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國現代文學館為慶祝建館四十周年召開了一次預備會議，王軍常務副館長在會上報告說，文學館已順利獲評國家一級博物館，現有藏品多達近百萬件，其中文物二十多萬件，一級文物143件，二級文物383件。聽到這振奮人心的消息，我這個老文學館人不能不憶起從零起步，初創時期的艱難。

我是1983年初夏到剛剛駐扎進萬壽寺西院的文學館報到的，當時還未正式成立，作為籌建處掛牌不久。已經記不清誰接待的我，而沒齒難忘的是，一場大火浩劫后的萬壽寺蕭然景象。當時雖經過清理，但劫后殘跡仍隨處可見。二進正中的大殿被徹底燒毀，只剩一片焦土，滿目瘡痍。對于從市中心高墻聳立、戒備森嚴的國家機關大院里出走的我來說，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反差。現在想來，我之所見真是一個具有象征性的場境，文學館不就是因“十年浩劫”而誕生，在一無所有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嗎？

1984年5月31日，（左起）中國作協的閻望，文學館的吳福輝、劉麟、王超冰、李今一起在木樨地采訪胡風

重溫巴金關于建立文學館的倡議，我才意識到老先生以其最后之力呼吁做的兩件大事：創辦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文革”博物館，是先生為讓我們民族永銘不忘而要矗立起的一正一反的兩座紀念館。雖說巴金最早是于1981年2月14日在香港《文匯報》發表《關于<寒夜>》和《創作回憶錄后記》中，初次公開提出了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倡議，實際上闡明其緣由與藍圖的是4月16日發表于香港《大公報·大公園》的《中國現代文學資料館》一文。在該文中，巴金痛陳十年浩劫中 “文學資料成了’四舊’”，“把’無知’當作改造的目標”的荒謬，痛悔自己那時是“真的著魔”，“真的相信只有幾個’樣板戲’才是文藝，其余全是廢品”。1979年后，巴金三次出國才發現“我們的’文革’期間被視為糞土的東西，在國外卻有人當作珍貴文物收藏”。“多數讀者想通過中國現代文學認識我們國家，了解中國人的心靈”。特別是日本作家們自己創辦的“近代文學館”讓巴金看到了這個事業的模式和可行性。

巴金設想的文學館首先“是一個資料中心”，其任務是“搜集、收藏和供應一切我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片、手稿、信函、報道……等等，等等”。所以，盡管巴金最初倡議提的是文學館，但在這篇描述他整體設想的文章里，醒目地以標題命名為“現代文學資料館”。據藏書家、學者姜德明在1980-1981年與巴金多次通信中的披露，巴金所稱文學館均為“現代文學資料館”（見《與巴金閑談》第98、99、101、102）。巴金還于1981年2月15日致羅蓀的信中（見《巴金書信集》）明確談到“它只是一個資料中心”。查閱巴金有關文學館的論述，不管他稱為文學館，還是資料館，在他心目中，文學館首先應該是一個資料中心。1984年底，姜德明去上海拜訪時，巴金甚至直接主張，文學館“目前不必急于開展研究工作，主要應進行三項基本任務。一是積極收集資料（略）。二是要整理資料，建立科學的檔案和管理方法。三是向社會提供資料。”（《相思一片》，第233頁）。

不管是資料館，還是文學館，都并非僅僅是名稱哪個更好的問題，它說明巴金對自己心目中文學館基本性質的定位。如果套用梅貽琦就職國立清華大學演講時的說法，可以表述為：所謂博物館之大，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藏品之謂也。能否有珍貴藏品，不僅是建館初期，始終會是決定文學館真正價值的本質所在。

1985年文學館成立，巴金先生與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員們合影

巴金建立文學館的初衷，無疑深刻影響了其籌建與成立之初的工作方針與目標。我到文學館時，雖然楊犁尚未被正式任命為文學館的第一任館長，實際上已經肩負起創業的大任。楊犁可說是文革后老作協“右派”復出的一代。他參加過反內戰學生運動，后轉入解放區工作。1949年就參與了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籌備工作，以及作為文代會籌委會會刊《文藝報》試刊的編輯與出版。在反右運動中，只因替被批判者說了句公道話，即被打成右派，36歲被下放到蘇北淮河流域的鹽堿地，直到1979年才重返作協，人生中最富有創造力的二十年被荒廢。回京后他又為籌備第四次全國文代會、起草鄧小平講話稿、重新恢復《新觀察》雜志、撰寫《六十年文藝大事記》等，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巴金倡議建立文學館后，更作為不二人選的實干家，來主抓這項從零起步、艱苦繁難的工作。面對楊犁的經歷，其子楊葵曾感嘆父親的命運：“做的大多是萬事開頭難的開創性事業”，這讓我也不由感到冥冥中真應驗了其名字的讖義：一生開犁，揚（楊）鞭不止。

也許因為楊犁與巴金一樣，親身經歷了十年動亂的文化浩劫，我以為，他是最深切懂得巴金心念的館長。楊犁曾為文學館開館寫過一篇文章：《一定要辦好中國現代文學館》。該文樸素無華，然透露出他的決心、深思熟慮與明智果決，可以看成是楊犁的施政綱領，也引起我對楊犁時期文學館的不少回憶，重新認識了他率領我們做的事之意義，他是把巴金的夢想進一步付諸于一項事業、一個目標中的實施者。

楊犁深知巴金所要建立的“這樣一個文學館，在我國歷史上是沒有過的。它既是文學資料館，又是文學專業檔案館。”并為文學館制定了“為國家珍藏寶貴的文化財富，為開展學術研究工作提供便利，為國際文化交流服務”的三大任務。現在想來，楊犁接手的真是一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事業，這并非說現代文學資料已經喪失殆盡，關鍵是籌建之初的文學館一無所有。特別棘手的是，文學館所需要的珍貴藏品，并非可以隨便購買的商品，更何況相當一個時期文學館缺乏業務經費，完全要靠著作家及其親屬、學者、藏書家的捐贈。

1984年與先后出任文學館的館長與副館長，及同事王超冰合影。左起吳福輝、李今、王超冰、劉麟、楊犁、李楓

在籌建時期，文學館獲得的最早最重大的捐贈，首先來自巴金。1985年正式建館前，巴金已陸續捐贈其手稿圖書資料近四千件。另一個重要的收獲則很少被提及。由于文革時期作協全面癱瘓，以前老作協圖書室的大量書刊與文聯的合并到文化部，一起堆放在位于勁松一個很偏遠的大倉庫里。據說，經周揚批準才允準將其中屬于作協的書刊資料轉給文學館收藏。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兩個單位的圖書館藏加一起總有幾十萬冊，需要一本一本地根據蓋在圖書上的藏印，來確定歸屬。大約在1984年，老作協的曹琳老師帶領我們一個小組，記得還有劉慧英、劉屏、易詠梅等五六人，每天起早貪黑、風雨無阻，從不同地方擠公交車趕到勁松選書。在那個已經塵封了十多年，即使走動都會塵土飛揚的倉庫，我們和文聯的人相對而坐、相互見證，根據書上的圖章確定是留下，還是帶走。如果蓋有兩個單位的圖章，則存疑，等領導最后洽談協商。這樣一干就是三個多月，是我在文學館二十來年所做的最艱苦的一件事。

從勁松倉庫一本本回收的這批作協藏書，因為找不到登記的單據，已無法準確說出數量。但根據楊犁在前文里所公布的數字，當時已收集書刊計有六萬冊左右，其中民國時期的版本有兩萬多冊。此時，除巴金的大宗捐贈外，其余零散有限，可以說楊犁正式公布的這個數字中，絕大多數是勁松接收的圖書，也與我們的記憶大體吻合。聽曹琳說，老作協的圖書資料員是資深學者王景山的夫人，她工作投入，四處搜尋，為作協圖書館淘到不少珍貴版本。而王景山又與楊犁在昆明西南聯大和北大兩度同學，關系密切。現在已無法知道這批書能夠落戶文學館其間的周折，從這層關系來看，很可能均為促成者。老作協的舊藏為文學館墊了底，成為正式開館典禮上供來賓參觀的一項重要內容。后來搬入新館則歸入了大庫藏書。

2000年搬入新館后與文學館館員們合影。前排左起：計蕾、王鐵紅、北塔；后排左起：李今、李家平、徐建華、楊帆、王峰、李燕芬、劉慧英

當然，這點藏書還遠不能符合巴金對文學館的期待。姜德明曾回憶，他與巴金在文學館開幕式上相遇，巴金對他說，“還不是那樣子”。姜德明參觀了文學館的圖書室和資料室后，也認為“只能說是初具規模吧。距離一個完備的文學館的要求，恐怕還要走很長一段路程。”（《相思一片》235-236頁）

作為館長的楊犁當然更清楚，建立文學館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他考慮的是如何建立起一整套規章制度，以吸引作家及其親屬、學者和全社會人士的支持。現在想想，楊犁為把文學館建成資料與檔案中心所開創的種種措施與策略，真是煞費苦心。

其一，楊犁借文學館正式成立之機，向社會鄭重宣布：“今后凡有大量捐贈，我們將專門建立以捐贈者命名的大小不等的’文庫’”，從而奠定了文學館收藏的文庫制度與特色。據講，迄今文學館已設立了142個以個人命名的文庫。

其二，為獲得作家的支持，楊犁制定了為六十歲以上作家慶賀壽辰的獻花制度。我負責征集室時，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年初列出六十歲以上作家逢五逢十的壽辰，作為新一年拜訪聯系作家的計劃。

其三，為爭取學者的支持，楊犁針對“一般研究工作者最感苦惱的是借閱資料的困難”，一再闡明文學館的態度：“我們認為，各種資料館、檔案館、圖書館都應該努力為研究工作者提供便利。收藏是為了利用。書刊資料決不應該永遠在庫里沉睡。”楊犁所以能夠果決拍板，將遭遇經費困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接由文學館主辦，也有著與專家學者建立起密切關系的用心。如他所言，“這使得文學館的日常工作得到許多專家的指導和協助。在編輯部與廣大作者、讀者的聯系中，我們時時受到啟示，得知更多信息”。

其四，如何能讓文學館發揮檔案館的功能，也是楊犁苦心孤詣，孜孜以求的思慮焦點。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要為每一個現代作家建立起生平資料與著作目錄的想法。在他心目中，文學館應該對每一位作家的情況了如指掌，都能有案可查。現在想來，他為此做出的謀劃，一是落實到文學館大庫的圖書上架，以作家圖書及其研究專著為單位進行排列；二是主持編撰《中國現代作家大辭典》。吳福輝曾談到，楊犁并非掛名主編，不僅整體設計體例，而且最后通讀把關，做了大量的細致編輯工作，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現在我才意識到，楊犁不把編撰作家辭典僅視為學術項目而親自抓，正因為此舉正中他想為作家建立起檔案的下懷。文學館所編的這部大辭典，除作家生平的介紹外，每位作家小傳后都附有其著作與譯作的書目，由此盡顯作家的文學成就，再加之以實物的日漸積累與豐富，即可大體實現巴金對文學館應“建立科學的檔案和管理方法”的期待。

2001年在上海拜訪穆時英妹妹穆麗娟先生。右一，穆麗娟與戴望舒女兒戴詠素女史

文學館現有的藏品絕大多數來自捐贈，毫無疑義要歸功于巴金的威望和他帶頭捐贈的感召。還不可忽視的是，這項事業本身的價值和吸引力，作家與愛好者對文學的熱愛與珍視。我在文學館征集室工作多年，每年手捧鮮花去為作家祝壽時，作家們大都會熱烈響應說，以后也要把自己的資料捐贈給文學館。可我從未認真對待，覺得把文學館的問候與渴望收集其資料的意愿帶到即可，不必當成一種允諾，向館長報告備案。不過，下面談我經歷的羅孚向文學館捐贈周作人手稿《藥堂談往》（《知堂回想錄》）一事，卻恰恰可成楊犁建立祝壽制度取得成效的確證，及捐贈者為建設文學殿堂所做出的實質性貢獻。另外，也想借此契機表達我對逝世多年的羅孚先生的懷念和敬仰！

羅孚原名羅承勛，是香港著名的老報人、作家。實際上，抗戰時期他就成為桂林《大公報》的一名編輯，后輾轉到重慶、香港《大公報》，先后工作了四十一年，曾出任其副總編，后來又出任其子報《新晚報》的總編輯。也就是在此期間，他不僅催生了以梁羽生、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文學在香港誕生，也做出預先支付最高稿酬的決定，和曹聚仁先生一起“大力成全”了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的撰寫，為文壇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的自傳性散文宏著與珍貴的歷史記錄。不過，即使在六十年代，香港也并非“化外”之地。因為《大公報》是在新華社（中共港澳工委）領導之下，它與《新晚報》一起共同構成了“香港左派報紙的第一梯隊”。而羅孚又是1949年前的老共產黨員，被兒子羅海雷描述為“忠心耿耿”（《我的父親羅孚》，189頁）。羅孚雖然想通過這種方式幫助深陷浮腫病與生活困境的周作人，仍不免為知堂老人如何講述日偽時期的“落水”經歷有所擔憂和顧慮。所以，盡管從1960年底，羅孚即按期陸續接到稿子，卻一直未予發表。直到看見周作人寫至那段經歷“聰明地”留下了空白，秉持了“予欲無言”的一貫態度，才安排刊載。時間已是1964年8月1日。

即使如此，《新晚報》副刊也只連載了一個多月即被叫停，僅發表了三十九節。從此，直接促成《知堂回想錄》誕生的約稿人曹聚仁，不得不為其刊布、出版全書繼續竭盡心力。其間，羅孚還曾想在自己參與創辦、主編的《海光文藝》上節載，也因“文革”爆發，未能如愿。后經曹聚仁四處拜友，大費周折，才落實到新加坡《南洋商報》，于1968年9月23日至1969年6月25日刊載完畢；全書則于1970年5月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面世（詳細經過，參閱慕津鋒《曹聚仁、羅孚與<知堂回想錄>》一文）。

此時，周作人已去世三年，他生前耿耿于懷的出版念想，老友終為其圓夢。而老友距離自己謝世也僅剩兩年光景。令人唏噓的是，曹聚仁知道羅孚深喜周作人書法，更為將這份珍貴手稿托付給能信任的人，不顧“年老衰殘”，于1966年2月開始全文抄錄一份副本。這可是多達38萬字，周作人最長的一部大著啊！曹聚仁孜孜矻矻伏案九個月，直至11月15日，一待抄畢即致信羅孚告知：“原稿等我校對了，全部奉上。”（《我的父親羅孚》，285頁）從醞釀到出版，曹聚仁傾注十年之功催生《知堂回想錄》的整個過程，成就了文壇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我想，其所作所為不僅出于故友之情，更因懂得老友這部傳世之作的價值。在1968年9月21日《南洋商報》連載前，他曾鄭重推介說：這是“一部以晚清啟蒙運動以來中國社會文化動態為綱的自敘傳”。曹聚仁的定位不能不說是周作人的稀世知音，評價這部傳世之作的不刊之論。

羅孚的命運似乎也與《知堂回想錄》面世一樣多舛。1982年他被召去北京開會，一下飛機即被監禁。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犯間諜罪判處他有期徒刑十年。萬幸的是，羅孚沒有坐過一天正式的牢房，開始被囚禁在金寶街附近胡同的一個招待所里，很快獲假釋，被安排居住在海淀區雙榆樹南里的一處港臺、海外華僑的住宅樓內，開始了他羈留北京的十年生活，與冰心、夏衍、沈從文、吳祖光、蕭乾、端木蕻良、汪曾祺、聶紺弩、黃苗子、劉賓雁、王世襄、范用、周而復、羅念生、鐘敬文、丁聰、楊憲益、冒舒湮、邵燕祥、舒蕪等等低調相交往來，文星薈萃。也是在此期間，學者艾曉明認識了羅孚先生，告知我先生藏有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的手稿。這讓我如獲至寶，馬上請艾曉明幫我引見。現已記不準是1990，還是1991年，恰逢先生七十壽辰，我倆一起帶著花和蛋糕去為先生祝壽。我雖是初次拜訪，寒暄之后就直接表達了渴望羅孚先生能把周作人這個珍貴手稿捐贈給文學館的心愿。先生毫未猶豫，馬上爽快地一口應承，說等他回香港拿到手稿就贈文學館收藏。還沒想到的是，先生又熱情地追加說，等他回去將邀請我和艾曉明去香港訪問。在九十年代初去香港，那簡直與出國一樣夢幻，我只當是談笑風生、妙語連珠的場面話。與以前一樣，回去后我也沒有向任何人談起這次祝壽的情況。

2004年于文學館接待香港中文大學代表團，前排左一小思（盧瑋鑾）教授、左二張詠梅教授、左三何杏楓教授

羅孚先生是于1993年春節前回到香港的，想想這件轟動香港文壇的“傳奇間諜”“特殊監犯”的案件終于塵埃落定，先生該有多少事需要打理和應酬，可他于當年的8月9日即托好友馮偉才先生把《知堂回想錄》手稿帶到文學館。那天，舒乙館長忽傳我去他辦公室，一進會客廳坐下，馮偉才先生就對我說，他受羅孚先生委托來文學館轉交先生的捐贈，先生特別囑咐，要有我在場。我心里一陣暖流涌動，知道這是羅孚先生在以這種方式告訴我，他兌現承諾了。而且先生還給我和舒乙館長共同寫了一封信，由于舒館長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也就沒有向我提及這封信。

二十七年后，羅孚先生寫給我和舒乙館長的信，引起了現任征集室負責人慕津鋒的興趣。因為該信開頭一句即：“終于有機會實踐諾言”，這讓他帶著“是什么’諾言’讓羅孚先生愿意把這么珍貴的手稿捐出？”的好奇開始追蹤。他找到舒乙和羅孚的相關回憶，均沒有解開他的謎。后來想起信是寫給我和舒乙倆人的，就托人聯系到我，那時我早已應聘到人大文學院，就以短信方式做了簡略說明。后來，慕津鋒寫成《曹聚仁、羅孚與<知堂回想錄>》一篇學術性長文，把周作人這部不朽杰作之創作、發表與出版，其原稿入藏文學館的整個過程考索得清清楚楚，論證確鑿嚴謹，也把我寫的短信全文引用。

我是不久前，才從慕文插圖看到當年羅孚先生寫給我和舒乙的信。真是感慨萬千！老人家也是太周到，太深仁厚澤了！他完全不必這么鄭重地帶上我，直接捐贈即可。我在給慕津鋒的短信里特別推舉了先生古道可風的“重然諾”精神，因為1994年，我又莫名其妙接到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我去做訪問學者的信函，見到盧瑋鑾教授才知道是羅孚先生委托她辦理的。先生不僅履行了捐贈承諾，居然把他的第二個承諾也付諸實行。記得2011年我再次去香港時又去拜訪，他已屆鮐背之年，竟完全想不起我是誰了。可以想見，對于我這樣偶然交集，也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先生尚且如此認真信守，不遺余力地關照、提攜，只能說是出自老先生一貫的高貴品性，即趙園老師說的“光明俊偉的人物”之所為，他們無論出現在哪里，都會把光彩與溫暖照耀播撒到哪里。凡是美好，從無所謂古今中外，心靈都會感知到的。

九十年代初，在文學館舊址萬壽寺與館長舒乙（前排右三）、副館長吳福輝（后排左三）、周明（右二），及館員于潤琦、劉屏（后排左一二）接待外國學者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從不認為先生的捐贈與我有什么關聯，需要感謝的是艾曉明的熱心，我頂多算是工作中的經手人，因緣際會，沒有我，也會有其他人經手這件事。因為羅孚先生深知私藏易散失，只有捐贈給文學館，“這才對得住我熟悉的曹公，我只見過一面的知堂老人”（《<知堂回想錄>的回歸》）。從中也可感應到“光明俊偉的人物”按良知而行事的心靈。

在文學館成立四十周年之際，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幾件難忘的人與事，首先因為它們的美好。人類群星閃耀時，不僅出現于某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關鍵時刻，在漫長的歲月無謂地流逝而去的平凡年代，仍會有人類群星的閃耀。其次，從集編輯、作家、學者、捐贈者于一體的故事，可以更具體地認知到文學館的價值不僅來自作家，也離不開編輯、學者、尤其是捐贈者的愛心與奉獻。另外，由此也可以體會到文學館初建時期的苦心經營，如何從無到有的艱難歷程。第一任老館長楊犁說過“文學館也只有在全社會的支援下才能日臻完善”，誠然如是。

經過四十年的發展，文學館已經發展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資料、檔案中心之一，尤其以作家手稿、日記、書信、筆記、遺物等文物的豐富收藏而卓有千秋，特別是搬進芍藥居新館后，文學館不斷擴展自己的業務范圍，積極舉辦各種展覽、講座、學術研究與交流等文化活動，從而全面發揮出圖書館型、檔案館型、研究型、展覽型、故居型的復合型博物館的強大功能，在北京，乃至全國都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如今確實可說，巴金的夢想成真！

四十年，對于一項事業而言，還很年輕；而對于個人來說，幾乎可覆蓋有生之年的整個工作年限。幾任老館長楊犁、李凖、舒乙、李楓、吳福輝都已作古，但他們都以自己的特長與志趣在這項事業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看到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文學館如今之盛大，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快慰！大家都是云煙過客，惟有事業久存！祝愿文學館越辦越好！能真正辦成作家、編輯、學者、捐贈者以及文學愛好者的精神家園！

（初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5年第5期，發表時有刪節，此為全文。轉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