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向何處尋？ 向唐詩中尋。唐詩的美如落英繽紛，令人目不暇給。美學家未必有意潛心研究唐詩，而他們說起唐詩來卻有其獨到之處，往往在以審美的眼光閱讀文本，能夠看出審美視域中詩歌被忽略的美感所在。環顧自民國以來，宗白華、蔣孔陽、葉朗等美學家均有關于唐詩的解讀文本，故而本文以上述美學家為例，看看美學家是如何闡釋唐詩的。

一

宗白華是美學家，翻譯家，也是文學家。一部《流云小詩》讀來回味無窮。如《生命的河》：“生命的河/是深藍色的夜流/映帶著幾點金色的星光。”徜徉其中，每一個生命體都在尋找屬于自己的故事，尋找愛，尋找美，尋找沉入過往的某一幀圖畫。再如《晨興》：“太陽的光/洗著我早起的靈魂/天邊的月/猶似我昨夜的殘夢。”這詩中的一天在日月穿梭中轉過去了，剩下的只有夢中人的思與悟。我們感受到了美的降臨，可是什么是美？ 唐詩中有這樣的美嗎？

宗白華的學術文字里，關于唐詩的專題文章不多，只有一篇《唐人詩歌中所表現的民族精神》。此文刊于《建國月刊》第12卷第13期，1935年3月出版。從發表時間上看，文章或因抗日戰爭有感而作，與胡云翼《唐代的戰爭文學》一樣，蘊含著極為強烈的現實關懷。文章起筆就引出文學與民族的關系，引用邵元沖《如何建設中國文化》討論民族自信力問題。宗白華認為文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文學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會活動留在紙上的影子；無論詩歌、小說、繪畫、雕刻，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的。它能激發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趨于消沉。就我國的文學史來看：在漢唐的詩歌里都有一種悲壯的胡笳意味和出塞從軍的壯志，而事實上證明漢唐的民族勢力極強。晚唐詩人耽于小己的享樂和酒色的沉醉，所為歌詠，流入靡靡之音，而晚唐終于受外來民族契丹的欺侮。”（《宗白華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那么，唐代詩壇的特質是什么？“唐代的詩壇有一種特別的趨勢，就是描寫民族戰爭文學的發達，在別的時代可說決沒有這樣多的。”初唐詩人的吞并四海之志，中唐詩人的慷慨激烈以及詛咒戰爭而凸顯非戰思想，由此“看吧！ 唐代的詩人怎樣的具著‘民族的自信力’，一致地鼓吹民族精神！”（《宗白華全集》）有了上面兩個部分的總體論斷，接著就進入分論。第一部分是“初唐時期——民族詩歌的萌芽”，作者認為初唐充滿朝氣，“而那時候的詩人，也能一洗六朝靡靡的風氣，他們都具有高遠的眼光，把握著現實生活努力，他們都有投筆從戎，立功海外的壯志，抒寫偉大的懷抱，成為壯美的文學。”于是，魏征《述懷》、陳子昂《送魏大從軍》《東征答朝臣相送》、駱賓王《從軍行》《俠客遠從容》、楊炯《從軍行》、劉希夷《從軍行》、盧照鄰《劉生》紛紛列出，還稍用筆墨解讀祖詠《望薊門》，認為“可代表初唐時期詩人的胸懷！”第二部分是“盛唐時期——民族詩歌的成熟”，在作者看來，這一時期不僅是唐詩的全盛期，而且是中國詩壇的頂點。“而他們——盛唐的詩人們——無論著名的作家或未名的作家，對于歌詠民族戰爭，特別感到興趣，無論那一個作家，至少得吟幾首出塞詩。”西鄙人、嚴武被用來佐證上述觀點。代表作品則舉出杜甫《喜聞盜賊總退口號》、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封大夫破播仙凱歌》、王維《從軍行》《平戎辭》、王昌齡《從軍行》《出塞》、李白《從軍行》、李益《從軍有苦樂行》《赴邠寧留別》等等。“民族詩歌到了盛唐，非但在意識上已較初唐更進一步，而音調的鏗鏘，格律的完善，猶非初唐詩歌所及。”結論是“無疑的，民族詩歌到了盛唐是成熟的時期了。”第三部分是“民族詩歌的結晶——出塞曲”，這是特意拈出的一個專題。因為寫作“出塞曲”的多，涉及民族戰爭，“在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看起來，可稱‘出塞曲’為唐代詩歌的結晶品。”著者引用胡云翼《唐代的戰爭文學》相關論述并具象化，以杜甫開啟，認為《前出塞》《后出塞》呈現出杜甫的非戰思想和民族意識。接著與前兩部分一樣，舉出虞世南《出塞》、楊炯《出塞》、沈佺期《塞北》、王維《出塞》、陳子昂《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王涯《塞上曲》《從軍詞》、盧綸《和張仆射塞下曲》、薛奇重《塞下曲》、貫休《入塞》、戴叔倫《塞上曲》、馬戴《出塞》、張仲素《塞下曲》等等。分論結束，最后一部分“尾語——唐代的沒落與沒落的詩人”主要論述晚唐詩人的暮氣，本應繼續秉承非戰思想的群體卻“沉醉在女人的懷里，呻吟著無聊的悲哀”。李商隱、溫庭筠、杜牧的詩作被舉出，美感有了，“然而當著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和千百萬人民都在流離失所的時候，他們尚在那兒‘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只管一己享樂，忘卻大眾痛苦，那就失掉詩人的人格了！”經過與初唐、盛唐的比較，宗白華不禁感嘆“唉，頹廢的晚唐詩人，沒落的晚唐詩人！”

除了這篇文章，宗白華在其他文章中論及唐詩則主要側重于藝術表現。《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增訂稿）在討論書法、繪畫、舞蹈的關系時引用杜詩《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以說明書、畫之飛舞與舞蹈的關聯性，說到空靈動蕩的意境，“盛唐王、孟派的詩固多空花水月的禪境”。宗白華認為：“藝術的境界，既使心靈和宇宙凈化，又使心靈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脫的胸襟里體味到宇宙的深境。”引用常建《江上琴興》以解釋凈化深化的作用。文章的結尾論及藝術意境的高度、深度、闊度，以杜詩為例，述高、深、大的特色，并以李杜比較，認為杜甫“他更能深情掘發人性的深度，他具有但丁的沉著的熱情和歌德的具體表現力”。進而歸結概括：“李、杜境界的高、深、大，王維的靜遠空靈，都根植于一個活躍的、至動而有韻律的心靈。”（《宗白華全集》）另一篇較多論及唐詩的是《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文章引用沈佺期《范山人畫山水歌》作為贊美畫境中“表現一個音樂化的空間境界”。再引出王維《輞川集》的詩論畫的空間表現，相繼舉出杜甫、李白、王維、岑參、劉禹錫、羅虬、杜審言、李群玉、杜牧的詩。又在論及“我們再在中國詩中征引那飲吸無窮空間于自我，網羅山川大地于門戶的例證”時，舉出王勃、杜甫、李商隱、王維、沈佺期、許渾的詩。解讀陶淵明《飲酒》引及王維、韋莊、儲光羲、杜甫的詩句，也在后面的論述中信手拈來孟郊、杜甫、李白的詩句論及空間境界（《宗白華全集》）。此外，《論文藝的空靈與充實》《略論文藝與象征》《中國古代的音樂寓言與音樂思想》等文章中也引用唐人詩句以論證提出的觀點。

二

蔣孔陽不僅對德國古典美學、先秦音樂美學有突出的研究成果，而且對于唐詩美學有自己的看法。蔣孔陽立足本土文化而提出“美在創造中”，在美學論文中引用唐詩作為論證佐證。《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中講到情與景的關系，引用李華《春日寄興》分析景語與情語，認為“（這首詩）充滿了感情色彩，應當是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美在創造中——蔣孔陽美學文選》，山東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簡論美》論及“客觀現實中的自然美，是要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的”引用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進行分析，認為讀者之所以閱讀此詩，充滿“對于戰后和平向往的生活”，是因為：“詩人在現實生活中所產生的思想和感情，借著文學的幫助，變成了客觀存在的藝術形象，從而使得每個人都可以從這里面汲取到同樣的思想和感情了。”《美在創造中》則寫到美是如何創造的，描寫星空的美，引用杜詩《春宿左省》《夜宴左氏莊》《旅夜書懷》《閣夜》等作品，認為：“這些，都隨著杜甫的生活經歷與心情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星空的美，不僅涉及了物質存在的星球群，而且也涉及了審美主體的具體情境和精神狀態。”論及“知覺表象層”引用《春江花月夜》的前十句講述如何通過感受和知覺，“轉化成為充滿了人情味的藝術形象”。《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中借助月亮意象分析人的本質力量，引用李商隱《嫦娥》一詩，認為：“詩人以其特殊的本質力量，以獨具特色的對象化的方式，化到月亮這一無人注意的特殊方面，從而取得了特殊的審美效果和審美價值。”《美感的心理功能》“記憶和聯想”分析記憶與審美引用李商隱《夜雨寄北》“從眼前的‘巴山夜雨’，想象到將來回憶中的‘巴山夜雨’，從而使眼前的‘巴山夜雨’，增添了無限的情意”。引用韋應物《寄李儋元錫》分析“回憶中所蘊藉的是一個人一生的經歷和感情”，從而將回憶圖景上升到美感上來。提及李商隱《無題》以敘述“回憶在詩人心靈中的沉淀和升華”。蔣孔陽以審美的眼光閱讀唐詩文本，從文本中讀出審美體驗，并上升的美感的表現功能上，能夠體現出美學家所具有的審美本位特征，即將一般的審美經驗升華為對美的審視和論證中，既完成美學上的論斷論證，又為文本細讀指出向上一路。

不僅用來佐證觀點，蔣孔陽還有專門的文章談唐詩之美。遺稿《唐詩的形成及其美學特點》收入《蔣孔陽全集（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此文能夠呈現其人關于唐詩之美的看法。這篇文章很少被論及，卻又是不能忽略的。文章開篇便下一個結論：“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家，詩教源遠流長。……而在這詩歌的歷史洪流中，唐詩又可以說是中國過去兩千年來詩歌發展的頂峰。”作者從數量到質量論述了唐詩是中國詩歌的頂峰。那么，影響唐詩產生而形成的因素有哪些呢？ 帝王提倡和以詩取士。我們知道，帝王提倡并非新觀點，而是唐詩繁榮原因探討中的共識。“以詩取士”也是直接取自嚴羽《滄浪詩話》所提出的觀點。《滄浪詩話》云：“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 曰：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后來經過不斷地闡發，已經作為一個重要方面產出成果，如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等等。蔣孔陽認為這兩點并不是唐詩繁榮的根本原因。“什么是形成唐詩的根本原因呢？我們說，詩是社會意識形態，她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適不適宜于詩歌創作的繁榮，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這篇文章的第一個特色是對唐詩與社會生活關系的論述。蔣孔陽提出適合詩歌繁榮的社會生活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民主，有比較獨立自由的個人意志；二是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傳統，有比較成熟的藝術修養和經驗；三是具有一定的廣闊的社會基礎，有比較昂揚的能夠激發人向上努力的社會理想。蔣孔陽認為：從政治方面來說，以唐太宗李世民為代表的開明的民主的政治生活形成了唐代學術思想的自由與活躍。“從文化傳統與藝術經驗方面來說，唐代詩歌也可以說是處于一個繼往開來，承前啟后、兼收并蓄的時代。”關于這一點，作者自南北文化匯流、繼承魏晉南北朝詩歌發展成果、中外文化交流三個方面加以論證。“從社會理想方面來說，唐朝無論內政外交、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是一個蓬勃向上的社會”。

遺稿的第二個特色是準確地概括了唐詩的美學特征。共有四點：音樂美、建筑美或視覺美、個性美、意境美。關于音樂美，“由于講究聲韻和格律，所以唐代的詩都具有音樂的美。讀起來朗朗上口，泠泠入耳。我們聽音樂，不一定聽得懂，但那美妙的旋律和分明的節奏，卻無不處處叩動著我們的心扉，感到聲音的美。美的詩歌也是這樣，它的聲音、節奏，讀起來就叫人感到美”。其實，聲音的感染力也是在社會生活中經過強化而習得的，悲與喜、樂與哀，都逐漸形成一定的認知。作者接著回到唐詩的合樂性上來，舉證資料說明唐詩的可歌可唱，因為“唐代詩人聽覺感受特別強”，故而“唐人的詩，也就具有豐富的音樂美感”。這些只是唐詩音樂美所要具備的有利條件，而“唐詩的音樂美，主要還表現在格律的完整上”。著者善于追源溯流，從《詩經》、楚辭開始，從唐詩的對偶、平仄、押韻、節奏等四個方面來具體說明“唐詩的美學特征之一，就在于具有高度的音樂美”。

什么是唐詩的建筑美或視覺美呢？“總的來說，我們認為唐詩善于化虛為實，化動為靜，通過具體意象的描寫，把本來是按照時間順序流逝的時間藝術，變得具有空間的立體感。”于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具體上的化實為虛，“唐代的詩人善于運用漢語的特殊結構，以及當時的詩人，善于通過具體的意象進行構思，從而使唐詩這樣一種在時間中流逝的藝術，卻能夠在某種幻覺下載空間中凝固下來，取得某種建筑的立體感”。二是立體上的化動為靜。以《望岳》《終南山》《江雪》《登金陵鳳凰臺》《息夫人》等經典之作為例分析時空交錯中的意象構成及其立體建筑效果。為避免誤解，著者特意指出“我們說唐詩具有建筑美，并不是說唐詩就是和建筑一樣。不，詩和建筑，差別是很大的。我們這樣說，只是為了說明唐詩形象的具體性、鮮明性，以及唐詩那種多方面的立體感”。

除了音樂美，主題、題材之外，一首詩是否成功，“個性特色是最為根本、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可以這樣說，個性特色是一首詩成功的標志，正好像個性特征是一個人成熟的標志一樣”。有個性的人，才會寫出有個性的詩。美在自然是李白，《山中答問》中的脫口而出，字里行間蘊含著向往自由、熱愛自然的個性美；美在深沉是杜甫，從《月夜》到《秦州雜詩》，無論是一般的人生經驗，還是重大的社會現象或歷史經驗，均可“下筆如有神”；美在悲情是義山，以《嫦娥》為例，長河漸落、碧海青天中悲情在焉，“這是一種含有濃重傷感的美，是李商隱詩獨特的個性美”。因而，“唐代的詩人，他們是用富有個性特征的眼睛去觀看周圍的現實，用具有獨立自由的意志去認識和判斷事件和人物。因此，他們寫出來的詩，很多都是各具個性的，是具有個性美的”。

蔣孔陽所歸納的“四美”之中，最難闡釋的是意境美。著者將中國古代詩歌的美學理論歸納為五個字：志、情、形、境、神。而“境”指的就是境界說。“境界說是把情、志、神等內在的精神，思想感情，通過完美的形式，表現到作品中，成為一種生動的、富有生命力的藝術形象。”詩人認為，個性美是詩人成熟的標志，意境美是一首詩成熟的標志。境界離不開心物感應，而這一美學思想自漢魏六朝便逐漸有所論列。“這種由實轉虛，意與境相互滲透，相互統一的情形，正是唐代詩歌最為明顯的美學特點。”連續拈出情景相生、生氣盎然、韻味無窮來闡發意境美的內涵。因為這部分內容是圍繞中國古代詩論展開的，故而理論色彩強，在理論與創作相結合的過程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意境美本就難以詮釋，故而行文中不厭其煩地加以解釋。

蔣孔陽用一段精彩的概括收束全篇。他認為正是因為唐詩的美打動了我們，令我們進入文本的審美世界之后產生共情，才會沁人心脾，形成美的傳承。他說：“唐詩的美，在于內容與形式，言與意，自然與人為，都達到了高度統一。唐詩的意境美，是在現實的世界中抓住一片景，又灌注進我們的情，然后形成一個獨立的、自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面，一切都生氣盎然，有生命的，具體的。我們感覺到，我們盤桓于一個令我們心滿意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我們盡情流露了我們在實際現實世界中所無法流露的感情；我們自由地享受到了我們所希望、所憧憬的那么一種情意或情思。因而，我們感到由內心發出來的滿足，我們覺得充實，我們覺得美。”實際上，這正是美學家的閱讀感受，把美的沖擊力附著于文本之上，進而影響人，構成人與文本的對視，人與美的對視。在對視中完成情感交流，歷史圖畫中的景象介入現實中的人情，意境美就此凝結而成。

唐詩文本貫穿于蔣孔陽的美學論著之中，成為闡釋和論證的對象，他關于唐詩經典文本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蔣孔陽對于唐詩審美世界的發掘告訴我們：美的文本不僅是有價值的，而且是精神生產的質量象征。

三

葉朗的唐詩美學觀主要在《中國美學史大綱》《美學原理》這兩本著作中，一本是美學史，一本是美學理論。我們或許能夠從中看出葉朗接踵宗白華、朱光潛之后的接續軌跡。

《中國美學史大綱》這本書出版時間早，后來葉朗有所補充，如關于唐代美學部分，撰寫并發表《柳宗元的三個美學命題》，從柳文中提煉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君子必有游息之物”三句加以闡釋，形成有發現眼光的美學理論命題。《中國美學史大綱》第二篇“中國古典美學的展開”函括全書第十二章“唐五代詩歌美學”，共有四節：“孔穎達對‘詩言志’的重新解釋”“白居易復興儒家美學的努力”“殷璠論‘興象’”“意境說的誕生”。主要是美學觀念的評述，其中夾雜著對唐詩的闡釋。如從白居易的詩論談到樂府詩的影響，從殷璠“興象”談到盛唐氣象，從王昌齡到司空圖提還原“意境”提出的過程分析對于詩歌創作的作用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美學原理》，該書第三章“美和美感的社會性”講到審美風尚引用王翰、王維的邊塞詩與雕塑一起論述審美的人生觀和歷史感，與《照亮一個時代》相輝映。而后到“雄渾、悲壯、開闊的‘盛唐氣象’”與晚唐“日落黃昏的悲涼”相比，引用韓偓、王維、李白的詩，闡發不同的時代所帶來的不同的意象世界和審美風貌。（《美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第十二章“沉郁與飄逸”則以杜甫、李白為例加以分析。葉朗認為：“‘沉郁’的文化內涵，就是儒家的‘仁’，也就是對人世滄桑的深刻體驗和對人生疾苦的深厚同情。”杜甫被作為典型人物，從嚴羽《滄浪詩話》的評論說起，以《新安吏》《新婚別》為分析文本提煉出“沉郁的內涵就是人類的同情心，人間的關愛之情”。接下來則是“沉郁”的審美特征，“杜甫詩的沉郁，一個特色是有很濃厚的哀怨郁憤的情感體驗，所謂‘沉郁者自然酸悲’”。于是，追溯中國文學傳統，找到《詩經》、楚辭、漢魏詩歌三個繼承點，就找到“醇美”特征。“飄逸”的文化內涵是什么？ 道家的“游”。李白則是代表，舉出《上李邕》《行路難》《敬亭山獨坐》《夢游天姥吟留別》等文本闡發李白詩中的自由超脫精神。飄逸的審美特點有三：一是雄渾闊大、驚心動魄的美感，以李白《蜀道難》為代表；二是意氣風發的美感，以李白《將進酒》為代表；三是清新自然的美感，以《靜夜思》《玉階怨》為代表。

第十三章“空靈”則以王維及其詩作為重要的分析對象。葉朗認為空靈的文化內涵就是禪宗的“悟”。以王維《鹿柴》《辛夷塢》《鳥鳴澗》《竹里館》《木蘭柴》分析所“呈現出一個色彩明麗而又幽深清遠的意象世界，而在這個意象世界中，又傳達了詩人對于無限和永恒的本體的體驗”。這正是空靈之美。“空靈的靜趣”中為了進一步論述“他們擺脫了禁欲苦行的艱難和沉重，他們也擺脫了向外尋覓的焦灼和惶惑，而是在對生活世界的當下體驗中，靜觀花開花落、大化流行，得到一種平靜、恬淡的愉悅”。舉出王維《終南別業》以闡發“靜趣”之所在。

綜觀兩書，《中國美學史大綱》更為注重美學理論的發抒，彰顯的是唐代詩學中所蘊含的審美觀念。但是，審美觀念未必能直接影響到審美風格，兩者之間并不能建立同向的對等關系，故而葉朗較少分析唐詩的審美風格，而僅僅是呈現理論內涵讓讀者自己去思考去聯想。《美學原理》中則是有意設置兩個相關的章節，傳統文化與唐詩審美建立了有機的聯系。葉朗在審美風格的提煉和評述中多見閱讀唐詩的會心之處，透過文本快速進入審美特征分析，而往往在三言兩語中道出審美之趣，進而發掘出中國文化的審美價值。

概而言之，上述三位美學家談唐詩有三個共同特點：一是關注審美自身，注重提煉唐詩審美的藝術特征；二是在美學家的美學觀中呈現關于唐詩美學的審美特征和風格；三是更注重美學史鏈條的發掘，分析審美觀念嬗變過程中的文本與人的關系。因之，美學家談唐詩構成唐詩美學研究的一個維度，與唐詩研究學者一起匯入審美發掘的合唱之中。至于各自的特點，則各有獨立建構的審美空間，一旦走進去，就能感受到每個面目的不同。有的隨意寫來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有的詩意盎然中具真知灼見；有的面對唐詩條分縷析而自成體系；有的將唐詩納入審美空間而自在言之，不會是千篇一律。我們要傾聽到他們發出的聲音，這些聲音本身就是美的，具有啟發性的。美學家追求向美人生，故而置身于歷史、文學、藝術的審美長廊之中，將關于美的體驗和盤托出，導引我們進入那流連忘返的審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