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筆者曾在《文藝爭鳴》雜志發表過一篇文章，名為《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引起業界爭論。我認為這一問題是重要的，它涉及對網絡文學本質的看法。一些學者看到標題，以為我的意思是認為網絡文學作品質量不高，不配稱經典。其實我想說，不能從書面文學觀念來理解網絡文學，網絡文學的文化精神與“經典”包含的觀念不相契合。網絡文學是活文學，與“經典”隱含的固化、靜止、客體觀念相悖。

網絡文學應擺脫“經典”概念所包含的作品中心主義

文學經典的概念包含的是客體、作品的觀念，在文化秩序的形成過程中，一系列著名的文本被看成經典，它們構成了神圣的共同體。這種客體觀念與書面文化、印刷文化相關，書給人的感覺就是一種“物體”。面對網絡文學的時候，我們要擺脫的恰好就是這種作品中心主義。網絡文學是一種社區性文學，不僅包括作品，也包括圍繞作品開展的廣泛互動。作家陳村把網絡文學創作比喻為“唱卡拉OK”，批評家吳過認為這個比喻“很形象”：“一大幫熱愛文學的網蟲聚集到因特網這塊嶄新的天地里，自娛自樂地唱卡拉OK，在BBS上發帖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唱得好，有人吆喝幾嗓子，拍幾下巴掌；唱得不好，有人‘拍磚’。”“唱卡拉OK”與眾人的叫好或“拍磚”，準確揭示了網絡文學現場交流的互動氛圍。這說的是早期網絡文學的情況，在社交媒體劇烈滲透文學的當下，這種互動討論更加強烈，甚至成為讀者體驗中更重要的部分。網絡文學產生于互聯網帶來的次生口語文化之中，與口頭傳統具有相似性，對口頭文化來說，現場表演與群體氛圍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把傳統文學放到網上，同樣會引起討論與交互，這也算是網絡文學嗎？我認為不能這么看。陶東風認為：“如果一個作家先把作品寫好了，再發到網上，或者網站直接把紙媒體上的作品輸入計算機再上網，都不是網絡文學”，“因為這根本不能體現網絡這個特殊的交流媒體的特性，也體現不出網絡交流對于作家的思維活動與寫作過程的內在影響。”從當前網絡文學與“本章說”（讀者在段落或句子中插入評論）的關系來看，網絡文學的作品與互動并不是機械疊加在一起，而是在交互機制的作用下融為一體，不再是文本內部線性敘事的縱向結構，而是作品中不斷切割的劇情與隨時嵌入的交互活動的橫向連接，整體上呈現出從敘事文化向數據庫文化轉型的趨勢。與此同時，交互也內化于文本中，作家在創作的時候，常常會有一種故事外的超敘事視野（場外的讀者），這會改變文本內部構造，生成了故事內外連接的跨次元效果。也就是說，交互性內嵌于網絡文學，而不只是一種外部構件。因此，對網絡文學的理解，必須擺脫“經典”概念所包含的作品中心主義，走向一種大文學觀，它并不是獨立的自足體，與其說是一部部文學經典，不如說是一個個文學社區。

網絡文學是由一個個虛擬性的文學社區構成的

由于網絡文學是一個個文學社區，這就帶來了它的動態性。它總是處于變動之中，總是面臨著被修改的境況，總是作為不斷延伸的存在。這種動態性與“經典”蘊含的固化、靜止觀念相悖。追求永久的恒定性與不變性是經典內在的要求。這種靜態觀念同樣與印刷文化有關，印刷術促成了封閉空間——它給人的印象是，文本里的材料是完整的或自給自足的，不再是同外部世界的對話。網絡文學與此不同，與其說它是一個物體，不如說是一個過程，這是從名詞到動詞的轉移。故事會不斷地被重新置入語境，會不斷地被改編。對網絡文學來說，它的力量恰好來自變形的能力。如前所述，網絡文學是故事與交互的融合，故事文本與互動實踐之間的回應與修改，不斷改變著網絡文學的整體存在狀態。交互源源不斷，跟帖無窮無盡，至少在某部作品火爆的時間內，文學變成了不斷擴張的超文本運動。實際上，這種互動與衍生情境成為整個網絡文藝的基礎性架構。顯然，將網絡文學理解為靜止存在，體現了印刷文化對確定性的執著。這是對網絡文學的凍結與閹割，讓它變成了剝離語境的標本。網絡文學是在關系中、對話中、流動中、生成中成其所是。對網絡文學來說，它的生存之道正在于動態與變形。這種網絡的動態性，更接近于我們生存的真實性與開放性。

從網絡文學的動態性來看，也可以發現，中國網絡文學與西方超文本文學并沒有人們想象的具有那么大的差異。一種常見的觀點是，前者并不算真正的網絡文學，后者才是。因為超文本文學是將文字、圖像、音視頻等元素編織成動態網狀結構，賦予讀者參與情節走向的選擇權，離開網絡則無法閱讀。如果只是從中國網絡文學的書面文學外觀來看，就會有網絡文學不夠“網絡”的錯覺，但如果從其動態性來看，它跟超文本文學具有相通性，同樣與網絡密不可分，同樣是血肉一體。不僅如此，超文本文學仍然是基于作家的設計，盡管可以有超鏈接，但超鏈接也是有限的，而網絡文學的交互卻可能是無限的。也就是說，中國網絡文學離開網絡同樣無法生成。離開網絡，就不會有作者、讀者群體的線上交互，不會有網上衍生的文本鏈條，不會有不斷擴散的超文本運動。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我們顯然不能以經典這個觀念來理解網絡文學，準確的觀念應該是文學社區。這并不表示沒有好的網絡文學，而是表明網絡文學是一種新的文學形態，它不是由一部部作品組成的，而是由一個個虛擬性的文學社區構成的。

以交互的方式生成文學正向的社會效果

從社區性而不是經典性出發理解網絡文學，意味著文學觀念的轉變。經典強調的是意義，是符號的闡釋，而社區性、交互性突出的是文學的游戲性。英國學者威廉·斯蒂芬森主張從游戲的范式來理解傳播，呼吁從傳統的信息理論走向游戲理論。他認為受行為主義心理學影響的傳統傳播效果研究，試圖發現傳播規律，預測并控制受眾社會行為，實現有效勸服和抵達，這將信息刺激與受眾反應之間看成了線性關系，忽視了受眾精神世界的復雜性與個體差異。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有類似看法：“在電子文本中，通過種種算法或者程序創造出無數的組合可能性，詞語和意象或許會真的不斷發生轉換。……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可能會導致這樣一種趨勢：將文學作品重新想象為某種可以演奏的器具或者是可以玩的游戲。”可以發現，網民對文學的態度主要基于游戲心理，對文學的閱讀、“代入”、惡搞、傳播、分享、玩梗、吐槽，甚至二次創作，主要是為了“好玩”，文學呈現出普遍化的游戲轉向。

文學經典強調的是光暈、膜拜與借鑒，讀者往往是被動的，而文學社區重視的是交互性、游戲性，體現了人本主義精神，媒介與信息成為讀者游戲的對象。游戲性包含了一定的娛樂性，這導致它有可能走向曖昧模糊的道德內容與廉價的娛樂，比如網絡上各種對經典的惡搞與解構。不過游戲也并不必然與嚴肅性相矛盾。荷蘭學者赫伊津哈認為：“在游戲中，我們可以在低于嚴肅的水平下運作，如兒童所為；但我們也可以活動在高于嚴肅性的水平上——在美和神圣的王國中。”也就是說，在文學已經被交互性深刻改造與滲透的數字時代，我們的確需要創作出好的文學，但更需要意識到這種“好的文學”是依賴于交互性、游戲性而存在的，它是在社區中、交互中生成與發展的。交互性是基礎，然后才會生產出“好的文學”。

在當下，社交媒體已經成為文藝活動的基礎，需要充分重視社區性、交互性對數字時代文學的意義。“好的文學”孕育機制正依賴于文藝社區的建設，需要探討如何以交互的方式生成文學正向的社會效果，或者說，這正是數字時代新的文學使命與未完成的任務。為此，可重新激活傳統“詩可以群”的概念。這個概念特別適合于數字時代的文學活動機制。一方面，“群”的概念與數字時代人們圈子化、社群化、部落化的生存狀況、閱讀狀況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詩可以群”也表現了文學的社會化功能，讓人們有了共同的話題，起到了凝聚情感、互相慰藉的社群功能。目前各種網絡平臺正日益裹挾與組織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我們可以利用制度優勢，以超越資本的目標來重新組織文學平臺，建構具有公共性的文藝社區，為未來的文學事業奠定基礎。文學生活的引領不僅體現在思想、政策的指引，也體現在文藝平臺的領導。以此為基礎，才可以不斷生產出“好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