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一身恰親像花正開，遇著風擺搖枝，又親像許中秋月正光，卻被許云遮烏暗時。值時會得相見面。除非著蝴蝶夢內(nèi)化作鴛鴦，枕上即鸞鳳棲止。（南音《山險峻》）

伶人嗓音幽咽，恰似孤雁哀鳴，訴說著婦孺皆知的出塞傳奇。故事里，美人昭君回望長安，帝都的宮闕巍峨得仿佛大漢王朝真的可以千秋萬世，百代不衰。然而一千三百多年后，游牧民族不僅無須借助她這樣的紐帶維系和平，甚至踏向南方的馬蹄也不再是朝著漢人俯首稱臣而來。迭代的風吹向草原，吹向青冢，帶給她江山易主的消息。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五千里之外的小島上，南宋遺民丘葵開始了他隱士的生涯。

島名小嶝，彼時在金門的管轄范圍之內(nèi)。金門及周邊島嶼緊鄰大陸，早在晉朝就已受到漢風濡染。到了南宋年間，擔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的朱熹視學金門，創(chuàng)設了名噪一時的燕南書院。受其教化，金門科甲鼎盛，明清時代出了進士與武舉人若干。這對一個小島來說不啻奇跡，“海濱鄒魯”從此盛名在外。

作為第四代弟子，丘葵雖被史學家推崇為朱熹之后金門教化之第一人，但小嶝島上晴耕雨讀，傳道授業(yè)的那些年，金門士子似乎更受他關于“隱”的影響，一個個求知若渴，耽于學術，卻不赴科考，不仕元廷。沒被利用的知識，看上去似乎更加純粹。

別人隱身只能隱去自己，他隱身，則隱去了整整一座海島。

《玉篇·山部》云：“嶝，小坂也。”小嶝島恰如其名。提到鐘山，更多的人會想起江南四大名山之一的鐘山。然小嶝島上的鐘山不過十余丈高，與崇峻之貌相去甚遠。可就是在這小小的鐘山之下，隱士丘葵著書立說，案頭豐滿得像遠航歸來的漁民們的船艙。其中既有傳世的《釣磯詩集》和《周禮補亡》，也有散佚四方的《易解義》《書解義》《春秋通義》等。它們和它們的作者一樣，從文史浩瀚的海面下沉隱身，讓人誤以為曾經(jīng)郁郁蔥蔥的小島不過是靈鰲蒼翠的龜背。

明朝萬歷年間的《泉州府志》提到了丘葵多數(shù)文本未能傳世的原委——元時倭寇至其宅，他無所犯，唯取遺書以去，故其著述多無傳。若是倭寇通漢字，重學問，不奪家財，只盜書稿，此事尚可傳為美談，可惜這顯然不是事實。被《續(xù)修四庫全書》以“貧隱”一詞形容的丘葵家徒四壁，著作是僅存的遺產(chǎn)，實在沒有細軟可供倭寇強取豪奪。

已擬侍荷橐，俄抽似葉身。

甘為南地鬼，不作北朝臣。

屋壁遺文壞，鄰州戰(zhàn)血新。

劫灰飛未盡，碑碣托何人。

在這首詩里，丘葵哭的是他的老師呂大圭。呂大圭因拒不降元被捕，幸為門生所救，喬裝去往金門，但最終還是被追兵殺害。雖說馬上得天下，借由武力獲得政權的統(tǒng)治者深諳軍事的榮耀里潛伏著危機，嚴防武將功高蓋主，對他們大多敬而遠之。直到今天，民間延續(xù)的依然是崇文尚教的風氣，流傳的依然是“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俗諺。只有戰(zhàn)亂之際、存亡關頭，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才恨不能棄筆從戎，挽住日下的江河。末世箭雨里，丘葵以詩為盾，更命長子一路勤王護主。可秋風落葉，面對元軍的鐵騎，一切都是螳臂當車。海那邊很快傳來了崖山戰(zhàn)敗幼帝忠臣蹈海殉國的噩耗。十萬軍民浮尸滄海，成為他詩句中的“東海揚塵”。

隱身并非怯懦的表現(xiàn)，相反，無欲則剛，身一隱，膽也壯了。風聞丘葵的才名，崇儒重漢的忽必烈遣人攜重金登島，力邀他出山。然而清貧的隱士不但不為所動，更賦詩一首，連帶皇帝與使者一并調(diào)侃：

皇帝書征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

張良本為韓仇出，黃石特因漢祚來。

太守枉勞階下拜，使臣空向日邊回。

床頭一卷春秋筆，斧鉞胸中獨自裁。

他卻也不是對誰都如此。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抗金名將劉锜的后裔劉君輔創(chuàng)辦芝山書塾，延請丘葵前去執(zhí)教，他一口應允，并且這個私塾先生一當就當了近三十年。他不認為隱遁的生活會因塾內(nèi)塾外的交際遭到破壞。他在詩作《芝山》中說：

床頭枕是溪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

宿客不懷過鳥語，獨聞山雨對花時。

他所求的“隱”，不是最大程度地師法自然，而是把自然盛放在心里，和每一根毛細血管阡陌交通。

丘葵高壽，享年九十。他的遺囑很簡單，僅僅要求晚輩不要為他修治墳塋。他想深埋地下，永不為人所識。到死，他都要做一個徹徹底底的隱士。

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出版的《空谷幽蘭》前言中有如下段落——

比爾·波特1972年去往臺灣，在一個佛教寺廟里生活了三年。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天亮前起來誦經(jīng)，夜晚聽鐘聲，一日三餐素食，一個房間，一張床，一頂蚊帳，沒有鈔票。如果我的腿太痛，我就讀書。”三年后，他離開寺廟，隱居在一個山村里，開始著手翻譯一些中國古代隱士的著作……1989年，他找來自己的朋友，攝影師史蒂芬，兩個人一起踏上去往終南山的路途。

這大致說明了書籍的緣起。兩個美國男子憧憬東方古國的隱士文化，執(zhí)意進入古中國隱士最鐘情的大山里尋隱。

出發(fā)前，有人勸他們不必徒勞，說中國早就沒有隱士和真正的出家人了。他們并不與之爭辯。五個月后，他在一座土坯寺廟中與五個年輕和尚同坐，寺門外就是逶迤的終南山。

隱士依然存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環(huán)境的改變，都從未動搖過那一部分真正的隱士。對于他們來說，想如老子所言般修靜與不偏不倚，就要自然。自然即是不強求。“當你自然地行事的時候，你就會得到你需要的東西。”這是尋訪過程中，一位年邁的道長對比爾說的話。

細數(shù)中國歷代頂尖的文人雅士，即便如才冠唐宋的李白與蘇東坡，獨坐敬亭山也好，江海寄余生也罷，都是官場失意后自斟自飲的療愈。王維自幼跟著帶發(fā)修行的母親常年茹素，更有“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shù)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的潔癖，“詩佛”之名也讓他在蕓蕓詩人中顯得超逸不凡，可當他為玉真公主款奏一曲《郁輪袍》而獲得舉薦時，“隱”也就如琴音一般，帶著被高雅包裝過的動機，富有了欲揚先抑的意味。以言立功是多數(shù)文人的夢想，丘葵也不例外。早年的他也寄望于功名，想借科舉謀求出仕之機，只是戰(zhàn)亂阻斷了凌云之志，以致他連鄉(xiāng)試都未趕得及參加，窮其一生也只有一個“補郡學弟子員”的身份。那聲“老秀才”的自嘲中，分明還藏著老姑娘一生未嫁般的遺恨。

《空谷幽蘭》提到了這樣一個有意思的場景，也是在福建，比爾去太姥山考察的途中遇到了一位居士。聽其來意，居士就領著他們?nèi)サ揭粋€山洞里見了一位隱居五十年的老僧。其時，他八十五歲。他說1939年太姥山的山神前來托夢，請求他做此山的保護者，從那天起，他沒再下過山。日常生活所需的為數(shù)不多的用品，比如面粉、食用鹽，以及五年左右更換的一件新衣服，都由弟子或鄉(xiāng)民帶給他。

這樣的隱士生活在另一個維度里，具有強大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寫詩作畫以抨擊外部的業(yè)塵，而是屏蔽——不關注，更不會讓它們成為搭建自己內(nèi)心世界的木材。

對一個連身后墳塋都可有可無的隱士來說，曾經(jīng)的辭章是否能為后世所口耳相傳，原本應該無足輕重，可《白露日獨立》一詩中“惆悵前修人去盡，后生誰可囑遺經(jīng)”一句卻使人得以窺見一個普普通通的文人形象。隱士希望自身被忘記，卻不希望他的文字消散在蒼茫海風里——身后名，是一個文人最準確的墓志銘。

丘葵死后配祀朱子祠，到了朱元璋這一朝，更是被敕封為“泉郡瑞豐殿代天巡狩丘王府正堂”，搖身化作“丘王爺”端坐殿內(nèi)，受人供奉景仰。他的家人當初的確遵其遺囑未立碑碣，只將其薄葬于小嶝島。不承想兩百多年以后，后裔到底還是筑墓立碑，刻以“宋隱士釣磯丘公之墓”字樣，讓憑吊與懷古有了更具象的寄托。

未知今歲滄浯上，握手論心幾度同。獲得了漢人天子的追封，與畢生崇拜的名家朱熹一道享用學子們的香火，九泉之下的丘葵是“浯島老杞人，聽此憂煢煢”，為不得隱息而遺憾，抑或朝花夕拾，與避之不及的政治達成遲來的和解？今人面朝金門，聆聽潮汐，再怎么追問亙古不變的月亮，也不可得知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有生前對著李白畫像時的一句“太白仙人紫綺裘，千年遺像尚風流”，仍然泄露出了隱士的一絲凡俗的艷羨。

關于隱，最有名的一句當數(shù)“小隱于野，大隱于市”，白居易不滿足極端的評判標準，還創(chuàng)造出了“中隱”一說。丘葵的生死之隱應當歸入哪一類，見仁見智。但這世上最有智慧也最有器量的“隱”，恐怕還是像那個修葺寺廟的老和尚對比爾說過的那樣——“中國當然還有隱士。但是當你遇到他們的時候，你認不出他們。”

不是尋隱者而不遇，是遇隱者而不識。

【張秋寒，1991年生，出版有長篇小說《鉛華》《仲夏發(fā)廊》《長此以忘》《白晝曇花》、小說集《唯不忘相思》《寂寞的女子都是舊相識》、散文集《告別的話由風轉(zhuǎn)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