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是宋人的重要寫作類型之一，不僅數量較前代激增，而且基本體式也在兩宋定型成熟。就宋人的筆記觀念與寫作心態來說，論者主要圍繞筆記隨筆隨錄的特性展開探討，為兩宋筆記總結出了游戲閑談、補史之闕、考辨正誤等三種著述動機，分別對應著志怪瑣聞筆記、史料筆記與學術筆記這三種重要的門類。

總體來說，兩宋筆記作者特別是北宋筆記作者對于這一著述體類大多以小道末技視之，一方面不會對其抱以特別嚴肅認真的寫作態度，另一方面更不會認為自己可以憑借筆記著述實現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但是，隨著印刷術的普及、知識階層的急劇擴張與下移，以及商業出版的繁榮等現象在南宋的出現與發展，在筆記作者間逐漸產生了一種“空言”心態，最終發展成了可與上述三者等量觀之的另一種極為重要的筆記著述動機“托諸空言”，對兩宋筆記的文本形態變化也產生了極其關鍵的影響。

以“空言”寄托人生體悟與理想

“空言”概念最初見于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記下的孔子之語：“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指的是只起褒貶作用而不見用于當世的言論主張。由于孔子作《春秋》時正處在不被重用、無法行道于世的潦倒時期，故而司馬遷又為“空言”一詞賦予了另一層意義，即或許能在后代產生作用或影響的無用于現世之言。南宋時期終生落魄潦倒的士人，在發現自己無法通過傳統的為官行道、館閣編書、注經修史、撰寫詩文等主流方式立言傳世時，便開始遵循司馬遷之說，將原本只是小道末技的筆記視作或可自見于后的“空言”。

莊綽《雞肋編》自序云：“阿瞞之績，無見于策，而其空言，竟著于后。是豈非雞肋之臘邪？然方其撅蘆菔、鳧茈而餓于墻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于兔肩，視牛骨為愈矣。予之書殆類于是，故以‘雞肋’名之。”他利用曹操的雞肋典故，完美地將筆記之言與“空言”相融合。定軍山一役曹操敗了，于是在講述他與劉備爭奪漢中的文字里，當然沒有曹操的任何功績，只剩這段對戰爭結局毫無意義的雞肋故事。一如筆記中蕪雜散亂的內容，和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道德文章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然而，曹操的雞肋故事終究獲得了千古流傳，那么誰又能知道筆記中的這些“空言”會不會同樣獲得傳世不朽的際遇呢？

洪興祖在為友人方勺《泊宅編》所作的序文中表達了相同的情緒，他先感慨方勺學博志剛卻不合于世的潦倒人生，隨后提出《泊宅編》的游戲文字間寄寓了方勺胸中諸多的不傳之妙。洪興祖這番標準的“托諸空言”說辭得到了方勺本人的認可，于是方勺請他為此書作序，并讓《泊宅編》就以“空言”的方式流傳于人間。

促生筆記文本形態新變

隨著筆記著述動機新生了“托諸空言”一途，筆記的文本形態也在南宋相應地發生了重要變化。既然要托諸筆記之“空言”將作者的高妙見解甚至個體生命傳之于后，那么筆記的著述內容勢必要擴展至士大夫知識結構的各個方面，不能只局限在抄錄街談巷尾之說或他人閑談所云的傳統上。筆記的寫作方式因此徹底從抄錄轉變為撰寫、由輯錄轉變為著述。

學術筆記的占比在南宋的急劇提高就是這一變化的有力反映，費袞在《梁溪漫志》自序中堅定地表示，筆記同樣承載著作者之所學，與傳統的垂世立教之言完全相同，只不過因為無所用于當世才被認作是“空言”。不僅如此，費袞還逐一列舉了可供作者垂世立教的言論類型，包括制誥、奏疏、論策等，試圖表示筆記的價值意義與這些言論類型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費袞羅列的言論類型并不是史部著述，而皆為集部之文，這意味著南宋士人出現了以集部思維對待筆記之言的現象，使筆記承載的知識結構發生了由史到集的擴展。

無獨有偶，楊萬里同樣以比附集部與托諸空言的思維言說曾敏行的《獨醒雜志》。楊萬里在為這部筆記撰寫的序文里首先高度肯定了曾敏行的學問與識斷，并認為如此人物應當獲得流芳后世的資格。楊萬里非常清楚，曾敏行就是才高而不得志的不幸之人，等待他的將是言行無傳的結局。隨后他將話題轉到這部筆記之上，將其視為打破困局的方式，讀者不僅可以借助《獨醒雜志》增廣自我學識，更能由此看到作者曾敏行的學問識斷，想見其人風神。對于楊萬里本人來說，他不需要借助撰寫筆記的方式就可以達成立言不朽的追求，但他以當世名臣文豪的身份說這么一番話，卻為其時已更為壯大的下層士人群體提供了方便之門，反過來又促進了“空言”心態的進一步普及。

提供新的立言方式

在南宋各階層士人以集部思維論述筆記之“空言”意義的同時，南宋最重要的下層士人群體——江湖文人早已開始從事“空言”心態下的筆記著述，尤其當他們在晚歲偶然重見自己早年的率意漫抄時，都會鄭重地將之視為一段珍貴的自我生命痕跡。王灼就是在晚年偶得自己年少時的論詞手稿，盡管也產生了一些頗悔少作的心情，但卻沒有像士大夫慣常所為將這些文稿焚棄，反倒將其次比增廣為五卷，目曰《碧雞漫志》。

對于仕途顯赫或文名已盛的士大夫來說，他們已然得享極高的詩文流傳度，到了晚年也不會擔心自己是否能夠獲得立言傳世的機會，而是忐忑將以怎樣的形象被后人言說，于是他們會焚棄不符合自我形象期待的早年作品。但對于王灼這樣終生流落江湖、寄人幕下的文人來說，控制自我后世形象的建構完全是不著邊際的奢望，因為士庶都對他的文字沒有太大的興趣，自己的個體生命也就無從獲得承載與流傳。所以，這部年少初成的《碧雞漫志》很可能是王灼的少年往事在此刻的唯一記錄，除此之外，他便再也尋覓不到這段自己人生中最為明亮的生命痕跡。

詩文難行的江湖文人，其筆記之所以易傳，很可能是因為著述與閱讀筆記所需的知識門檻相對下降所致。南宋中期之后，隨著在科舉中被淘汰下來的具備一定知識基礎者不斷沉淀于世俗社會中，知識本身也發生了普及與下移，也從另一方面有力提升了筆記的流傳度。一般而言，沉淪世俗的知識群體終究學問有限，閱讀士大夫的經史著作、詩文別集對于他們來說還是有些困難，駁雜淺近的筆記更受他們青睞。出版業很快對這番市場需求作出了反應，相較于筆記著作在北宋時代只能依靠抄本形式流傳，南宋的商業出版有著極高的刊行筆記的熱情。書商甚至還會通過各種手段謀得市場熱度極高的筆記作者最新撰成的筆記，在作者毫不知曉的情況下私自將其刊刻出版銷售。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江湖文人越來越將自我生命寄托在筆記之上，在著述時抱以自我學識與個體生命賴此而傳的心態。

例如，陳善就認為自己畢生為學的精力盡在所撰筆記《捫虱新話》中，他將筆記著述視為平生頭等大事，也就是自我生命之所寄。在這樣的寫作心態下，陳善當然不會再如前代作者那樣隨筆以記他人之言，而是勤力撰述自我認知，甚至還會時時斟酌修改，使筆記文本逐漸變得編次有序、脈絡分明起來。更為極端的例子當屬俞成，他令人驚異地在四十歲徹底放棄舉業，卻猶孜孜不倦地探討細究夫子之言，可見他其實是不愿放棄儒生身份的，也依然期望著能夠實現與之相應的生命價值。好在筆記為舉業不利的他提供了后退一步的空間，他可以專注于筆記的著述以達成自我理想，從而不負至圣先師的教誨。于是乎，俞成便以極致謹嚴的寫作態度在余生時光里全力寫出了一部學術筆記《螢雪叢說》。

發展至此，本就在內容題材及故事來源方面與世俗社會有著萬縷千絲關系的筆記，最終在游走于士庶之間的南宋江湖文人手中發出了最為奪目的光芒，為他們提供了新的且更為適合的立言方式，極大地增加了他們傳名于后的機會。盡管出仕為官與著書立說依然是士人最為主流也是最受認可的安身立命之業，進士及第或具備一定政治、學術聲名的士大夫，依然不把筆記看得那么重要，但是在江湖文人大量的“空言”式筆記著述的影響下，南宋士大夫對待筆記著述的態度終究會比北宋士人嚴肅認真得多。畢竟無論他們記錄的內容是可補史闕的故事，還是對于經子學問的見解，抑或荒誕不經的鬼怪奇聞，都會被后人視為可以了解其學識、想見其風神的一段生命痕跡。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