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孩子檔案》，[墨]瓦萊里婭·路易塞利著，鄭楠、趙祎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5年1月出版，432頁，69.00元

《失蹤孩子檔案》（Lost Children Archive）是為墨西哥作家瓦萊里婭·路易塞利贏得2021年都柏林文學獎的作品。小說最初的寫作動力，來自作者面對美墨邊境難民兒童問題時感受到的憤怒和失望。此書英文版最早出版于2019年，無形中以文學的方式表達了對當時特朗普政府修建邊境墻計劃的批判和諷刺。其實作者早在奧巴馬時期的2014年便開始了這部小說的創作，而那一年正是美國西南邊境無證件移民兒童人數激增的一年。

這部小說在主題與形式上與路易塞利更早出版的散文集《假證件》（2010年）以及小說《沒有重量的人》（2011年）有所重疊，它們都關注空間與遷徙，并能運用眾多不同性質的材料，如新聞、日記、回憶錄、檔案、過去的文學文本等等。《假證件》在精神上共振本雅明、布羅茨基和康拉德，作者的目光穿梭于墓地、河流、工地、房間，捕捉各類都市空間對人類情感的形塑；《沒有重量的人》以貼近路易塞利本人的女主人公為敘事者，將她的生活經歷與真實存在的墨西哥詩人希爾韋托·歐文的人生平行起來。2013年路易塞利還出版了《我牙齒的故事》，這部在形式上大膽實驗的小說幽默、輕盈，虛構了許多名人牙齒被拍賣的情景，以去經典化的方式改寫了他們的人生故事。

相比《沒有重量的人》和《我牙齒的故事》，《失蹤孩子檔案》的篇幅長得多，而且也不像前作那樣高度倚賴傳記性的素材，其敘事更為完整、連貫和集中。可以說《失蹤孩子檔案》的出版也映現了路易塞利的寫作史，標志著她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成熟和野心。

小說最主要的敘事者和主人公是一名從事新聞和聲音紀實工作的女性，她因為一個聲景研究項目與現在的丈夫結識。兩人原本都有自己的孩子，“我”、丈夫、他的兒子和“我”的女兒構成了這個新家庭。“我”偶然認識了來自墨西哥瓦哈卡的移民曼努埃拉，在幫助曼努埃拉把她滯留在美國西南邊境拘留中心的兩個女兒帶回家的過程中，“我”萌生了制作有關邊境兒童危機的聲音紀實作品的想法；丈夫則對美洲土地上的印第安原住民阿帕切人發生了興趣，打算研究這個部族被白人征服的歷史，借此復活人們對已被遺忘的某些事實的回憶。于是“我”和丈夫帶著兩個孩子從紐約出發，開始了駕車去往美國西南部的旅程。夫婦雙方都不愿放棄自己的事業，他們知道彼此終將在旅途的盡頭分道揚鑣。與此同時，一家人也在旅途中討論著新聞廣播報道的難民兒童問題。小說對這個家庭故事的敘述也穿插著作者虛構的一部叫作《失蹤兒童挽歌》的小說片段，而《失蹤兒童挽歌》的故事顯然是指涉現實中來自中美洲的難民乘坐被稱為“野獸”（La Bestia）的火車抵達邊境的艱險歷程。

《失蹤孩子檔案》借鑒、吸納了公路小說的敘事元素，具有公路小說的某些特點：情節上比較松散，敘事主要由公路旅行的各個經驗片段構成，其中包含充滿意外、驚奇的場景，也包含主人公與途中偶遇的陌生人之間的互動；敘事人還往往會將自己的人生記憶和眼前不斷變化的景觀相互對照、融合。但路易塞利也在文體上展現出富于個性的嘗試，她將母親的敘述、兒子的敘述、《失蹤兒童挽歌》的敘述以及主人公存放在后備廂的各個存儲盒中的檔案編織起來，還附上了地圖、拍立得照片等圖像，展示了由諸多不同材料、媒介構成的豐富的回憶“檔案”，拓寬了小說文體的邊界。

在斑駁的經驗片段之下，小說的核心情節是女主人公內心的成長。然而與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經典成長小說模式不同，路易塞利小說中的人物成長并不是到成年或“成熟”/中年階段結束的，也并不以人物取得某種地位、進入某個階級、獲得婚姻與家庭為結局；這種成長是以女主人公離開核心家庭、對更廣闊范圍內的政治性議題做出回應、進入政治生活為標志的。憑借展現女性參與公共領域的努力，路易塞利開拓了一種屬于當下的新的成長小說類型。

巴赫金在《小說理論》中指出，最為重要的成長小說類型是這樣一種類型，其中“人的成長與歷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人物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蘇]巴赫金：《小說理論》，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232頁）。路易塞利小說中的人物成長也同樣反映了歷史的變動：近年來，不同于傳統意義上“受迫害”的政治難民，許多因為本國的貧困、犯罪活動、暴力等問題而無法在當地繼續生活的移民大量涌現，成為既有法律框架還無法完全容納的新難民；美墨邊境難民問題更有其特殊性，它要求跨國主義的理解和治理方式。路易塞利在寫作和訪談中多次強調這樣的事實：美國政府認為移民危機是別國問題，而并非本國需要積極應對的責任，但實際上這一危機早就變成美國自身問題的一部分。

美國官方對墨西哥工人的招募始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很長時間里墨西哥勞動力促進了美國經濟發展，而在美國經濟衰退的時期，美國政府更傾向于采取反移民的政策；美國本土的毒品消費需求是中美洲向美國販運毒品的根本原因，這些販毒組織讓中美洲下層民眾的生存境況進一步惡化，刺激了更多合法或非法移民抵達邊境；美國介入、資助了1979至1992年薩爾瓦多內戰，這場戰爭造成大量中美洲居民流亡美國，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許多移民被美國驅逐出境，人員的反復流徙締結出一個個幫派，甚至形成有軍隊性質的跨國組織……層層疊疊的因素交織，令美墨邊境危機不斷加劇。

盡管奧巴馬政府的移民政策相對溫和，但在奧巴馬任期內的2013年，也就是路易塞利動筆寫《失蹤孩子檔案》不久之前，美國仍然大規模遣送了將近兩百萬名移民。在大致寫于同一時期的著作《移民路上的生與死》中，人類學家杰森·德萊昂揭示了美國邊境政策最險惡的、施加系統性暴力的一面：“這群人在遷移路上的可怕遭遇既非偶然，也非愚蠢，而是美國聯邦政策的結果。這項政策不僅相當不透明，更很少有人對此直言不諱：它本質上就是一個以索諾拉沙漠的險惡為掩護和工具的殺人計劃。”（[美]杰森·德萊昂：《移民路上的生與死：美墨邊境人類學實錄》，賴盈滿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4年，第6頁）后來，移民政策在以修墻計劃為標志的特朗普時代急劇收縮，特朗普政府一度出臺“零容忍”政策造成眾多移民兒童與父母被迫分離（不久后終止了該政策）。現在，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美墨邊境移民的處境很可能會繼續惡化下去。

相比無證件移民中的成年人，難民兒童經歷的人道主義危機更為嚴重。在小說中，為了方便年幼的孩子記憶，“我”總是使用“失蹤兒童”來指稱所有的難民兒童，而不僅僅是那些在越境途中失蹤的孩子。試圖穿越美國西南邊境的無人陪伴兒童在二十一世紀不斷增多，而在2013年之后，來自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的難民兒童數量已經超過了墨西哥兒童。這些孩子有一部分在美國有直系親屬，也有一些人在美國舉目無親。許多待在美國的父母聽信“郊狼”（即人口走私的組織者）的宣傳，相信孩子只要入境就會獲得居留權待在自己身邊，導致更多未成年人試圖入境。而待在美國的父母不能陪伴他們入境，往往是因為這些成年人自己就是無證件移民，出境后很可能無法再次返回。

另一個造成大量移民兒童出現的因素在于，根據200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威廉·威爾伯福斯保護人口販運受害者再授權法》（TVPRA），來自毗鄰國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無人陪伴兒童”，除非是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或者遣返后可能會遭受迫害，否則會被立即遣返，來自非毗鄰國家的“無人陪伴兒童”則不會被立即遣返，而是會被轉移至難民安置辦公室監護，隨后一連串冗長的聽證程序將會開啟，用來審查這些兒童是否符合申請庇護和救濟的條件（參考歐陽貞誠：《美墨邊境“無人陪伴兒童”移民潮的特征、緣起與影響》，《美國研究》2023年第一期，68頁；阿維娃·喬姆斯基[Aviva Chomsky]：《美國持續的邊境危機》[America’s Continuing Border Crisis]，Guernica網站，2014年8月25日）。因此越來越多中美洲兒童希望充分利用這一規定進入美國。

小說中曼努埃拉的兩個女兒屬于特例。來自墨西哥的她們本應被就地遣返，但是“警官好心放了行”，隨后訴訟開始，但律師為女孩們提交的庇護申請最終被法官駁回。“曼努埃拉得知，她的兩個女兒將被人從現在等候處置的新墨西哥州移民拘留中心轉移至亞利桑那州的另一所拘留中心，之后將從那里被遣送回國。但是，在被遣送的當天，她們卻消失不見了。”小說結尾部分交代，兩個女孩最終被人在沙漠里找到。現實中就有許多和小說中曼努埃拉女兒一樣的難民兒童，他們在遷徙途中經歷了虐待、幫派威脅和嚴酷的生存條件，最終卻也沒有抵達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而是消失和死亡在沙漠里。

正是見證了這種種苦難，女主人公決定脫離作為壓抑結構的家庭，重新成為參與公共生活的行動著的主體。她將失蹤兒童的處境和自己的孩子反復參照，并通過敘事的行為（在旅途中“我”不斷給孩子們講故事），將他者的故事變成了這個家庭中每個人的內心意識的一部分。

不過我們看到，《失蹤孩子檔案》在開掘新的敘事領域、發現新的女性行動潛能同時，仍然潛藏著形式上的危機，展現出某種未完成性。一些困惑貫穿著我們的閱讀：在現有的社會條件下，作家和藝術家的介入性實踐、報道與創作——正如小說敘事者所做的那樣——是否真的能影響和改變系統性、結構性的暴力，是否能真的推動這些難民兒童處境的改善？與這一問題相關，小說呈現出一個比較突出的文本征候：對于難民兒童和邊境問題這一話題的直接書寫，即便加上《失蹤兒童挽歌》這一層虛構性文本，在篇幅上也依然明顯少于對于主人公個體經驗的書寫。小說大部分篇幅是在講述從女主人公在旅途中的體驗（當然，這種體驗充滿了她意識到自己相比那些難民來說更有特權、更受保護之后深刻的自我反思）以及這個家庭漸漸走向解體的過程，還伴隨著對種種物理聲音的精微描繪。這兩個部分盡管有所交疊和互動，但并未有機地融為一體，這種不平衡與裂隙，既顯示了文本的多層次性，也顯示了作家乃至整個小說文體在面對現實危機時的限度。

從文本上看，女主人公的“介入”方式和她的母親的介入方式十分不同。小說用幾個自然段回溯了“我”的母親的形象，敘事人旨在借此說明母親的政治興趣如何遺傳式地影響了“我”的個人選擇：“我剛到十歲時，也就是男孩現在的年紀，我的母親離開了我們——我父親、我姐姐和我——去加入墨西哥南方的一場游擊運動。”母親的離去讓年幼的“我”不解和憤怒，而多年之后與母親的交談讓“我”開始理解并贊賞母親當年的舉動。對于母親的解釋，小說只給出了寥寥數語：“雖然她很愛父親，但她跟了他一輩子，總是因此將自己投身的事業擱置一邊。如此多年以后，她終有一天覺察到了自己‘內心的地震’：這地震將其深深驚醒，甚至震碎了她身心的一部分；于是她決定離開，尋找修復這整個破碎狀態的辦法。”這種政治興趣和實踐既有朝向他者的關切，也有滿足自我需求的動力：“震碎”了母親內心感受的，也許一部分是群眾運動召喚出的熱情，而另一部分則是多年家庭生活帶來的缺失、封閉之感。

根據小說故事和路易塞利本人經歷的高度對應性，此處所寫的“游擊運動”應該就是指實際上路易塞利母親參與過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1994年初，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生效，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組織崛起，它以本書中提到過的二十世紀初墨西哥農民起義領袖埃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的名字命名，要求政府進行政治經濟改革以改善印第安農民的生活狀況。這場對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運動主要發生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當地印第安農民自治組織不斷發展、聯合的結果。路易塞利的母親參與運動的具體方式是在一個非營利組織工作，該組織由女性主導，支持薩帕塔運動成員特別是其中的婦女和兒童。盡管這場運動并未獲得實質上的成功，但確實在一定范圍內破壞和改變了既有的社會秩序。

對比之下，小說女主人公進行聲音紀實項目或者寫作這部小說的實踐固然也是一種積極的行動，但“我”的意圖和手段存在著矛盾：一方面“我”迫切地關心這些難民兒童并為相關工作放棄了和丈夫的共同生活，另一方面“我”選擇的介入方式是通過制作一部聲音紀實作品（并寫下這部小說）。實際上，這種作品將變成“我”個人成長和成就的一個環節，還面臨著被它所批判的整個系統所回收的危險，而這種真誠的自我反思也同樣成為了小說中頗為關鍵和感人的部分。母女之間更為顯著的區別在于，母親的政治實踐讓她與其他女性個體乃至更多的運動參與者聯結在一起，而小說中的“我”似乎只是走出了離開核心家庭的一步，而未能走向更深層的、持續的聯結。

當然，在現實中，路易塞利的實踐沒有止步于小說寫作。她從2015年開始在紐約移民法庭擔任志愿者，工作內容是為從墨西哥入境的無人陪伴的兒童翻譯法庭問出的問題，并把他們的回答從西班牙語翻譯成英語。她根據這一經歷寫下了《告訴我結局是什么》（Tell Me How It Ends：An Essay in 40 Questions）這本小書。也許只有將這部非虛構作品納入視域，我們對《失蹤孩子檔案》的理解才算完整。

《告訴我結局是什么》逐一分析了路易塞利作為口譯員翻譯的問卷上的四十個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你為什么來美國”“你和誰一起來美國”“你在抵達美國途中是否遭遇讓你恐懼或受傷的事情”等等），以此為線索討論了這些移民兒童的生存狀況。和小說類似，這本書也將作者自己作為移民的生活體驗與她的志愿服務、難民兒童的處境并置在一起敘述，但有關個人體驗的內容在篇幅上遠遠少于對于難民問題的敘述。相比小說，這部非虛構作品針對移民問題做了更全面、深入的展開。作者詳細描述了難民乘坐貨運列車“野獸”忍受種種惡劣條件甚至承受喪命風險來到美國的旅途，描繪了邊境拘留中心里非人道的生存環境，說明了法律規定的難民兒童能夠獲得庇護或特殊移民青少年身份（SIJ）的各類條件——比如要么遭遇父母的虐待、忽視、遺棄，要么是因為種族、信仰、國籍或政治觀點而受到迫害；同時作者還探討了移民危機更深遠、糾纏的社會歷史原因，講述了移民來到美國后融入當地社會的具體實踐。總體上看，《告訴我結局是什么》不僅提供了更詳實的信息，也發出了針對現實狀況的更為尖銳的批判，可以看成是一本讓人快速了解美墨邊境危機的手冊。

隨著當下日益發展的媒介和密集的信息傳播，人類個體對世界的想象能力似乎也隨著人類總體認知空白的大幅縮減而萎縮。小說文體，特別是科幻、幻想類小說之外的寫實主義小說，越來越多地面臨著非虛構寫作的“競爭”。當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非虛構寫作和各類社會科學研究已經向我們提供了諸多“真實”，有人不禁會問：為何當代人還要讀小說？當代最優秀的小說家們可以給出許多強有力的回答——浸滿個性與風格的語言本體、對于人物內心和人際關系的深度描繪、重構過去歷史記載不足的人與事……以及更為根本的是，在情節發展的安排中呈現僅僅是非虛構寫作所無法承載的有關歷史遠景的想象。總而言之，小說在與非虛構競爭時需要滿足更為嚴苛、更高層次的要求。

以這樣的標尺來看，我們會發現，盡管《失蹤孩子檔案》在講述他者的經驗時比《告訴我結局是什么》顯得更為抽象、淺表，比如曼努埃拉和她的兩個女兒始終作為次要人物甚至背景聲音而存在；但它在描繪敘事人自己的經驗和感受時，仍然突出體現了上述大部分小說本體特征。

如哲學家瑪莎·C. 努斯鮑姆所言，小說和文學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能夠激發公眾的積極情感，從而有可能促使人們投入正義的政治行動。在努斯鮑姆看來，任何一種同情的政治運用，都需要創造出穩定的而非短暫的、偶發的關切。“如果遠方的人們與抽象的原則要支配我們的情感，那么這些情感就必須因此以某種方式將它們置于我們的關注圈內，造成一種屬于‘我們的’生活的感覺。”（[美]瑪莎·C. 努斯鮑姆：《政治情感：愛對于正義為何重要？》，陳燕、盧俊豪、李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14、209頁）從這個角度來看，《失蹤孩子檔案》的主要意圖不是像非虛構作品那樣提供經驗性信息，而是書寫同情如何發生，又如何綿長而深刻地改變了更受保護、更有特權的那些人的生活，把原本屬于他者的問題變成了“我們的”問題。它描繪了一個母親和創作者如何從自己的經驗、身邊的世界出發，想象和理解那些失蹤兒童的命運，而將主人公自我與外部世界的危機連接在一起的，就是她在收集這些失蹤兒童故事并將之講述出來的時候所感受到的恐懼、憤怒、同情和愛等等強烈的情感。

路易塞利的敘事以細膩、感性的女性聲音進入政治生活，為原本由男性主導的政治領域提供了生動且必要的情感維度，她的小說和非虛構寫作不僅展現了女性寫作的獨特價值，也又一次突出了情感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她還讓我們重新審視了家庭的屬性：母親、妻子的身份并不應該與女性的社會責任相互沖突，至少我們應該為此努力；母親與孩子之間的紐帶也不僅僅來自親情與撫養，而在于共同面對社會的困境和危機并從中學習，在彼此的激勵中持續地自我教育和成長。不過，如果要彌合小說中兩種敘事內容之間的裂隙，讓小說主人公和那些歷經苦難的人們形成更持久、深層的聯結，這就不僅僅是小說和文學內部的問題——或許《失蹤孩子檔案》在形式上的危機，恰恰召喚和預示著新的歷史意識的萌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