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創刊于1915年9月15日，因版權糾紛，第二卷起改題《新青年》。《新青年》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時（1917年2月），陳獨秀已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故第三卷起改在北京編輯，出版發行仍由上海群益書社負責。1920年春，陳獨秀因從事實際政治活動而南下，《新青年》隨其遷回上海，后又遷至廣州，1922年7月出滿九卷后休刊。1923年至1926年間出現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雜志。從政治史上看，后面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同樣很重要，但基于論述策略及寫作框架，我之談論《新青年》，基本上限于前九卷（1915—1922）。

1923年10月，胡適在其主編的《努力周報》第75期上發表《與高一涵等四位的信》，既是講述歷史，也在表達志向：“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何謂“代表”，如何“創造”，二者之間的同與異，胡適并未認真界定。而這四個清末民初偏于政論的綜合雜志——《時務報》（1896—1898）、《新民叢報》（1902—1907）、《民報》（1905—1910）、《甲寅》（1914—1927），創刊有先后、文章有長短、發行有斷續、影響力也有大小，為何胡適貶低立場激進的《民報》以及邏輯嚴密的《甲寅》呢？

我的推測是：在胡適心目中，“創造”的價值應在“代表”之上。稱得上“創造了”一個新時代的雜志，首先必須有明確的政治立場，這樣方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響時代思潮的走向；其次必須有廣泛且相對固定的讀者群；再則必須有較長的生存期與較好的連續性。依此三標準衡量，生氣淋漓但存世時間不長的《民報》、論證嚴密但立場偏于保守的《甲寅》，即便承認其“代表性”，還是算不上“創造了”一個新時代。

這個話題很有前瞻性，但胡適立說時，距離太近了，看不太清楚，有些高估了梁啟超創辦的《時務報》與《新民叢報》——這兩個雜志都很重要，但只能說是“代表了”一個時代。放寬視野，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不僅“代表”而且“創造了”一個新時代的，當屬陳獨秀主編、胡適等人共同參與的《新青年》。多年前，我在接受專訪時曾談及：“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份刊物能發揮這么大的作用，這樣的機會其實是千載難逢的。”

無論過去還是當下，如何在政治史、思想史、文學史、報刊史四者的互動中，談論作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理解其工作思路并詮釋其思想/文學價值，仍有待進一步開掘。我之研讀此“一代名刊”，并不斷與之展開深入對話，始于1982年入讀碩士研究生時。我的第一篇專業論文《論白話文運動》，引述了很多《新青年》上的言論，但那時目標明確，按圖索驥，為撰寫專題論文而閱讀。某種意義上，所有研究現代中國政治、思想、文學、文化的學者，都會關注此雜志。差別僅僅在于，到底是將其作為“資料庫”使用，還是當作一個“獨立媒體”來考察。我的特點在于從思想史及文學史的角度審視《新青年》，不僅關注其思想內容，而且考察其表達方式。“作為五四新文化‘經典文獻’的《新青年》，主要集中在前9卷。如今將一份存在時間長達8年、總共刊行9卷54號的‘雜志’，作為一個完整且獨立的‘文本’來閱讀、分析，首先吸引我們的是各種文體的自我定位及相互間的對話，以及這種對話所可能產生的效果。比起各專業刊物、報紙副刊的設置這樣言之鑿鑿的考辨，《新青年》中不同文體間的對話、碰撞與融合，顯得比較曲折與隱晦，需要更多的史識與洞見。”（參見《“關鍵時刻”的“一代名刊”——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談〈新青年〉雜志》，《北京大學校報》2021年4月15日）

我最早從整體上思考《新青年》的辦刊特點以及歷史貢獻，緣于上世紀90年代后期，那時的青年學者張寶明、王中江主編《回眸〈新青年〉》（含哲學思潮、語言文學、社會思想三卷，河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12月），邀我撰寫總序。利用出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空閑，我認真閱讀相關文獻，圓滿完成了任務。此序言也曾以《學問家與輿論家》（《讀書》1997年11期）、《回眸〈新青年〉》（《青年思想家》1997年第4/5期）為題，作為單篇文章發表。

兩年后，我在貴州教育出版社策劃/主編“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叢書”，叢書總序稱：“與書齋里的宏論不同，本叢書希望溝通專家學識與大眾趣味，借‘讀書’回顧先輩的足跡，豐富當代人的精神感受與歷史意識，故關鍵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斷與裁定。具體的工作策略是：將書籍本身的評介與‘接受史’的敘述融為一體，并摻入個人的閱讀體驗。假如撰寫導讀的專家們之生花妙筆能勾起大眾的閱讀興趣，使‘舊書’介入‘新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則功莫大焉。”最初計劃百種，因版權交涉困難（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毛主席語錄》《雷鋒日記》等無法獲得授權），以及高屋建瓴的長篇“導讀”撰寫很不容易，實際上只出版了15種。我負責的六種“舊書新讀”中，最成功的是《〈新青年〉文選》（陳平原選編，貴州教育出版社，2003/2014；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這里的“成功”，既體現在書籍發行量大，也落實為學界評價高。

我為《〈新青年〉文選》撰寫四萬多字的長篇導讀，題為《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分上下篇，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3期和2003年第1期。為什么兩期不連續，那是因為下篇沒能及時完成，幸虧編輯寬容，愿意再等一等。全文共七節，自認為最有價值的是第三節“以‘運動’的方式推進文學事業”、第四節“文體對話與思想草稿”、第五節“提倡學術與壟斷輿論”。此文算是我的用心之作，發表后反響很好，2006年獲第二屆王瑤學術獎優秀論文一等獎。日后又成為我的代表作之一《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初版、日后多次重刊）的第二章。該書2009年獲第五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且在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設立之前，便開始英譯（Touches of History： An Entry into ‘May Fourth’ China，translated by Michel Hockx，LEIDEN·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說實話，關于《新青年》雜志，此前此后我還有若干文章，或屬于拾遺補缺，或略為引申發揮，學術上從未超越此文的高度。

2015年6月19—21日，上海社聯《探索與爭鳴》編輯部發起并聯合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等，在上海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緣起是“為了紀念新文化運動在上海發軔100周年”。誰都明白，這里所說的“發軔”之作，乃1915年9月15日創刊的《新青年》。130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與會，發表許多精彩的論文，日后結集為上中下三冊的《現代化與化現代：新文化運動百年價值重估》（葉祝弟等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19）。此論文集包含九大專題，其中專題六“百年回眸《新青年》：重讀與反思”，收入陳思和等九文；但其他各專題，多少也都涉及此名刊。我為此次會議撰寫的《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初刊《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7期，日后成為此三卷本文集的總序。

2018年5月，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算是給“五四”百周年過虛歲生日，該書并非材料豐富、立論謹嚴的史著，而是單刀直入、帶有論戰性質的評論，目的是勾起讀者對“五四”的興致，進而閱讀、思考與論辯。在隨后北大為此書舉辦的學術座談會上，我做了《為何不斷與五四對話》的專題發言，連同其他九位師友的文章，刊《文藝爭鳴》2018年第9期，其中談及：一代代讀書人不斷地與五四對話，除了“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老掉牙的“民主與科學”口號，更包含身處危局如何安身立命的艱難選擇。不是所有危局都能轉化為生機，且最終發展成為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這里有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也有知識者能否挺身而出，抓住機遇，揮灑才情，書寫得意的篇章。有時是大勢不好，很難有所作為；有時則是當事人優柔寡斷，機會稍縱即逝。身處學院，自認飽學之士的，往往苦于想到了，但沒能做到。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的劍及履及，實在讓人羨慕。

因內外各種因緣，五年后推出《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增訂版時，改題《未完的五四：歷史現場和思想對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而且不按寫作順序，而是選擇此《為何不斷與五四對話》作為開篇。那是因為，此文最能體現我那些“壓在紙背的心情”。還是二十年前我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一書的“導言”中所說的：“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后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五四運動如此，《新青年》雜志也不例外。長期與之保持不間斷且日漸深入的對話，在我看來，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

今年是《新青年》創刊110周年，作為專業研究者，我不能不有所表示。第一步，略微檢索，看看學界到底做了哪些工作，有何值得重新發掘或進一步發揮的。我請學生初步檢索，再加核實歸并，得到以下資料（不列細目，網上傳播時再插入）：第一，影印與重刊《新青年》雜志共8種，此外還有電子書及微信讀書等，我推薦的是12冊的影印版《新青年》，人民出版社，1954/2009/2020年；上海書店，1988/2011/2014/2018年。此類重要史料，主要供專家使用，故我不覺得有“橫排簡體”的必要。第二，《新青年》雜志的選編/選輯共17種，我推薦的是張寶明、王中江主編的《回眸〈新青年〉》，以及陳平原選編的《〈新青年〉文選》，除了選文恰當、篇幅適中，還有就是序言/導言可讀。第三，《新青年》研究著作/資料集/論文集共36種（重印的合并統計），我推薦上海魯迅紀念館編《紀念〈新青年〉創刊1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張寶明主編《〈新青年〉與20世紀中國：紀念〈新青年〉創刊100周年高層論壇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另加上葉祝弟等主編《現代化與化現代：新文化運動百年價值重估》。理由是，關于《新青年》的研究，未見特別權威的著作，選三部百年紀念論文集，看中的不是論說精粹，而是展現了目前中國學界的基本思路以及眾聲喧嘩的局面。

另外，有四點說明：第一，僅僅檢索“新青年”，不包含密切相關的“新文化”或“五四運動”；第二，僅收錄中/日文著作；第三，未收錄數量龐大的期刊論文；第四，不包含未刊的學位論文（如李憲瑜《〈新青年〉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0）。如此檢索，只是為了便于統計，關于《新青年》的精辟論述，很可能蘊藏在任何一部談論新文化思潮、五四運動、現代中國思想/學術/文學的專著中。只是那樣的沙里淘金，必須靠每個研究者“獨具只眼”的發現與闡釋。

至于我本人，今年如何與《新青年》對話，除了這篇短文，9月15日將在河南大學發表專題演說，題為《為何以及如何與〈新青年〉對話》，選擇舊作《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作為底本，在介紹、引述、評說與發揮中，帶入此前此后的思考與著述，兼及當下的生存處境與學術氛圍，希望讓聽眾對此話題有整體性的了解。11月15日出席北京大學中文系與北大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合辦的“重談古今·中西·科玄——紀念《新青年》創刊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了主持會議開幕式，將發表《聲音與文字的對峙、繾綣及互補——關于〈新青年〉中的演說》，那既是單篇論文，也是在補充此前《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商務印書館，2023）的未盡事宜。

2025年8月24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