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松：生態文學作家

劉華杰：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物學者

沈念：湖南省作協副主席、《湖南文學》主編

阿霞：內蒙古文學雜志社社長、《草原》雜志主編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當代作家開始基于現代文明觀念自覺反思生態問題，經過30余年來的創作實踐與不斷探索，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等不同體裁的代表性作品相繼涌現。

新時代以來，繁榮生態文學，講好中國生態環境保護故事，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夯實思想基礎，已成為文學界的共識。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推進，作家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度持續提升，生態文學創作的內容更加豐富、形態更加多樣，也更注重反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互動關系。本期特邀李青松、劉華杰、沈念、阿霞幾位作家、學者和出版人，深入討論何謂“生態”，如何“文學”，共同思考新時代生態文學的時代價值與文化意義。

——主持人 教鶴然

以生態和自然作為創作和表現對象的文學作品浩如煙海，您認為，什么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視為是“生態文學”？“生態文學”的概念要如何界定？

李青松：生態文學是以自覺的生態意識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生態文學把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抒寫對象，這里的關鍵詞是“關系”，不是單方面的“人”，也不是單方面的“自然”。生態文學主張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強調人對自然的尊重，強調人的責任與擔當。

在生態文學中，自然的事物是主角，就像傳統的中國山水畫一樣，人是站在低處的。然而，并不是作品中寫了山水，寫了草木以及各種動物和植物，就認定是生態文學。魯迅寫過百草園、棗樹和猹，寫過很多動植物，屠格涅夫寫了《獵人筆記》，但不能把他們認定為生態文學作家，因為在他們的作品中還看不到自覺的生態意識。因此，生態文學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學，除了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怎樣的”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即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阿 霞：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自然始終是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資源。生態文學既是當代中國文學最具現實意義的創作題材，也是承載千年文化基因的深厚傳統。從古代文人寄情山水的詩詞歌賦，到現代社會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迫切需求，生態文學始終與人類文明進程同頻共振。理想的生態文學應該是一種將自然生態意識、人文關懷與文學審美深度融合的創作形式。它既非單純的環保宣傳文本，也不是對自然景觀的浪漫化描摹，而是以文學特有的敘事力量、審美和哲學思辨，探索人與自然的共生之道，反思現代性語境下的生態危機，并為構建健康的生態倫理提供精神指引。生態文學不止于“喚醒意識”，更試圖激發大眾對“生態責任”的思考與行動。

沈 念：對寫作者而言，文體概念的邊界或許可以模糊，文本自身的溫度和蘊含的生命力才是真正的羅盤。我的一些作品被貼上生態文學的標簽，也被提名過國內生態文學獎的評選，但坦白講，創作之初我并沒想到是在寫生態文學。我以洞庭湖為背景的書寫，記錄的是田野經驗，抒懷的是生命史，通向的是人心。不如說生態文學的本質，就是“生命的文學”，它像一條奔騰的河流，匯聚著所有關于人與自然、生命與生命之間復雜關系的書寫。如果非要界定，無論是題材內容，還是創作手法，這種生態書寫是開放、包容的容器，也是流動、生長的生命體。它拒絕僵化的堤壩，擁抱一切真誠的生命回響。

“生態文學”是一種文學題材，還是一種文學類型，或是一種創作方法？“生態文學”與“自然文學”“環境文學”“環保文學”等概念之間的異同在哪里？

阿 霞：自然文學側重個體對荒野的精神體驗，如愛默生將自然視為“精神之象征”，更多是情感性抒寫；環境文學隱含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將自然視為環繞人類的“資源”或“背景”；生態文學則強調生物與環境的互為主體性，要求打破人類與自然的二元對立。生態文學不是題材分類，更不是類型文學，而是一種跨學科的文學觀念和創作方法論。它要求作家具備生態科學素養與整體性思維，在敘事中構建“生命共同體”的倫理框架。

當下生態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了生態文學需要兼具“科學的嚴謹”與“人文的溫度”。它的基礎是生態學、生物學、地理學和環境學，同時，它也必須有倫理學、哲學、人類學和政治經濟學等理論的支撐，讓生態文學成為連接自然科學與人文精神的媒介，并獲得文學的主體性存在。

沈 念：我更傾向于把生態文學看作一種文學題材，但它的疆域又遠比單一題材遼闊，更多體現為獨特的生命視角，穿透表象、洞察萬物互聯的觀察方式。“自然文學”可能偏重自然本身的描摹，“環境文學”常聚焦于具體環境問題的警示，“環保文學”傾向明確的行動呼吁，生態文學則更深邃、更具整體性。它試圖揭示生命網絡的內在肌理，探討人類在其中的位置、責任以及與其他生命休戚與共的命運糾纏。生態文學不排斥美，更不回避痛；它書寫和諧，也直面沖突；它關乎外部環境，更直指心靈的生態。

李青松：在我看來，生態文學可能既是一種文學題材，也是一種文學類型。一個是“器”里的“物”，一個是裝“物”的“器”。對于生態文學而言，“物”和“器”是一個東西。雪在雪里還是雪，冰在冰上還是冰。說它是一種文學題材是指它的書寫對象和表達內容；說它是一種文學類型是指它反映的主題，以及作品的立場和對待自然的態度。一般而言，生態文學具有四個特征：第一，自覺的生態意識。作品中的生態意識不是被動的，不是消極的，而是主動的，積極的。第二，生態文學的書寫對象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人類本身。第三，生態文學強調作者的親歷性，就是作者的在場位置，在場經歷，在場認識，在場思考。第四，生態文學是一種構建美的文學。

至于“生態文學”與“自然文學”和“環境文學”有什么異同，當然，異同是存在的。在一定意義上說，無論是“生態文學”也好，還是“自然文學”和“環境文學”也罷，它們的指向是同一個東西。因此，我就不過多闡述這種“越說越亂”的學術問題了。可我要說的是，“生態文學”在人類社會早期文字里是不存在的，它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后，隨著生態惡化、生態問題的出現而催生出來的文學現象。

劉華杰：“自然文學”是個年輕詞匯，但相關寫作卻歷史悠久。廣義地理解，大量民歌和博物學作品都有自然文學的特征，把它們視為自然文學也有一定道理。畢竟，科學通史也是按此邏輯建構出來的。我編的《自然寫作讀本·B卷》中收錄的作者包含普希金、愛默生、普里什文、潘岳、蘇童、單之薔等，甚至包含恩格斯、華萊士、龐廷、卡普拉、馬古利斯等。所以，我覺得關于生態文學的概念界定方面，寬泛一點較好，不要苛求細分，也可減少獨斷。

在以自然和生態為主要創作對象和書寫內容的文學作品中，存在著“人的文學”即“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的文學”即“自然中心主義”，這兩種創作理念的博弈。您如何看待這種創作立場的區隔？

劉華杰：文學通常是寫人事的，“智人”物種內部的恩恩怨怨是文學創作的核心，于是某種“人類中心論”似乎不可避免。但是，“智人”物種并非只生活在虛空和比特空間里，人的故事總要牽涉大地、山河、空氣與其他物種，只寫人是不可能的。自然文學中自然物、生態占有的比例肯定要大些，相應地在理念上可表述為一定意義上的“非人類中心論”。“非人類中心論”易誤解，但是若干時間過去，回頭看它依然是比較合適的修辭。避免誤解的關鍵點在于，人類中心論和非人類中心論都是邏輯類型，在具體作品中有多有少，是個“度”的問題，不是“有”和“無”的問題。由人來寫作，當然不可能做到完全非人類中心論。但是少一點人類中心論、多一點非人類中心論，是可能且必要的。“見物不見人”曾被視為一種缺陷，同樣“見人不見物”也是一種缺陷。

沈 念：糾纏于“人類中心”還是“自然中心”，就如同在迷宮中打轉。人與自然的親密度正經歷深刻變遷，要求創作者必須拆掉一切“中心主義”的圍墻，踏入生命平等的對話場。在這里，任何寫作技巧可以習得，但生命個體獨有的情感、遭遇、悲歡，是無法復制、無法替代的。理想的生態文學，根植于寫作者深切的“在地性”體驗。唯有生命體驗豐盈、情感深沉飽滿，筆下的沖突才有真實的棱角，治愈才有切實的溫度，作品才有撼動人心的質感。因此，當我們的筆觸探向自然中每一個擁有自身命運與尊嚴的生命時，我們發出的應是生命共同體的共鳴與和聲，而非高高在上的獨白。

阿 霞：面對生態環境的劇變，人與自然的關系早已超越簡單的“二元論”，無論是“人類中心主義”還是“自然中心主義”，都難以把握當下的復雜現實與挑戰。《草原》今年在“自然寫作”欄目開設了一個子欄目“自然生態文學研究”，連續推出多位作家、評論家的理論文章，其中陳福民的《人與自然的互相發明及“中國深度”——生態文學簡論》就是一篇有突破性意義的文章。他認為：“生態文學應該堅持一種人與自然互相發明的立場，既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霸權姿態，也要警惕把自然單極化、去人化的寫作。作為生態文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我們應當具備一種迎接挑戰的開放姿態，將關于人與自然、人與人、科技與自然等新課題放置于一種全新的時代關系中去觀測，將生態文學放置到一個新的文明水平上去思考。”面對生態環境的變化，尤其是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們對地球和宇宙的探索和認識，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已經超越了“二元論”和“單極化”的觀念，無論是“人類中心主義”還是“自然中心主義”，都難以把握當下的復雜現實與迎接未來的挑戰。這些理論和思考，不僅梳理和重新思考了自然生態文學的內涵，同時也為自然生態文學寫作的路徑和未來，提供了實踐和理論的空間。

李青松：不可否認，生態文學越來越對人的言論、行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人類只有放棄或者矯正一些糟糕的行為，不把自己作為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漸遠離生態危機。對作家來說，無論創作什么作品都有自己的立場，生態文學作家的立場要站在自然及生態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問題，而不是僅僅站在人的角度。生態文學作家不能單純從經濟角度理解問題，不能為“消費自然”的所謂的“網紅”流量推波助瀾，不能面對資本糟蹋自然的“蠻橫”而沉默不語。如果從生態的角度和立場來看的話，生態文學作家要為自然說話，為那些不會說話的動物說話。

您認為，在生態文學的創作中，作家對各種生態危機進行深刻的現代反思，發掘人與自然的緊張、疏離、對立、沖突關系的深層根源更為重要，還是探討不同生物之間相對穩定、健康、和諧共生的發展狀態才是創作的重心？

沈 念：這兩者并非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而是生態現實的一體兩面，如同硬幣的正反。不同時代的作品各有其側重：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伐木者，醒來！》等，因應經濟狂飆，鋒芒直指危機根源；進入21世紀后的《山南水北》等，則在社會節奏放緩后，有了更多凝視和諧共生的可能。生態文學的核心力量，在于其開放的問題意識。它拒絕淪為簡單的環境控訴書，而應成為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剖開社會結構、歷史沉積與個體命運在生態變遷中的復雜交織。比如在書寫水域、草原、森林，不能只流連于候鳥翩躚、草木搖曳的詩意表象，更要敢于直視生態治理巨輪下，人和其他生命的生存困境與身份迷惘。退捕禁漁、全面禁伐——這些保護性政策背后，是世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者生計的斷裂與精神的雙重漂泊。這深刻揭示了生態保護與人類生存權之間并非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充滿張力與博弈的糾纏共生。文學的偉大，正在于它能捕捉宏大生態敘事與微小個體命運碰撞時產生的裂縫——那裂縫中流淌的，正是最真實、最需被看見的生態現實關懷。唯有保持觀察的謙卑與思考的開放，敢于觸摸復雜的社會結構之網，文學之鏡才能映照出生態困境的細節和萬象。

劉華杰：自然文學創作要面對涉及復雜因果網絡的生態難題。好生態、壞生態是很難把握的。這與認知關系甚大，但我更愿意用審美來比喻性地解釋。美與丑，好像人人都懂，好生態和壞生態（或不生態、反生態）似乎也不成為問題，重要的只是如何褒獎前者、鞭笞后者。其實，這是一種極端簡單化的理解。即便是科學家、生態學專家，也未必總能準確識別某一生態系統的狀態，常常做出錯誤的判斷（培養良好的審美，比令人致富要難；而理解生態，比審美還難）。生態恢復（ecological restoration）為何被錯誤地翻譯為“生態修復”？主體換成作家，問題非常尖銳：一名作家如何識別某一生態系統是好還是壞、合格還是不合格？在此，我并非主張唯科學主義，強調只有依據科學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今日科學家、生態學家有更多話語權，但生態問題的發現、識別、表達，以及生態問題的解決，絕對不只是科學界的事情，也并非只有科學家才能做出實質貢獻。自然文學對于生態文明建設有特殊作用，對此作家要有自信心，理直氣壯些。這里，“科學”不等于正確，只是指標榜為“科學”的事物，它們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歷史上大量破壞生態的行為，是以“科學”的名義進行的；現在和將來也不會例外。這是“現代性”決定的，“科學”與“現代性”捆綁在一起，在現代社會“科學”扮演合理性、合法性的社會角色。于是，作為科學界之外的自然文學書寫，其結論可能與當下的科學結論有些不一致（有些是相反的），而這恰恰體現了張力、價值。如果完全一致，有科學就夠了，還用作家做什么？

李青松：生態文學不是哲學，本質上還是一種情感的表達。在生態文學創作中，作家對各種生態危機進行深刻的現代反思，發掘人與自然的緊張、疏離、對立、沖突關系的深層根源固然重要，但這不是生態文學的主要功能。生態文學無須用那些“熱詞”“大詞”“套話”“虛話”“空話”來詮釋“正確的主題”。生態文學無須搬出“地球”“人類”“宇宙”“未來”等沒有邊際的縹緲詞匯，來演繹宏大敘事。在我們這個時代，破壞自然意味著什么，保護自然有多重要的道理人人都明白。問題是需要行動，需要改變。行動需要從每個人開始，改變需要從每個人開始。我們應該俯下身去，低下頭，靜下心，認真注視腳下的土地——因為腳下土地發生的事情就是地球的事情——哪怕是一片葉子、一枚羽毛、一聲蟲鳴，一朵花、一滴水、一粒米。生態文學要回到人間，回到低處，回到我們，回到“我”，回到“我的經歷”、“我的感覺”和“我的認識”來探討不同生物之間相對穩定、健康、和諧共生的發展狀態，以及人與自然應該建立一種怎樣的關系。如此，可能才是生態文學創作的重心。

我不太主張生態文學肆意虛構，事實上現實比虛構更精彩，也許寫好“我與自然”的故事對生態文明建設更有意義。生態文學不是反科學，不是回歸原始，不是拒絕現代文明，而是提醒我們思考“人何以為人”，以及人該怎樣對待自然，該怎樣對待生命。

您認為，生態文學對于加強生態文化建設工作有什么作用？生態文學作家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努力？

阿 霞：政策部署標志著生態文學從自發創作邁向國家戰略層面。生態文學是生態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文學獨特的感染力和傳播力，將生態理念傳遞給廣大讀者，激發人們對自然的保護意識。從而讓生態觀念深入人心，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同時，生態文學為生態文化提供豐富的精神內涵和文化資源。它記錄了人類與自然相處的歷史與經驗，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生態文化特色，促進生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生態文學作家首先要具備扎實的生態科學知識，強化科學敘事能力。深入了解生態系統的運行規律、生態危機的本質，才能在創作中準確把握問題，避免陷入主觀臆斷和表面化描寫。還要秉持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關注現實生態問題，揭露破壞生態的行為，為自然發聲，為生態正義吶喊。再者，在藝術創作上不斷創新，提高作品的文學品質。運用多樣化的文學體裁和表現手法，將生態主題與文學審美完美融合，使作品既有思想深度，又具藝術魅力，吸引更多讀者關注生態文學，參與到生態文化建設中來。

中國生態文學已展現出獨特路徑，既非西方生態批判的簡單復刻，亦非傳統田園牧歌的當代翻版，而是在生態文明視野下，構建一種融合科學理性、地方智慧與生命詩學的中國敘事，為人類尋找一條“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理想坦途。

李青松：克服現代化的輕率和功利，將生態意識和自然倫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們民族文化中，把生態文明的種子播入每個人的內心。或許，生態文學的使命和責任就在這里。雖然生態文學不能直接改變生態狀況，而改變人們的思維和觀念，甚至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則是完全可能的。這就要求，生態文學必須回到本源去，要進入人的內心。我們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們對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們對于發展的巔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審視和思考，是生態文學萬萬不能忽略的。

劉華杰：回答生態文學作家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努力這個問題，首先要思考作家的自信從哪來這個問題。文學創作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作家必須在觀察、分類、因果追蹤上下笨功夫。生態文學作家需要努力的幾個方面包括：一是完整理解和體驗生態概念，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智識；二是對某地區生態狀況的感知、解讀決非簡單之事，需要持續跟蹤調查，涉及所在地物種難題。對當地的動物、植物、菌物沒有基本了解，分不清本土種和外來種，寫出的作品就不靠譜；三是要有憂患意識和足夠強的生態批評色彩，不能總是抒情、唱贊歌。

沈 念：時代從未像今天這樣，將“生態”二字看得如此重要，這意味著生態文學的舞臺前所未有的廣闊，內涵也日益豐盈。對作家而言，最大的陷阱莫過于讓創作淪為某種單一生態理念的蒼白圖解，抽干了現實的鮮活與復雜。作家的努力方向，是要以探索者的赤誠，敏銳捕捉時代脈動、政策轉向在生態場域激起的漣漪，避開簡單化的“人VS自然”二元敘事陷阱，深刻書寫轉型期人與自然關系中的撕裂、迷茫與希望。真正的生態書寫，是不預設立場，不強求答案，讓問題在真實的敘述中自然浮現，讓答案在現實的激蕩中逐漸沉淀。因為生態難題從無簡易解答方式，生態現實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復合體。生態文學的價值，恰在于它敢于擁抱這種復雜，容納這些矛盾，像江河湖海一樣，讓無數生命的溪流在此交匯、激蕩、沉淀、澄清。最終，在這思想的深流里，尋找人類與萬物真正和諧共生的無限可能。這才是生態文學對生態文化建設的根本貢獻——提供深度思考的土壤，點燃共情與行動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