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麥家的新作《人間信》表露出強烈與世界達成和解的渴望，既是一封寫給人間的信，也是勸勉自己相信人間的信。《人間信》有著強烈鮮明的自傳色彩，麥家以極大的勇氣與真誠剖開自己的傷疤，袒露困住自己的羞恥與仇恨歷史，拿出滿滿的誠意試圖原諒加諸其身多重傷害的始作俑者，但時間與空間的異化變形造成了和解對象的缺位，使麥家的努力付諸流水，和解終究無法達成。《人間信》是麥家解讀自我的密碼，以此作為視點縱覽麥家的整體性創作，才能看出其塑造傳奇式孤獨者的心錨要追溯到童年創傷。所以，麥家在《人間信》中強調，寫作實現的只能是自我的妥協，而非和解。

關鍵詞：《人間信》 麥家 童年創傷 自傳色彩 還鄉文學

一、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故鄉

《人間信》作為麥家轉型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延續了《人生海海》還鄉的寫作主題，只是這一次走得更切近、更深入，走回到了自己的家庭內部、自己的心靈深處。從麥家的整體創作來看，他建立了兩個寫作譜系：一個是《解密》《暗算》《風聲》等“特情”長篇小說系列，另一個是“小人物”短篇小說系列。這些小人物沒有驚世絕艷的某種天才，只是蕓蕓眾生中命途多舛的普通一個，但這些小人物都有一個故鄉“富陽”的地理標簽，像《兩個富陽姑娘》《一生世》《日本佬》《漢泉耶穌》《雙黃蛋》等，可見麥家始終都沒有放棄對于書寫家鄉的渴望，只是他對家鄉的回望與寫作在小心謹慎之余還有些許猶豫，刻意保持著某種安全的距離，只觸及一些零散的、邊緣的故鄉生活，筆觸在想要親近故鄉的寫作欲望與對故鄉虔敬的疏離間形成了一種欲言又止的情感張力。就像《人生海海》即便已經回到了富陽，寫得也是外人的事，而非自己的家事。麥家總是在解密天才的密碼，在《人間信》中，他終于下定決心解密自己的內心，所以，這不啻是麥家寫作縱深開掘的一次頗為勇敢的努力。

《人間信》與《人生海海》的故事背景同在富陽江畔的雙家村，可以看作是麥家對還鄉主題一體兩面的設計與補充，就像他描述這個虛構的原鄉——“我們雙家村是山村，山分陰面陽面。”1《人生海海》就像是山的陽面，寫的是一個英雄在時代中的隕落，是世事浮沉的恢弘；而《人間信》則是山的陰面，寫的是一個英雄被剝掉光環后內心是否真的如一顆金色的子彈一樣純粹，是揭開內心的私密。就像海德格爾說所有的文學都是還鄉一樣，無論出走得多遠、出走時多決絕，家鄉就是長在每個人身上的精神臍帶，永遠牽動著與此地相關的游子之心。麥家對還鄉這個主題有其獨特的思辨，即“所謂‘回去’有兩層意圖：一是內容上回到我記憶的最初——童年、少年、鄉村；二是寫法上回到傳統，回到日常，回到平淡。小說不會老，但小說家會的。我像所有年長者一樣，開始欣賞老老實實的人生，白粥，咸菜，白天，黑夜。”2陰面隱喻在《人間信》中是麥家寫一個人心底里最不為人知的陰暗，即直面人的惡行背后中人性的險與暗，而故鄉則承載了最大限度滋生陰暗的誘因。

雙家村的設定總是背負著險象環生與盤根錯節，像繩子一樣串聯著也捆綁著家鄉每個人的生活與命運，也在越纏越緊的關系網中絞殺每個人。在《人生海海》中，“村子捂在山窩里，三面不通風，熱氣散不開，被悶成瘴氣，爬上墻，或躲在陰暗角落”3。雙家村這個逼仄的環境中，人與人之間過于密切的關系里生出了謠言、暴力、侮辱與傷害，對上校的秘密如蟲豕一般啃咬著、咀嚼著，至死不休。在《人間信》中，家鄉對在地者的侮辱與損害首先體現在父親同胞妹妹的身上，她自殺未遂留下了吐舌頭的后遺癥，“后來村里孩子（不乏仇家惡人）經常捉弄小姑，逗她，騙她，氣她，鬧她，把她激怒，目的是要她‘忘乎所以’，亮出吊死鬼的長舌頭”4。小姑就是在這樣的惡意與嘲弄中羞憤而死，殺死小姑的不是她身上死亡的力量，而是來自他人的無形繩索。甚至于，麥家單辟一章“紅房子·宿仇新恨”來寫雙家村中令人窒息的仇恨、斗爭與雞犬不寧的互相糾纏，紅房子所表現出的異質性——“它像是從城市里切下來，移到我們村里的，是鶴立雞群的樣子”5，在一定程度上是恥辱與仇恨象征的具像化體現。

麥家擅長將筆下人物放置在一個絕境中，從而挖掘其所能開掘的極限以及承受的極限，以探索人心限度的敘事。但是在《人間信》中鋪陳家鄉培植起來的恥辱與仇恨過程卻充滿了敘事耐心，紅房子之于我的家族之惡是一步一步建立起來的。在我年幼懵懂時，紅房子的主人是阿根大炮。因為爺爺與阿山道士做了親家，阿根大炮與鄰居阿山道士的仇怨一度波及了爺爺，更因為阿根大炮對奶奶的輕薄，紅房子便成為了我家的仇怨，所以爺爺橫遭意外慘死山里后，“奶奶認定爺爺是死在阿根大炮私底下作的妖法，妖孽不但做了惡，砸死了爺爺，還成了魔，做了鬼，鉆進了她心，害她一個月一個月地通宵睡不著覺”6。對紅房子的恨也升級，以至于清明時節，“奶奶每年都帶我去，并特意去阿根大炮墳前，叫我對它撒一泡尿，一邊罵很多難聽話”7。阿根大炮的小兒子三腳貓更是引誘父親去賭博，致使本來浪蕩的父親更無藥可救并且烙印了罪與恥的印記。父親做實“日本佬”也與阿根大炮的第六子關銀有著密切關系，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父親背上了歷史與民族雙重的恥辱，人格徹底淪喪，以至于我的家族垮了架子——奶奶出走了；在雙家村“社會性死亡”——在我面對學校的同學與老師時，身份總是低人一等而備受羞辱。

麥家曾在采訪中坦言了童年生活經驗中因為父輩社會身份問題對其成長造成的困擾，以及由此衍生出對逃離家鄉的迫切渴望。“我恰恰相反，就想離開家鄉。因為我家里當時政治地位十分低下，父親是右派，外公是地主，爺爺是個基督徒，頭上壓著三頂大黑帽，抬不起頭，就想走得遠遠的。至于有軍校上，那就是更好的選擇了，一箭雙雕，既可以告別家鄉，又可以改變家里的政治地位。”8童年記憶直接映射到了《人間信》中我的少年經驗，因為排演一出戲劇，我能夠出演解放軍的機會被陸軍奪走了，我哭得將死過去。一方面“陸軍是阿根大炮孫子，作為紅房子的人，我們稱得上有世仇”9；另一方面，是因為我父親的政治身份影響了我的社會認可程度。《人生海海》中的上校返回家鄉得到了和解，這是“山之陽面”，而代價是完全喪失自我，變成一個孩子。《人間信》中的“山之陰面”則是以我決然斬斷與家鄉的聯系，作為獲得階級躍升的砝碼。上校的返鄉與我的去鄉，返回與逃離這兩條看似背道而馳的軌跡，其根源都在于想要擺脫屈辱與傷痕的強烈愿景，而無論是積極地擁抱家鄉還是消極地躲避家鄉，都象征著對片段性自我身份難以同構的精神困境。所以我選擇離開家鄉恥辱性身份，重建社會的、集體的、他者的認可，以此獲得滿心歡喜，“說實話，頭三年我跟雙家村無一絲半兩瓜葛，那個生我養吾的千年古村，仿佛一塊巨石沉入大海，對我來說，是樂見其成（沉）”10。

但實際上，“你在外越出息，越往高處走，雙家村就越是你的家鄉，這里的一切都跟你有關”11。麥家深知家鄉與自我建構之間割舍不斷的緊密關聯，他著意于書寫家鄉的執念里夾雜著不可名狀的怨懟與委屈，他始終無法釋懷家鄉在他一個無辜少年身上投擲的惡意，他舉棋不定的也是對家鄉游離于愛之深責之切的中間態度。所以他講，“故土就像母親，母親即使把你拋棄了，你還是想方設法去尋找她。這中間沒有道理和是非，只有‘存在’——海枯石爛都改變不了的東西。毫無疑問，我的故鄉不是寫光了，而是還沒有真正開始寫”12。故鄉是一個特殊的時空體，作為個體認知的起點，它將始終影響個體對世界各個維度的體認。“在中國現代小說的傳統中，‘原鄉’主題的創作可謂歷久而彌新。‘故鄉’因此不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義的源頭，以及作品敘事力量的啟動媒介。”13麥家開始嘗試書寫故鄉，從《人生海海》到《人間信》逐漸建立對家鄉所承載的歷史性與時空化意義。顯而易見的是，他并沒有完成還鄉的和解，就像蔣富春還沒能意識到逃離家鄉“是他多年后要羞愧死的，但現在還不到時候，遠不到”14。他仍然處在一種思考狀態中，“他要去探究生命、人和家的歸宿的這么一種關系”15。

二、父法的缺失與異位

如果說，《人生海海》中的上校是“山之陽面”，代表了一種英雄主義，那么毫無疑問，《人間信》中的父親就是“山之陰面”，指向的是低于常人的責任心與道德感。《人間信》的大把筆墨都落在了父親身上，幾乎整本書都在控訴父親作為一個“潦坯”對家庭中每個成員造成的無法挽回的傷害。“潦坯的意思是多重的，有邊又沒邊，但總的是指一個人做事吊兒郎當，不努力，做人輕浮，不成器，對自身沒要求，對他人無責任。”16麥家在作品中塑造了各種各樣的英雄人物，而《人間信》中的父親是個對自己都不負責任的人，更遑論承擔對家庭、對社會的責任，是截然的英雄反面。父親全然沒有承擔一個男性在中國傳統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家族喪失了核心的凝聚力，“總的說，我家里的人一個個在離散，秋風掃落葉一樣，落葉被風卷著，掃著，由不得自己不離不散”17。這就造成了父親形象的損毀與不堪，父親的神圣性與神秘性是隨著父親的“潦”一點一點消散殆盡的，我無法從父親身上繼承生命的高貴價值與人的光輝意義，甚至還背負了因為父親而伴生的社會性羞恥，這就注定了父與子的對立關系中勢必產生強烈的不安、質疑與抗爭。父親所象征的家的秩序體系也就在此意義上崩塌、頹敗、消解。

父親形象的坍塌意味著父法的失效，在這個家庭中男性始終是缺位的，而女性則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與堅韌的生命狀態，并且完全接管了父權。“因為爺爺死得早，奶奶既是父親的母親，也是父親。作為父親，奶奶不失威嚴鐵面的一面，該上家法時絕不姑息，去年還給父親上過一次，跪在祖宗排位前數鐵釘——像和尚捻珠一樣，一支支數，來來回回數，數得十指滴血為止。”18爺爺的早逝使奶奶被迫進行了補位，成為家法的象征，異化后的父法體系對父親的浪蕩不羈無法起到完全的收束效果。父親暗渡陳倉地挑戰父法體系的合法性，與此同時，也就喪失了自己作為父親這個身份所伴生的權力。所以，當我潛心一年搜集父親賭博的罪證，最后舉報他時，作為父法懲戒象征的人，是我的母親。“母親一把揪住他頭發，劈頭蓋腦打他，罵他。”19母親繼承了奶奶家法的象征對我進行了驅逐，在多年后當我身為人父，請求回歸家庭時，也是乞求得到母親的原諒。所以，只有母親能夠拿出家法的象征，“母親要扮演奶奶的角色，對我行使家法。這場面母親大抵在心里已經盤算至少幾十個日夜，要說的話一清二楚，不遲疑，不啰嗦，言簡意賅，邏輯縝密，像法官，也像奶奶”20。母親執意要通過家法的懲罰才能讓我回歸家庭，目的是為了給父親認錯，“如果你認錯，必須要受家法罰，既是要你長記性，也是要討你爹一個原諒”21。母親對于我忤逆父親的行為始終不能諒解，因為忤逆行為的實質是對父法體系的挑釁，只有服從于父法制度，家族才能延續下去。而我回歸家庭的最終確證，是“奶奶眼睛倏地亮一下，響亮說‘蔣富春’！”22才算是正式完成，奶奶證明了我是她的孫子，屬于這個家庭，而不是父親出來確證。所以，父法在這個家庭中，一直被女性越位掌管。

父子關系的僵化、冷漠與斷裂是與父親權力的失效同時共生的。《人間信》的刻畫有很強的作者自我意識投射。尤其在刻畫父子決裂場面時，與麥家在2013年發表于《南方周末》副刊的《致父信》中所描述的場景如出一轍，“這封無法送達的信，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只是一篇哀痛的祭父文，事實上，它是通向麥家內心的秘徑”23。

父親青紅不問，二話不說，掄起手，兇神惡煞朝我扇了兩個巴掌，第一個將我已受傷的鼻梁打斷，第二個把我額頭上的‘雞蛋’打破，血，鼻血，額頭血，先后像個開喉嚨的雞血一樣噴出來，淌下來，流進嘴里；我像喝水一樣，一口口吞都吞不下，往胸脯上流，順著肚皮，流到褲襠里。……混蛋的他又混蛋地舉起扁擔朝我劈過來，要不是陸軍父親出手攔掉，我死定了，不死也廢了，不是斷手就是斷腳，不是馱子就是癱子。24

這個場景深刻植根于麥家的記憶深處，是其成長歷程中的創痛性恥辱根源，他與父親的冷戰從此處開始。自傳性寫作的意義在于給個人經驗升格為集體經驗的可能性，也在重返過去的時間這一行為中矯正、修飾、重塑過去的記憶，達成對當下現實指認中自我身份認同困境的調和，“個人以自己的歷史為鑒，通過承擔和重新塑造自己的過去，不是試圖證明命運的偶然性，而是試圖證明命運的必然性。因此自傳表現了一種關于人的新的情況，但是對于這種狀況可能包含的令人苦惱和無奈的成分，自傳也會帶來一種療治辦法。它起到一種平衡作用”25。《人間信》始終是以一個成長性視角描述蔣富春的一生，當個體真實現實經驗進入虛構文本，就會打斷這種敘事的限制性，從現在的成人視角來反觀當時的兒童舉動所產生的居高臨下與全知全能，建立了一個道德批判與反思的高點。

也正因此，在重返過去時才會不可避免地產生兩種對立的情感模式，即懷舊與厭舊26。麥家在《人間信》中對這兩種感情的處理選擇了用兩個敘事人稱的方式，在“我·另一個我”的第貳節開始使用第三人稱代詞“他”行文，除此之外的七章都是第一人稱敘事。人稱改變的節點正是父親動手打我，“我恨死他了，寧可死也不想回家看見他（父親）”27。對父親的怨恨即厭舊情感，因為這一段感情是我始終無法直面的。在父親打了我之后，我通過政治運動將父親送進監獄的行為，始終是我心頭的愧疚、自責與自我厭棄的情感壓力，我在日后的飛黃騰達和順美滿的生活，是以父親八年牢獄之災為代價的。“就是靠與父親決裂才‘有出息’的，豈能過河拆橋，出爾反爾？”28我憎恨父親，但是又不能原諒自己對父親施加的傷害，因此借用“他”的稱謂作為面具回避“我”的直接存在，是對這一事實的隱遁與逃避。敘事人稱的改變也是為了保護我仇恨父親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所以在我去日本接回父親的骨灰時，從宋良冢那里得知父親死于過量嗑藥時，“我像收到了死里逃生的頂禮，不知是驚險，還是驚喜”29。只有證明父親是絕對的混蛋，才能進一步佐證我揭發父親這種不孝行為的合理合法，求得內心安寧。在“我們·長恨歌”章節換回第一人稱時寫道：“我回來了，既是從‘他’回到了我，也是從一個黑色家庭來到一個紅色大家庭，革命的大熔爐。”30軍營生活能夠帶給我社會身份的認可，極大程度上緩解了我對家庭的羞恥、對父親的愧疚，以及無止息的懺悔，于是，我能夠重新做我。

《人間信》中的父子倫理關系也有冷漠、對峙、血腥、暴力，但是又與先鋒時期的弒父情節以及晚生代小說中的尋父情節不同。麥家在父親這個形象身上投注的是家的整體象征，因此父親的失格是一種家庭溫馨幻滅的表征，于情于理都不應該、不能夠與父親達成和解。為此，麥家特意將父親與《傷痕》中的母親做類比，“王曉華母親是冤假錯案，父親冤嗎？錯嗎？他的罪我不是聽人講的，是親眼看見的，是千真萬確不會錯的，我揭發他，政府判他刑，是罪有應得，他怎么可以和王曉華母親比？更怎么可以把我和王曉華比？王曉華問題是自己作出來的，我的問題是沒有問題，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作出了正確選擇、理智選擇”31。我始終要為自己對父親的反叛、傷害與憎惡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過錯的不是我的忤逆，而是父親一生的放浪形骸。《人間信》不是一般小說以大團圓結局收尾，雙方握手言和天下皆大歡喜，它提供了一種人生、人性、人心的實在樣態，即怨憎無法被消解，只是被擱置了。我與父親的和解始終難以達成，只是因為父親去世了，怨憎再無寄托而已。所以，麥家在結尾的“眾聲”篇中寫道：“我和父親的問題也許是首痛苦的詩，請容我暫且將它封存（不被閱讀和理解）好嗎？”32

三、孤獨者的偏執

麥家直到《人間信》才對自己的內心進行了解密，此前的他一直采用極為隱晦的書寫方式暗示自己內心藏有秘密，但又極為巧妙謹慎地繞開能窺見其秘密的可能性。麥家試圖解析埋藏于自己內心底里的秘密，以此達成多年來和自己和解的祈愿，但每一部作品作為自我言說的出口，都被他進行了否認，他時刻在準備著，但似乎總是沒有準備好。這種猶豫表現在創作中，是麥家的謎底在每一部小說中都給出過線索，但每次都迷惑讀者將解讀的重心放在人物非凡的天才上面。麥家在三十多年的持續性寫作中構建了一個英雄人物譜系，然而，直到《人間信》才真正意義上完成了筆下人物內心質地與精神向度的徹底統一。“麥家執著于一遍遍地書寫那些曠世奇才、國家英雄，但并不塑造他們的豐功偉業，而是寫與其形成強烈對比的肉身性，他們的缺陷與脆弱、困惑與失控，以及在其中的掙扎與隕落。”33在《人間信》中他終于揭秘：他寫的都是一類人，即孤獨者。

《解密》中的容金珍，“這孩子天資極其聰穎”34，但是“待人有些孤僻冷漠”35。《暗算》中的聽風者阿炳，有著過人的聽力與記憶力，但卻沒有維系自己生存的能力，“既像個孩子，又像個瘋子，既可笑，又可憐，既蠻橫，又脆弱”36。另一個看風者黃依依，“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平時說話行事太任性，太無拘無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議”37。《人生海海》中的上校，“少數人當面叫他上校，背后叫他太監”38。既是傳奇也是丑聞的集合體使他在雙家村的生活中格格不入，他總是以一個異類的身份游離在集體生活的邊緣。《人間信》中的蔣富春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中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英雄不是從土里長出來的，英雄是劉主任精心策劃、用心栽培出來的，劉主任是他茁壯成長的土壤、陽光、雨露”39。因為是被造就的英雄，蔣富春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和家庭決裂得來的榮譽造成了他的形單影只，“就是寂寞，無邊無際的寂寞”40。孤獨者的形象在麥家的創作中是一以貫之的，只是他們過于輝煌耀眼的另一個側面遮蔽了他們作為孤獨者的暗淡，而這才是麥家書寫的底色。“每一篇文本都聯系著若干篇文本，并且對這些文本起著復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41。這建立起麥家自己的文本空間，形成了獨屬于他的敘事美學。麥家在情節跌宕起伏動人心魄的敘事背后，試圖探討的是一個孤立無援的心靈如何經受痛苦，如何尋找痛苦的出路以達成自我的救贖。

蔣富春的孤獨是真正意義上被困于“無物之陣”的孤獨。“李主任幾乎天天來看他，給他帶來各種紅頭文件、單位簡報、群眾來信，都在夸他，贊他，學習他，向他致敬，不同的人發出共同的聲音：時代造就英雄，革命后繼有人！”42眾聲喧囂里談論的都是蔣富春，喧嘩之下的蔣富春內心的孤獨卻無處言說，他成了一個絕對概念的孤獨者：“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43蔣富春的無聲實在是震耳欲聾，于是，“他甚至開始寫日記，也是因為寂寞，沒人說話，寫日記是對自己說話”44。后來他也因為在寫日記中練就的文筆，“并被有關部門調去從事專業文學創作，主觀和客觀均賦予了我一個頭銜：作家”45。寫作成為了他的救贖，他在日復一日的寫作中試圖撫平內心的憤懣不平與絕地求生的困苦，自我對話建構起他脆弱敏感而又自我珍視的內心基石。這個時候蔣富春的寫作具有了現實性指向與虛構性指向雙重意義，麥家自己認為作家應該是那只凍死在乞力馬扎羅山頂的豹子，“因為他們走在了雪線之上，走在了天寒地凍和饑寒交迫中，看不到人影，聽不見市聲，寂寞，孤獨，恐懼，期待，都是超常的”46。這使蔣富春的孤獨與無助行徑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但這并不是麥家亟欲達成的與自我、與內心、與過去的和解，因為孤獨實在是太過于強勢，蔣富春不得不選擇寫作以寄托自我，麥家亦如是。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如此辛苦地拜訪童年生活，只是想探索一條捷徑，直抵現實生活的核心。”47個體經驗與小說情節的同構性與重疊性是作者直抵自我內心的重要途徑，麥家在《致父信》中講到父親那次不分青紅皂白的毆打，將他的自信、自尊、勇氣都打散了，他自我封閉成了一個沉默的人，拒絕與外界交流，母親甚至給了他一個外號——“洞里貓”。麥家才是那個真正的孤獨者，他塑造了一系列的、各種各樣的天才，但他們無論具有怎樣的穎悟與智慧，或者在哪個領域有過人的天賦，說歸來，他們都是孤獨的人。麥家給了筆下人物超越他人的一技之長，但這些天賦異稟卻無法幫助他們超越根植在人性深處的、深入骨髓的孤獨。在《人間信》中，麥家無垠的內心試圖碰觸一些現實的邊際，以期在生活中叩響童年、家鄉、父親與被困住的那個自我的回聲，他試圖展示對人間的信念。于是，麥家在《人間信》中敞開心扉去言說所謂的“不說”——“你一直信奉，任何表達，包括任何形式的寫作都是一種不說的藝術。”48是企圖與自己達成和解的一次嘗試。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麥家不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是個小說家，“寫小說意味著在人生的呈現中把不可言詮和交流之事推向極致。囿于生活之繁復豐盈而又要呈現這豐盈，小說顯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49。麥家不僅僅要傳遞個人的經驗，他還試圖拼湊出人生與命運、缺憾與懺悔之間的復雜拼圖。

麥家始終有“對刻畫與成全一種孤獨、崇高、悲愴的精神力的執著”50。這意味著麥家的寫作始終是對孤獨的一種反抗。他試圖成為那個雪線之上的豹子，于是寫作成為了他的武器，寫作是一把刀，劈殺著糾纏于其身其心其魂的孤獨，唯有以寫作為武器不止不休地揮舞才能獲得刺破孤獨的希望。“世間的一切都是為了通往一本書——所以，不幸并非真正不幸，只是賦予詩人的一件工作，正如一把刀是一把工具一樣，一切經驗——當然包含不幸——都應被轉變為詩歌。那么，假如我們的確是詩人的話，我們將認為生命的每時每刻都是美麗的，都是詩。”51《人間信》的寫作與實踐是將刀刃對內的解剖，是“抉心自食”，是反抗孤獨。反抗孤獨并不意味著肯定希望之所有，而是將過去、現實的命運與未來的期冀當作滲透到內心的精神力量。盡管與過去、與家鄉、與父親甚至與自我都充滿了緊張的對峙，但是又不得不認可正是這些難以啟齒的羞恥與創痛塑造了現在的自我，過去從未過去，過去一直指涉著現在，未來從未到來，未來一直蓄勢于現在。“這不僅僅是個人的生平和經歷，也許我們從來不屬于個人，只是過去某種的繼續和回應。”52

反抗孤獨的意義在于個體的生存悲劇性與世界之意義相關的思考與辯證。反抗孤獨不是麥家獨自的人生命題，這是每個個體的生存絕境。既然不愿被孤獨湮沒，那就只能不斷地進行反抗。假設能夠驅逐身邊如煙似霧籠之不去的孤獨，麥家就能與自己達成和解。然而不能，因為孤獨確實實有。“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種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系，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于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53所以麥家在終章“余聞”中暗暗懷疑：“但這一次是不是說的太多了，連把底細都端了？”54可是寫作只能將麥家的孤獨轉化，孤獨的自我是無法和解的，他只能像海浪一樣一波一波不停地平息。

結 語

麥家在訪談時說自己在反復修改《人間信》時曾號啕大哭，那些眼淚“像富春江里的魚流出的眼淚”55。正是因為當下的自己依然對童年的一切有著難以釋懷的復雜情感，麥家的書寫才一次又一次重返童年，困住自己的不僅是故鄉的冷漠與疏離，還有父親簡單粗暴的教育和不善表達的關愛，以及那個無力反抗只能自我封閉自我懲戒的幼小的自己。麥家用寫作這柄刀剖開自己的隱痛，袒露一直以來背負在肩頭的沉重，希望能夠得到療救的可能。只是過往的傷痕太深，物是人非就意味著和解難以達成。于《人間信》而言，過往的那些，不是和解了放下了，而是只能這樣了，不如就這樣吧。于麥家而言，向內心探索的敘事才剛剛開始，這是其文學創作的另一個向度意義與價值的創新與開掘。

注釋：

1 4 5 6 7 9 10 11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4 29 27 28 29 30 31 32 39 40 42 44 45 48 52 54 55 麥家：《人間信》，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10、9、53、94、54、186、251、255、245、29、255、89、229、292、293、303、199、211、276、285、249、274、308、231、234、231、234、311、311、312、294、311、39頁。

2 參見《小說月報》2016年第1期，封二“作家現在時”。

3 38 麥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頁。

8 12 46 麥家：《人生中途》，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230、122頁。

13 王德威：《原鄉神話的追逐者：沈從文、宋澤萊、莫言、李永平》，《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25頁。

15 陳曉明：《恥之重與歸家的解脫》，《南方文壇》2019年05期。

23 何平：《回去，尋找屬于你的“親人”——評麥家長篇新作〈人生海海〉》，《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2期。

25 26 [法]勒熱訥《自傳契約》，楊國政譯，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58、70頁。

33 王堯：《為麥家解密，或關于麥家的誤讀》，《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1期。

34 35 麥家：《解密》，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4頁。

36 37 麥家：《暗算》，浙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頁。

41 錢翰：《論兩種截然不同的互文性》，《學術論壇》2015年第2期。

43 魯迅：《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頁。

47 蘇童：《創作，我們為什么要拜訪童年?》，《中國比較文學》2012年第4期。

49 [法]本雅明：《啟迪》，張旭東、王斑譯，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99頁。

50 季進：《豐盈的人生與極致的敘事——論〈人生海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0期。

53 魯迅：《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