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主體性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概念，中華文明能夠歷數千年而綿延不絕，得益于中華文化所具有的主體性。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面臨重重危機，使人們對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產生懷疑，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遭遇挫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鞏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理論涉及中華民族文化利益的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等諸多問題，其核心是一種新的傳統文化觀。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文化思想逐漸展開的過程中，一種新的文學觀逐漸形成，文化主體性在當代文學創作與當代文藝理論研究中也得到加強。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主體性 文學創作 文學理論研究

習近平文化思想包含許多新觀點新論斷，而文化自信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義。“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之所以在“四個自信”中更具基礎性，是因為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以中華5000多年文明發展的歷史為依托形成的，在不斷求新求變的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鮮明底色，具有自身的文化主體性。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結合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發展與文明進步曾經發揮過的作用，以及傳統文化與當代中國的關系等問題，就文化自信的根基、內在邏輯與重要性等問題進行了集中論述，強調“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也是我們自信的底氣”。中華文明歷史演進的過程就是文化主體性不斷塑造、完善、鞏固、變革的進程，正是這種文化主體性為文化自信提供了支撐，“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而“兩個結合”，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則進一步鞏固了中國的文化主體性。這些論述，將文化自信、文化主體性、“第二個結合”這三個習近平文化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關聯了起來，理論邏輯步步深入，其中蘊含著一種新的文化觀，涉及如何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歷史作用，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如何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關系等既具有理論意義又具有現實意義的重大論題。

在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與闡釋中，“文化自信”與“第二個結合”等問題已經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關注，相對而言，對“文化主體性”問題的討論還比較少。本文試圖就習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主體性這一概念提出的歷史邏輯及其所蘊含的理論內涵加以分析，并結合當代中國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實際，談談加強與鞏固文化主體性的現實意義。

一、文化主體性問題提出的歷史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在人類學家的視野里，不同民族的區分，主要是通過文化的區分完成的，是否具有文化主體性，是一個民族在精神上是否獨立自主的標志，一旦失去了文化主體性，其作為一個民族的存在將很快湮沒在歷史長河之中。在人類歷史上，一個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喪失，可能是被外族武力征服的結果，也可能是某種強勢文化侵入的結果。進入近代以后，整個世界都被卷入了現代化進程之中。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如果不立足自身的文化傳統，盲目追求西方式現代化，文化主體性就可能會迷失。因此，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堅持自身的文化立場，就成為許多國家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中華民族有著自己光輝的歷史與燦爛的文化。我們經常說的“中國”并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幾千年來，中華文化為人們提供的是一種超地域的文化歸屬感。康有為曾說：“夷夏之分，即文明野蠻之別。”“《春秋》之義，唯德是親。中國而不德也，則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則中國之。”這種把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的區分視為文明與野蠻之分的觀點雖然包含著那個時代的文化偏見，具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但以文化內涵，而不是簡單地以地理范圍界定中國的思想，卻是古已有之，且深入人心。作為一個文化概念的中國，其背后聯結的是中華民族的文明史，貫穿著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生活態度、精神氣質、藝術傳統與哲學觀念，這些因素仿佛是一種潛在的文化基因，建構起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確立了中華文化的主體性。而且，中華文明能夠一直延續，歷五千年而綿延不絕，不僅得益于其文化的穩定性，還得益于其文化所具有的頑強生命力。這種生命力體現在中華文明雖然歷史悠久，但并非因循守舊，雖然特色鮮明，卻并不排斥外來的文化，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不斷變通，不斷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以獲得自身的發展。“中華文化既堅守本根又不斷與時俱進，使中華民族保持了堅定的民族自信和強大的修復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這實際上也是中國文化具有自己的主體性的重要表征。

然而，近代以來，古老的中國先是經歷了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后來又經歷了列強對中國領土的瓜分、經濟的侵略，以及維新變法的失敗、辛亥革命的挫折，許多覺醒了的中國人開始思考中國貧窮落后、被動挨打的原因，這種反思逐漸地由器物轉向制度，進而轉向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在新文化運動中，一些人把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簡單地歸因于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今日風俗之壞、人心之壞，學問之無進化，謂孔子之為厲階”，以至于到后來有人喊出了“救治目前中國的危亡，我們不得不要全盤西洋化”的主張由此形成一種貶低中國自身傳統，推崇西方文明的思潮，用胡適的話說，就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面對自身文化傳統時的虛無主義態度，也影響到黨的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等人。陳獨秀在1923年的時候就講過在傳統文化中尋找有價值的東西，無異于“要在糞穢里尋找香水，即令費盡牛力尋出少量香水，其質量最好也不過和別的香水一樣，并不特別神奇，而且出力尋找時自身多少恐要染點臭氣”。瞿秋白也曾講過：“中國的舊社會，舊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會的文化，裝滿著一大堆禮教倫常，固守著無數的文章詞賦；禮教倫常其實是束縛人性的利器，文章詞賦也其實是貴族淫昏的粉飾”。這些話雖然都是在特定語境中面對特定的問題講出來的，并不代表他們文化立場的全部，但也是他們在當時情境中真實的看法。這種文化立場曾經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化的傳承受到威脅，現代中國的文化與古代傳統文化之間出現了斷裂，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被削弱。而文化主體性的弱化，嚴重阻礙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崛起的腳步，是必須面對的一個相當嚴峻的問題。尤其是對當今的中國而言，在實現了政治與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國家的綜合國力與影響力明顯上升的背景下，要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文化上的獨立自主、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就顯得更為重要與迫切。文化主體性的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進一步凸顯出來的，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關于文化主體性問題的論述，也是在這一背景下作出的。

二、文化主體性的理論內涵

一百多年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當中，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如何對待自己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是一個很難繞開的重大理論問題。對此一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面對不同的現實語境，不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會提供不同的答案。在2023年6月2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從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幾個方面對中華文明的突出特點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強調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華文化主體性的論述中，展現出的是一種新的、更加成熟的文化觀，這種文化觀要求站在中國自身的文化立場上看待文化問題，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包含獨特的中國智慧，不僅塑造了中華民族5000年光輝的文明史，而且對整個人類文明的進步也發揮過重要作用。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當代中國的文化也應該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而在此基礎上確立的中國式現代化則應當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

強調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從根本上講是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利益。習近平總書記說，“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要體現，就是它在5000年中華文明發展史上，雖然多次與外來文化相遇，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但都沒有失去自己的本色，而是在與外來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使自身得到了更好的發展。中華文化是開放包容的，這種開放性與包容性不僅體現為文明內部形成了一種多元一體的局面，而且體現為不斷接納外來文化，對它們加以吸收與轉化。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轉化，是建立在堅守自身的文化立場、維護自身的文化利益之上的。在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歷史上，中華文化也曾遭遇過外來文化的巨大挑戰，面臨過生死存亡的危機，但最終并沒有被外來文化打敗，而是保持了自己的連續性與統一性，這得益于中華文化的堅韌，也得益于許多仁人志士對中華文化立場的堅守。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同樣存在著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維護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問題。當然，維護文化主體性，絕不是要采取一種固步自封、盲目排外的文化態度。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推廣應用、經濟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接觸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沒有文明間的交流互通，沒有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借鑒，也就沒有中國文化自身的繁榮發展。但在面對外來文化的影響、吸收融合外來文化時，確實存在如何維護自身文化利益的問題。在當今的國際環境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不僅體現在經濟實力與科學技術水平的競爭上，同時也體現在文化軟實力的競爭上。文化已經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文化利益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文化安全事關國家安全，一個國家的文化主體性事關民族精神的獨立性，事關國運的興衰。而文化的繁榮，既需要吸收借鑒外來文化，更需要有民族文化之根作為支撐，只有維護了文化主體性，才能使當代的中國文化真正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利條件。

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建構，不僅是內部文化建設的問題，同時也涉及文化的國際傳播。而在對外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同樣存在一個如何凸顯文化主體性的問題。中華文化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其中包含了人類共同的價值觀，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名片，要形成與我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就必須加大文化傳播的力度，提高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而要進行國際文化傳播，更加需要強調文化的主體性。中國文化在追求“走出去”的時候，要講究敘事的策略，采取開放與對話的態度，適應不同的文化語境，但是不能把中國文化完全包裝成膚淺的商業文化，不能在國際化的名義下將中國文化進行“去中國化”的處理，更不能落入“后殖民主義”敘事的陷阱，以獵奇的眼光看待中國自身的文化，丑化中國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提到如何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時，要求從事對外傳播的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這段話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強調在進行國際文化傳播時，要凸顯文化的中國特色，突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就當代中國而言，其文化不僅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也包含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因此，鞏固文化主體性，不僅應當立足于中華民族的歷史實踐，同時還要立足于當代中國的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時代中國文化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由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到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再到文化上的獨立自主，有一個包含內在必然性的過程。而正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鞏固了中華文化的主體性。

三、“新文學”的文化主體性

20世紀中國的白話“新文學”是隨新文化運動誕生的，在反對舊文化、倡導新文化的“五四”時期，文學是最為重要的陣地，也是成績最為卓著的一個領域，曾經為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與文化的革新立下汗馬功勞。也正因為如此，激進的反傳統態度所留下的后遺癥在文學領域表現得也就比較嚴重。如果說在其他一些領域，反傳統主要表現為一種姿態，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文化觀念的變化，當時的姿態也會逐漸改變的話，那么在文學領域，則已經把反傳統的立場固化成了外在的形式：一方面，現代白話文學拒絕傳統文學的主流書面語言——文言；另一方面，現代白話詩歌、小說、戲劇乃至散文，都有著自己與中國傳統文學相區別的文體形態，而這種文體形態直接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現代白話文學各種文體的產生，大多源自用白話翻譯的西方文學。對國外文學的翻譯不僅在現代白話文學史上最初的一二十年間占據了各種文學期刊與報紙文學副刊大量的版面，在整個中國“新文學”一百多年的歷史上，這種工作也一直沒有中斷過。而且，在許多時候，外國文學作家、作品、文學思潮的介紹，其主要目的并非是建構一門系統的外國文學史知識，而是要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提供一種參照，甚至是方向性的引導。因為不少人相信現代中國文學的根在國外，對作家而言，需要不斷地從外國文學中獲得創新的靈感；對批評家而言，沒有國外的文學作為參照，也很難對中國的作家與作品作出準確的定位與評價。這導致新文化運動以來許多中國的作家與從事“新文學”研究的學者對外國文學的熟悉程度，遠遠高過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熟悉程度。

當然，百年來中國的“新文學”不可能與中國自身原有的文化傳統及文學傳統之間沒有關聯。實際上，現代白話文學所使用的白話，雖然與中國古典文學使用的白話有所區別，但仍然是漢語的書面語，其內在的語法、詞匯、修辭方法，與包括文言與白話在內的古代漢語仍然屬于一個系統，具有漢語的全部語言學特征，從而與西方的語言存在著類型學上的差異，這為現代白話文學的“西化”設置了一個無論如何都無法逾越的界限。而且，現代白話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及文學的關聯，絕不止于語言學層面，中國古代哲學觀念、美學精神、文學傳統也不可避免地對其產生了影響。但是，在文學觀念層面，新與舊、文與白的二元對立在“新文學”百年來的歷史上始終存在，把國外文學的新思潮當成中國文學發展方向的認識誤區始終存在。在這種文學觀念的支配下，當代中國文學與本民族文學傳統的真正融通始終存在障礙。而更為重要的則是，當代文學的文化主體性因此很難真正建立起來。

就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而言，文化主體性遭遇的挑戰不僅存在于文學觀念層面，而且涉及其整個話語體系。與中國“新文學”相伴而生的文藝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不僅在著述的文體上受到西方的巨大影響，而且其使用的基本概念、運用的分析方法、采用的思維方式，也大多是從西方學來的，從而與中國古代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拉開了更大的距離。支撐起這一切的，是受西方影響形成的學科化的文藝理論、美學等知識體系。中國古代也有自己的文藝理論概念、文學批評方法以及文學批評實踐，但用西方的觀點看，其概念是不成體系的，其方法是非科學的，其批評文本多建立在感性經驗的基礎上。因此，即使其中有個別的內容被吸收進了20世紀學科化的文藝理論體系建構與文學批評實踐當中，也根本沒有辦法改變在這些領域里西方的理論話語占主導地位這一局面。在中國也有關于中國古代文藝理論與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但這些學問基本上被限定在古典學術的范圍內，對當代文藝理論知識體系的形成與文學批評實踐發生的影響十分有限。況且，這些領域的研究，許多時候也是按照來自西方的學術范式，甚至是依托西方的學術概念與學術方法展開的。正因為如此，20世紀90年代有學者尖銳地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于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將其稱為病態的“文論失語癥”，并試圖通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解決這一問題，但收效甚微。無可否認的是，西方文藝理論、文學批評方法的引進，以及20世紀文藝理論學科體系的形成與不斷發展，對于中國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有效開展有著巨大的學術貢獻，但是，從文化主體性的角度看，其問題也更加突出，需要改進的地方也就更多。

中國“新文學”自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這種成就不僅表現在文學創作的實績上，也表現在與之相關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當中。但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在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之后，“新文學”也面臨許多困境。而要擺脫這種困境，則需要從原來新與舊、文與白簡單對立的觀念中走出來。如果說“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的話，與中國式現代化相伴而生的中國“新文學”也應當能夠賡續中華古老文明，體現鮮明的中國特色，與本民族的文學傳統保持更加密切的聯系。這是基于新的文化觀念而產生的新的文學觀念，這一文學觀念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文學校正發展方向、尋求自身突破的十分難得的契機。

四、文學界近年來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努力

人們常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以此表明文學與時代潮流之間的呼應關系。其實在許多時候，是因為先產生了與某種時代潮流相呼應的新的文學觀念，才促成了一個時代新的文學面貌。而且，一種順應了時代潮流的新的文學觀念一旦產生，一方面會影響文學創作的走向，另一方面也會對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研究產生影響。在新的文學觀念引導下，人們能夠看到已經存在的文學現象潛藏著的新的價值與意義，進而重構已經形成的文學史秩序。新的文學觀念還會通過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活動，影響作家的創作走向，對與之相適應的創作傾向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文學史上，從遠處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發生的“文的覺醒”，唐宋時期的“古文運動”；從近處講， 20世紀初期的“白話文學革命”，延安時期倡導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都可以作如是觀。而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展開而逐漸生成的新的文學觀念，其影響也正在發生，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化主體性正在得到鞏固。

首先，在近年來的文學作品中，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受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文學觀念的影響，傳統文化批判在相當長時間里都是中國文學的重要母題。在這樣的母題中，遵循傳統道德準則行事的人經常被當成偽君子而受到嘲諷，傳統文化往往被視為一種阻礙現代文明進步的力量而受到譴責，傳統的生活方式則往往作為愚昧的標志而被否定。然而，近年來中國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許多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把仁義、守信、隱忍、內斂等作為一種美德賦予自己的主人公；在表現當代生活時，更愿意把歷史文化傳統作為一種底蘊、一種現代人的精神寄托呈現在作品中，使整個作品彌漫著一種“文化鄉愁”。也有許多作品把傳統文化當成直接的書寫對象，在自己的作品中引入許多可以代表傳統文化的符號：具有歷史感的建筑、傳統美食、民間工藝、純樸的民俗，展示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與此同時，許多作家開始更多地從中國古典文學與文化傳統中尋求創作的靈感，有的作家使自己作品的語言體現出古色古香的韻味，有的作家則試圖以自己作品的結構去象征性地表達某種傳統哲學理念。而更深層的變化表現在，原先那種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觀念被打破，站在中國自身文化傳統之外俯視一切的態度在文學作品中已經比較少見，作家們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表現出更多的敬畏，具有了站在中國自身的文化立場上看待問題的眼光。有了這種敬畏感，有了這種眼光，即使對中國傳統文化仍然采取批判與審視的態度，也與之前存在很大的差別。

與此同時，文藝理論研究的風氣也正在悄然改變。讓中國當代的文藝理論回到中國古典文論的狀態，不僅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必要的。百年來中國文藝理論研究中存在的最大問題，還不是離開了自己的文論傳統，而是在引入外來的各種理論時，常常不加反思，把在特定語境中針對特定問題而生成的國外的文藝理論思潮、文藝理論觀點當成前沿的、普適性的思想成果，用以對中國的文學現象，包括中國古代的文學現象進行命名、分析、定性，其結果常常是理論與文學現象之間的脫節，造成強制闡釋。而且，從事文藝理論研究的學者有相當多的人做的是理論移植與介紹性的工作，基于本國文藝創作實踐、本國文藝學美學傳統的獨特的思考較少，理論創見更少。近年來，隨著“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一要求的提出，文藝理論界已經開始就理論的現實關懷問題、理論與文學創作實踐的關系問題、當代文藝理論與中國古典文藝思想的關系問題進行深入的反思，在不斷吸收國外文藝理論新的成果的同時，面向中國自身的文藝實踐，突出問題意識，充分利用本民族的傳統資源，建構中國當代具有原創性的文藝理論體系的工作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這一切都表明，在新的文化思想引領下，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文化主體性正在得到鞏固。

當然，文化觀念、文學觀念轉變之后，在當代的語境中鞏固中國文學文化主體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不僅需要作家、批評家、文藝理論研究者的躬身實踐，同時也需要人們知識背景的轉換，甚至是文學教育內容與方式的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的文化思想的影響，將是十分深遠的。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