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學史研究”中，郜元寶《從“城鄉交叉地帶”到“城鄉共同體”》一文對改革開放以來文學作品中由“城鄉交叉地帶”向“城鄉共同體”書寫的轉變作了深度現象觀察，同時也兼及文學史書寫脈絡及方向的整體把握，具有鮮明的問題性和啟發性。吳秀明的《當代文學史“下限”及其相關史料問題研究》提出了一個對當代文學史研究至關重要的問題——當代文學是否存在“下限”以及“下限”如何確定。通過對“下限”探討的歷史淵源深入剖析，在此基礎上主張在不確定性中對“下限”范疇的史料進行分類，進一步推進對下限背后所潛藏的當代文學基本問題及觀念問題進行關注，對當代文學史的學科完善有著整體性的思考。楊揚的《研究對象與研究的重構》將茅盾研究放置在系統的文學史研究中加以考察，指出茅盾研究與文學史研究是互相建構的結果，在個體研究與整體研究中架起了橋梁。2024年第5期刊發了李建軍的《論周揚與蘇俄文學》（上），本期刊發的是《論周揚與蘇俄文學》（下），在前一部分的基礎上接續辨析了周揚接受蘇俄文學中的誤讀和順從態度。叢新強、王光東的《“文化主體性”的文學表達》以“十七年”時期的小說創作為核心，發現了“十七年”文學中“文化主體性”的文學表達，對文本價值的闡釋和文學史的重構具有參考價值。

本期“重溫經典”對《實干家潘永福》《長恨歌》《廢都》三部經典作品分別進行了重讀與新解。李國華的文章從《實干家潘永福》的復雜閱讀史為出發點，指出文體的特殊性、“事例的線條”的刻畫人物的方法及其缺憾，以及勸人還是勸己的思考，揭示出趙樹理寫作的歷史復雜性。行超的文章從“空間”的角度對《長恨歌》進行了重讀，著重探討了主人公王琦瑤的生命空間、作為時代象征的上海城市空間以及小說所呈現出來的文本空間三個方面，并且與《考工記》做了對比分析，揭示出1990年代日常生活美學的特征與局限。顧奕俊的文章意識到《廢都》出版后，學界和批評界未能夠注意到“西京”城市空間的獨特性，剖析了1990年代初期寫作者如何理解城市與想象城市、如何處理城市空間與知識分子生存境遇之間的書寫關系。三篇文章雖是對經典作家之作品的解讀，但頗具文學史視野，顯現了研究者們良好的學養。

本期“最新文本”中，王春林的文章將研究的焦點聚焦到了《云落圖》的“縣城敘事”所展現出來的形形色色的人性世界的勘探。趙勇的文章是在李建軍論述《在曠野里》的基礎上接著繼續講，著重探討了文本中的深層結構，眼光獨到。周新民的文章抓住了《聽漏》在文體跨界融合方面的特征，指出其在文體革新上的癥候性。

本期“思潮現象研究”中，傅逸塵的《新時代“人民史詩”的文學之“革命歷史再敘事”》對新時代“人民史詩”之“革命歷史再敘事”展開了詳細論述，并且進一步建構了“新紅色經典”的文學現象，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有益的理論資源借鑒。

本期“作家作品研究”中，吳思敬的《讀長詩〈喜馬拉雅〉兼談中國現代史詩的建構》從題旨、語言、結構三個方面論證了現代史詩《喜馬拉雅》的成功實踐。周保欣的《〈昆侖海〉與海飛的“小說地理學”》論證了《昆侖海》所表現出來的“小說地理學”的獨特寫作特征及其家國主題的表征內涵。劉傳霞的《宏大時代里的個人傳奇：〈戴花〉的工業勞模再敘事》認為《戴花》突破了二元對立的創作邏輯，在時代的宏大敘事中書寫了真實的工業勞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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