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早期女性向仙俠小說構建了“救世神話”的敘事范式：女主角被宿命裹挾，以犧牲換取愛情與世界的存續。然而，近年仙俠文創作逐漸脫離此套路，轉向解構“世界”的天然合法性。女性向仙俠小說通過對“世界”概念的重構，實現從大敘事到后現代敘事的轉型。

【關鍵詞】網絡文學  仙俠  大敘事  后現代

自從電視劇《花千骨》2015年播出至今，十幾年中仙俠網絡小說已成為影視改編的熱門題材。然而，近年來仙俠劇越來越有疲軟之勢，甚至有觀點認為“仙俠已死”。[1]這反映出的其實是一種滯后性。例如，2023年播出的《重紫》，原小說發表于2010年；2024年播出的《永夜星河》和2025年播出的《白月梵星》，原小說均發表于2018年。盡管這些作品遵循《花千骨》等成功模式。但觀眾對固定套路逐漸產生了審美疲勞；同時，盡管影視改編仍受傳統框架限制，仙俠網絡小說創作卻在探索新發展方向，重塑“世界”在作品中的位置。

“救世神話”的權力話語

《花千骨》（2008）的核心矛盾集中在個人情感訴求和責任之間的沖突。花千骨作為神祇轉世，肩負著守護世界的重任，但有時也為此痛苦：“憑什么她就要一次次為了天下犧牲？”作為早期女頻仙俠文的代表作品，它為后續女頻仙俠文的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框架。同期的《重紫》（2010）基本沿襲了這樣的套路，天生煞氣的少女重紫拜仙尊洛音凡為師，洛音凡為天下蒼生試圖阻止重紫成魔，卻最終失敗。在這樣的困境中，“世界”成了一個完全外在的等待被拯救的對象，而“救世”則成為不可違抗的義務。這種模式可以追溯到游戲《仙劍奇俠傳》中，女主角趙靈兒作為女媧后人，身負拯救天下的重任，并最終自我犧牲。這樣的角色形象體現了女性角色在仙俠敘事中的一種困境：她們既是世界的拯救者，也是命運的犧牲品。因此，仙俠文中的“世界”，不僅代表物理空間或天下眾生，還象征著該空間運行的法則，也就是仙俠文中的“天道”“宿命”等。

在早期女頻仙俠文中，“宿命論”通過將權力關系自然化，完成了對女性主體的隱性規訓。以《花千骨》為例，女主角的“救世”使命被建構為不可違抗的生物本能，使其成為維系系統運轉的代價。即便面對敵意，她仍宣稱“愛這個世界”：這展現了“宿命論”如何將壓迫性現實表征為自然法則，詢喚主體自愿進入“犧牲者”的符號位置。在《重紫》中，重紫的“入魔”看似反抗宿命，實則仍被框定于“正邪對立”的二元秩序內，其反抗最終成為宿命論的注腳，印證了“若修術法，久必成害”的預言。這種敘事邏輯將主體性與犧牲綁定，權力話語在“宿命論”的掩蓋下以命運的不可改變性出現。

同時，女性身體成為權力爭斗的場域。《花千骨》中，女主經歷消魂釘之刑，又以神軀容納妖神之力，成為“最完美的容器”；《琉璃美人煞》（2008）中，白帝因看重修羅族強大戰力而殺之，將其一半身軀轉化為女主褚璇璣。在《花千骨》《琉璃美人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作品中，女主轉世后常遺忘前塵。盡管“輪回轉世”敘事意圖掩蓋權力痕跡，但她們在歷劫中的肉身痛苦顯示了權力秩序的合法化。例如，褚璇璣從無性別的修羅族變為女戰神，身體在身份轉變中不斷被重塑；最終覺醒時她選擇寬恕白帝，個體創傷又在“大團圓”敘事中被收編，肉身苦難升華為“成長”的代價。在仙俠文中，對女性身體加諸的暴力將肉身苦難與崇高道德綁定，文本將反抗潛能消解于“命運悲劇”的框架內。

另外，當花千骨在魂飛魄散后“重生”并與白子畫達成最終和解時，個體的苦難被浪漫化，成為愛情敘事的必要代價；《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則將前世的挖眼、跳誅仙臺之痛包裝為“命中注定”的情感糾葛。以《花千骨》為代表的早期女頻仙俠文，將女主角的犧牲與“愛情圓滿”強行綁定，“救世”代表著進入浪漫關系的資格。換言之，個人情感被強行置于無法與世界存亡并在的位置，唯有通過自我獻祭，情感方可擁有合法性。這種設定在“師徒戀”模式中得以最大程度地呈現出它的真實樣貌。以《花千骨》中的白子畫為例，其身為師尊的權威身份，使得當女主的“越界”情感威脅到既有世界秩序時，能夠以“天下蒼生”之名實施懲戒，迫使女主做出犧牲。在此，個體自由被“世界存亡”的宏大敘事所壓抑。因此，女性向仙俠小說中的浪漫話語絕非純粹的情感表達，乃是權力關系的隱喻。

近年的女頻仙俠文創作中，這類“救世—愛情”的敘事模式雖然已經逐漸減少，但其基本結構一直延展至當下。《簪星》（2022）雖通過“穿書”設定試圖對原敘事框架進行解構，卻最終仍歸于“宿命”“犧牲”。小說中，修仙者發現蒼穹裂縫后放棄飛升，以身補天，凸顯世界存續依賴個體犧牲。天道將最后一塊補天石給予魔族以導向滅世的最終結局，擁有魔族和穿書者雙重身份的女主簪星選擇犧牲以扭轉乾坤，但她終究“仍是一顆棋子”，無法逃脫“救世”的命運。作為“知曉劇本”的穿越者，簪星改變了許多情節，但無法記起原書的結局，“冥冥之中，有只看不見的巨掌，遮住了她的眼睛”[2]第349章，直到最后才讓她想起。在此，意識形態幻象“遮掩不堪忍受的、實在界的、不可能的內核”[3]50。簪星渴望回憶起結局，但真正的結局其實蘊含在簪星舊有敘事中試圖通過對原書的了解而改變命運軌跡的過程里。“通過幻象建構起來的欲望就是對大對體欲望的抵御，是對‘純粹’的、超幻影的欲望——即純粹的‘死亡驅力’——的抵御。”[3]164“剛到都州之時，她總覺得，一切很不真實”，直到后來，越投入其中，就越覺得“幻象”的真實；直到意識到她的經歷和選擇，一開始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在此，她的種種行動正好造成了她對原小說真相的遺忘，天道的殘酷規則被掩蓋了。

在女頻小說中，言情元素越來越不再是作品的重心；于是，不以戀愛為故事主線的修真文開始流行。如以《一仙難求》（2012）為代表的“大女主”修真文，女主“以‘去性別化’的姿態、投入不論性別的‘叢林’”[4]；另外，也有《我不成仙》（2016）這樣以反男頻“殺妻證道”為出發點的作品，揭開了言情敘事的虛偽性。另一個方向是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作品開始的，通過淡化“救世”情節，將神仙世界重構為浪漫化的敘事空間。總體來說，在“救世寓言”的敘事中，女主天然被設定為要為天下蒼生而犧牲，“世界”以主角犧牲為代價，維持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它是權力話語的隱喻，將社會規訓轉化為不可抗的自然法則。

“破世重構”的敘事實踐

從作品標題來看，《花千骨》《重紫》《琉璃美人煞》等多指向女主角的個體命運，顯示出線性成長的宏大敘事取向。然而，在“大女主”之風逐漸退潮后，網文標題開始走向“輕小說”化的多元素拼貼，如《滅了天道后我成了死對頭的師妹》（2020）、《刺殺美強慘失敗我死遁了》（2024）等作品。與日本輕小說類似的是，這樣的標題顯然有助于對內容進行更細致的分類，以便服務于特定的讀者群體。網絡文學“數據庫”里的諸多元素或模塊，諸如“天道”“師妹”“美強慘”等，可以進行自由拼貼組合。這些組合不再構建宏大敘事框架下完整連貫的世界觀，而是憑借元素搭配觸動讀者的“萌點”。有機結構的文本轉變為數據庫式的排列與重組，映射出后現代語境中意義系統的消解與潰散。

這首先呈現為設定的碎片化特征。在當下的仙俠小說創作中，以非重生、穿越、穿書等形式出場的“土著”主角已較為少見。這些設定與仙俠文日益輕小說化的標題，共同反映了敘事結構由傳統單一主線向后現代元素的拼貼轉變。“對萌要素數據庫的廣泛挪用，可以說已成為中國網絡文藝的一個基礎性特征。”[5]比如一篇典型的基于網文設定數據庫寫作的女性向仙俠文《刺殺美強慘失敗我死遁了》中，同時包含了“重生”“穿書”“系統”等世界設定，“先婚后愛”“相愛相殺”“追妻火葬場”“1V1”等言情敘事設定，屬于當下網文榜單上典型的“強設定”類型。“一切正在發生之物都被放進有限的故事框架里加工、轉換、整理，成為可被理解的‘現實’。”[5]在反救世宿命論的基礎上，仙俠文舊有的故事框架存在受各種“元件”“模塊”的沖擊而動搖，繼而重構新的現實的可能性。

并且，“穿書”“重生”等設定，本身就具備解構原文本的功能。以《花千骨》為代表的“師徒虐戀—世界浩劫”敘事，就被《正道魁首是如何養成的》（2022）作為“原書世界”進行解構。穿書的女主角宋從心試圖改變原書因師徒虐戀而造成的蒼生浩劫，但發現其中另有隱情。在此，早期仙俠文的經典情節成為“原書世界”的可修改“腳本”。這明顯是對早期女頻仙俠文師徒虐戀這一敘事的反思，對“兩人的感情關系直接影響世界存亡”這樣的“世界系”類型敘事的重構：個體的情感選擇不再受到意識形態話語的壓制，也不再承載超負荷的倫理重量。當女主角以“玩家”姿態介入敘事時，世界就不再是一個封閉系統，而是可以解析和影響的開放場域。同時，在穿書文中，“通常情況下，主人公并不會穿成原書的那個主角，而是成了原書中的某個配角，甚至更邊緣的‘炮灰’人物”[6]。如《簪星》女主在原小說中“出場沒有七章就被男主一掌拍死”。《正道魁首是如何養成的》女主，則是被原女主丟進魔窟的惡毒女配。

另一個重要轉變是直接以“揭露世界真相”作為敘事核心。以《琉璃界——龐脈脈修真實錄》（2016）為例，其“世界”被揭示為一個等級化系統：“金仙”飛升后為自己的親友“真人”創建新世界，同時制造“化人”以服侍“真人”。化人作為被制造的次級存在，其生死完全受控于真人。許多真人隨意殺死化人，在穿越而來的女主眼中“好像玩游戲殺殺npc一樣無所謂”。這一設定解構了傳統仙俠文“天道”的合法性，“世界”呈現為人為的權力裝置。“當深層破滅了，只剩下多種表層的記號相互結合的‘根莖’模型。”[7]通過“穿越”“重生”“系統”等“模塊”，打破“救世”的線性敘事。“當‘無CP’和反言情成為女頻仙俠小說越來越突顯的創作趨勢，擺在作者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在言情之外另辟蹊徑，找到新的敘事動力。對此，女頻仙俠有兩種解法，一是升級，二是問‘道’。”[4]在這一類型的仙俠文中，“道”并不呈現為某一套具體的世界設定，而是直接對設定本身發出質疑。

通過對權力機制的深度揭露與展現，角色從“犧牲者”向著“反抗者”的身份轉變。在“破世”的敘事框架下，“穿越”“重生”的主角不再被動接受世界規則，而是通過試錯與重構，將“世界”視為可操控的開放系統。男頻修真玄幻文中不乏直接以世界設定作為核心的作品，如《佛本是道》《牧神錄》等都有著極其龐大復雜的世界架構；然而，這樣的“世界”難以被拆解為數據庫中的要素，且敘事重心及核心爽點主要仍在于主角的“升級”，而并非對“世界”的本身的質疑和解構。仙俠小說標題的輕小說化以及敘事結構的碎片化，實質上反映了后現代文化邏輯在網絡文學中的深刻影響。符號拼貼成為生成文本意義的新途徑，穩定的客觀世界演變成為可被解構的擬像；個體也由宿命論的受限者轉變為在游戲化環境中尋求生存的參與者，進而在碎片化的語境中重新塑造自身的主體性。                         

“創世”的可能性：女性向仙俠網絡小說的轉型

“從親密關系出發的女性，在經歷認知性別身份的過程后，開始建立一種新的主體性，以一種新的主體身份去嘗試‘入世’并認知這個世界。”[6]傳統仙俠文通過“救世”敘事，將“世界”視為合法存在，把個體痛苦視為命運悲劇，認為犧牲是社會運轉的自然成本。同時，宏大敘事運用意識形態遮蔽權力結構的不公正，而言情敘事則通過情感補償機制，試圖以愛情的圓滿來淡化犧牲的創傷。

早期女頻仙俠文以“救世神話”為主導，忽視了“世界”的意識形態特征，個體在“宿命”面前缺乏自覺。隨著宿命話語的弱化，為對抗被動命運，開始探討世界本質，主角通過“穿書者”或“重生者”身份掌控“攻略”。游戲現實主義“將現實生活的邏輯‘轉義’為‘游戲性’，令意識形態的說服性失去了現實硬核的支撐”[8]。通過對“宿命”的質疑和解構，“世界”擁有被重構的可能性。這種對傳統敘事的突圍，不僅在文本層面上重塑了仙俠文的結構，還反映出數字時代個體挑戰結構性生存困境的隱喻性對策。在世界顯現出“被構建”的特征之際，質疑本身便成為有力的對抗手段。

在后現代語境下，傳統敘事模式的合法性受到根本性挑戰：在受眾層面，讀者對“虐女”已經產生了抵觸；在創作維度上，穿書、系統等敘事“模塊”使創作者得以對傳統敘事進行解構；創作主題也從“宿命悲劇”轉向“規則博弈”。“在后現代差異化的背景下，不僅傳統的大敘事受到沖擊，亞文化中虛構的大敘事也難以存在，人們成為數據庫動物，在交互性作用下，喜歡的是萌要素、玩梗這種碎片化敘事與欣賞。”[9]后現代文化邏輯使仙俠小說的“世界”發生根本轉向，原有整體性被拆解為可重組的“數據庫”。在游戲現實主義的視域下，仙俠文中的主體作為“玩家”參與規則的構建，通過“穿書”的信息優勢和“重生”的敘事重啟，將“世界”轉變為開放性系統。

仙俠文的轉型標志著從“救世”到“破世”，即宏大敘事向后現代數據庫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作品通過解構“世界”的固有合法性，拼貼元素以重構主體性。當“世界”的真實面貌被揭示為“游戲”時，主角的質疑和改寫實際上是在確認自身主體性。持續的抵抗實踐不僅挑戰現有符號秩序，更創造新的意義和價值，反映了主體與“世界”關系的演變。曾不可改變的“世界”轉變為可操作的數據庫，主體由被動對象變為主動規則制定者。抵抗策略亦由對抗目標轉向規則本身的追問。通過將“世界”設定轉化為解構對象，仙俠文重塑了主體性與意義網絡，實現對傳統敘事的超越。當“飛升成仙”的最終敘事失效，仙俠文在后現代環境中尋求新的生存空間。

當前仙俠文的敘事中，出現了“破世”向“創世”轉變的趨勢。主角通過穿書和系統等手段解構世界，重新編碼“世界生成規則”。例如，《正道魁首是如何養成的》中，女主解除與系統的綁定，創建了類似線上圖書館的幻境“白玉京”，使修仙者可以共享資源，消除地域、政治等障礙，人人可成圣。這種解構方式表明去中心化的世界建構可能性，權力結構從單一支配轉向多方協商，主體身份也由被動接受者變為共同參與者。

“破世”并不是對“救世”概念的全面否定，而是通過揭示其內部矛盾而實現敘事模式的進化。當“天道”被揭示為人造的規范，而“犧牲”被重新解讀為系統的缺陷，仙俠小說的根本問題由“如何拯救世界”轉變為“誰有權定義這個世界”。這不僅是網絡文學自身的重塑，還是對數字化時代生存哲學的探討——在當下算法交織的復雜現實中，個人主體性的再構建便是從對所有“自然合法性”的質疑開始的。在新的“創世”敘事框架下，主角不再是被動承受命運，而是主動參與規則的制定，其行為邏輯由“適應”轉向“改造”，進而完成了對既有權力結構的深刻反思與重塑。以此敘事策略為基礎，仙俠小說構建了一種全新的敘事范式，為網絡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路徑與空間。

本文注釋

[1]仙俠劇的高同質化陷阱：聽算法的，還是聽觀眾的？[N].文匯報,2021-8-31(10).

[2]千山茶客.簪星(第349章)[DB/OL].起點中文網,https://www.qidian.com/chapter/1032574860/722434257/.

[3][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M].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4]肖映萱.不止言情：女頻仙俠網絡小說的多元敘事[J].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2).

[5]王玉玊.“故事社會”與后現代的散布——從網絡文藝的新敘事形態說起[J].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1).

[6]曾小洧.女性向“穿書”題材網絡小說的故事模式研究[J].網絡文化研究,2022(00).

[7][日]東浩紀.動物化的后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M].褚炫初譯.臺北:大鴻藝術股份有限公司,2012:54.

[8]周志強.游戲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游戲”——象征界真實、想象界真實與實在界真實[J].探索與爭鳴,2023(11).

[9]黎楊全.現實的虛擬化與現實主義的轉向[J].中國文藝評論,2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