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行，1964年2月生于浙江義烏，1985年7月畢業于南京大學外文系，后在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并獲碩士、博士學位。一直從事外國文學書刊編輯工作，曾任《譯林》雜志社社長兼執行主編、譯林出版社編審，現為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客座教授。迄今共發表中外文學、翻譯、出版等方向各類文章近三百篇，有譯著《金銀島》《專使》等多部，《文學翻譯探索》是其最新著作

“成為雜家、專家和翻譯家”

我對文學翻譯的思考與探索，始于我的外國文學編輯出版工作的開端。

1985年夏，我從南京大學外文系畢業，分配到江蘇人民出版社《譯林》編輯部（譯林出版社的前身），開始了近四十年的外國文學書刊編輯出版工作。我在編輯外國文學譯稿時，常常縈繞心頭的問題是：什么是文學？什么是翻譯？什么樣的外國文學作品值得翻譯過來？文學翻譯該怎么做？什么樣的譯作是好的譯作？外國文學翻譯作品要發表或出版，最起碼要達到什么水平？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實踐，我心里逐漸形成了一個尺度：外國文學翻譯作品要發表或出版，必須達到的最低要求有兩點：一、對原作的理解基本沒有問題；二、譯文基本通順。之所以用了兩個“基本”，一是因為任何譯者，哪怕本事再大，外語水平再高，要想對一部異國人用異國語寫的，尤其是個人風格和地域特色較為明顯的長篇作品理解得滴水不漏毫無差錯，是不可能的，二是因為不論持什么翻譯標準或用什么翻譯理論（甚或有人宣稱不用任何翻譯理論）指導翻譯實踐，不論譯者漢語和文學修養有多好、翻譯經驗有多豐富，譯者自認為很通順流暢的譯文中，總會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讓他人感到不太順暢甚至別扭之處。

1986年春天，在無錫，美國文學專家、翻譯家施咸榮先生言簡意賅地告訴我，要成為一名合格的外國文學編輯，必須努力使自己同時成為雜家、專家和翻譯家。從那時起，盡管很難，我還是一直在朝這“三家”的方向努力。

我在繁忙的編輯工作之余從事一定的翻譯實踐，翻譯了英國作家史蒂文森的《金銀島》、亨利·詹姆斯的《專使》等著作。有了一定的外國文學編輯和翻譯實踐后，我漸漸認識到：一般說來，毫無文學翻譯實踐經歷的人，不大可能成為出色的文學翻譯批評家，因為他們很可能對翻譯中因主、客觀因素導致的局限性把握失準。

由于工作需要，我一直與許多高校外語院系的專家學者有聯系，還與其中的一些老師成為了長期的朋友。他們不僅在編輯工作上與我緊密合作，成了我的譯者或作者，還在學術交流和研究方面給了我各種各樣的鼓勵、幫助和機會，比如，請我去參加學術會議并做大會主旨發言或對學者們的發言進行點評，請我去給師生們做講座，請我去參加博士生、碩士生的學位論文答辯等。這些都促使我在編輯和翻譯實踐的基礎上進一步從學術和理論的角度對文學翻譯進行更深入的思考與探索。

翻譯生涯中的良師益友

在文學翻譯探索方面乃至我至今的人生中，對我幫助和影響最大的，是許鈞教授。我和他第一次相見是1987年秋在他南京大學的研究生宿舍里。我們一見如故。近40年來，他是我的師與兄，無論在工作、學術還是生活上，我有任何問題，第一個想到去請教并肯定會得到教益的，就是許鈞先生。他作為欄目設計者和對話者，我作為編輯，我們一起從1998年開始緊密合作連續三年整，在《譯林》雜志“翻譯漫談”欄目上，刊出了他與季羨林、蕭乾、葉君健、草嬰、許淵沖、楊苡、李文俊、郭宏安等20多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老一輩翻譯家，結合自己豐富的翻譯實踐，就翻譯，特別是文學翻譯的一些基本問題，暢談各自的獨到經驗、體會和見解。隨后，這些對話又結集成《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翻譯對話錄》一書，堪稱某種程度上以獨特的方式對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做了一次梳理與總結，為文學翻譯實踐的后來者提供了豐富的切實可行的經驗，為以后的中國翻譯理論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在中國文學翻譯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許鈞先生一直鼓勵、鞭策我在工作之余要堅持多看書、多寫文章、多做翻譯，尤其在人生的低谷期更要堅持不懈。他每有新的翻譯理論專著問世，我總是第一時間拜讀，總是受益匪淺，并寫過多篇書評，把我對他的最新專著印象最深的感想與學界同仁分享。

我在譯林出版社退休前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社領導的大力支持下促成八卷本“許鈞翻譯論叢”的出版，并擔任其中《翻譯論》《文學翻譯批評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在法國的譯介與接受》等書的責任編輯。在文學翻譯研究方面，許鈞先生及其著述對我的影響是最大的，我在文學翻譯方面的許多觀點都與許鈞先生的觀點相近。當然，由于兩人成長的環境、所接受的教育、工作經歷和個性脾氣都有較大的不同，我們就文學翻譯的論述，也有各自鮮明的特征和差異。他一直在專門從事翻譯實踐、翻譯教學與翻譯研究，碩果累累，是當今中國翻譯界最杰出的代表，而我只是業余時間偶爾就文學翻譯有感而發。我早就說過，我不是專門搞學術研究的，而只是學術的票友，只是高興時扯幾嗓子而已。

1980年代后期，也就是我外國文學書刊編輯工作的初期，我編輯外國文學譯稿時，都是拿原版書和譯稿從頭到尾逐字逐句對照審讀校改的。當年編輯孫致禮教授重譯的《傲慢與偏見》譯稿時，我拿原版書、孫致禮譯稿和王科一先生的譯本同時進行逐字逐句的對照審讀校改。剛開始，我這個剛出校門二十出頭的小青年，小心翼翼地給當時在文學翻譯上已有所成就的中年譯者孫致禮先生寫了封信，在信中列舉了我編輯他譯稿開頭部分中的十個例子。每個例子都包含原文、孫譯文、王譯文，并說明了我對兩種譯文的想法、疑慮或改進的建議。在信的最后，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說，我是個剛出校門不久的本科畢業生。如果孫老師覺得我信中說的還有點道理或有值得參考的地方，那么請孫老師對我提到的譯文做適當的調整或修改。如果孫老師覺得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盡在胡說八道，那么我就不再給孫老師寫這種信了。不久，我收到了孫老師熱情洋溢的回信。他首先肯定了我信中所說都很有道理，對他改進譯文質量很有啟發和幫助。他對我提的十個例子中的九個例子中的譯文進行了修改，保留了其中一個例子的譯文并作出了說明。在信的最后，孫老師感謝我如此認真細致又嚴謹地對待他的譯稿，并鼓勵我說：希望我不要有任何顧慮，對他的譯文有任何想法和建議，發現有任何問題，都要直截了當地及時告訴他，他一定及時給我反饋。我們共同的目標，就是推出一個盡可能好的新譯本。他還感慨說：“看來，一代新的外國文學編輯正在成長中。”此后，我便不斷地把我編輯他的譯稿時的想法告訴他，他總是非常及時地給我回信。我們共同努力的結果是，《傲慢與偏見》孫致禮譯本于1990年北京亞運會前夕出版，得到了翻譯界和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與好評。孫教授對我的肯定和鼓勵，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要成為一位合格的外國文學編輯的決心和信心。拿原版書、孫致禮譯稿和王科一先生的譯本同時進行逐字逐句的對照審讀校改，與孫教授就其譯稿的頻繁書信交流，則相當于我在文學翻譯上強化學習、提高的過程。孫致禮教授后來成為了國內屈指可數的著名英語文學翻譯家，而《傲慢與偏見》則是孫教授的文學翻譯代表作。前些年我忽然想到，當年我收到的孫致禮教授關于《傲慢與偏見》翻譯的回信共有好幾百頁，我就此寫給孫教授的信的篇幅，應該不下于此。如果把我和孫教授就《傲慢與偏見》的通信合集出版，無論是對后來的文學翻譯實踐者還是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抑或是對文學翻譯感興趣的各類讀者，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當聽聞孫教授身體不適，我就請其兒媳、洛陽外國語學院的石平萍教授方便時就此問問孫教授，可惜結果是，孫教授說，我寫給孫教授的那些信已經找不到了。

何謂“文學翻譯的全面忠實觀”

1990年代初以來，我在《文匯讀書周報》上發表過八九十篇長短不一的文章。其中，1999年《找譯者難》發表后，在全國范圍內反響強烈，該報因此開辟有關“優秀譯者何以難找？”的問題討論，陸谷孫、林少華等一些著名學者、翻譯家和許多普通讀者紛紛加入討論，進而引發全國范圍內長達大半年的關于文學翻譯質量問題的討論。該報當時的主編褚鈺泉先生囑我把長期以來對文學翻譯的思考寫成一篇長文，不料我構思好準備動筆時，他卻離開了主編的崗位。

郭英劍教授長期以來是我工作和學術研究中的合作者，并一直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英劍兄邀我就文學翻譯問題去他當時所在的大學作講座，促使我在1999年國慶長假期間寫出了《忠實是文學翻譯的目標和標準——論文學翻譯和文學翻譯批評》的長文作為講座的底稿。此文即褚鈺泉先生囑我寫的我多年來對文學翻譯的思考的一次階段性總結。此后不久，李德恩先生說了句“好文章還怕長嗎”，把此文刊載于他主編的《外國文學》。多年來，我曾以此文作為講座底稿，在多所大學做講座，在與師生們的不斷交流中豐富并深化了自己對文學翻譯方面的思考。此文的標題，后來也改為了“文學翻譯的全面忠實觀”。“文學翻譯的全面忠實觀”，一言以蔽之，即譯者應盡可能把一部文學作品從內容到形式、從內涵到外延在內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全面忠實地再現于譯作之中。“文學翻譯的全面忠實觀”逐漸成為我文學翻譯研究的標志性觀點，而我后來寫的多篇文學翻譯方面的文章，都源于此文中的某一論點或段落。拙文《出色的譯作：既經得起讀，又經得起對》曾被郭英劍、谷羽、陸永昌、王金凱等教授在不同場合論及、引用或指定為文學翻譯方向的研究生必讀的文獻。曾經教我第二外語法語的張新木教授，在一次翻譯研討會上聽完我論及文學翻譯的全面忠實觀的主旨發言后在微信上對我說：他在重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第五卷《女囚》時，基本上按我說的原則在做。他的漢譯版本，改文采式翻譯為批評式翻譯，爭取在文字、形象、音韻、蘊含、審美、思維方式等方面達到全面的忠實。郭英劍教授還曾與我合作撰寫了《論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譯名及其界定》一文。我在文學翻譯的編輯與實踐中遇到疑難點，也常常會與他商量，向他請教。

曾艷鈺教授是曾邀請我去其工作的大學做講座或主辦的學術會議上做大會主旨發言次數最多的朋友。她有時讓我自己隨意選擇講什么，有時則給我指定講座或發言的主題，這其實是在不斷督促我對外國文學和翻譯方面進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收入本書的《文學翻譯還需要忠實嗎》《論文學翻譯批評——以〈紅與黑〉和〈堂吉訶德〉的漢譯批評為例》《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的外國文學出版》等文，便源自最早在她工作的大學里的講座或大會發言。

在多年來的文學翻譯編輯工作中，我已養成一個習慣：在編輯一個自己新接觸的譯者的譯稿時，我會先仔仔細細地把譯稿的一小部分與原文進行對照，以便把握譯文的大致情況，了解譯者的翻譯特色、傾向或存在的問題，然后可能會就此與譯者進行電話或當面交流。21世紀初，郭國良教授的一部譯稿到了我手上，我一如既往地把譯稿的一部分與原文進行了對照，結果驚喜地發現，在我二十來年中接觸并與原文對照過譯稿的不計其數的譯者中，郭國良教授在譯作中的追求與我的文學翻譯的全面忠實觀是最接近的！七八年后，郭國良教授主持了我與浙江大學的師生們就文學翻譯的全面忠實觀進行的交流。他在講座最后的總結點評中說，我的文學翻譯的全面忠實觀，把他在文學翻譯實踐中的追求，都表達展現出來了。我多年前首次接觸他的譯作時的感受，和他后來首次聽完我的文學翻譯的全面忠實觀的感受，竟如此驚人地重合。這是否可以說，在文學翻譯上，我們兩個是心心相印的呢？也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說法在文學翻譯與研究中也是說得通的。郭國良教授是浙江東陽人，我是浙江義烏人，他老家與我的老家相距僅幾十公里，我們共同的朋友吳其堯教授也是東陽人，前面提到的許鈞教授則是浙江龍游人，我們這幾個從小生活在山清水秀中的浙江人對文學翻譯的基本看法都比較接近。吳其堯教授每次與我談起文學翻譯，我們相互都有知音之感。有一次，吳教授在談到編輯和譯者的關系時對我說：“我的第一部譯著美國作家約翰·巴思的《曾經滄海》最初也是理行兄審讀了部分文字的，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見，我從此也建立起了全面忠實的文學翻譯觀（包括對原著中的標點符號不輕易改動），所以說編輯和譯者之間的關系很重要，好的編輯提供的意見可以奠定一個譯者的翻譯理念。”

謝天振教授從《東方翻譯》創刊起長期擔任該刊的執行主編。他曾對我說，該刊不歡迎“面目可憎，空洞無物、難以卒讀的學術八股文”，提倡生動活潑地探討翻譯學術的文章。從2013年到2020年，我以學術隨筆的形式寫出來的或長或短的文章，先后在《東方翻譯》上發表了五篇。據謝先生手下的一位青年編輯說，有一次，謝先生拿著我投稿的一篇短文說：你們看看，學術文章還可以這樣寫！謝先生在收到拙文《“獻給薛慶國”——阿多尼斯中國題材長詩〈桂花〉獻詞歷險記》一文后，很快就在微信里給我回復說：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要知道，我和謝先生對關于翻譯的有些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比如，在浙江大學召開的一次文學翻譯會議上，謝先生聽了我的發言后曾針對我的主要觀點提出了明確的異議。與此同時，他卻又在他自己主編的期刊上一再發表我寫的文章，還不吝溢美之詞。他的這種雅量與對自己觀點不盡相同的后輩的提攜，令我一直心懷欽佩與感激。

是工作，也是樂趣

微信群和朋友圈大大方便了人們的交流。不知不覺間，微信上的交流催生了我的好幾篇文章。遠在澳大利亞的崔少元先生對外國文學與翻譯的熱情一直不減，經常會就相關問題或想法在微信上與我交流。《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怎么譯？》一文，主要就是根據他與我在微信上就此交流的記錄整理出來的。《關于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姓名與授獎詞的翻譯》一文里的部分內容，則錄自當年最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公布后與外國語言、文學和翻譯相關的一些微信群和朋友圈里的熱烈討論。《den是什么？》的主要內容，是我在微信上與身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中國的同學和朋友們探討的記錄。

由于外國文學編輯出版工作的需要，我與翻譯界的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有過接觸，對其中有一定了解、印象比較深刻的，比如蕭乾、文潔若、葉君健、趙瑞蕻、楊苡、戈寶權、施咸榮、李文俊、梅紹武、朱炯強、張柏然、許鈞諸位先生，我對他們的為人為文分別做過點點滴滴的記錄。

有一種說法是：你的朋友圈決定了你會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近40年來，我一直就是個外國文學書刊的編輯，但因為在學術界交了一批好朋友，不知是一直被他們往學術圈里拽，還是我天性就容易被學術圈所吸引，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我一直在做一些與學術相關的事情，也寫了些學術性的文章或論文，那都是有感而發，完全是興之所至，想寫了才寫，寫了有快感，有樂趣。

（本文系《文學翻譯探索》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