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劉錫誠先生于8月22日突然病逝的噩耗，有好幾天無心做事，郁悶不樂，常常沉浸在有關他的過往的回憶之中。初識劉錫誠，是他在《文藝報》當編輯部負責人的時候。我于1979年7月調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之后，曾去位于沙灘北街的《文藝報》編輯部找過閻綱，經閻綱介紹與劉錫誠相識。那時的《文藝報》編輯部，編輯個個有名望，評論人人是好手，可謂是名家匯聚，英才濟濟。后來，劉錫誠與閻綱都進入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擔任副會長，因此接觸更為經常，或談文論藝，或編輯刊物，或商議會務，從他們身上學到為文與文人的許多東西。我把他們當成學業和事業上難得的老師，不僅緊隨其后，而且心慕手追。

北京大學俄語系畢業的劉錫誠，因熟讀俄國三大批評家“別、車、杜”的原文理論著述，有著深厚的文學理論功底。而后又在民間文學、新聞戰線多個領域下過深耕的功夫，并經歷“文革”時期和“五七干校”的特殊淬煉，這使得他有著多領域的學識和多方面的造詣。因此，劉錫誠在文學編輯、文學評論、文學史寫作和民間文學研究幾個方面，都有突出的業績和重要的建樹。我主要從文學評論、文學史寫作和中國當代研究會的工作三個方面，談談我所了解的劉錫誠，以此表達我的敬意，寄寓我的思念。

一

新時期伊始，劉錫誠便從《人民文學》調到復刊的《文藝報》，任編輯部副主任、主任。這個時期，劉錫誠的本職工作，主要是根據文學創作現狀和文學發展需要，聯系文學理論批評作者，組織理論與評論文章。但他結合工作需要和自己的閱讀體會，在新時期的理論批評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并以立足于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和鼓動文學探索與創作突破的理論站位，連續撰寫了評說文學新傾向、品評創作新成果的理論批評文章，形成了“求深、求新、求真”的批評風格，在文壇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由此，他在劫后復蘇的新時期文壇，與張炯、閻綱、顧驤、謝永旺等人一起構成了主流批評的中堅力量，發揮了為新時期文學推波助瀾的特殊作用，奠定了自己在當代文學評論領域里的重要地位。

經由“撥亂反正”逐步走入正規的新時期文學，理論探討異常活躍，文學論爭此起彼伏。其中有關“兩結合”問題、現實主義問題還在爭論不休的時候，劉錫誠就明確提出“恢復革命現實主義傳統”問題，并堅定地立足于這樣一個理論基點，來觀察文學創作走向和品評作家作品。他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撰寫的許多評論文章，都帶有既表明理論主張、廓清思想認識，又肯定創新探求，張揚藝術突破的鮮明特色。他的《談談當前短篇小說創作》的文章，主要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說選》（1977—1978）所選收的小說新作為評論對象，認為這些作品表明近兩年的短篇小說，“在恢復革命現實主義傳統方面邁出了一大步。”他在肯定這些作品的價值與意義的同時，還有力地回應了對于這些作品的一些質疑。文章指出：“如果作家不正視現實，他的作品何來的時代精神？如果作品沒有時代精神，又何以能‘干預’現實生活？”①在《惟其真實，才有生命力——1979年中短篇小說創作隨想之一》的文章里，他認為1979年的不少短篇小說，“在作者對社會生活的本來面貌的把握與評價，對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典型環境的描繪上”，充分體現了小說創作的真實性。而“由于寫了真實的人物，真實的境遇，真實的環境和真實的感情，真實而不是虛妄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本來面貌，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這種盛況使1979年以來的中短篇小說創作，成為我國當代文學史上光輝的一頁”②。在《悲劇，激發人們前進的力量——1979年中短篇小說創作隨想之二》的文章里，他由受到讀者普遍歡迎的“傷痕文學”小說談起，義正詞嚴地為“悲劇”大聲疾呼，他指出：“社會主義現實生活中有悲劇，社會主義文學也應該還有自己的悲劇作品。”他認為：“悲劇給予讀者的不是悲傷，而是悲憤，不是消沉，而是振作。”③這些評論文章，以其透徹的文學思辨，辯證的理性思維，在肯定作家與作品的同時，也在聲揚著小說創作的突破取向，促動著文學奮勇向前的走向。

當新時期文學從“傷痕文學”逐漸走出，出現“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之后，劉錫誠敏銳地感到“時代的轉換”已經到來。在《從思想到藝術的突破——談1980年的短篇小說》的文章里，他由作品的人物塑造和主題運營兩個方面，捕捉到作家們感知新生活、塑造新人物的新的努力。他首先指出：“作者們著力于并且已經成功地塑造了幾個立于現實生活土壤之上的人物形象”，“并且通過人物各自的性格這一棱鏡折射出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革”；其次，他又提取出另外一個突出特點：“深刻地反映新時期的社會矛盾，從不同的角度對現實生活進行深入的開掘，不斷地深化作品的主題。”新生活催生新人物，新人物成就新作品。循著新生活、新人物的路徑，劉錫誠對這一時期小說創作呈現出的新現象、蘊含的新意向，保持了高度的關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對新人物的探索——談幾篇反映工業戰線的短篇小說》的文章中，他具體分析了《獨特的旋律》《女瓦斯員》《獻禮》等幾篇作品的人物塑造，特別指出這些短篇小說“在刻畫新的人物形象的精神世界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這些探索不僅沖破了當前某些揭批‘四人幫’的悲劇作品的框子，而且也沖破了關于寫英雄人物的理論的框子”④。而他評論蔣子龍的短篇新作《喬廠長上任記》的文章，索性就以“喬光樸是一個典型”為題，欣喜之情與贊譽之意都溢于言表。他認為，作者筆下的喬光樸，“是一個體現著時代精神的當代英雄”。而因為塑造了喬光樸這樣一個典型形象，《喬廠長上任記》這部作品，“是工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始的時候文學創作領域里具有重要意義的一篇力作”⑤。這篇在《喬廠長上任記》發表之后及時跟進的評論，肯定作家毫不遲疑，褒獎作品不吝筆墨，個中既體現了一個優秀評論家所具有的超凡學識，也顯示了包孕在超凡學識里的無畏膽識。

劉錫誠在新時期文學評論的另一個著力點，是有關中篇小說的研究與評論。中篇小說在“十七年”時期并不多見，好的和比較好的作品更是為數寥寥。但在進入新時期之后，數量不斷增多，質量穩步提升，成為小說創作中影響越來越大也越來越重要的文體形式。為此，中國作協從1980年起設立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并連續舉辦了十多年，直到1995年納入新設立的魯迅文學獎之中。還在中篇小說崛起之初的1981年，劉錫誠就先后撰寫了《中篇小說雜談》《中篇小說的藝術成就》等綜合性評論文章，提請人們注意中篇小說創作蓬勃的勢頭，并就中篇小說創作崛起的原因，主要藝術成就等，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發表了頗有見地的看法。在《中篇小說雜談》一文中，他高度肯定中篇小說創作突飛猛進的發展態勢，充滿驚喜地指出：“中篇小說出現了建國三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好局面。如果把1980年稱之為中篇小說年，我以為一點也不過分。談到中篇小說的崛起與發展，他從社會變遷與時代變化的根本方面尋找原因、認為最為主要的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出現”，推升了“革命現實主義中篇小說創作的高潮”，而這“又反轉過來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⑥。在《中篇小說的藝術成就》一文里，他從“反映著生活的腳步和脈搏，思想不斷深化”，“寫出既是典型化，又是個性化的人物形象”，“為社會主義新人塑像”等幾個方面，具體論述了中篇小說創作所表現出來的藝術進取和文學成就。由此，他得出了這樣的明晰判斷：“中篇小說創作的藝術成就是十分可喜的，不僅把這幾年的創作水平大大提高了，而且超出了三十年來任何時期的水平，把現實主義推向了廣闊和深化。”⑦除去這綜合評論文章，劉錫誠還就諶容、魯彥周、陳國凱、葉蔚林等人的中篇小說新作，分別撰寫評論文章予以及時解讀和熱情推介，從宏觀與微觀的兩個層面，就中篇小說的創作成就與藝術成因等，不遺余力地予以評說，讓人們看到了中篇小說創作的長足發展與巨大進步。中篇小說在新時期以來的強勁崛起與不斷發展，雖然主要的動因在于小說家們的蓄勢待發與奮發努力，但像劉錫誠這樣的評論家通過理論闡釋和評論解讀所提供的支持與助推，無論對于作家們的創作，還是對于讀者的認識，顯然也不可或缺，功不可沒。

二

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劉錫誠用力較勤、著力較多的一個方面，是對文壇重要事件、重要活動、重要人物的紀事與懷往。在這一方面，他先后出版過《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文壇舊事》（武漢出版社2025年版）等著述。這些著述以忠實的記錄、清晰的記憶、扎實的材料，由他所經歷的文壇往事的角度，還原了新時期文學中許多重要事件的經過與始末，包括重要會議的舉行、重要評獎的操辦、重要爭論的始末、重要作家的遭際等，披露了“轉折時期”文學破浪前行的內部運行情形，描繪了當代文壇一些風云人物的身影與性格，為人們了解當代文學的坎坷過往，研究當代文學的歷史進程，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和可靠的資料，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和重要的文獻意義。

《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分“中國文壇的早春（1977）”“新時期文學的興起（1978）”“大辯論與大前進（1979）”“與人民同呼吸（1980）”“在風雨中跋涉（1981）”五章，詳切記述了作者所親歷和參與的大大小小的文壇事件與文學活動。因為作者劉錫誠當時先在《人民文學》雜志任評論組組長，后又到復刊的《文藝報》主理編輯部事務，經常在中國作協黨組領導下承辦相關會議和處理有關文學疑難問題和重要事件，可謂身居要津之地，又深處旋渦之中，文藝界在切后復蘇中的期刊恢復、機構重組、平反冤案、會議舉辦等一系列重要活動、重大事件，以及上層的領導決策，內部的相關糾紛等，都有詳切的回憶、如實的記錄。如“短篇小說座談會始末”“文聯全委會與文聯各協會恢復活動”“鳳凰涅槃：《文藝報》復刊”“三刊編委會與真理標準討論”“為作家作品平反”“啟動短篇小說評選活動”“‘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的終結”“第四次全國文代會”“長篇小說讀書會”“劇本創作座談會”“正式宣布《文藝報》改版”“中篇小說評獎啟動”“送別茅盾”“三項文學評獎頒獎大會”等重要事項，都有具體而細切的記述，以及自己的經見與感受。特別是涉嫌爭議乃至引起質疑的一些事件，如“評委們對短篇評獎作品各抒己見”“重提‘寫中間人物’舊案”“《為文藝正名》引起爭論”“《“歌德”與“缺德”》風波”“《電影工作簡報》事件”“《喬廠長上任記》事件”“沙葉新文章惹了點事”“領導核心的分歧”“《苦戀》事件”“反自由化”“二唐《論〈苦戀〉的錯誤傾向》發表”“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多是別人不知情、外人難知曉的，多屬內情分享與內幕披露。這里的紀事與紀實，為人們如實地了解真情實況、窺知文壇，提供了難能可貴的一手資料。因此，劉錫誠的這部著述，看上去是一部個人的文壇回憶錄，實際上以“在現場”的筆錄、詞條體的文筆、歷時性的編排，構成了“新時期文學五年”發展史的別樣寫作。劉錫誠在《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后記”中談到這部著述的寫作依據時說：“筆者主要的憑依，是三方面的材料。一是筆者的記憶；二是筆者的日記與筆記；三是當時編輯工作中接觸到和保留下來的文書與文件。”這也就是說，《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的所有內容，事事有依憑，件件有出處，既是真實的，也是獨家的。人們讀到的當代文學史著述，無一不是與一作家作品為主的敘述，但更全面和更內在的文學史，還應包括超越作家作品的來自組織管理方面和理論批評方面的相關內容，尤其是在背后起實際主導作用的內情與內幕。劉錫誠的這部著述，完全可以看作是以事件為主、以史料見長的獨一無二的新時期文學史。

相較于《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文壇舊事》以憶往懷人為主，主要記述了他所接觸和了解到的周揚、張光年、荒煤、馮牧等當代文壇名家的印象與行狀。這本《文壇舊事》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作者通過翔實而可靠的史實，對周揚、張光年、荒煤、馮牧等人在新時期文學的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中的開拓精神和先導作用的描述，以及在復雜的矛盾糾葛和內部斗爭中迎難而上、左沖右突的狀寫。他們的所思所想，順應著時勢，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切合著需要，但因為觀念的差異和舊有的矛盾，他們時時被質疑，常常被掣肘，種種糾葛與矛盾的疊加與銜接，使得那明里和暗里的斗爭，此起彼伏，無止無息。這使得新時期文學的進取與發展之路，充滿了坎坷與艱難，遠非鋪滿鮮花的坦途。而周揚等人，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歷史環境和具體氛圍中，以他們篳路藍縷的開拓與進取、披堅執銳的突破與創新，表現出了他們特有的價值和特殊的分量。

在劉錫誠的筆下，周揚的一生，似乎是一直處于各種矛盾斗爭的旋渦之中，從1930年代的“左聯”“國防文學”，到1950—1960年代的歷次文藝批判與文化運動，他都是爭論“焦點”和矛盾的“要點”；復出于新時期之后的文壇，他同樣未能避免這樣的遭際。如由他主要主持并做主旨報告的第四次文代會，雖然起到了解放思想、團結隊伍和統一方針的歷史性作用，然而，當時的黑龍江省宣傳部就表示有不同的看法，上海市主管文藝工作的某領導也表示“不貫徹”；而“最令周揚頭痛不已的”，還是“在文藝界領導層中的意見不一致”，作者簡要舉出了劉白羽對陳荒煤支持趙丹文章的意見、林默涵對“傷痕文學”的意見、魏巍對一些刊物的傾向的意見，等等。這樣一些意見，都不同程度地牽涉作協、文聯和《文藝報》的工作，因而與分別在這些部門主持工作的張光年、荒煤和馮牧不無干系。又因為這樣一些意見來自于當時文藝界的領導層，就格外具有了自己的分量。于是，“通過黨內老同志談心的方式達到領導核心的團結”，就成了周揚在一個時期的主要工作。這樣的工作當然必要，但能做到什么程度，能起到什么效果，實在就很難說了。作者就此做了自己的估測，“據我這樣站在文壇邊緣的人來看，這種分歧，一直到1984年周揚躺在了醫院的病床上都沒有解決”。這樣的敘述、這樣的感嘆，既是真實而懇切的，也是令人尋味的。

周揚、張光年、荒煤、馮牧，可能是當代文藝界領導人之中，對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文學付出心力最多、作出貢獻最大的前列四位。劉錫誠在《文壇舊事》一書里，概要記述了他們各自的主要建樹，這是值得人們懷念在心和銘志不忘的。如周揚：“仗義執言地站出來批判‘四人幫’對三十年代文藝和“十七年”文藝的歪曲和誣陷”；“對十七年間文藝上所犯的錯誤和缺點，承擔主要責任”；首次提出“新時期文藝”的概念，首次提出“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觀點；組織和主持第四次文代會和引領文藝界的撥亂反正斗爭。對張光年、荒煤、馮牧等人，作者也都做出了自己生動形象的描繪和簡明扼要的概括。從這些極其概略和掛一漏萬的羅列里，我們即不難見出四位文壇前輩超乎尋常的勞心勞力，以及不可替代的卓越功績。今天，我們已經沒有了動輒就是政治問題的壓力、動輒就是路線是非的畏忌，這除過社會文化環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之外，周揚等老一輩文藝家等人所推動和引領的文藝思想解放運動，以及他們對文藝與政治關系的科學辨析、對文學藝術的客觀規律的深刻認識和堅決遵循，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者真切地描寫了這些文壇掌舵人的迎難而上、力挽狂瀾，也如實地揭示出了新時期文學的篳路藍縷、破浪前行。可以說，這部以人物小記為主的《文壇舊事》，也是一部人物志方式的新時期文學史著。

三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成立于1979年，此后與新時期文學一起成長，與改革開放時代一道前行。根據研究會的相關記錄來看，劉錫誠參加了1980年于云南昆明舉行的第二屆學術年會，由此開始介入研究會的工作。《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的第三章，有一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成立和部分期刊主編會議”。劉錫誠沒有參加這次成立大會，但由與會者提供的資訊與材料詳盡記述了研究會的成立經過，并在書中全文引述了《研討會紀要》。并由此談到他與研究會的關系：“我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理事，參加了它的大多數學術會議，到1986年6月在呼和浩特召開的第五屆年會和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常務理事和副會長，直到2000年11月在廣東肇慶召開了第五次會員代表大會上，自動退出研究會領導班子，算起來，參加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工作，前后整整20多年。”⑧

我參加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工作，是從1980年編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開始的。后來從副秘書長做起，到第五屆研究會領導班子改選時擔任副會長，當時劉錫誠是副會長兼秘書長。我在張炯、劉錫誠等老輩學者的用力提攜和悉心引領下，逐漸走向成熟，提高了參與研究會事務和管理研究會工作的能力。1979年至今，研究會已經走過了四十五年。研究會能一直穩步發展，一路向前行進，張炯、劉錫誠等人的用心指教和言傳身教，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我都把他們視為我至關重要的領路人。

1980年代那個時候，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的發展蓬蓬勃勃，研究會的活動也十分繁多。研究會除去兩年一屆的學術年會，還有常務理事會、學術研討會、作品研討會、作家培訓班、教師培訓班，以及學員人數累計多達萬人的中國文學函授大學。因此，參會頻次較多，講課任務繁重。研究會舉辦這樣一些學術年會、理事會、研討會和培訓班時，劉錫誠不管本職工作有多忙，都一定會抽出身來參加，并且都有精心準備的發言或講話。就研究會的幾屆學術年會而言，劉錫誠從第二屆到第十三屆，次次參加年會，都有精彩發言。從新時期的小說創作，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發展，新技術革命與新時期文學、女性文學的崛起，評論家要有作品鑒賞能力，等等，話題緊貼文學現狀，每每充滿見地，引起大家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贊譽。還有一些專題研討會，劉錫誠也以充滿新見的發言，給人深刻印象。如1980年8月研究會在首都師院召開“王蒙近作研討會”，他高度肯定王蒙小說創作的藝術探索，認為在這一方面，“沒有任何一位當代作家可以與之比肩”。在做了這樣的肯定評價之后，他又就王蒙的創作提出了要注意避免“碎片化”“雜文化”的建議。肯定與建議，都有理有據，令人信服。某種意義上說，學術年會與作品研討會既是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交流，也是研究會自身學術水平的反映。正是因為有著劉錫誠這樣一些為學認真、造詣深厚、水平較高的中年學者鼎力支撐，才使得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自身發展與學術影響有了可靠的保障。

為了適應文學的發展與需要，當時的研究會還創辦了一些文學刊物，其中的《評論選刊》因角度獨特，影響甚大，后來也命運坎坷，被迫停辦，這份刊物也一直與劉錫誠密切相關。大約是在1984年間，研究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籌備，于1985年創辦了《評論選刊》。這個刊物的創辦，旨在為當代文學理論批評提供展示的舞臺，搭建交流的平臺，并為蓬勃發展的當代文學研究積累成果和總結經驗，推動當代文學事業健康發展。這個刊物起初由閻綱主編，1986年起由閻綱、劉錫誠共同主編。兩位主編為辦好刊物傾注了很多心血，每一期的編選工作都高度負責，格外認真，每期都召開編輯部的選稿會和編前會，力求每期都是精品力作的薈萃。那個時候，編輯部并沒有一個固定的辦公地點，每次開編輯部會，都是周末時候現找地方，或臨時租借場所，但這些都沒有影響編輯工作和刊物質量。1985年到1988年，在有關方面的支持與幫助下，《評論選刊》持續舉辦了四年多，在展示理論批評佳作和推介文學評論新人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后來因為種種原因，刊物改為以選發紀實文學力作為主的《中國熱點文學》，依然由閻綱、劉錫誠共同主編，再后來，因管理部門有了新的規定，學會不能再主辦刊物，這份刊物又面臨難以存活的巨大問題。印象中，劉錫誠等人為了刊物能夠存活下來，找了文藝界的許多領導和相關單位，仍然沒有在規定時間內找到接手的主辦單位，《中國熱點文學》也只好在1989年無奈停辦。這一時期的劉錫誠，已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分黨組書記和駐會副主席，主持民研會十分繁重的日常工作，但他依然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投入到研究會的有關工作中，使得研究會的各項工作得以順利開展，繼續前行。

“算起來，參加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工作，前后整整20多年。”這里的簡要表述，絕不僅僅是一個時間的單位，數字的概念，這里包含了持續不斷的精力投入，殫精竭慮的心血付出。他在這二十年的時間里、輔佐了馮牧、朱寨、張炯三位會長，也幫襯了我任會長的好多年，可以說，他的勤奮、誠懇、正直、嚴謹，體現于工作的方方面面，溢滲于他的學術的字里行間。他為當代文學事業和當代文學研究會的付出，是無私的，也是巨大的，而他由此體現出來的奉獻精神、孺子牛精神、君子精神，更是可貴的、閃亮的。這些都與他的學術成果一起，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

回顧往事，浮想聯翩。劉錫誠那總是面帶微笑的可親形象、那儒雅又勁健的清瘦身影，始終在眼前閃現和回放。我總覺著，他沒有離開，他還活著，他那不朽的形象和不滅的精神，活在我們的心間里，活在我們的事業中。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劉錫誠：《小說創作漫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9、82、96、97、132、133、151頁。

⑧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