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中長篇小說部分作者座談會合影

每到春節，即使耳邊一時沒有，心頭也總會響起暖人的鑼鼓聲。

有朋友轉發我一張老照片，是一幅壯闊的“全家福”，照片上方標明“人民文學出版社中長篇小說部分作者座談會·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于北京”。1979年2月9日，還在己未年春節期間，查資料，那個座談會于2月6日一直開到13日，地點在西郊友誼賓館，其間2月11日是元宵節，應該是大家一起吃了元宵。參會的人很多，牽頭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席的有中宣部的領導，以及恢復建制后的中國作協領導，記得馮牧、陳荒煤都到會并有精彩的發言。當然應邀到會的主體是當時正活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數量很多，那天拍照并非閉幕，有的與會人士未及參與。將照片上傳到網絡的人士，還耐心地將林林總總每排約三十人共三排的與會者名字稽考出來，當然最大的亮點是居頭排當中的茅盾，那應該是他重新以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頭銜的一次重要亮相。茅公左右是人文社的領導嚴文井、韋君宜，傳送照片的人士把絕大部分作家和編輯的名字開列了出來，作家中包括王蒙、陸文夫、宗璞、林斤瀾、黎汝清、敖德斯爾、高纓、焦祖堯、陳立德、楊佩瑾、馮苓植、馮驥才、諶容、陳國凱、朱春雨、王祥夫、葉辛、竹林……也標注出了我，差不多四十六年前啦，那是我嗎？……觀此舊照，耳邊仿佛響起激越的鑼鼓聲，無數往事，紛至沓來疊印心頭。

1978年至1979年初的元旦、春節，有形無形的鑼鼓聲實在是一浪高過一浪。

1978年，中國作協暫借沙灘紅樓后面的空場，搭建起若干簡易板房，以為恢復工作的場所。我的記憶里，1977年至1978年間，作協大力鼓勵支持中青年作家的創作，到1978年10月，由《人民文學》雜志牽頭，從1977年10月算起，到1978年10月為止，舉辦了中國作協歷史上第一次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的評選活動，評定方式由讀者投票與專家審定相結合，最后在1978年年底公布了二十五篇入選作品名單，我于1977年11月《人民文學》雜志刊發的《班主任》榮列第一名。這一獎項持續多年，1986年后并入魯迅文學獎中。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勝利召開，宣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全民振奮，文藝界更覺春風駘蕩，繁榮文學創作的活動頻繁呈現。

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名單公布了，但頒獎活動擬定在1979年3月26日在北京舉行。我在等待領獎的間隙，有幸應邀出席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牽頭的中長篇小說作者座談會，感到非常榮幸。我此前在一些文章及發言中，把這次座談會說成是中國作家協會召開，表述不準確，但那個時候恢復建制不久的中國作協，主張支持由早前恢復業務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人民文學》雜志牽頭操辦這類活動，我感覺他們是不分彼此，通力合作的。

將近半個世紀的春節往事，各人記憶中的鑼鼓點，重疊中又有差異，是很自然的。有的與會者記憶中最深刻的，是關于中篇小說的討論。那時候人文社手里有三個中篇小說，其內容是否可予容納，有所爭議，會議中對此進行了討論，還在匯報茅公后，候其當場表態，茅公認真聽取說明，都給予基本肯定，并諄諄提供了修改意見，后來三個作品都被陸續刊發，其中一個還從中篇擴展為長篇。我的記憶呢，卻集中在關于長篇小說的部分，可稱之為長篇小說的一次深嵌我心的春節鑼鼓。

就小說這個文學體裁而言，因篇幅又可以分為小小說、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茅公在會上做了長篇發言。那一年他已經83歲，正是當下我已進入的年齡段，我現在雖然也還能到一些地方演講，但都是只能坐著講，站著發言會覺得不勝其力。回想起來，不禁驚嘆，茅公83歲卻是站著發言，真是梅開二度，矍鑠剛健，娓娓道來，吐露芬芳，沒有應酬客套，全是肺腑之言。我記憶中，他主要是強調長篇小說這一體裁的重要性，當時沒有記筆記，現在全憑印象，化為我自己的理解，展開來表述，我有這樣的心得：如果說各種小說體裁構成了一個王冠，那么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可以比喻為王冠上璀璨的珍珠瑪瑙珊瑚翡翠，但居于王冠中心位置的那顆最大最亮的寶石，就是長篇小說。固然世界上有的小說家是以短篇小說取勝，獲得了文學史上一席至高的地位，如俄羅斯的安東·契訶夫，中國的魯迅，但大多數的小說家，還是憑借其長篇小說的創作形成影響，進入文學史。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學成就，就小說創作而言，往往也還是要以出了多少部優秀的長篇小說來衡量。

回想1933年，37歲的茅盾把剛出版的長篇小說《子夜》親自送到52歲的魯迅先生家中，魯迅翻閱后很快在致友人的信中這樣評價：“國內文壇除我們受壓迫以及反對者趁勢活動外，亦無甚新局。但在我們這方面，亦頗有新作家出現：茅盾作一小說曰《子夜》，計三十余萬字，是他們所不及的。”魯迅強調《子夜》“計三十余萬字”，也就是強調其作為長篇小說的分量。魯迅不僅鼓勵年輕的作家創作長篇小說，自己也打算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楊貴妃》，為此還曾特別往西北去采風，可惜他未能完成這一夙愿。當時右翼文壇有人譏諷左翼作家聯盟多是短小之作，三十余萬字的《子夜》出現令他們驚訝語塞。1949年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1950年丁玲出任中央文學研究所主任委員。中央文學研究所后改稱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職責是培養中青年作家。1952年丁玲訪問蘇聯回國后，一次跟學員們說：“你們一定要出一本書，來表明自己的實力。有了一本叫得響的書，你在文壇上的地位也就站住了。”她所說的“一本書”，就是獲得影響的長篇小說。魯迅和丁玲先后鼓勵后生寫出大部頭的長篇小說，不追求數量唯求以質量取勝，哪怕只是“一本書”，警動讀者，留香后人，其金玉良言，是值得我們憶念的。

1979年春節里的那一天，昔日魯迅跟前的青年作家茅盾，已成文壇耆宿茅公，他慈藹而又嚴肅地鼓勵包括我在內的中青年作家，大意是，你們已經寫出了精彩的短篇，也開始了中篇小說的寫作，這非常好，現在有了多么好的創作環境啊，你們要嘗試長篇小說的寫作，寫出優秀的長篇小說來！

那天我在會場中間幾排的座位上，望著在前面講話的茅公，按說我望著他聽見他，應該眼中心中只有崇敬，可當時我心中卻五味雜陳。我讀過他大部分的小說，長篇小說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腐蝕》，后來由柯靈編劇、黃佐臨執導，石揮和黃導夫人丹尼分飾男女主角，拍成的電影非常精彩。我也讀過他的話劇劇本《清明前后》。他的短篇小說幾乎全讀過，我在中學任教時，課堂上講授過他的散文《白楊禮贊》。

那次座談會，我正坐在下面聆聽茅公講話，他講完一段，忽然偏頭問坐在前面一側的嚴文井：“劉心武來了嗎？”我聽到后不待嚴文井示意，便主動站起，聽到嚴文井告訴茅公：“就是他。”這時我與茅公四目相對，持續總有五六秒鐘，他的眼里，滿溢出對我的肯定、勉勵與期望。他長我46歲，眼光里有祖父對孫輩般的慈藹，也有文壇宿儒對晚輩作者的嚴肅叮囑，總之他那一聲詢問，那幾秒鐘的對視，夠我一生回味，成為我在馬拉松式長跑寫作中的重要動力。1983年以后我和嚴文井過從較密，記得是大約在1984年，他偕夫人到勁松參加一對年輕文化人的婚后私宴，我也在座，大家交談甚歡，許多話說過，聊天內容無限延伸，有人語涉友誼賓館，我就提起1979年那次友誼賓館的座談會。我在1981年茅公去世后寫的悼念文章《默默想音容》里，記載的茅公問句是：“劉心武在吧？”新郎新娘就笑我：“這跟‘劉心武來了嗎’有什么區別？”嚴文井卻說：“意思確實一樣，但若嚴格還原，記得茅公當時是帶江浙口音的問法：劉心武在（口+犮）？”嚴老模擬茅公語音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全笑了。嚴老說：“我理解心武。對于其他人來說，那天會上茅公那一問，不過是會上的一朵小浪花，過去就忘了，可對當事人來說，銘記一生是必要的。”再后來我自己到嚴老家拜訪，聊天中又提及茅公那“劉心武在（口+犮）”的一問，嚴老說：“我估計，你那篇《班主任》里正面提及《茅盾文集》，應該給他留下了印象。要不那么多中青年作家，他怎么單問你在不在？”

我的《班主任》，里面提及了諸多文學作品的書名，我將應該讓下一代，首先是讓中學生閱讀的代表性書籍，開列了出來。以文學書籍為例，中國古典文化，我提及《辛稼軒詞選》《唐詩三百首》。1919年至1949年的文化，其文學部分目前被稱為現代文學，除了魯迅，我在列舉應該向中學生開放推薦的現代文學書目中，特意提到《茅盾文集》。關于外國文化，我也以文學書籍為例，把《表》《蓋達爾文集》《歐也妮·葛朗臺》《戰爭與和平》都列為應向中學生推薦閱讀的正面書籍，而且特別提及愛爾蘭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

需知在我寫出《人民文學》雜志刊出的《班主任》的時候，小說文本中作為正面文化符碼出現的以上書籍，當時都沒有開禁，按說更不應大膽地向中學生推薦，但《班主任》在1977年11月的《人民文學》上印出了這些書名，茅盾應該也是閱讀者之一，十年動亂至那時，《茅盾文集》被正面提及，應是第一次。

1978年恢復文聯作協建制后茅盾恢復了作協主席身份，而他就在1979年春節期間的座談會上，鼓勵包括我在內的新一代作家在新長征的路上創作出精彩的長篇小說。

這個中長篇小說座談會開過后的下一個月，中國作協把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獲獎者都邀集到北京崇文門招待所，從3月25日至29日舉行了獲獎短篇小說座談會，并在3月26日在華僑飯店舉行了頒獎儀式。我第一個被召喚趨前領獎，當茅公把獎狀遞到我手中時，我們又有一次四目相對，我從他的目光中汲取了更多的心靈滋養。我感到他是真的看重我，寄望于我。那以后我有去茅公寓所拜望他的念頭，但一是羞怯，二是覺得以后總有機會，特別是進入長篇小說構思時再去，更加妥帖，就沒有及時踐行。1980年我發表了中篇小說《如意》，1981年春天應浙江人民出版社創辦的大型文學刊物《東方》邀約，到杭州去寫中篇小說《大眼貓》。記得三月底的一天，我在寫作間隙到西湖邊散步，遇到閱報欄近前看報，忽見上面有茅公去世的新聞，心頭一震，當時正下小雨，我情不自禁流下淚水，淚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布滿臉頰。

女作家李黎，1949年一歲時被養父母從上海抱往臺灣高雄，后畢業于臺灣大學歷史系，1970年到美國留學，在美國大學圖書館，讀到了魯迅、茅盾的小說，艾青的詩歌等左翼作品，大為震動。1980年北京三聯書店老總范用邀請剛三十歲出頭的李黎來北京演講，中國作協當時負責人之一孔羅蓀召集了一批在京的作家評論家與其聚會。范用把李黎在臺灣和香港報刊發表的一組短篇小說推薦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中青社很快結集出版，范用請到丁玲為其作序，并把李黎帶往茅盾寓所。茅盾不但親切接見了她，還當場揮毫，為其小說集《西江月》題寫了書名。后來我和李黎成為至好的文友。說起我竟未去拜見茅公，她為我大呼遺憾，告訴我茅公對晚近作家極為愛護提攜，談起小說創作，言簡意賅，令人有醍醐灌頂之慨，還說我的小說集《班主任》應由茅公題寫書名。但錯過就是錯過，無可奈何。

茅盾在去世前，捐獻出畢生的稿費積蓄二十五萬元設立茅盾文學獎。他在遺囑里是這樣寫的：“親愛的同志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作，我將我的稿費二十五萬元捐獻給作協，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

看到這條消息，我就暗暗發誓：我一定不辜負茅公對我的期望，我要寫出盡可能優秀的長篇小說，我要爭取獲得茅盾文學獎！

1981年我完成七萬五千字的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后，便潛心結構撰寫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鐘鼓樓》。寫成后于1984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志第五、六期連載，1985年在單行本尚未印出時，《鐘鼓樓》便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當我從頒獎會上領回獎狀和獎牌，回到家中，我立刻翻開《茅盾文集》，面對茅公的照片，1979年他那句“劉心武在（口+犮）”的問詢聲又響在耳邊，我不禁喃喃出聲：“劉心武來了……還會繼續努力！”那以后，我又完成了長篇小說《四牌樓》《棲鳳樓》，與《鐘鼓樓》構成“三樓系列”，另有長篇小說《風過耳》，本世紀又推出長篇小說《飄窗》《郵輪碎片》。

1979年春節的長篇小說鑼鼓聲，“劉心武在（口+犮）”的親切詢問聲，將永遠伴隨著我的文學創作進程。

2025年1月6日綠葉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