀到了有關疑問。大家都想知道，這次授獎是出于文學考量，還是考慮到了政治等其他因素？

納比勒：我可以負責任地回答你，出于文學的考量起碼占百分之九十五的比重。換句話說，即使沒有新一輪巴以沖突，巴希姆的這部小說也會獲獎。小說通過充滿奇思妙想的敘事手法，剖析了家庭破碎、流離失所、種族滅絕和種族主義等復雜而痛苦的現實，表達了巴勒斯坦人民對自由和尊嚴的追求。這部小說我從頭至尾認真閱讀了三遍，可以確切地判斷它是一部杰作。我們評委會成員固然要傳達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聲援，但這個獎首先是對文學的聲援。

薛慶國：聽您這么介紹，我希望能盡快閱讀這部作品。在我看來，巴希姆先生在獄中創作并獲文學大獎，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小說題材。作家被囚禁，正是失去自由、尊嚴和國家的全體巴勒斯坦人民處境的象征；他身陷囹圄而筆耕不輟，留下打動人的文字，也象征了占領和苦難并不能泯滅巴勒斯坦人民對真善美的追求。我不確定作家是否將被終身監禁，但我相信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不可能永無止境。總有一天，他們會在自由和獨立的民族之林獲得一席之地，也總有一天，偉大的巴勒斯坦文學不是誕生于牢籠，而是在朗朗天空下寫就。

納比勒：你說得太好了，我完全贊成。

薛慶國：我接下來的問題是：今年參評的小說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下阿拉伯小說創作的圖景？

納比勒：我很樂意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或許是閱讀當代阿拉伯小說最多的作家之一，所以我對文壇動態十分了解。可以說，今年或去年的小說創作，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當代阿拉伯小說創作的四個景觀。第一景觀為挖掘歷史，即很多小說涉足歷史題材，從幾千年前的古代史到半個世紀前的現代史，其中的事件、場景、人物、傳說等等，都成了小說家的靈感來源，但作家們大都借歷史言說現實，即戴上歷史的面具指涉當下。第二景觀為書寫現實，即作為“流動的歷史”的現實，或者說是正處于形成過程中的歷史，作家們直接書寫正在經歷巨變和種種危機的阿拉伯現實。第三景觀為反映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或許由于我們在地理上靠近歐洲，或許我們從古至今就和西方一直有著復雜的互動，所以探討阿拉伯和他者——主要是西方——的關系，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是阿拉伯小說的主要話題。第四景觀為探索不同的寫作手法，在結構布局、敘事手法和小說語言上大膽實驗和創新。這四個景觀中，占比最大的還是對現實的書寫。你知道，阿拉伯歷來就有“詩歌是阿拉伯人的史冊”之說，今天我們完全可以說：“長篇小說是當代阿拉伯人的史冊。”

薛慶國：這么說來，是否可以認為阿拉伯小說在21世紀進入了繁榮期？

納比勒：是的，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來說，阿拉伯小說確實正在經歷繁榮期。其實，從上世紀最后一、二十年開始，就已經出現了這個趨勢。相形之下，阿拉伯詩歌（尤其是格律詩）、戲劇和短篇小說創作，卻逐漸步入低谷。長篇小說正在經歷一個爆發期，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現象？怎么評價這么多突然出現的小說？遺憾的是，阿拉伯評論界未能跟上小說創作的步伐。但吊詭的是，大多數阿拉伯人都不會否認一個事實，即當下的阿拉伯世界正在經歷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除了海灣產油國以外，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在經歷停滯、動蕩甚至戰亂。

薛慶國：您說的這個現象并非偶然，中國古代詩人也有“國家不幸詩家幸”之說。但是，在這個文學可以大顯身手的亂世，為什么只有長篇小說才迎來繁榮呢？

納比勒：我個人認為，當下的阿拉伯社會太復雜，各種矛盾、危機層出不窮，只有長篇小說才能容納這么多復雜而殘酷的問題。長篇小說就像一個巨獸，它能吞吐一切，包羅萬象，所以當代作家們都偏愛創作長篇小說。當然，海灣國家設立的若干小說大獎，也對長篇小說的繁榮起了推動作用。總之，過去幾十年里阿拉伯小說的數量是驚人的，這其中粗糙、稚嫩之作自然不少，但即使只有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的作品稱得上佳作，那么這個數目也很可觀。

薛慶國：在活躍于當下文壇的阿拉伯小說家中，青年作家、女作家的比例如何？

納比勒：應該說比例很高，在我的印象里，50歲以下的作家是目前阿拉伯文壇的主力軍，這其中女性作家也不少，譬如今年憑小說《白癡：麥加1945-2009》入圍短名單的沙特女作家拉嘉·阿麗姆，2011年曾經憑小說《鴿子項圈》獲得過本獎，還有一位敘利亞女作家今年也進入了6人短名單。30歲上下的年輕作家也有佼佼者，但不少年輕人缺少生活歷練和寫作經驗，在處理政治題材時容易簡單化和過于直接。另外，語言功力不足是青年作家的普遍軟肋，這一點上他們和老一輩作家有明顯差距。

薛慶國：對于您這樣的當代阿拉伯作家而言，影響你們最大的，是西方作家還是馬哈福茲、紀伯倫這些前輩阿拉伯作家？

納比勒：馬哈福茲是阿拉伯小說的一代宗師，對所有后輩阿拉伯作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除他之外，其他阿拉伯前輩作家對我們的影響比較有限，所以說，影響我們創作觀念和創作手法的，主要還是西方作家。我是通過翻譯作品了解西方文學的，盡管文學翻譯的水平總體不高，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弗吉尼亞·伍爾夫、加西亞·馬爾克斯等外國作家還是讓我受益很多。當然，影響我們較大的，還有阿拉伯思想家和詩人，其中就有我們倆的共同朋友阿多尼斯，他的思想，特別是他批判阿拉伯文化傳統的那種方式和卓見，讓我很受震撼，他對當代許多阿拉伯作家和知識分子都具有啟蒙意義。

薛慶國：我同意您對阿多尼斯的評價。說到外國文學，您對中國文學有所了解嗎？

納比勒：遺憾的是，對于中國文學我所知甚少。我知道，近20年以來，已有不少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譯成阿拉伯語；我還聽說，當下的中國文學發展很快，長篇小說也呈現出繁榮景象，與莫言齊名或者同樣優秀的中國作家還有好多位。但說實話，中國文學總體上還沒有被阿拉伯作家們廣泛了解。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中國文學作品譯成阿拉伯語，尤其希望中阿譯者們重視翻譯質量，因為這關乎中國文學、中國作家的聲譽。

薛慶國：作為一位阿拉伯作家，您對于加強中阿文學交流有什么建議？

納比勒：我可以肯定，阿拉伯作家們不管持有什么意識形態，都樂意和中國加強交流，來中國看看是阿拉伯作家的共同夢想。另外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你們在和各國官方的作協交往同時，不能忽視未加入作協的作家。你肯定也知道，由于種種原因，很多優秀的阿拉伯作家并沒有加入本國作協。所以我很高興你們重視阿多尼斯，雖然他跟阿拉伯作協沒有什么關系。

薛慶國：最后一個問題，您此行在北京已經待了將近10天。有什么特別的感觸嗎？

納比勒：感觸很深。令我遺憾的是，我在年近八旬時才第一次訪問中國，實在是來得太晚了。中國之美，超出我的想象。來之前，我讀過不少或是贊美、或是批評中國的文字，但我讀這些文字時都懷有疑慮，我更相信自己的親眼所見。此行我發現，北京那么有文化底蘊，又是那么現代，那么干凈整潔。我在開羅生活過多年，也愛開羅，但平心而論，今天的開羅和北京完全不能同日而語。我更喜歡的是中國人，這幾天認識了許多中國朋友，而且每天都跟中國人接觸，看到老師、學生、賓館和餐廳的服務員、司機、附近的居民和街上的行人等等，我發現多數人都純樸友善，臉上掛著微笑，很顯然這里的人際關系不那么緊張。我知道這只是走馬觀花的第一印象，你們的社會一定也有很多問題，但第一印象、總體印象很重要，往往是觸及本質的。我去過許多歐美城市，也有一些當地朋友，但只有中國讓我在產生神秘感的同時感到親切，只有中國人能讓我一見如故。我還來不及分析這是為什么。也許日后我會創作一部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但最終能否寫出來，現在還不能確定。

薛慶國：非常感謝您的精彩回答，我從中獲益很多。

納比勒：謝謝你促成了我的中國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