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琪

《守護神》刊登于《兒童文學》2021年2月號

王泓燁：祝賀您的短篇小說《守護神》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小說描寫的是在特殊年代，幾位少年守護莫高窟千年壁畫的故事。您創作這部作品的緣起是什么？

王璐琪：少年兒童雖然體能不如成人，屬于弱勢群體，但我始終認為，他們是有自己的力量的。小說里“鴻先生”的人物原型是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天水和青山的原型是當年留守的本地學徒。以常書鴻先生為代表的第一代駐扎在敦煌莫高窟的學者、藝術家建圍墻、種樹、修整九層樓……這群藝術家最初干的工作都與藝術無關，而在面臨危險時，他們甚至可以用生命守衛洞窟。

在守護莫高窟的人中，也有本地學徒，他們參與了莫高窟的修復工作，也做了許多日常打雜事務，但他們的名字卻并未被記錄在冊。他們大多是年輕人，辛辛苦苦用自己的方式保護著莫高窟，這讓我很受觸動。因為工作的關系，我經常和孩子接觸，我發現他們會因為不信守承諾而哭泣，或者自責。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但是長成大人之后，我們對于守信和守護有了更多的詮釋和理解。我并非在呼吁什么，只是單純想要記錄。這兩位青年的名字叫竇占彪和范華。

王泓燁：這篇小說的背景涉及特殊年代和文化遺產保護危機，其中既有斷糧、盜匪等情節，也有少年們在困境中相互扶持的溫暖。您在創作時如何平衡歷史的厚重感與兒童讀者接受度之間的關系？是否在敘事節奏、情感表達上做了針對性的設計？

王璐琪：戰爭永遠比我們的想象殘酷百倍。我從不為了讀者的特殊性而做特別設計，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發生，一切從文本出發，對文本有益的事我都會去做。我認為，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應當是齊頭并進的，兒童文學并不是非要遵守某種規則，呈現出比成人文學“矮”的現象。許多人分不清兒童讀物和兒童文學，將兩者混為一談，兒童文學是文學在先，兒童讀物是兒童在先。現在互聯網高速發展，文學得更有智慧，所傳達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要先于時代，才能讓人拿起書本閱讀。

王泓燁：您讓天水將壁畫比作“比眼睛重要，跟命一樣重要”，并以少年們的實際行動傳遞守護文化的價值觀。在創作中，您在設計情節、講述故事時，如何確保想傳達的理念不生硬？

王璐琪：那個年代的人想得少做得多，他們會為了大我犧牲小我。我在寫敦煌題材的長篇小說《千窟同歌》，以及短篇小說《守護神》時，看了許多史料，他們真的是言行合一，心無雜念。我一直以為，文筆、技巧、故事這些都是最基礎的東西，直到看到有人說過一句話，大致意思是好的文學作品是社會最真實的史料，覺得很有價值。我是寫現實題材小說的，這句話目前是我的目標。我是一個幸運的人，很多時候在寫作的過程中，是小說拖著我走，而非我拖著小說走。我推測，那些青少年保護文物的時候，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意味著什么，他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分內之事，比如竇占彪在危巖上搭木架子，再將畫家們吊到木架子上工作。他也沒想到將來會有人以他為原型寫一本書，或者得到表彰，他全部的精力都在于如何保障大家的安全。

王泓燁：小說所描寫的被剝走的壁畫、磨損的衣物、粗糙的手掌、變形的手指等，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殘缺”，您為何讓“殘缺”成為貫穿文本的一個意象和視覺主線？這種美學選擇與莫高窟壁畫歷經千年風霜的歷史質感之間，形成了怎樣的藝術對話？

王璐琪：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多有殘缺，一些是人為的，一些是經過風沙的摧殘、洞窟內的水汽侵蝕而產生的。然而滄桑的痕跡反而使它們有了一種異質感，人和自然共同創造了莫高窟的可貴。面對壁畫顏料起甲、酥堿、粉化，莫高窟的守護者們不僅要臨摹壁畫，還要搶修壁畫。為了洞窟的相對完整，守護者們吃了不少苦頭，他們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其次要修復坍塌的洞窟，清理現場半人高的沙堆。最初進莫高窟的時候，他們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藝術家，后來，他們都脫了一層皮。

雕塑家羅丹最早將“殘缺”這一概念融入作品中，如果說完美是用來取悅視覺，取悅人的，那么適當的殘缺是藝術家所留的自由之地。我在洞窟里觀看剝損的壁畫和彩塑時，被滿目蠻荒的色彩震撼，這是完整精美的畫作所無法給予的沖擊。在荒涼的戈壁之中，這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寶庫，在當時若是沒有人豁出命去保護，莫高窟勢必留不下來。守護者們付出了代價，也同殘缺的莫高窟一樣，具有另一種美感，給予觀者強大的感染力。

王泓燁：《守護神》以克制的筆觸處理苦難與溫情，結尾處“三個黑點在雪地匯聚”的畫面極具留白意蘊。鴻先生的歸來沒有激烈的情感宣泄，少年們沒有直白的哭訴，這種克制的表達體現出了情感的含蓄。您認為，“藏”與“露”的藝術處理對作品的余韻有何作用？

王璐琪：我所有的作品都被形容為“藏”或“克制”，首先這與我的性格有關，作者寫作難免會帶入一些個人色彩。我少時學習美術，美術老師時常告誡我們的是不要畫太滿，畫滿了沒有余韻，沒法給人喘息空間。讀者有自己的理解，他們在閱讀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情緒，作者寫作的時候不應過于自負，認為可以用文字操控讀者的情緒。客觀和理性的寫作一直都是我的個人追求，我也避免在行文之中暴露內心的情緒。

在交流中，我曾聽過一些青年作家談及自己的寫作，說從開始寫作時就忠于自己的情緒、生活和經驗。每個人的寫作方式不同，對我而言，我希望自己在故事中隱身，把所有都交給文本本身，它最終能呈現出什么模樣，帶給讀者“藏”還是“露”的感受，都不在我的考慮范圍。一部作品能夠使人念念不忘，應該是把情緒“悶”在心中。我們的生活經驗也是如此，真正刻骨銘心的悲傷是哭號不出的，真正無法形容的喜悅反而是平靜的。

王泓燁：您在《守護神》中選擇以守護莫高窟壁畫這樣厚重的歷史題材為創作核心，這種選擇是否與您對“歷史傳承”的獨特理解有關？您在兒童文學創作的題材選擇上有什么傾向呢？

王璐琪：我個人很不喜歡限定寫作的范圍和規則，在我看來，什么題材都可以寫。近些年，我個人的創作有兩條線，一條是以傳統文化或歷史事件為背景，以兒童視角來寫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另一條是寫當代青少年所遇到的現實問題，比如《給我一個太陽》關注的是校園霸凌，《十四歲很美》關注被侵犯的未成年少女的心理救贖，《回家》關注的是被拐賣的兒童，還有即將出版的《小鎮做題家》，聚焦城鎮少年千軍萬馬走獨木橋，通過刷題考上大學改變命運。這兩條創作線我還會繼續，我不排斥任何題材，更關心的是如何講述故事，如何處理文本。在這個時代，我不認為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之間還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線。只要文本夠好，一定會出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