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畢業季，眾多大學生正準備步入職場。許多人對于古代詩人的印象，都是游山玩水、悠游自在。其實，他們寫詩，很多時候也是“職場需要”。如中唐詩人朱慶馀寫作《近試上張籍水部》，便是在準備參加科舉考試時，得到水部員外郎張籍的助力。

唐詩宏大多元的文化意蘊，離不開“職場江湖”這一背景。

入職面面觀

唐代詩人是幸福的。隋唐以降科舉制度漸成定制，摧毀了魏晉南北朝門閥世族對政治的壟斷，唐代詩人們能夠以平民身份自由地參加科舉考試，一展其才華和抱負。不過，詩人們的才情、能力、見識各不相同，在職場的成就自然也差別極大，才高八斗者未必能在宦海如魚得水，才學一般者也未必道路坎坷。

除去也愛寫詩的皇帝和宗室而論，唐代詩人中政治成就和職位最高的，有張說、張九齡兩位盛唐宰相，元稹、李紳和李德裕等中晚唐宰相。此外，位居州府、方鎮節度使和六部尚書、侍郎級別的高官者，有如賀知章之禮部侍郎，白居易之刑部侍郎，高適官至淮南節度使，杜牧做到湖州刺史等。

在唐代著名詩人中，在基層一線的最多，如陳子昂、王勃、駱賓王、李白、杜甫、孟浩然、李商隱等。李白、杜甫兩位大詩人，“不約而同”地終生徘徊于職場之底層。李白短暫地擔任過翰林供奉這種沒有任何實際職權的小官，杜甫看上去名號頗多，但也都是普通職位：先后被授河西縣尉、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左拾遺、華州司功參軍等職，流落成都時被劍南節度使嚴武征辟為幕府參軍，并被薦舉為檢校工部員外郎。

相比詩人們在文化領域的高深造詣，許多詩人的“政商”并不那么高明，面對困難和挫折時，很容易茫然無措，直接影響到他們在職場成就。以杜甫和高適為例，兩人都是早年不得意，直到四十多歲才當上縣尉。唐朝官員分為九品三十階（一至三品皆有正、從兩階，四品至九品則有正上、正下、從上、從下），縣尉是最低品階，依據所在縣的大小而別，最高乃從八品下，最低乃從九品下。縣尉官品很低，事多且累，更要命的是要督促、催逼老百姓納稅出役。杜甫作《官定后戲贈》自嘲說：“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頗有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意氣。高適也做過封丘縣尉，同樣嫌此官“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

之后，杜高二人都辭去縣尉，轉求他職，但兩人的心態就是在這個節點上發生巨大的轉變。杜甫因不得志而引發對現實的反思，寫出許多具有偉大批判意義的詩篇，但在實際職位工作上，反而沒有什么成就。高適則不一樣，詩作的重點在于不能施展抱負。他辭官后，以五十之年，勇敢地選擇去邊鎮從軍，在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幕府中任左驍衛兵曹，掌書記，很快顯示出過人的治事之才，受到朝廷信任。后來他發跡高升，坐鎮淮南，成為擁兵統政的一方節度使。《舊唐書·文苑傳下》把高適與同時期的大詩人王昌齡、崔顥、孟浩然等相比，說諸人“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

亦為錢所累

唐詩氣象萬千，有的宏大高遠，有的清新俊逸，有憂國憂民之擔當，有獨善其身之逸致，這固然是唐代盛大恢弘的文化背景所致，但也折射著詩人們的生存狀況。唐代詩人孟郊、賈島的詩風被稱為“郊寒島瘦”，文化風格即便不是生活狀況的全部映射，也必定受后者極大影響和制約。孟賈二人畢生失意落魄，徘徊于低層官職，生計很是艱難，雖有滿腹才華，但一生精力所著，大都是解決溫飽問題，哪里還有閑情發現生活的美好？要想讓這二人寫出庾開府、鮑參軍式俊雅美妙的詩篇，怕是強人所難。

杜甫所任河西縣尉，薪俸也不多，但至少也比他后來所任之衛率府參軍高一些。唐代的縣是分等級的，根據政治地位、地理方位、人口高下不同，分為赤、次赤、畿、次畿、望、緊、上、中、中下、下共十個等級。河西縣（今陜西合陽）屬于次赤縣，還算不錯，薪俸大約為每月二萬文。改任衛率府參軍后月收入僅有約二千五百文，此外還有一些僅夠溫飽的糧食（約五十七石，相當于一個成年男丁八個月的口糧）。兩相折算，差距巨大。以這點微薄的俸錢，杜甫根本無法改善久已困頓的家庭，所以出現了“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的慘狀。杜甫一生大多在困頓中度過，其詩作也鮮見什么輕松愉快之情，只有在成都做節度使幕府參謀時，月俸錢達到四五萬之多，他才有能力在那里建造草堂，讓一家人短暫地過上富足、穩定的生活。杜甫詩作中意境比較優美閑適的，大多都是那個時期所寫。

晚唐杜牧文學成就略遜于杜甫，但杜牧詩作風格變化較多，總體格調也更顯優美，雖生活于唐朝末世，仍能積極地發現和贊美生活。杜牧職場經歷遠較杜甫豐富，他二十六歲時連中進士與制舉兩種考試，難度都特別大，自云“兩枝仙桂一齊芳”，縱觀全唐詩人，有這樣的成就者寥寥無幾。杜牧為官二十余年，先后做過校書郎、監察御史、節度使掌書記、判官、吏部員外郎、中書舍人以及四個州的刺史，既有基層執事官，也有主政一方的州刺史，最后所任中書舍人進入權力中樞，可謂飽經世事、見識廣達，正是這樣豐富的經歷和成熟的心態，支撐起其詩作的境界。

當然，他與杜甫最大的區別是他有錢，非常有錢。杜牧在長安做京官時曾兩次向宰相上書請求外放地方做州刺史，第一次求去杭州，第二次求去湖州，第二次成功。好好的京官不做，為何要外放呢？原來唐朝制度，京官位高而俸薄，外官位卑而薪厚。杜牧起初在吏部任員外郎，月俸四萬文，外放湖州任刺史月俸達八萬文。這還只是官方明定的標準，實際各州經濟情況不一，薪俸也不同。白居易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做司馬，自言“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比朝廷標準五萬文多了四成。湖州比江州富裕得多，想來杜牧一月可達十一二萬文。他只在湖州做了一年刺史，就積下一筆豐富的錢財，復回長安任職后，“盡吳興（即湖州）俸錢”，在長安有名的風景名勝之地樊川，重修祖父留下的別業，后世遂有杜樊川之號。詩人談錢雖嫌銅臭，然而享受生活、優游詩文的雅興，如果沒有雄厚財力支撐，恐怕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總是在路上

“宦游”二字是唐詩的高頻詞匯，如王勃之“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岑參之送武判官歸京，杜審言之“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都與宦游直接相關。為啥詩人總愛到處走，難道只有旅游才能激發創作靈感？其實這也是被迫之舉。

唐朝官制有兩條規定，讓詩人們不得不遠游。其一是任期制，《新唐書·選舉志》記載：“凡居官必四考。”一般任期不超過四考，每年一考，即四年。任官達到期限一般都要調任。前文所說初唐大詩人、政治家張說，一生做過二十五個官，遍布大江南北，諸如幽州、并州、相州、雍州、岳州、荊州等地，跨度極大。晚唐詩人、宰相李德裕做過二十七任官，他去過的地方比張說更遠，像益州、袁州（今江西宜春）、滁州、潮州、崖州（在今海南省）。唐代詩人凡是活到五六十歲以上并且一直活躍在官場的，哪怕只是中低層官員，幾乎都會到很多地方任職，王維、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莫不如是。另一條是回避制，唐代官員只要入了九品三十階，都要到外地去任職，不能留在家鄉。長年奔波漂泊，疊加著不能回歸故鄉的愁思，再加上旅途風光的激發，幾乎每一個因素都帶有豐富內涵和話題性，催生了唐詩的宦游主題。

中唐詩人、古文家李翱對宦游體會尤其深，他在《來南錄》中記錄了三十六歲那年從洛陽到嶺南任職的過程，他從洛陽入黃河，經汴河、運河、長江、江南運河，又折向錢塘江、贛江、漳江、韶江，水路占絕大多數，從河南入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嶺南，全程水陸七千五百余里，走了六個月才到達廣州。李翱一家人吃住大部分都在船上，妻子懷孕了還要乘船南行，辛苦可想而知。杜甫離開成都后，流落潭州一帶（在今湖南），基本也是在船上，最后亦死于船上。張繼的千古名篇《楓橋夜泊》，孟浩然的《宿建德江》，都作于客旅途中。岑參在安西、北庭兩個都護府做判官，邊地幕府官員多是中原漢地去任職的，朝廷為免他們長久困于西域，特旨加快輪換頻率，因此岑參經常會送宦游之人返回中原，據不完全統計，岑參現存403首詩，送別詩多達125首。一定程度上講，宦游是唐代詩人職場江湖基本構成部分之一，唐代詩文中有大量離別、贈別、送別、贈序類作品，例如那篇載入中學課本的文辭華麗的《滕王閣序》，便是宦游文化給后世留下的文化遺產。

宦游基本都是攜家而行而居，古代出行、搬家成本都非常高，對宦游者來說，除了離愁別緒，奔波勞累、體力消耗、經濟成本樣樣都令人頗感辛苦。白居易一生做官輾轉多地，最能體會到宦游的無奈，他三十多歲時在盩厔（今陜西周至）做縣尉，就曾作詩吐槽說：“我厭宦游君失意，可憐秋思兩心同。”四十四時在江州做司馬，江上偶遇琵琶女，又引發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慨。

韓愈有一年被貶到嶺南道的陽山縣做縣令，這地方極偏僻極窮困，縣城又小又破，沒有幾家居民，老百姓都沿江搭草屋而居。韓愈是河南人，與當地人語言不通，和本地的小吏們溝通互相聽不懂，只好“畫地為字”，這位堂堂大文學家，居然苦哈哈地與人畫地筆談，足令人啞然一笑。

宦游文化固然極富文化意蘊，但創造意蘊的這些唐朝詩人們，卻只能是冷暖自知、甘苦自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