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從1931到1945，中國作家在烽火與熱血交織的大地上，在嗚咽與戰歌共鳴的山河間，用筆寫下不屈的覺醒。抗戰文學參與了硝煙彌漫的民族記憶，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經典佳作。為銘記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緬懷英勇獻身的先烈，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中國現代文學館承辦的“山河跡憶——手稿里的抗戰中國”特展將于2025年9月1日開幕。該展入選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網信辦、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主題陳列展覽推介名單。展覽開幕前夕，中國作家網特推出“筆醒山河”系列文章，分享策展人眼中的手稿、書信、日記、報刊，以及文學文物背后的抗戰往事。

王禮錫《筆征日記》：顯微鏡下的抗戰長城

?徐瑩

1939年，作家戰地訪問團北上前線途中，盡管危險重重，又緊張又勞累，王禮錫仍然想盡辦法詳細記錄下訪問團的活動和他自己的生活，或許他未曾想過這些文字會穿越戰火，歷經風風雨雨八十余載，成為一把打開抗戰歷史的特殊密鑰。這部日記手稿，在作家戰地訪問團征途中誕生，在王禮錫夫人陸晶清的守護中得以留存，又在當代學術視野下重煥生機。《筆征日記》不僅是王禮錫的生命絕唱，更是一部兼具文學靈韻與歷史證言的特殊抗戰文物。

王禮錫《筆征日記》藏品介紹

王禮錫

一部驚心動魄的“文物生命史”

王禮錫(1901—1939)，又名王庶三，筆名王摶今，江西安福縣洲湖鄉王屯村人。1926年他在武漢與毛澤東、李漢俊等籌備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1931年主持神州國光社編輯部工作，主編《讀書》雜志。1932年“一二八事變”淞滬戰爭后，與胡秋原、彭芳草等人一起創辦了《抗日戰爭號外》。1939年1月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負責文協國際宣傳委員會工作。同年6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8月26日在洛陽天主教堂醫院逝世。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總商會禮堂正式成立，提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鼓勵文藝工作者深入農村、深入戰地前線去“戰斗”。王禮錫率領的作家訪問團成為響應口號的文化團體之一，該團深入到晉、冀、豫、察、陜、綏等地，在民眾中走訪，用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圖畫等形式將敵后軍民一切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呈現出來，為現在及未來的作家擴大書寫收集材料，同時密切聯系敵后作家，溝通敵后和全世界國際作家的聯系，反映民眾的吶喊與呼聲，表達抗日必勝的意志與決心。訪問團于1939年6月18日出發，王禮錫不僅參與訪問團每人輪流寫集體日記的任務，而且堅持寫自己的個人日記，日記記錄了訪問團從重慶出發經四川、陜西而至洛陽，過黃河入中條山及晉東南，王禮錫病逝前一周的情況。其中7月3日至5日的內容歸入團體日記，7月13日至24日歸入洛京散筆，現存27篇日記，具體生動地記錄了以筆代槍的游擊隊戰地征途的歷程。其中一小部分以《筆征》為題發表于香港《星島日報》，但大部分當時沒有發表。該日記的手稿一直由王禮錫的妻子陸晶清保存，“文革”中，她將手稿藏在咸菜壇子里才得以保存，后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1981年方殷將王禮錫這部手稿命名《王禮錫日記——記“作家戰地訪問團”》并寫了序言，發表于1982年第2期《新文學史料》上，完成從私人記憶向公共史料的轉化。1989年收入王士志、衛元理合編的《王禮錫文集》中。2024年，《筆征日記》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

這部手稿上每一處落筆、每一處破損、每一道折痕，共同構成了抗戰記憶的獨特載體——它們既是穿越八十余載的文物生命，又是文化血脈在暴力摧殘下的存續奇跡。

一部細膩感人的“微觀抗戰史”

當學術界習慣于從官方公文、軍令電報中打撈宏大敘事時，這部紙黃頁舊的日記以個體視角撕開歷史帷幕，讓我們觸摸到抗戰斗爭中中華民族的溫度與肌理。《筆征日記》的內容“枝杈”多，王禮錫的行文又像與友人聊天，想到哪寫到哪，娓娓道來，但這正是個人視野中歷史書寫與表達的優勢所在，近距離觀察，對等平視，讓我們看到了普通個體在戰爭浩劫大環境下的改變和堅持，了解到了全國尤其是抗戰全面爆發前后舊中國社會的狀況和變化。

訪問團團員可視為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的觀察、判斷與應對具體事件時的思想行動，都與戰時中國的政治語境尤其是中國革命所依賴的組織力量密不可分。他們一方面創造了戰時文化的新形態，另一方面則是被戰時文化與政治本身改造著。最鮮明的變化就是團員們的心態越來越樂觀豁達了，王禮錫對此感到很欣喜，“打油詩的風氣今天在車中象山歌一樣很活潑的展開了”，團員們彼此用一首首打油詩互相打趣，一路風塵卻能苦中作樂。“這幾天的同行，有一點使我喜悅，就是大家的勇敢，冒險性的豐富，這都是革命文藝青年的特性。如果這是一個病的話，也是有余病，不是不足病。恰好針對著中國這些年來的毛病。”“用理智來駕馭勇敢與冒險性才是今天我們必需的態度。”在晉南大地，十幾萬頭裹紅巾的農民組成紅槍會，他們最初篤信符咒可擋子彈，只為守護自家的麥田。當日寇背棄“互不侵犯”的謊言，這些“迷信”團體在血淚中覺醒，最終蛻變為傳遞情報、截擊給養的抗日力量。在寶雞的黃土窯洞里，逃難工人、本地農民、失業知識分子共同搖動紡車。一位劉姓工程師感嘆：“我覺得住在這里很愉快，我可以遇事出主意，我一生沒有過象現在一樣的覺得我是一個有用的人了”。王禮錫、王東垣(晉）師長、黃參謀長去接衛立煌將軍，“聽到飛機的聲音了。三匹馬還在很勻地踏著蹄走。大家有時望望天上，象望一支鳥樣的優閑。”樹蔭下，坐在石頭上歇腳，“一個干瘦的老太婆從土房子里面出來看飛機”，看見三個人坐在石頭上，忙著去搬椅子，即使椅子是破舊的，只有白開水款待，在死亡的威脅下老人仍然堅守盡地主之誼的禮節。百姓在面對日軍空襲時的態度，王東垣師長說“我們的老百姓都給他們訓練得有很高的防空常識了”。

這些場景如同精密的社會切片，拼合出全民抗戰的真相——它不僅是統帥部的戰略，更是百姓用生存智慧書寫的抗爭史詩。誠然，戰爭是殘酷的，對普通人來說正常的，有的可能還是平靜舒適的生活，一夕之間被迫轉入戰時生活，現實帶來諸多困難乃至生命的威脅，但無論軍民，不分男女老幼，勇敢地，積極地面對，從不畏懼，表現了不屈的信念，在每個人身上都閃耀著民族精神的光芒。王禮錫日記保存下的不僅僅是一段文字，一些人和事，也是中華兒女的抗戰經歷，揭示了中華民族能夠取得抗日戰爭完全勝利的根本原因，就是每個愛國、救國、報國的炎黃子孫都繼承了源于血脈的民族精神。

《筆征日記》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藏。圖源陳建功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珍品大系：手稿卷》。

一部詩性哲思的“個人思想史”

作為訪問團團長，王禮錫始終肩負著“筆游擊”的集體使命，將日記定位為“準備發表的戰地史料”，在洛陽街頭，他記錄空襲后的斷壁殘垣；在寶雞窯洞，他剖析工業合作社的游擊式生產；在晉南村落，他解碼紅槍會“畫符御敵”背后的保家邏輯。但在公共敘事之外，王禮錫從未停止私語表達，他的筆端不斷流淌出詩性哲思。

日記中的空間敘事尤具深意。褒城那座木牌樓兩面刻著：“此乃抗日英雄前進之大道”與“倭寇不掃蕩休入此門”，簡陋的木牌成為精神疆域的界碑；深達數十丈的窯洞工廠，以垂直縱深破解轟炸威脅，物理空間升華為抗戰意志的隱喻；8月12日最后一篇日記中寫道：“立秋好幾天了。山中雨后居然有點秋意。就是景物也象有點秋色。滿地的落槐，漫山遍野的紅透了的山棗，微顯得干老的蟬聲，織成中條山的初秋。在這樣的環境里面，中條山的十萬戰士是艱苦，可趣味也很濃郁的。這雄偉而美麗的游擊隊之家，對于我們從南方來的巡禮者，一草一木一片巖石，一個石頭，一條深溝，都是無上的誘惑。”一山一河，一草一木皆成戰士的精神鎧甲。

王禮錫對詩歌創作的主張及實踐，既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同時又為文化的繁榮豐富貢獻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他注重繼承中外詩歌遺產，強調從抗戰這一特定的時代以及抗戰中的中國這一特定的地域來繼承我國千百年的優秀民族詩歌遺產。他參觀杜甫草堂后，創作了“要憑時地繼風騷，千古杜陵風骨高。容向草堂立一誓，‘畢生不再負吟毫’。”詩后跋文:“杜陵之高，在能接受遺產，獨創新局。我屢欲擱筆不再作詩，今過草堂，殊覺自愧。我決不再作放棄詩歌崗位之想，同時更進于此時此地之詩，文言詩不再為我主要體裁，至多將偶一為之矣。假使杜甫在今日，亦必寫白話詩也。”紀念屈原時寫道：“新詩若能活用騷體，騷的遺產仍能成為一個極活潑的體裁的。”“對遺產的抄襲是無價值，而根據時與地去善因善創，是萬世不易的法則。”成都走訪轟炸區之后，他作詩一首，發揮新體詩的特點勾勒出戰爭帶來的災難，控訴日寇在中國的侵略暴行。有時會同題作兩首，舊體、新體各一，各展所長，各具特色。

最動人的莫過于那些即興打油詩與充滿生機的話語，寥寥數語，烽火中的苦中作樂，躍然紙上。王禮錫會用打油詩寫同行人的性格、趣事、游蹤、感想等來度過無聊的時間。“纖手削成紅蔗美，竹盤托出白桃香，輝英病后不聽話，背著張周搶一嘗。”記錄的是李輝英瘧疾剛好，搶了王禮錫買的桃要吃，被夫人張周制止。“夢嚼多情空是色，文人出力筆為兵。楊騷病胃卻勞胃，吃過玉米又花生。”楊騷愛吃零食的形象躍然紙上。旅途常常是艱且險，當星夜兼程赴廣元時，當時的心境在王禮錫筆下是這樣的：“十幾個人這樣的向著廣元走，就象四萬萬人向著抗日的最后勝利走一樣，廣元總要到的，最后勝利的一天總要來的。果然，曙光出現在天上時，廣元也就到了。路斷山深車不行，文團此夜試宵征。‘黑泥白水紫花路’，長影急蹤渡月明。”王禮錫的樂觀自信深深感染著訪問團每一位成員。

公共敘事加個人私語表達使日記成為抗戰文藝的活態樣本——既實踐著“文章入伍”的政治使命，又守護著知識分子的精神自由。作為目擊者、親歷者、參與者、見證人的王禮錫，以局中人視角記錄下在歷史現場中獲得的豐富且細膩的客觀性觀察和主觀性體驗，充滿人文生命的記憶，恰似反射社會的一面鏡子，既窺見豐富生動的細節，又呈現深層真實的事實。

王禮錫的筆雖然永遠停駐，但手稿中的抗戰仍在延續。今天，當我們凝視那泛黃脆弱的紙頁時，能感受到歷史的厚重與滄桑，視野一下被拉回到抗戰斗爭的背景下，老婦人在敵機轟鳴中執意搬出破椅待客的固執，訪問團成員搶食桃子的嬉笑，窯洞中紡機工作的嗡鳴……這些都在紙頁間重新搏動。這部歷經戰火洗禮，歲月打磨，煥發著文化之光的日記，昭示著抗戰長城并非一個抽象的神話，它由億萬普通人的日常堅韌壘砌而成。今天，在歷史暈染的字里行間，我們深刻感受到一個民族在存亡之際最真實的生命脈動。新時代的我們，應牢記歷史，不忘初心，砥礪前行，肩負起自己的使命與責任，書寫報國新華章。

作者簡介：

徐瑩，中國現代文學館征集編目部副研究館員，長期致力于文學檔案的管理與研究，文章見《中國檔案》、《中國檔案報》、《北京檔案》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