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參評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百余部長篇小說，不難發現其中形成的幾種主流敘事模式：或以個人奮斗、家族傳承、地域發展為縮影，以線性之軸推演“成長史”，展示歷史的滄桑變幻；或深描特定時空的民族文化，細剖多種文化的交織互動，在特殊性與普遍性的交互中展開自己的故事；或立足于當代視野，勾勒嶄新時代境遇下文化轉型與交融的進程。當然，也存在跳脫民族題材的多元故事。綜而觀之，可謂豐富、開闊且充滿當代氣息。以最終獲獎的長篇小說《阿娜河畔》《煙雨漫漓江》《大醫》《在高原》等為例，可以更具體、更典型地觀察近年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新趨勢與新成果。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另一部獲獎作品《花兒永遠這樣紅》以維吾爾文寫成，受限于語言能力，本文暫時無法涉及。但毋庸置疑，這五部獲獎作品提示我們應當以高度開放的視野，去努力擁抱當代中國文學共生共和的遼闊版圖。

上述四部獲獎作品當然各具風格，但若合而觀之，也存在共通的創作特色與美學追求，顯示出講述當代中國故事的趨勢與特點。具體來說，可以在“大與小”“虛與實”“古與今”這三重辯證關系中加以考量。對這三重關系的處理，無疑考驗著作家的認知能力與寫作功力。

第一，大與小的辯證。以文學書寫抵達宏大敘事，實現個人與集體、審美與歷史的辯證。這四部獲獎作品的共同點是既具備跨越數十年甚至百年的歷史縱深，又豐盈著靈動鮮活的個體生命經驗，從而避免了口號化、公式化的創作陷阱。作為兵團二代，維吾爾族作家阿舍創作《阿娜河畔》的動力源于故鄉的消逝（兵團農場合并）。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稱，阿娜在維吾爾語中是母親的意思。小說正是以生命源頭的記憶打底，創造出“茂盛農場”這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縮影與典型，書寫出建設者們自20世紀50年代至新世紀的生活歷程，以家庭敘事與大歷史實現共振。藏族作家尼瑪潘多的《在高原》也持有相近構思，以一家四代人的經歷，映照西藏近百年的社會發展歷程，在家族敘事中揉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動態歷史。與阿娜河溫情注視著的兵團故事類似，瑤族作家光盤的《煙雨漫漓江》是一曲動人的漓江兒女生活史、情感史，他們的命運在城鄉結構、生態保護的大背景下徐徐展開。這類作品著重描繪親情、友情、愛情，以此“疊印”大歷史之于個體的影響，既具備足夠的心理與情感深度，又能將之放入大歷史中加以形塑與拓延。

滿族作家馬伯庸的《大醫》則相對跳脫出作家的實際生活經驗。他的創作可以追溯至2017年參觀上海華山醫院校史館的經歷，最終由《日出篇》與《破曉篇》上下兩部構成。這一共計80萬字的鴻篇巨制寫出20世紀前半葉醫療史的宏闊圖景，“大醫”之名，取自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其所代表的愛國情操、人道情懷與理想主義信仰，具體落實在三位主人公（方三響、孫希、姚英子）身上，更散落在星云璀璨的人物群像之上。三位主人公各具典型性，分別代表窮小子、海外精英與富家千金三種人物類型，他們正是在接連不斷的歷史大事件中互相扶持、救死扶傷，最終成長為一代大醫。

可以說，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無不可親、可感，作家為他們付出了全部的愛意與熱忱。歷史與現實中那些活生生的人，那些在大歷史中容易被遮蔽和遺忘的普通人，正是作家們的心之所系。馬伯庸自述信仰人民史觀，正是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而尼瑪潘多自《紫青稞》以來的創作，也被評論家指認出鮮明的女性特色，女性在她的作品中是充滿能動性、有著自身成長線索的歷史主體。這些都體現出文學創作在個體視角與宏大歷史之間勾連轉圜的獨特價值。

第二，虛與實的辯證。發揚文史互動的文化傳統，以歷史經驗激活文學的創造能量。這四部小說的寫作均有不小的難度，作家們都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根據阿舍的創作談，她自2016年起就開始專門搜集與兵團有關的資料，包括兵團教育、兵團水利、解放新疆史料、早期婦女進疆史料、知青進疆史料等，還包括各團場史志叢書、個人口述史以及專題論文，等等。同時，她還有意識地采訪家鄉親友。這一認知擴充的過程，使得她對兵團的追憶“不再是自我的、碎片化的、懷舊式的、圖解式的、浮光掠影式”的（阿舍語），而是在浩大的生命旅途與時代印痕中鋪展為更廣闊的畫卷。馬伯庸則大量涉獵上海華山醫院院史、上海《申報》、清末民初中國紅十字總會歷史資料和近代醫療史等專業文獻，甚至每天翻閱《申報》以便全身心地浸潤于彼時的海派文化。光盤懷抱為漓江立傳的宏愿，設計了深入漓江流域的采風計劃，花費三四個月的時間定點采風，與當地村民、貓兒山自然保護區護林員深度交流，了解他們的工作、生活狀態和精神風貌。

記者出身的尼瑪潘多有著對于新聞事實的敏感，但如她所說，文學相比而言有著更為細致的生活底色。作家們最核心的能量爆發于虛構與再造之中，他們以高度自覺的藝術選擇（包括結構、節奏、語言、人物等）去點滴建造出那個可信、可感、可讀的文學世界。阿舍特意選擇樸素的現實主義策略去匹配硬朗堅毅的兵團歷史，以“萬川歸海式”的敘述結構（謝尚發語）去傳遞兵團人的精氣神。小說沉穩明凈的敘述語態，仿佛在應和著阿娜河的波流。在小說人物成信秀的眼中，“阿娜河靜靜流淌，夕陽金紅色的光芒越過河對岸淺金色的蘆葦叢，斜灑在河面上，照得寬闊的河面一片金光閃爍……蒼茫、寧靜，一種于地老天荒之后仍立于不敗之地的樸素，沒有悲傷，更沒有浮華，只有令人心緒澎湃的輝煌”。樸素，輝煌，一如文字的腔調。《大醫》延續了馬伯庸“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以“三明治寫作法”確保了歷史觀念與生活細節的真實性，而在歷史的空白處則大加發揮，敷衍成篇。《大醫》虛構的三位主人公，牽引出三線并進的高密度敘事結構，充滿戲劇性與畫面感，并以限時的時間結構與迥異的空間經驗催生出故事的緊迫感。《在高原》使用了雙線敘事來擴充歷史容量，在呈現西藏當代日常生活方面，則選取了樸拙卻又充滿意蘊的語言，還經常調用民間俗語來烘托故事的煙火氣。《煙雨漫漓江》由“春綠柳”“水流夏”“風動秋”“冬日暖”四個篇章推演而成，與其生態小說的定位相得益彰。在環環相扣的敘事節奏中，小說從容地生成了四季流轉、生生不息的漓江故事。

第三，古與今的辯證。以當代關懷激活歷史脈絡，承擔著當代人的問題意識與美學追求。《阿娜河畔》不只是獻給父輩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70年歷史的致敬之作，同時也是帶有當下問題意識的文學啟示錄——“人必將置身于自己的時代，必將被風浪所裹挾，然而作為個體的你將怎么辦？你將使自己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即便所有的努力只是一場徒勞，你又該怎么辦？所以，我所渴望的是——通過書寫一個兩代建設者的故事來呈現并保護住那些明凈頑強的心靈。”（阿舍語）反思當下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與極端的個人主義，是阿舍壓在紙背的關切。《大醫》以醫療史為入口，喚起經歷了新冠疫情之后的無數讀者的共鳴，馬伯庸非常善于提煉古與今之間的精神共性，將歷史引渡進當代大眾生活之中。《在高原》突破了先鋒化、景觀化、神秘化的西藏書寫，致力于寫出“原生態”的、當下的西藏。尼瑪潘多對此是高度自覺的：“在眾多表現西藏題材的文學作品中，西藏或是神話和玄奧的產生地，或是探險和獵奇的代名詞，唯獨缺少對西藏現實及普通人的關注，所以我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剝去西藏的神秘與玄奧外衣，以普通百姓的真實生活，展現跨越民族界限的、人類共通的真實情感。”《煙雨漫漓江》對于城鄉結構與新鄉土生活的思考，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追問，對于自然生態的神圣性的開掘，也都是現代社會發展到特定階段之后的“時代之問”。

上述作品從遼闊的戈壁寫到風雪交雜的高原，再到煙雨彌漫的漓江，甚至抵達《大醫》所構建的全球視野，一座座“文學地標”拔地而起，一處處“文學地理”變化萬端。其中所涉及的大與小、虛與實、古與今的三重辯證關系，既彰顯出創作的難度，又體現出最新的創作水平。未來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也將在文學觀、歷史觀、審美創造力等多重維度繼續突圍，在與時代相伴而行的過程中推陳出新，為多元一體的文學圖景持續繪就新的篇章。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