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書局1929年10月第4版

夜正凄涼，春雨一般的寒顫的幽靜的小風，正吹著婦人哭子的哀調，送過河來，又帶過河去。

黑色孵著一流徐緩的小溪，和水里影映著慘淡的晚云，與兩三微弱的燈光。星月都沉醉在雪后。

我毫不經意地踱過了震動欲折的板橋，黑，寒，與哀怨，包圍著我如外衣一樣。

……

我只能感覺這遠處吹來的夜哭聲，有多么悲惋，多么慘清。她內心思念牛乳樣甜而可愛的兒子有多么急切焦憂呢？這我可不能感覺了，我不能感覺，因為黑，寒，與哀怨，包圍著我如外衣一樣……

翻開一本薄薄的小書，頭一頁就有這樣一段凄清哀婉的文字映入我的眼簾。這本書名叫《夜哭》，上面這段文字就是開卷第一篇，題目也是《夜哭》。書的封面沒印作者署名，翻開扉頁才看到一個令我驚詫的名字：焦菊隱。

日本內山書店偶遇《夜哭》

焦菊隱不是那個大名鼎鼎的話劇導演嗎？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好多經典劇目，如《龍須溝》《茶館》《關漢卿》《蔡文姬》《膽劍篇》《武則天》等，皆由他執導。他的名字怎么會出現在這本薄薄的散文詩集《夜哭》上面呢？腦子里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這可能是個重名的作者。無論如何，我都無法把開宗立派的話劇導演焦菊隱，與眼前這本滿是“小資情調”的散文詩集聯系起來。然而，當我站立在書店的展柜邊上，細細讀完書中的三篇序言——一篇出自新月派詩人、翻譯家于賡虞先生，另外兩篇是作者本人所寫——我便明晰地做出了判斷：此焦就是彼焦。只不過，寫下這本《夜哭》的，是年輕詩人焦菊隱。至于他變身為一個了不起的大導演，那已是幾十年后的事情了。

與這本散文詩集偶遇于日本東京神田町的內山書店，時間是2019年6月30日。那天下著微雨，神田町書店街上人不多。我以前來神田町時，也曾造訪這家書店，卻與這里特設的“舊書部”失之交臂，原因是店家把“舊書部”安排在書店隔壁的一條小巷里，還要上到二樓才能找到。而我在匆忙間，忽略了一個指路的標識。這間“舊書部”匯集著大量的中文書籍，尤以民國時期的新文學作品為其特色。這大抵與魯迅先生和內山完造先生的友情有著直接關系。畢竟，很多中國讀書人都是先從魯迅先生的文章中，得知當年開在上海的內山書店之名的。此番再訪神田町，我是有備而來，早就做好攻略，必須要到內山書店總部來淘寶。

與魯迅散文詩“雙峰并峙”

我手上的這本《夜哭》，標明是北新書局1929年10月第四版，初版于1926年7月。也就是說，這本小書在三年間就加印了三版，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我發現書中相當一部分作品都寫于1924年，焦菊隱出生于1905年，這表明他寫這些文字時才19歲，正是青春躁動之時。該書出版時，他也不過21歲。難怪當時已經成名的沈從文在評論此書時說：“凡屬于一個年輕的心所能感到的，凡屬于一個年輕人的口所不能說出的，焦先生是比一般人皆為小心的把那些文字攫到，而又謹慎又天真的安置到詩歌中的。”

現代文學史家陳子善先生曾留意到，魯迅先生的《野草》一向被視為中國的第一部散文詩集，是在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初版的。而焦菊隱的這本《夜哭》，假若也被定義為散文詩集的話，那就比魯迅的《野草》早出版一年多。據此，有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就把《夜哭》列為第一部了。不過，散文詩的首創者，依舊歸于魯迅，因為早在1919年8月至9月，魯迅就以筆名“神飛”在北京《國民公報》上發表總題《自言自語》的八篇散文詩。由此可以確認，魯迅先生自然是位居中國散文詩的“鼻祖”，而焦菊隱的這本小書則位列散文詩集的首座——如此“雙峰并峙”，這一冊薄薄的小書，具有了改寫現代新文學史的分量。

書前有于賡虞先生的序言，他對《夜哭》的評價是中肯的，他說：“一個作家最大的成功，是能在他的作品中顯露出‘自我’來。菊隱在這卷詩里，曾透出他溫柔的情懷中所潛伏的沉毅的生力，曾閃耀出‘將來’的光輝，這是我們從哭聲中所得的安慰。這卷詩中情思的纏綿與委婉，沉著與銳利，固已滿足了我們最近的欲望；但用這種文體寫詩，而且寫得如此美麗深刻的，據我所知，在中華的詩園中，這是第一次的大收獲。”從這段文字我們知道，即便在此書剛剛問世時，它“第一”的地位便得到了同道的認可。

鮮明而深刻的“青春印記”

不過，在焦菊隱為《夜哭》再版和四版所寫的兩篇自敘中，他似乎已對自己作品中所顯露出的那個“自我”，感到了不足乃至不滿。在《再版自敘》中，他寫道：“我的以往，是整天地呻吟著，我受著微小的壓迫，已經不去反抗，終日呻吟，足見我的生命之膚淺與渺小；結果，我還是處在沉重壓迫之下，而未稍有成績。”在《四版自敘》中，他寫得更加直白，他說：“這一集的詩，不能代表我整個的思想，只能代表我情感之極暫時的搖動。我不作革命的詩，因為那不能表現大眾的人生。要看大眾的人生，還須跑到社會去。”

這篇文字寫于1929年7月1日，是在北平二中寫的。我無法揣測焦菊隱是否就在那一刻，決定要“改弦更張”，棄文從藝。但至少可以從這些文字中，看出他對彼時自己的不滿足，更可看出他未來的人生走向——他不愿意空喊革命口號，他要表現大眾的人生；而要看大眾的人生“還須跑到社會去”。后來的事實證明，他最終選擇的表現大眾人生的途徑，就是話劇——看看他的《上海屋檐下》，看看他的《龍須溝》，看看他的《茶館》……他用自己的才華和智慧，把如此鮮活的大眾生活一一搬上了舞臺，讓下層民眾的聲音在藝術殿堂上回響，而他的“自我”的呻吟，卻很少在他的藝術作品中流露了。

于是，《夜哭》成為焦菊隱一個鮮明而深刻的“青春印記”，長留在中國現代新文學的藝術長廊中。歲月煙塵，將其遮蔽了近百年，現在該是重新將其擦拭出來，讓今天的人們——準確地說是讓今天的焦菊隱的幾代觀眾們——重新感受到一位偉大導演的青春心路和小書的文學魅力了。

焦菊隱是我的天津老鄉，而這本散文詩集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注明是寫于天津。前輩鄉賢的故紙，流落到異國他鄉，如今又與我偶然相遇，這當中隱含著多少曲折幻合，恐怕誰都說不清了。這，不就是書緣嗎？焉能不珍惜？巧的是，就在《夜哭》的旁邊，還擺放著一本焦菊隱翻譯的契訶夫名劇《三姊妹》，由香港中流出版社于1957年印行。一本散文詩集和一本戲劇譯著適成“焦氏雙璧”，我與這位鄉賢的書緣何其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