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桃兒，多么美好的名字啊。像一枚初熟的蜜桃帶著晨露的鮮嫩，帶著枝頭的芬芳。您的父母親給您取名時，是否正逢桃果滿枝的季節？那桃尖上的一點嫣紅，是否像極了小姑娘俏皮撅起的嘴唇？

可是，我在一份死亡名單上見到了您。

您是常德細菌戰中第一個被確診的鼠疫受害者。在您之后，還有7643個名字，密密麻麻地排列著，像一串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而這串數字之外，還有更多無名者——石公橋北濟公廟的乞丐們，長嶺崗鄉神寺山王家祠堂的上千官兵，雙橋坪蔡家灣99戶300多口人……他們連名字都沒能留下。

1941年11月4日，清晨6點，日本敵機掠過湖南常德上空，在雞鵝巷、關廟街、高山街及東門外一帶撒下谷麥、豆粒、棉絮——那是死亡的種子。

12歲的您，赤著腳，蹦蹦跳跳地穿過關廟前街，去給父親送飯。您的家里開著蔡宏盛木炭店，父親正在木炭店里。您不知道，死亡已經潛伏在街巷的塵埃里。

11月11日，您高燒不退，渾身通紅，被母親送進廣德醫院。醫院里有一臺顯微鏡。顯微鏡下，醫院院長譚學華看見了鼠疫桿菌猙獰的面目。30個小時后，您的生命定格在一張黑白照片里——短發的女孩側躺在病床上，鼻孔滲血，痛苦凝固在稚嫩的臉上。

您是第一個被解剖、第一個留下病理報告的受害者。徐老三、聶述生、蔡玉貞緊隨其后。4份尸體解剖報告被記錄下來，譚學華將真相寫入學術報告，發表在母校湘雅醫學院的院刊。這是日軍細菌戰的首份學術鐵證。

時任常德防疫處副處長的鄧一韙在《日寇在常德進行鼠疫細菌戰經過》一文中這樣寫道：“繼蔡桃兒無辜死亡之后，關廟街、雞鵝巷一帶相繼發生病例多起，往往不及醫治而死。染疫人數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十人以上，傳染極其迅速，一人有病，波及全家，疫勢嚴重地蔓延，市民們談鼠色變。”

您，一個來不及長大的女孩，就這樣成了一段歷史的證據。我多希望您不被記錄，不成為歷史，就只是個普通的、可以平安成長的孩子。

為您而流的眼淚，至今都沒有干，還在常德詩墻上流淌。常德詩人楊亞杰為您寫的《蔡桃兒》，刻進了冰冷堅硬的石頭：“來不及長大成人，就成了日本細菌作惡常德的第一個證據，蔡桃兒，仿佛你還活著，你——12歲的孫女牽著高飛的風箏，在綠茵茵的草地上奔跑，你站在關廟街的落地窗前，俯瞰繁盛的常德新城，眼角淌下幸福的淚水。”

如果，您還活著，今年就96歲了。可您永遠12歲，永遠躺在1941年的冬天，成為歷史無法愈合的傷疤。

二

蔡桃兒，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并沒有忘記您，更沒有忘記那段歷史。

這些年，我走訪多個鄉村，尋找常德細菌戰的幸存者。一年年，在世數量在不斷地減少。2019年，當我再次去尋訪時，發現常德細菌戰受害幸存者僅剩兩人在世，97歲的王華璋和90歲的熊善初。王華璋記得1941年11月4日的飛機轟鳴，他說：“這是國難啊，不能忘！”熊善初從老屋搬出一疊資料，用塑料袋層層包裹，里面是受害者名冊和他手寫的陳述書。他們提起您時，眼神像在觸碰一把鑰匙——一把打開記憶之門的鑰匙。

蔡桃兒，您成了人們開啟那段歷史的一把鑰匙。

如今，常德細菌戰無一名幸存者在世。幸而，那些幸存者的影像資料永遠留了下來。

蔡桃兒，也許您不會想到，幫助這些幸存者留下證據的，除了常德本地的攝影家，還有一個日本攝像師，他叫權田茂，是侵華日軍老兵的后代。

2005年7月的一天，我在湖南文理學院采訪他。他在湖南文理學院教學生日語，課余便去尋訪細菌戰的受害者。那時，他離開自己的國家近4年時間。當年7月13日的《常德晚報》，刊發了長篇通訊《我替父輩說對不起》。2004年到2018年，他移居常德，過上了“常德人”的生活。不知，這些年里，他是否還背著相機，在日軍曾踐踏過的土地上尋找證據。

父親一直沒有勇氣親口對權田茂說起侵華的那段歷史。一次，他無意中提到曾來過中國。權田茂再細問，父親便陷入沉默。2000年，父親病危。臨終前，他才終于將心中的秘密告知兒子，并希望兒子能夠代替他來到中國，對那些受害者謝罪。

帶著父親臨終的遺憾與懺悔，帶著如父親一樣生活在愧疚中的眾多日本老兵的意愿，權田茂決定站出來。2001年，他帶著照相機，踏上了艱難的征程。這一年，他已經50歲。

權田茂繪了一張簡易的地形圖。那是一張細菌戰受害地的地圖，密密麻麻寫著一個個地名。每到一個受害地，他就劃掉一個。

2001年8月10日，權田茂來到常德。

蔡桃兒，他認識了您。您作為常德細菌戰第一個被確診的遇害者，他在受害者名單中見到了您的名字，在常德博物館的展廳里見到了您留存于世的那張死亡照片。

權田茂加快腳步去尋訪常德細菌戰的幸存者，他怕時間不等他。

面對細菌戰幸存者的哭訴以及展示給他的傷口，面對石碑上列出的一長串受難者姓名，權田茂震驚了，這是他在日本全然不知的。他將鏡頭對準老人臉上刻下的滄桑與苦難，不停地拍攝。他被老人們面部所傳達出的力量震撼了，他強烈感受到戰爭的所有記憶都寫在那些受害者的臉上。在照片的色彩上，他選擇了對比強烈的黑白色調。他說，這不是通常的人像攝影，而是記錄那段被自己國家一直否認的歷史鏡頭，為侵華日軍細菌戰訴訟案受害者收集證人證據。

僅僅4天，他就花費37盒膠卷，拍了68個受害者以及他們的家屬。馬不停蹄，他又跑到常德鎮德橋、周家店等地方，拍了30個人。他說：“我怕來不及，他們年紀大了，老了。”

一些老人家，在他拍攝幾天后就去世了。有的幸存者，他剛剛知道其確切的地址，匆匆趕過去，趕上的卻是一場葬禮。

2001年8月17日，他來到常德石公橋鎮。在一段湖堤邊，一座青石墓碑矗立在堤旁，上書“侵華日軍空投鼠疫受害同胞紀念”，刻有數百個名字。他小心翼翼地將墓碑前后的荒草撥開，想完整地拍下密密麻麻的姓名。

權田茂在常德去過的不少地方，我后來又多次去過。我也曾站在石公橋鎮的那塊碑前，想象他按下快門時的心情——一個日本人如何面對父輩的滔天罪孽？如何在真相與沉默之間掙扎？

蔡桃兒，他的國家欠您一個道歉。

也許，權田茂要抵達他和我們中國人共同希望抵達的目標，所走的路，很長很坎坷，但是這條路，一定會一直有人走下去。因為真相，從不會真正沉默。

蔡桃兒，您看見了嗎？這條路，一直有人艱難跋涉。

三

蔡桃兒，您離開多年后，人們開始為您、為7643個名字、為更多無名者，向日本政府討一個公道。

您不會知道，您曾經那么短暫的生命，承擔著一份怎樣沉痛的歷史。

1996年11月13日，常德市政府外僑辦副主任陳玉芳接待了一批日本客人，他們是來自日本民間的“日軍細菌戰調查團”，團長是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藤本治任，同行的還有一瀨敬一郎、鬼束忠則、西村正治3名律師。

藤本治任告訴陳玉芳，細菌戰是違反國際公約的戰爭犯罪，如果常德民間受害者愿意配合，他們將免費代理向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國受害者謝罪賠償。

常德全城，開始尋找常德細菌戰的受害者及其家屬。

1996年12月,常德成立“細菌戰受害調查委員會”。陳玉芳、劉雅玲等人投身其中。“細菌戰受害調查委員會”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收集證據，對日訴訟。當年12月30日，“日軍細菌戰調查團”再次來到常德。第二天，常德日報頭版頭條刊發記者劉雅玲采寫的消息《我市14名辛巳劫難受害者家屬委托日本律師起訴日本政府》。至此，一場歷時10余年、引起全世界矚目的跨國訴訟拉開帷幕。

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義律師200多人組成律師團，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細菌戰受害者(遺屬)代表組成原告團，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

2001年9月18日,湖南文理學院成立細菌戰罪行研究所，重點研究侵華日軍在湖南和中國各地實施細菌戰的罪行惡果。他們出版學術專著12本，所研究的項目成為國家社科基金的優秀項目，為“細菌戰受害調查委員會”提供學術支撐。

終于，歷時5年，開庭27次，直至2002年8月27日，訴訟一審正式判決。

2002年8月23日，常德火車站，我在送行的人群里，為“46人中國常德原告聲援團”送行。湖南文理學院黨委書記楊萬柱是聲援團顧問，常德市政協副主席蒯定勛是聲援團團長。陳玉芳、劉雅玲等人奔赴日本。

聲援團中，有一位成員名叫譚家耀。蔡桃兒，您曾見過他的父親——譚學華，您的治療醫生。

同一天，遠在浙江的臨安人民醫院外科醫師譚家麟，也出發了。譚家耀、譚家麟兄弟倆從不同的地方出發，赴日聲討，與對日聲援團并肩作戰。他們將父親的遺稿打印成冊，作為證據帶到日本。

在常德火車站，譚家耀對我說：“父親曾告訴我們，一定要記住那段歷史，不能忘記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們有義務，也有責任還歷史一個真實。我要把這些資料帶到日本去。這不是我們個人的事，這是討回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尊嚴的大事。”

1941年，譚學華曾首次向世界公布關于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學術記錄。直到1986年譚學華去世，日本都一直否認實行過細菌戰。譚家麟、譚家耀兄弟倆，肩負著的，有您以及更多受害者的心愿——奔赴日本，讓日本承認那段慘無人道的歷史，向所有受害者謝罪！

四

蔡桃兒，您和許多受害者一樣，生命戛然而止，并不知曉到底自己為何而死，根本來不及留下心愿。如果心愿可以穿越山海、跨越生死，您一定也有這樣的心愿。

我們接收到了您的心愿。

2002年8月27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經過開庭審理，認定了侵華日軍對中國實施細菌戰的事實，然而，駁回了原告要求謝罪并賠償的請求。

“鐵一般的證據，迫使日本法院不得不承認細菌戰罪行。對我們而言，就是一個大成功！”事后，陳玉芳回憶。

2005年7月，二審判決維持原判。

2007年5月，三審判決維持原判。

至此，起訴日本政府的細菌戰訴訟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

蔡桃兒，若您在天有靈，或已知曉這最終的裁決。請您放心，在尋找真相、真理的漫漫長路上，如陳玉芳、劉雅玲這般肩負使命、勇于擔當的人，從未停歇！

1996年成立的“細菌戰受害調查委員會”，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2011年11月4日，“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協會”接續前行。受害者遺屬、律師高鋒擔任會長。

高鋒20余次自費東渡，踏訪日本的圖書館與史料館，孜孜不倦地搜尋與常德相關的蛛絲馬跡。凡有所得，或謄抄，或拍攝，或購買。他坦言：“這一切，只為了在浩如煙海的歷史里，將關于常德、關于中國的記憶，一點點打撈起來。”

無數珍貴史料，得來不易。高鋒將它們一一數字化，精心保存。面對前來采訪的媒體與深入研究的學者，他慷慨分享，毫無保留。當更多的我們，將這些寶貴的資料復制，也便將一份神圣責任感與使命感一并復制了過去。高鋒對我說：“隨著時間的流逝，那段歷史的見證者都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里。但是這段歷史永遠不會消失。無數個證據都在，它們也將一代代傳下去。”

今年6月18日，78歲的一瀨敬一郎來到常德。他記不清這些年自己到底來過常德多少次，他說：“至少有50次了，也許更多。”得知作為常德細菌戰受害者的61位原告僅17人健在，他決定去走訪其中幾位。接連幾天，我們陪著他拜訪這些老朋友們。常德一直下著雨，時而是瓢潑大雨，時而是淅瀝小雨。在雨中，我仿佛聽見細菌戰受害者對一瀨敬一郎、對我們、對天地的哭訴。

蔡桃兒，我們一代代傳遞下去的，不是仇恨，而是守護真相的執著，是對人間公理永不磨滅的信念，是對世界和平的追求。您知道，一瀨敬一郎在我的筆記本上為常德所寫、為未來所寫的是一個什么愿望嗎？他工工整整地用漢語寫著：“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戰。”

一瀨敬一郎還將權田茂所寫的手記發給了我。“我離開湖南省常德市回到日本已經7年了。雖然這段時間我沒有機會訪問常德，但是我想再訪問常德的想法，是不會從我心里消失的……”閱讀他的手記，我突然感到，他與常德的這根情感的線，又緊緊連上了。對于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心愿，權田茂在手記中寫道：“雖然我的人生所剩無幾，但我也想繼續努力。”

蔡桃兒，您的生命永遠停在12歲，但您的名字，成了常德的記憶、中國的記憶、人類文明反思暴行的記憶，一直會被歷史銘記。

也許，您會問，我們為什么要執著于銘記？

因為遺忘，才是真正的死亡。

因為真相，是穿透謊言迷霧的利劍。

因為每一個被戰火吞噬的“蔡桃兒”，都擁有不被抹去的權利，都值得我們以最深的悲憫，將您的名字，與“和平”的字樣一起，刻進歷史。

（作者：徐虹雨，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