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數字時代仙俠敘事的文化想象與追求”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此次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峰戰略”網絡文學與大眾傳媒新興和交叉學科、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網絡文學研究室主辦，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雜志社提供學術支持。學界與業界相關代表參加會議，圍繞仙俠敘事的文化內涵、學術價值及產業實踐展開深入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張重崗表示，仙俠文化是中國文學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網絡文學、短視頻和人工智能等的迅猛發展，仙俠文化再度迎來創作與接受的高峰。一大批仙俠文學作品在繼承傳統世界觀與美學風格的基礎上，融入了現代價值觀、敘事手法與技術媒介的特征，構建出既承接古典意蘊、又充滿當代精神訴求的仙俠世界。在此背景下，我們有必要立足跨學科視野，對仙俠文化進行系統性審視。本次研討會致力于推動當前新大眾文藝中仙俠文化的多學科交叉研究，將仙俠文化置于數字文明語境中重新考察，希望能夠梳理仙俠文化當代轉型的典型案例與理論范式，探討其在文化傳承、價值傳遞和產業創新中所承擔的功能，為仙俠文化與當代文藝深度交融、實現建構性大眾文化發展路徑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與實踐參考。

一、傳統與轉化：仙俠敘事的文化脈絡與現代轉譯

文藝創作與文化傳承需適配當代語境，仙俠文化的發展始終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關聯，研究仙俠敘事的演變，既需追溯其中傳統文化的脈絡，也需解析傳統文化符號在數字時代的創造性轉化，通過現代詮釋尋找適配的數字語境。

學者們從歷史、文學、哲學的視角切入，追溯仙俠文化的思想源頭。倪湛舸（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厘清了玄幻、修真、仙俠的區別，強調玄幻是和科幻、奇幻并列的獨立類型，其中的底層邏輯是中國“關聯與輪回”的宇宙觀。玄幻小說用這種傳統嘗試構建并完善著理想世界，體現了傳統與當代的聯結。宋學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從歷史學視角切入，聚焦“全真道與元明清文化消費”，追溯仙俠文化源流，指出全真道影響了當時地方制度、神仙道化科雜劇及仙傳小說創作，以道教“貴生”思想與仙俠“我命由我”理念的關聯，印證仙道文化貫通古今的連續性，為仙俠敘事的傳統根脈提供歷史支撐。任會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提出甲骨文占卜雖未直接體現修仙思想，但在人神溝通、神靈體系認知等方面，為后世道教修仙思想提供雛形與土壤，是天人合一理念的早期實踐源頭。楊新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則從莊子“心齋”“坐忘”等理念出發，分析網絡仙俠小說對傳統“修心”內核的當代轉譯。楊熹（首都師范大學）梳理了仙俠小說從古典劍俠到現代網文的發展脈絡，指出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是承前啟后的關鍵，而《劍來》等作品則重新賦予其精神象征，標志著仙俠類型在吸收傳統文化基礎上進一步演進成熟。

文化符號與神話是仙俠敘事的重要素材。王敏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追溯 “博山”這一文化符號的演變，從漢代博山爐，到適用于建筑、碑刻、佛道造像的裝飾，再到后世仙俠敘事中出現的仙山意象，“博山”的演變呈現著傳統符號的重構。毛巧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指出當下神話已成為動漫、游戲、網絡文學的核心創編資源，但在相應創編中仍需警惕文化誤讀等問題。王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則梳理了關公信仰從漢地武神到藏傳佛教護法的轉化過程，揭示傳統信仰符號在跨文化語境中的適配與重構。章含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探討了“臥游”這一古典美學概念在數字時代更能激發審美想象、提供沉浸式體驗。劉月悅（廈門大學）挖掘仙俠劇與中國戲曲的關聯，展現出古典藝術的當代傳承。

二、數字與創新：技術賦能下的仙俠敘事新形態

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文本的傳播載體，更重塑著敘事的形態與類型的邊界，技術變革也為仙俠敘事帶來了全新的表達空間。

在數碼技術與影像敘事的融合方面，姜宇輝（華東師范大學）以《哪吒2》為切入點，圍繞數字動畫與傳統美學展開思考，他對比鮑德里亞“數字擬象即死亡”與德勒茲“數字即生命潛能”的理論分歧，指出數字動畫通過“水墨粒子”“動態留白”等技術，契合中國“氣韻生動”的美學節奏。同時，他認為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吶喊是道教生命戰爭精神的體現，展現著道教“貴生抗害”的內核，為數字動畫與美學的融合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鄭熙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則以《雄獅少年2》為例，分析武俠電影在新世紀和數碼時代的變形和重構。張小迪（北京電影學院）梳理了西部片、嬉皮士文化對華語仙俠類型興起的影響，以及數字技術如何讓這種跨文化融合在當代仙俠影視中落地。

在網絡媒介與敘事類型的突破上，譚天（中國藝術研究院）從賽博修仙題材切入，剖析了網絡文學中身體想象的演變邏輯。高寒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以“撿手機文學”為對象，分析其如何重構敘事的呈現方式，體現網絡媒介對敘事載體的革新。范軼倫（南京大學）探討了網絡小說《詭秘地海》如何代表“后穿越時代”的轉型，作品的內核在于嚴肅處理了“穿越者如何歸鄉”這一命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穿越文追求個人完滿或改變歷史的套路，為穿越敘事注入了深刻的哲學意蘊。張學謙（蘇州大學）指出“爽”并非源于讀者對角色的代入，而是基于讀者與角色間明確的“他者”距離。在敘事邊界與敘事方式的拓展上，李苒（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以國產游戲為對象，探討游戲交互設計如何讓“表里世界”形成獨特的游戲體驗，拓展敘事場景邊界。武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剖析了當代仙俠劇的敘事困境，他指出同質化的根源雖然在于“邪不勝正”的主題，但癥結在于敘事技法的單一，強調創作者應在類型框架內對敘事邏輯與節奏進行重構與把控。

三、現實與觀照：仙俠敘事中的倫理、性別與權力反思

網絡仙俠小說雖構建于奇幻語境，但其中的敘事內核始終映射著現實社會，成為當代人表達價值訴求、反思社會問題的重要載體。在展示倫理建構與日常生活批判方面，陳琰嬌（南開大學）提出將修仙世界視為觀察生活的實驗室，以此揭示文本如何折射、介入當代青年的生存與倫理困境。項蕾（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探討“俠”在數字時代的轉型，指出當“武俠”的想象力難以突破社會規訓時，“修仙”體系便成為了青年新的逃逸路徑。王昕（北京師范大學）以《凡人修仙傳》的動漫改編為切入點，揭示凡人逆襲的底層邏輯，修仙世界為當代青年提供了一個允許以“陌生人”與“觀光客”身份進行疏離觀察的想象空間。施暢（北京大學）認為“凡人流”修仙構建的是具有高度個人主義的生存倫理，是當代青年焦慮的寫照。孫金琛（天津師范大學）解構俠義倫理，折射出現實社會的多元價值與生存困境。

仙俠小說中“女頻”與“男頻”的分野遠不止是閱讀市場的簡單劃分，兩者在核心訴求、權力邏輯和終極關懷上呈現著差異，共同構成當代人精神動態的文化圖景。王玉玊（中國藝術研究院）聚焦女性向修仙文中的愛情敘事，探討如何挑戰傳統性別角色，并反映女性情感和權力訴求。薛靜（清華大學）進一步討論女性向仙俠小說的演變，展現女性在文學領域對現實性別權力結構的想象性突圍。姚云帆（上海師范大學）從生命政治視角剖析男頻修仙文，揭示現實資源的競爭與權力結構之間的博弈。

在社會現實與文化癥候方面，單繼剛（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探討了仙俠敘事中隱含的意識形態，指出古典作品雖展現反叛卻最終回歸秩序，而現代作品則徹底反抗秩序，體現著從“人的依賴性”到“人的獨立性”的現代轉型，創作者還需從傳統資源中提煉自由、公正等現代價值，應以包容調和善惡，實現傳統思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創造性融合。陳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指出這代年輕人在用“發瘋文學”抵抗現實壓力，通過混亂的敘事形式映射著當代人的精神狀態。李瑋（南京師范大學）通過分析修仙小說的演變，揭示了當代年輕人的心態變化，修仙小說成為了年輕人應對現實困境的文化表達方式。楊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認為當代仙俠小說已成為映照現實職場的一面鏡子，修仙體系中的門派斗爭、資源爭奪是公司職場的映射。高翔（西北大學）提出網絡文學“科玄合流”的觀點，一方面玄幻小說用量子力學、數字技術等現代科學解釋著修仙體系，另一方面又通過玄幻敘事來反思科技對人性的異化，展現著現代人對技術時代精神的文化實踐。

結語

數字技術的發展為仙俠敘事帶來了多重新變，傳統符號通過數碼技術重構、敘事類型依托網絡媒介創新、現實議題借助奇幻語境進行再表達，但仙俠敘事的核心始終未變，它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載體，也是當代人精神需求的表達窗口。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技術是存在之真理的顯現”，它不僅是工具的使用，更是揭示存在的方式，數字技術為仙俠敘事提供的不僅是工具，更是搭建傳統與現代、現實與理想對話的平臺。本次“數字時代仙俠敘事的文化想象與追求”學術研討會，通過多學科、多維度的深入探討，系統勾勒了仙俠文化在數字浪潮下的傳承脈絡與創新圖景。

縱觀會議研討，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條交織的主線：其一，是深厚的傳統根脈。從“氣”論宇宙觀、佛道思想，到神話傳說、古典美學，仙俠文化的生命力源于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展現了古今對話的驚人活力。其二，是強勁的技術驅動力。數字動畫、網絡媒介與游戲設計不僅重塑了仙俠世界的呈現方式，更深刻地參與了其世界建構與意義生產，體現著技術的革命性影響。其三，是真切的現實觀照。仙俠敘事并非虛無的幻夢，而是當代青年價值觀、人生觀的投射，是他們用以理解、批判乃至超越現實的文化實踐。然而，機遇總與挑戰并存。如何在技術賦能中避免文化內核的稀釋與誤讀，如何在類型化創作中突破敘事同質化的窠臼，如何在市場邏輯下保持批判的銳度與精神的獨立，仍是仙俠文化乃至整個新大眾文藝在未來發展中必須直面的重要課題。

展望未來，新大眾文藝的健康發展，有賴于創作者與研究者共同堅守文化自信與人文關懷。一方面，需要繼續深耕傳統，從豐厚的古典資源中汲取養分，實現更深層次的現代轉譯；另一方面，亦需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在技術與藝術的融合中探索新的美學境界。最終，仙俠敘事的更高追求，應在于構建既能承載民族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又能回應人類共通情感與終極關懷的“新神話”體系，為數字文明時代的精神生活提供獨特的中國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