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初的湖南大學圖書館外景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聲打破了北平的寧靜，中華民族全面抗戰拉開序幕。硝煙之下，不僅有千萬民眾被迫流離，還有一批特殊的“遷徙者”——故宮博物院珍藏的百萬件文物，也開始了一場歷時十余年、行程上萬里的文明守護之旅。這批承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瑰寶，在烽火中南渡北歸，成就了世界文物遷徙史上的奇跡。湖南大學圖書館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故宮文物的南遷與西遷

1931年9月18日，日軍開始占領中國東北，華北告急。1932年9月，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將重要文物南遷并獲批。首批文物于1933年2月5日啟運，至5月15日止，共5批南遷文物達13427箱又64包。此后，古物陳列所、頤和園等單位文物6066箱亦并入南遷序列，總計19493箱又64包，初存于上海租界倉庫。南遷期間發生“易培基盜寶”冤案，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辭職，由馬衡接任。此后4年間，南遷文物經歷了三件大事：一是建立南京朝天宮保存庫。該工程于1934年5月開始籌劃，1936年3月動工，同年9月竣工。12月，存滬文物分5批轉遷至南京新庫。二是全面清點北平、上海兩地文物。自1934年1月起，對南遷文物進行詳細登記，包括品名、尺寸、重量、完殘等信息，并重編箱號，鈐蓋點驗章，最終形成《存滬文物點收清冊》，為南遷文物留下系統檔案。北平本院文物點查于1935年7月至1936年10月間完成。三是遴選文物參加1935年至1936年在倫敦舉行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故宮選出735件精品，連同其他機構藏品共1022件參展，吸引觀眾逾42萬人次，成功向世界展現中國古代藝術成就。

“七七事變”與“八一三事變”的接連爆發，使剛存于南京的故宮南遷文物奉令緊急西遷。西遷分三路進行。南路首批80箱文物，于1937年8月14日啟運，存藏湖南大學圖書館。因戰局惡化，1938年1月分批轉往貴陽，次年1月再遷貴州安順華嚴洞，并設立辦事處，由莊尚嚴主持。1944年又遷往四川巴縣飛仙巖。中路文物共9331箱，自1937年11月起分兩批由南京出發，經漢口、宜昌，于1938年5月全部運抵重慶。后因重慶氣候潮濕，1939年疏散至樂山安谷鄉，存放于一寺六祠，并設辦事處于宋祠，由歐陽道達負責，存貯近8年。北路7287箱文物于1937年11月19日由鐵路運抵寶雞，次年4月抵漢中，分存文廟與宗營鎮倉庫。1939年2月因漢中遭轟炸，再遷成都，后轉存峨眉，成立辦事處，由那志良擔任主任。

湖南大學圖書館的使命

故宮博物院理事會1937年8月12日討論了首批80箱文物的西遷問題，決議“準遷往湖南大學保存”。湖南大學圖書館之所以被選為文物存放地，是基于兩方面考慮的。首先，圖書館于1933年建成，是當時中南地區最大的現代建筑之一。其不僅采用鋼筋混凝土結構，且具有地下室，堅固耐用，具備一定的防爆、防潮功能。其次，圖書館位于岳麓山腹地，地理位置相對隱蔽，不易成為日軍空襲的目標。最重要的是，湖南大學作為湖湘文化的重鎮，有一批具有文化擔當意識的學者，如時任校長皮宗石、圖書館館長任凱南和主任錢亞新等，他們都積極支持為保護國寶提供場所。

據那志良《我與故宮五十年》記載，1937年8月14日，故宮文物中的精華（以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文物為主）裝進80只鐵皮箱，由南京運往長沙。由那志良、莊尚嚴、曾湛瑤3人負責押運。曾濟時先到達長沙，與湖南方面協商，選定湖南大學圖書館作為故宮文物貯存地點。80箱文物從南京船運至漢口，在漢口轉換火車，運抵長沙火車北站。文物卸車后用汽車運到湘江邊，裝船渡江，再用汽車運到湖南大學圖書館。在轉運過程中，故宮博物院4位工作人員分了工，曾湛瑤在火車站裝車，那志良在船碼頭接車，曾濟時在湘江對岸溁灣鎮接船，莊尚嚴在湖南大學圖書館接收。經過一整天的轉運，80箱珍貴的故宮文物安全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地下室。這一過程，可從時任長沙火車北站員工陳嵩岳、孫岫山等人的回憶錄中得到佐證：“國寶在南京裝船運到漢口，轉火車運到長沙火車北站，該站職工得知車內裝的是國家重要文物，即馬不停蹄地將文物車調送到新河專用線搶卸，并與湘江新河碼頭聯系，派船把文物轉載。”

在曾濟時的協調下，湖南大學提早騰出圖書館的地下室，并進行了必要的防潮處理，準備了專用的木架，以便妥善安置這些無價之寶。為了保密，湖南大學采用了內緊外松的策略，除幾個關鍵人物外，絕大部分師生不知道圖書館保管了西遷故宮文物近5個月之久。同時，駐守湖南大學的莊尚嚴、曾濟時等也在考慮更穩妥的保管地點。據故宮博物院歐陽道達記載：“存湘期間，慮及空襲，曾依岳麓山勢設計掘鑿石窟，……石室工事，如限完成（限期十二月十日）。”事實上，1937年11月，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曾到長沙視察文物貯存情況，并決定在湖南大學圖書館附近的岳麓山邊開鑿山洞以利文物保存。

戰火中的文物再轉移

1937年11月24日，日軍4架飛機第1次轟炸長沙。轟炸的目的地是火車北站，這可能與故宮文物有關，日軍誤認為故宮文物保存在火車北站。據長沙老火車北站退休職工陳嵩岳回憶：“日寇飛機沒有炸到國寶，卻炸毀了長沙火車北站家屬區住房100余棟，死傷鐵路職工居民300余人！”當時長沙的報紙曾作了這樣的報道描述：“從東瓜山、小吳門火車站及經武門、興漢門一帶，所有的商店及住房被炸得無一完整，那墻傾屋塌，殘肢斷體，死尸累累，那傷者的呻吟，死者親人哀哭構成了一幅悲慘血淚的情景……”此時，故宮的80箱文物在湖南大學圖書館存放已逾3個月。因此，故宮博物院決定，存放在湖南大學的故宮文物緊急轉運貴陽。由于當時征調運輸車輛已經極其困難，最后是向湖南公路局借了10輛汽車，才解決了文物運輸問題。在負責運輸的車輛中，9輛是由南京疏散出來的公共汽車（歐陽道達說是江南汽車公司的車），1輛是郵政局的卡車。文物共分兩批轉運，第一批36箱裝4輛車在1938年1月12日離開長沙，輾轉19天，于1月31日抵達貴陽；第二批44箱裝6輛車于1月24日動身，途中顛簸16天，2月10日到達貴陽。兩批文物運抵后，由滇黔綏靖公署安排，暫存于城北官邸毛公館。

故宮文物轉移2個月后，1938年4月10日下午2時，日軍27架飛機再次轟炸長沙，這次主要目標是湖南大學。日軍飛機共投燃燒彈50余枚，爆炸彈40余枚，同時機槍掃射，湖南大學師生3人遇難，100余人受傷。根據湖南大學工務組1938年繪制的《湖大被炸詳圖》上的標記，湖南大學圖書館中了1枚重磅炸彈和7枚燃燒彈，1933年新建成的圖書館連同54091冊圖書（包括中文平裝書2959冊，線裝書47044冊，外文圖書4088冊），也悉付一炬。湖南大學原校長曹典球在圖書館被炸后憤然賦詩：“吾華清胄四千載，禮義涵濡迄無改；詩書雖毀心尚存，人人敵愾今何待；嗟余衰老聞惡聲，枕戈待旦思群英；誓撲此獠度東海，再集鉛松起百城。”時任湖南大學圖書館主任的錢亞新也曾憤然疾書：“日本強盜……不僅要焚毀我們的建筑物及庋藏的典籍，實在要想消滅我國及世界的文化！”值得慶幸的是，原存于地下室的故宮文物已安全轉移。

湖南大學圖書館守護故宮文物的時間雖短且史筆寥寥，卻意義深遠。它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危難時的文化自覺與擔當，與西南聯大南遷等共同構成了抗戰時期文化堅守的壯麗圖景。這種守護不僅是對物質文化的保存，更是對民族精神血脈的延續。數十年過去，親歷者多已逝去，但精神長存。今日漫步在修復一新的湖南大學圖書館，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仍叩擊心靈。故宮文物與湖南大學圖書館的短暫交匯，是中華民族文化韌性的生動見證。它昭示我們：文明火種必須守護，文化傳承不可中斷。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湖南大學圖書館依然履行著知識守護與傳播的使命。這里不僅珍藏典籍，更保存著一段值得永遠銘記的歷史。

（作者系湖南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