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當代鄉土小說史坐標中，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是其獨特的文體風格。這一風格在《一日三秋》中得到發展，集中體現了河南地方的“內在精神”，與“鄉土中國”書寫構成一種孿生關系。一方面，“鄉土中國”是冷幽默敘事的重要素材來源，是生成冷幽默敘事的根基和土壤；另一方面，冷幽默敘事是反映和表達鄉土神秘文化、鄉土生活常態和鄉土文化變遷的重要手段。兩者相互依存，彼此共融，為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典型樣本。

關鍵詞：冷幽默敘事 “鄉土中國”書寫 《一日三秋》 中國精神

進入當代以來，“中國鄉土”或者“鄉土中國”仍是中國作家深切關注的書寫對象。陳曉明認為：“1949年以后，中國文學的主流敘事是鄉村敘事，描寫農村的文學作品構成了現實主義文學的主流。”1新時期以來，鄉土小說不斷吸納現代主義元素，在對原生態生活、本真人生、中國經驗的書寫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體現了鄉土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綿延不絕的活力。作為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家，劉震云一直置身于新時期以來的鄉土小說流變之中，繼承并拓展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以“鄉土中國”的日常書寫顯影中國人生存的根柢。正如洪子誠所說：“劉震云對瑣屑生活的講述，有對‘哲理深度’更明顯的追求。”2在《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一句頂一萬句》等作品中，劉震云都在找尋和把握中國人的活法與想法，以揭示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原型與存在方式。長篇小說《一日三秋》是“尋找”主題的延續，如書名所示，劉震云所尋找的正是中國人的“一日三秋”，是人和人關系的實質，是人和地域關系的實質，是人和生活關系的實質。

《一日三秋》是劉震云根據六叔的畫作改編而成，作者主要引用民間“花二娘”的傳說，以想象的故事描述“我”記憶中的六叔生前所作的畫，探討延津人幽默的本質。作品充滿冷幽默的色彩、世俗生活的哲學以及打破日常生活壁壘的想象力。阿塔多、塞爾瓦托認為：“幽默源于兩個或兩個以上不一致、不適合、不協調的元素，往往產生會心的笑。”3這是西方人對幽默生成機制的一種典型認知，認為幽默產生于不和諧的因素。波特說：“借助于微笑以達到超脫，這就是人們所謂的英國式反應的東西。”4他認為真正的幽默必須具備豐富而深刻的精神基礎，而不是各種東西的強硬組合。細讀文本可知，劉震云的幽默既符合阿塔多等所發現的生成原理，又不乏波特所說的精神基礎與超脫功效。《一日三秋》所呈現的幽默，并不是無意義的笑話堆砌和疊加，其中的每一則笑話都具有其特殊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這種“冷幽默”是一種苦幽默，是讓人笑中含淚的幽默。他自述：“這是本笑書，也是本哭書，歸根結底，是本血書。”5的確如此小說給讀者的審美感受是歡笑中包含著淚水、苦澀，甚至是悲憤，其中包含著許多不和諧的因素。他的 “冷幽默”并不是西方戲劇中常見的諷刺，6而在于產生“冷”的表達效果，讓人發愣、錯愕、不解、深思、頓悟、大笑乃至回味無窮，同時又具有驚人的藝術感染力，讓人讀后脊背發涼。

在《一日三秋》中，冷幽默敘事與“鄉土中國”書寫構成一種孿生關系，兩者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一方面，“鄉土中國”是劉震云冷幽默敘事的重要素材來源，構成其冷幽默敘事的根基。另一方面，劉震云式的冷幽默敘事是反映和表達“鄉土中國”的重要手段，使貼切、地道地“講好中國故事”成為可能。

一、冷幽默敘事與鄉土神秘文化

費孝通曾對“鄉土中國”做過經典解釋：“這里指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7由此奠定了學界對這一概念的基本認知。費正清認為：“中國的國家和文化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8張沛在此觀點上進一步指出：“‘中國’具有雙重指向。首先，中國是一個地理概念，意謂中國之地；其次，中國也是一個人文概念，意謂中國之道。”9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鄉土中國”一詞的內涵是相當豐富的，它包含著地域和文化兩個層面的內容，既指“中國之鄉土”，又指“鄉土之中國”。所謂“鄉土中國”書寫，就是指“在20世紀以來的國家民族形象重塑視域下，文學對中國鄉土社會現實態、文化態等層面的觀照、想象和書寫”10。在《一日三秋》中，劉震云作為中國鄉土社會的親歷者，在鄉土中國的浸染下，充分吸收來自鄉土社會的記憶與經驗，以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冷幽默的筆法和后現代的色彩對鄉土生活、鄉土文化等進行書寫，并以嶄新的歷史觀念重構基層鄉土社會。

作為故鄉，延津縣城是劉震云小說中常見的一個地理符號。延津地處中原，深受中華傳統文明的熏陶，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因此，他常在小說中著重表現延津的民間文化和人文風俗，“延津”這一地理要素作為故事發生地的同時，承載著這個典型鄉土社會深刻的精神印記和文化思考，成為中國鄉土文化和鄉土文明的縮影。《一日三秋》以民間文化傳說為支點，并植根于鄉土生活的土壤，融魔幻與寫實為一體，傳遞了中國神怪傳奇的韻味，具有十足的中國味道。作者以一種超現實主義的筆法對“鄉土中國”進行摹寫，以冷幽默敘事策略對民間傳說與神鬼世界進行魔幻書寫，深入挖掘鄉土文化中的神秘文化。小說看似只是描寫鄉土人物的日常生活，但是卻虛實相生、亦真亦幻，將戲曲、傳說、夢境、算命等聯結和串通起來，帶有濃郁的寓言色彩，同時又不乏幽默感。

一方面，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有力地構建了一個立體化的鄉土神秘世界。小說借助魔幻敘事的力量將人、鬼、神三界生靈齊聚于此，敘述了一系列讓人發笑的情節和故事，塑造了一大批富有特色的神鬼形象。這些超自然因素的存在展示出神秘主義的氣息，顯示出鄉村人民的精神信仰和精神面貌。與此同時，作者賦予了各界生靈獨具特色的性格特征，這些性格特征成為其制造幽默事件的觸發動力，使得小說中的神秘世界生動有趣，離奇荒謬。小說不僅書寫了山神奶奶等神靈和鐘馗、閻羅、櫻桃鬼魂等冥界鬼怪，而且書寫了天師老董、道姑婆等通靈之人，還書寫了牛、猴、狗、黃鼠狼這些動物。這些生靈均是神秘主義的代名詞，是打開神秘世界的一把鑰匙，而天師老董和道姑婆則是小說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在他（原始人）關于自然與生命的概念中……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種基本的不可磨滅的生命一體化溝通了多種多樣形形色色的個別生命形式。”11天師老董和道姑婆是溝通人鬼世界的重要橋梁，“摸骨”“傳話”“直播”“收魂”等特異功能正是作者建構神秘世界的一重表現。此外，鬼魂自帶的“托夢”“附體”功能也顯示出作者對于神秘世界的精心建構。作者對于神秘世界的建構是充滿冷幽默的，無論是鬼、神、動物，還是通靈之人，反思過后他們都有其可笑之處，借此將虛與實、真與幻融合交織起來，為小說增添了神秘色彩和冷幽默感。

另一方面，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是對鄉土神秘文化的一種二次創作。不同于以往鄉土作家的嚴肅書寫，他以一種戲謔、幽默的姿態對傳統的民間傳說進行解構和重新建構，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審視鄉土大地上的古老傳說，試圖消解日常生活的枯燥乏味和現實世界的苦寂無聊，撫平人類在面對生老病死和災難時的心靈創傷，調和生活的苦與樂。米爾希·埃利亞德認為：“‘神秘’是未被人的思維認識過……通常認為包括有對神秘不可知本質的諸多力量的認識與利用。”12他把神秘歸為不可知的神秘文化，而神秘文化多指向民間文化。小說架構在六叔的畫作之上，并搭建起多重空間，最主要的空間便是仙女“花二娘”在延津人夢中尋找笑話的民間傳說。作者用冷幽默的敘事筆法把“花二娘”的故事講述得活靈活現，反復刻畫這一民間傳說的種種細節，并將其穿插到小說的各個角落，促成“花二娘”與各個人物的相遇，制造出一系列具有冷幽默效果的矛盾沖突。事實上，小說中的“花二娘”本身是一個身世不幸的女孩，由于戰亂被迫與自己的情人分開，在對方生死未卜的情況下進行千余年的等待，可是“花二郎”卻因為在延津吃魚時聽冷笑話被魚刺卡死。這本是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作者卻掩蓋其悲痛的實質，以笑話的方式將其嵌入人物的夢中，編織出一個個奇異幽默的故事。小說中的民間傳說更像是一個屏障，在其保護下，人物暴斃、病亡的悲慟得以緩釋，生活不幸的辛酸獲得撫慰，嚴肅無趣的生活得以活潑輕松。“民間文化是民間的信仰倫理、認知邏輯、穩態的歷史傳統等等深層次的、無形的心理和精神內容。”13以這種笑中含淚的方式，作者展示了中國鄉土大地上的民間傳說，并表現出鄉間人民對于神秘文化的態度，反映了鄉村人民應對生活苦難的智慧和聰穎，凸顯出鄉村人民深層次的精神內容。

此外，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凸顯出人類對古老神秘文化的追尋與探索，體現出“東方神秘主義”的風采。鄉土作家與土地聯系最為緊密，所接觸到的神秘文化相對而言更為豐富，因而往往熱衷于從中探尋生命之謎、文化之謎、信仰之謎等人類無法科學解釋的奧秘。出生于神秘文化浸潤之地的劉震云自然也不例外。他將冷幽默穿插到小說文本中，借助“神秘聲音”“夢境”“幻覺”等元素營造神秘氣氛，為讀者營造出奇幻詭譎的閱讀空間。“花二娘”進入的夢、鬼魂櫻桃托的夢，以及櫻桃所講的陰間遭受凌辱的幻境，并非是完全充滿恐怖色彩的，而是在恐怖中裹挾著荒謬、無厘頭之感，令人哭笑不得。在這里，冷幽默敘事增強了小說的神秘色彩，凸顯了作者深入挖掘古老神秘文化的功力和智慧。小說還借人物之口直接講述奇異故事，奶奶為明亮“噴個空”在河南另有一個代名詞——“瞎話”，其典型特征是與神靈或者妖魔鬼怪相關，聽起來生動有趣，卻總有不合常理之處，夾雜著冷幽默。實際上，這些“瞎話”一般代代相傳，是鄉土神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小說的冷幽默敘事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又轉化為獨特的文本魅力反作用于這種文化。作者不僅建構了一個引人深思、充滿笑話也充滿無奈的冷幽默世界，也構建了一個鄉村人民的精神文化家園，兩者合力共同映射出他們對于神秘文化的追尋和信仰，反映出“鄉土中國”的獨特文化魅力。

神秘是“有限時空中的人直觀無限的宇宙生命時必然產生的認識局限和心理感覺”14。小說對鄉土神秘文化的書寫暗含著人類對生命的追問和反思，對宇宙奧秘的不斷探尋，同時也暗含著作者對現代文明的思索。小說中的明亮跟隨父親從延津縣城前往武漢，然而聽了奶奶講的與神秘文化有關的故事之后，對延津倍感親切，便在十歲左右的年紀只身一人搭乘火車前往故鄉延津。小說表現了鄉土神秘文化作為精神紐帶所具有的維系土地和人民情感的獨特作用，更凸顯出作者對現代文明無法成為人類的精神家園這一問題的深刻反思。而且，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對鄉土神秘文化的表現并沒有脫離真實，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之上構建精神虛境以求歸棲，小說的另類書寫反映了鄉村人的精神世界，描繪出鄉土大地上民間文化、古老文明的活化石景觀。

二、冷幽默敘事與鄉土生活常態

每一種文化、每一個歷史時期以及與其對應的社會，都是一個結構嚴密的整體，都受到黑格爾所說的“內在精神”的制約。“冷幽默”可謂河南延津地區人民生活的內在精神和人文特色。作為在延津長大的人，地方經驗與地方記憶是劉震云創作的不竭源泉，對延津人生活習慣、生活方式、性格特點、精神面貌的了解，是促成《一日三秋》問世的重要因素，鄉村人民的生活常態是催生冷幽默敘事的土壤。延津人愛說笑話，更愛說冷笑話，這種笑話文化已經浸透到延津人的骨髓當中，作者將延津人民生活的真實狀況細致描繪出來，借助文本的力量淋漓盡致地表現他們的冷幽默精神，以此反映鄉土人民的生活態度和處世哲學。

同樣的，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冷幽默敘事也以一種非常規的形式，精微地反映出鄉土大地上人民的現實生活，深刻表現了“鄉土中國”人民的生存邏輯和倫理情感。在《一日三秋》中，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嵌入鄉土人民日常生活的肌理，描寫細致廣泛，著力呈現街頭巷尾的瑣碎日常、平凡而又時常泛起漣漪的生活。小說涉及鄉土社會日常的飲食習慣、娛樂方式、興趣愛好、工作內容、人際交往、婚姻戀愛、生老病死等生活內容，是一部活色生香的延津人民生活史。而在這部生活史中，冷幽默始終是主旋律，作為主要的敘事修辭和言說方式，為小說增添了許多活力與生機，給讀者留下反思的空間。

首先，小說描述了鄉土社會中各式各樣的人的常態，帶有地域特色的人的本真面貌都在冷幽默敘事中得以呈現。在刻畫胡小鳳時，作者將冷幽默滲透到人物對話之中，在凸顯她心直口快和潑辣性格的同時，使得文本具有逗笑讀者的力量。在胡小鳳追求李延生時，說了很多話，但最終拿下李延生靠的是關鍵性的四句話：“你愿意跟人談戀愛，還是跟蛇談戀愛？”“跟人談戀愛，你就找我。”“我比白娘子好呀。”“白娘子沒胸，我有胸。”15這四句話，讓李延生“噗啼”笑了。人物語言簡潔生動、擲地有聲，不禁發笑，這正是冷幽默為人物刻畫所增添的獨特魅力。小說還同樣以充滿幽默感的對話刻畫了為人老實、注重情義的李延生，口才絕佳、命途坎坷的陳長杰，中年喪命、命運悲慘的櫻桃，踏實勤快、頭腦聰慧的明亮等一系列人物。這些人物既包含了男女老少，也包括了一直在延津生活的人、離開了延津的人，以及離開了延津又回到延津的人。而且，小說講述的是延津人幾十年間的故事，人的生老病死都在其中得以顯現，因此文本中不乏孩童的天真爛漫、中年人的爽快麻利，以及老年人的溫情良善。對鄉土人物的冷幽默式的書寫，為書中人物增添魅力的同時，也反映了鄉土社會的世態人情。

其次，小說還以冷幽默敘事為盾，抵御苦難生活所裹挾的巨大沉痛感，書寫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物的生存困境。費孝通認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16李新也認為：“十三億中國人口，越往底層，越‘鄉土’。”17的確，底層人民具有與生俱來的濃厚鄉土性，小說中的鄉村女孩馬小萌就是鄉土社會中底層女性的代表。她身世坎坷，從小遭受養父的性騷擾，高中畢業后又慘遭男友拋棄，自殺未果后誤入歧途進京做雞，婚后又慘遭同行女孩香秀的詆毀，陷入輿論危機。在其身上，可以直觀地看到鄉土社會中底層人的生命軌跡，感受到底層人民的悲慘命運。這是一個令人扼腕的沉痛故事，可是在劉震云的筆下，顯得有幾分滑稽和可笑。在明亮詢問馬小萌在北京與多少男人睡過時，馬小萌說記不清，但是有一半人沒睡成。明亮追問原因，馬小萌卻說：“因為男人里邊，有一半是陽痿呀。”18人生本就是如此啼笑皆非的，劉震云用人物幽默的回答化解了小說的悲情氛圍，但又不失生活的本真面貌。柏格森認為：“伴隨著笑的乃是一種不動感情的心理狀態，只有在平靜平和的心靈上，滑稽才能產生它震撼的作用。”19作者在平淡而又隨意的日常生活對話中，不動感情地插入無厘頭卻又無比真實的話語，使文本呈現出冷幽默所造就的滑稽感。小說中掃大街的郭寶臣被老董算出上輩子是總理大臣，然而實際上卻只是個生性好賭、家徒四壁的底層人士，因此常被人調侃諷刺尋開心。劉震云在小說中并不直面書寫鄉土社會中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欺壓，而是用人物平和卻又充滿幽默的話語化解兩者的沖突。“既然知道是總理衙門，辦公重地，不可造次，快快離去吧！”20郭寶臣的這句話有力地勸退了那些打镲的人，且逗得眾人笑著離開。小說以一種并不悲傷的幽默語調敘述出暗含悲情的生活片段，反映了鄉土社會中小人物獨特的生存法則和用冷幽默化解危機的生存智慧，揭露了鄉村生活中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

最后，小說的冷幽默敘事深入中國人情感的深處與生命的底部，反映了鄉土大地上中國人最具根性、最深的經驗和情感。費孝通認為：“欲望是文化事實，愛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覺的。”21在鄉土社會中，人類情感的產生是無法避免和難以自控的，這也正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性。辜鴻銘也認為：“中國人全部的生活是一種感情生活——它不是來自身體器官意義上的感覺，也不是你所說的來自神經系統意義上的激情，而是情感或者人性友愛意義上的感情，它來自我們本性的最深處——精神和靈魂。”22鄉土人民的情感根植于人性深處，發端于人的精神和靈魂，也反映著中國人最為真實的生活狀態。作者在小說中觸碰和探尋鄉土人民的內在心靈，不僅描寫了最為常見的男女之情、父子親情，還表現了師徒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仇人之情等人類的諸多情感，構建出鄉土社會中人民最為真實的情感世界。同時，作者始終沒有忘記冷幽默的敘事策略，他將這種冷幽默元素插入文本之中，使其與人物際遇交織在一起，創造出悲喜交加的戲劇效果。小說中的李延生、陳長杰、櫻桃三人作為縣戲劇團的演員，他們的戲外人生與戲里角色糾葛在一起，一生的情感和心事都與《白蛇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只能在人生的苦難之時發出“奈何，奈何”的無限感慨。“奈何，奈何”作為戲文，卻被三人時常在現實生活中用來發牢騷，難免顯得違和和怪異，由此而產生的怪誕之感，反而產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此外，小說也表現了一些比較隱微的人類情感，比如書寫了陳長杰父子二人背井離鄉、遍嘗生活辛酸仍步履不停的內心世界，描摹了接近老年的明亮在看到滿身鞭痕的猴子時覺得就是自己的自嘲和無奈之感。冷幽默敘事為這種極致豐富的情感書寫提供了可能，借此表現了中國人真正恒常運行的無聲的經驗和處境。

正如有的論者所言：“劉震云的延津敘事是大延津敘事，有著深刻的精神印記和文化思考，是屬于中國縮影的小說藝術。”23《一日三秋》不僅延續了作者以往延津敘事的風格，而且在著力反映這片土地上人民生活常態的同時，試圖向更深處挖掘，向更細處描摹，向更遠處延伸，向更美處發力。冷幽默的敘事策略是劉震云的一個重要法寶，以冷幽默為外殼的延津敘事已經成為其小說的獨特魅力。弗洛伊德認為：“幽默處于一個特殊的地位，它能影響甚至改變消極情感的發展趨勢，且幽默也是一種特別的手段，它能超越痛苦情感所攜帶而來的消極影響，可以不受干擾地獲得存在的樂趣。”24劉震云正是將幽默的因子注入文本，用“笑話”迎接世俗的煙火氣，用“冷”的溫度稀釋生活的悲慟，用文字的力量消解故事本身的沉重與無奈，以此反映鄉土社會人民的生存秩序、道德倫理、社會關系和情感世界，深入表現“鄉土中國”的存在狀態和運轉模式。

三、冷幽默敘事與鄉土文化變遷

費孝通還認為：“鄉土社會中的人口是具有流動性的，但是很多離開老家漂流到別的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種子落入土中一般長成新村落，他們只能在其他已經形成的社區中設法插進去。”25這一觀點解釋了鄉土文化變遷的原因和實質，同時點明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合理性。劉震云常年游走于延津地區的社會變遷中，承載著延津文化的描摹與想象，鄉土文化的變遷本身就是個人生活經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其創作這部小說提供了很多靈感，或者說成為創作過程中不假思索的文字來源。正因如此，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才成為可能。小說中的鄉土文化變遷不僅為小說創設了時空背景，而且成為一個重要的觸發機制。同時，鄉土文化的變遷也是小說的一條行文線索，顯示出故事發展的脈絡，推動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在此影響下，小說中的人物發生一系列笑中含淚的故事，這些故事總是包含著許多不可思議的生活細節，為小說的冷幽默敘事提供了行動中的生活素材。與此同時，鄉土文化變遷的記憶與經驗并不是單方面生成冷幽默的，冷幽默敘事也是表現鄉土文化變遷的重要手段，它在反映鄉土大地上廣闊的社會、歷史、現實和人生的發展變化上，存在消解、解構、重構、戲謔、造勢等多重價值，透露出作者全方位、立體化展現“鄉土中國”文化變遷的敘事策略和寫作智慧。

首先，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是對延津地區世事變遷的一種現實反映，以此為標本反映“鄉土中國”的文化變遷，包含人們生活方式變化、新職業出現、民間文化衰微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小說并不是以嚴肅語調直接敘述延津幾十年來的變化，而是深入鄉村生活的肌理，從極為精微卻又稀松平常的生活片段入手，選取引人發笑的瞬間進行摹寫，側面折射出鄉土社會中的文化變遷。這樣的敘事策略使得生活的本真面目得以浮現，凸顯出延津人愛說笑話的性格特征，從而使小說充滿延津地區人民生活的真實氣息。小說不僅書寫了隨著家電流行縣劇團解散，大家各謀生路的時代變化，也書寫了老董死后算命失傳，占卜文化漸消的社會變化，還書寫了延津之外地區的院落改為西式洋房的建筑變化。由于鄉土文化變遷往往伴隨著對傳統文明漸衰的失落感，部分鄉土小說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悲情意味，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卻讓這種失落感在笑話中減弱，反而創造出一個笑與淚交織的生活空間。例如，小說在描述縣劇團解散之前并未進行鋪陳，反倒是寫李延生和胡小鳳的床笫之事，并以“原來她想變成一條扭動的蛇”26作結，用極為庸常的生活細節傳達自身的冷幽默，引人發笑。一笑一悲，便消釋了文本的嚴肅性和沉悶感。

其次，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表現出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的碰撞、交流與融合，為展現鄉土文化變遷注入幽默的活力，緩解了文本的枯燥沉悶。阿爾布勞（Martin Albrow）認為：“全球時代給文化觀念帶來的最大的新意義，實際上就是使種種界限失效，并使許多成分從以前的話語強加在它們上面的種種限制中解放出來。”27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為獲取更優質的生活資源和物質條件，離開農村走向城市已經成為鄉村平民的本能選擇，這意味著鄉土中國正在向“城鄉中國”轉變，鄉村與城市的界限逐漸模糊，兩種文明之間的文化流動更為頻繁。一方面，小說以冷幽默的筆觸敘述鄉土文化與都市文化碰撞的生活細節，展示這種極為豐富的社會變化，反映城市文明對鄉土文明的沖擊，表現近代“鄉土中國”的滄桑巨變和文明圖景。胡映蘭認為：“‘鄉、土、人’三者之間的分崩離析，即‘離土又離鄉土’的現象，導致了鄉土文化的變遷。”28正是通過對鄉土人民“離土離鄉”的書寫，小說展現了不同文明作用下的鄉土文化變遷。例如，作者著力塑造了一批離開延津又回到延津的文化承載者，以馮明朝為代表的延津人自然而然地具有改造延津文化的條件，推動創造鄉土性與現代性融為一體的新式鄉村社會，并構建新型鄉土文明。但作者的本意并非是講述嚴肅歷史，而是將冷幽默貫穿其中，通過無數的笑話來呈現城市文明和外來文明對傳統鄉土社會的沖擊，強調非歷史語境下鄉土生活苦樂交織的實質。另一方面，小說用冷幽默揭示鄉土文化變遷過程中的文化沖突實質，用笑話來消解沉重的現實。小說中，在倫敦留學的郭子凱與明亮通話時，把自己無法與家人團聚歸因為文化差異，但明亮卻說：“如果總理大臣去唐寧街十號會見英國首相，讓你的英國老婆跟著去，她去不去？臨走時，我大爺又送他兩萬英鎊當零花錢，她要不要？”29作者用一連串的問句將兩人通話的場景描摹得生動可感，簡單直白的話令讀者發笑，又富含人生哲學。一個笑話，便道出了所謂“文化差異”背后的本質：經濟和權力才是阻礙郭子凱的父親前往英國的原因，而非文化。借助冷幽默的敘事魅力，作者引發讀者對于鄉土文化變遷的本質思考，表現兩種文化沖突背后的內在邏輯，戲謔、幽默的語言成為調和文本的法寶。

值得關注的是，盡管小說以冷幽默敘事對鄉土文化變遷進行了多方面描寫，最后的落腳點仍舊是鄉村人對鄉土文化的永恒堅守。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是一個生活很安定的社會，向泥土討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動的，在一個地方出生的就在這地方生長下去，一直到死。”30小說呈現的正是這種鄉土人民的生活邏輯和鄉土觀念。一方面，小說是對鄉土社會的客觀真實反映，將鄉土人民安土重遷的思想表現無遺。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作者作為離鄉知識分子的現代性焦慮，抒解在現代文明沖擊下鄉土文化的無所適從。季中揚認為：“鄉土文化認同危機話語實質上是知識分子對鄉土文化現代處境的焦慮而產生的文化想象。”31小說中的明亮是離開延津的人，卻總是會夢回延津、魂歸故里，于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不惜千里迢迢返鄉尋匾。這意味著延津已經成為他心靈的歸棲之所，是其精神上的永恒故鄉。由此可見，作為鄉土文化的藝術表征，冷幽默敘事與“鄉土中國”具有同構關系，存活于日常生活、民間傳說和鄉村講述之中，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正是其對生命之根、文化之根無比眷戀的反映，是其應對現代性焦慮的一種自我調節手段。

結 語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河南從來不乏深刻描寫社會、歷史、現實的鄉土作家，有一個穩固深厚的鄉土文學傳統。新文學發韌之初，河南便出現姚雪垠、師陀、徐玉諾、范文瀾、劉如水、蘇金傘、任訪秋等一批審視傳統鄉土的作家，他們秉承“揭示國民性”的宗旨觀望鄉村，書寫鄉村詩意生活。新中國成立之后，“文學觀念從比較重視學識、才情、文人傳統，到重視政治意識、社會政治生活經驗的傾斜，從較多注意市民、知識分子到重視農民生活的表現”32。這一時期的作家對鄉村有著刻骨銘心的情感，李準、南丁、張有德、段荃法、徐慎、鄭克西等河南作家深入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并投身于塑造新型農民形象。盡管受到政治意識形態較大影響，但不可否認他們作品中對“鄉土中國”經驗的真實保留。新時期初期，在“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反思文學”浪潮的沖擊下，張一弓、劉震云、葉文玲、喬典運、田中禾、李佩甫、張宇等河南作家憑借敏銳有力的現實主義藝術，對鄉土文化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反思。1990年代以來，“在邁向現代的過程中，經過‘祛魅’之后，鄉村文化蘊含的歷史多重性再次被開掘出來”33。河南鄉土文學進入高潮期，劉震云、李佩甫、閻連科、李洱、劉慶邦、柳建偉、周大新等河南作家聚焦時代變遷，把握社會脈搏，逐漸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總之，河南鄉土文學在現代百年歷程中，始終以現實主義的筆觸深度描摹鄉土大地上的廣闊圖景，反映中國人恒常的生活狀態和人生命運。劉震云承繼了河南鄉土文學的優良傳統，一直致力于深入挖掘中原大地上人民的日常生活，并試圖穿透生活的表象，剖析和反思生活本身的內在邏輯。

但與其他河南作家不同，劉震云不走尋常路，建立起自身獨特的寫作風格。他將自身的幽默感融注到小說中，建構起劉震云式的“冷幽默”世界，使讀者在經歷了閱讀帶來的笑的快感之后，引發對人性、生活、社會、文明等諸多方面的反思。正如他所說：“我希望你看了書能會心一笑。前幾種笑的是詞語和事件，后面一種笑的是背后的理兒。這種幽默如同被雪山覆蓋了，保質期特別長。”34在《一日三秋》中，他將沉痛的現實包裹在笑話的外殼中，以冷幽默的方式消解生活的痛感，竭力營造一個笑中帶淚的鄉土生活世界。與以往作品相比，《一日三秋》具有悲喜劇雜糅的特點，在延續了幽默敘事風格的同時，減弱了作品中的黑色幽默色彩，轉而將冷幽默的敘事技巧放大化處理，注入到文本的每個角落，使其與“鄉土中國”的書寫巧妙相融，兩者渾然一體，宛若天成，為小說文本增添了柔韌度。

用人生智慧來書寫中國智慧，是劉震云別具一格的寫作方式。卡爾維諾說：“在生活中選擇與珍惜的一切輕松的東西，將來不可避免地會變成沉重的負擔。也許唯有人類敏捷的智慧可以逃避這個厄運，但敏捷的智慧屬于另外一個范疇，不屬于生活。”35劉震云的冷幽默敘事作為其自身獨具魅力的創作風格，體現出濃厚的人道主義關懷，正是卡爾維諾所說的“人類敏捷的智慧”。他以這種寫作智慧對抗人類生活的乏味與沉重、苦難與悲慟，用新奇的視角來觀察人類世界，并以后現代與寫實融為一體的超現實主義筆法，書寫出笑聲和血淚交融、現實與神秘交織、虛幻與真實并存的“鄉土中國”。作品所傳達的，是遠超出延津文化、延津精神的一種抵御孤獨、荒蕪與苦澀的中國精神，是厚植于“鄉土中國”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智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長篇小說文體發展史”（項目編號：20BZW17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頁。

2 32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29頁。

3 Attardo, Salvatore, The semantic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theories of humor, Humor:interational Joural of Humor Research Publishing, 1997.pp.410-420.

4 轉引自[法]羅貝爾·埃斯卡皮：《論幽默》，金玲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頁。

5 15 18 20 26 29 劉震云：《一日三秋》，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306、20、169、62、20、252頁。

6 劉震云早期鄉土小說中多用諷刺、反諷等手法，這與西方戲劇中“黑色幽默”的表現效果有相似之處。陳曉明認為：“從《故鄉天下黃花》到《故鄉相處流傳》，可以看出劉震云在1990年代中期就意識到重新改寫鄉土中國敘事的意義，他把反諷引入到鄉土敘事中，完全改變了敘事的格調。”（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第2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頁。）但《一日三秋》突破了作家以往的創作風格，小說中呈現出的幽默是一種“冷幽默”，將西方的“黑色幽默”本土化了，其效果并不是為了諷刺或者反諷，應加以區分。

7 16 21 25 30 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05、90、21頁。

8 9 [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張沛、張源、顧思兼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3年版，第158、492頁。

10 姚曉雷：《當下“鄉土中國敘事”的概念及范疇建構芻議》，《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11 [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40頁。

12 [美]米爾希·埃利亞德：《神秘主義、巫術與文化風尚》，宋立道、魯奇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頁。

13 王光東：《20 世紀中國文學與民間文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

14 毛峰：《神秘主義詩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26頁。

17 李新：《新世紀底層敘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頁。

19 [法]柏格森：《笑——論滑稽的意義》，徐繼曾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年版，第3頁。

22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李晨曦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4頁。

23 張國港：《論劉震云小說的延津敘事》，遼寧師范大學2017年碩士論文。

24 [奧]弗洛伊德：《機智與無意識的關系》，張增武、閻廣林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頁。

27 [英]馬丁·阿爾布勞：《全球時代》，高湘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28頁。

28 胡映蘭：《論鄉土文化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3年第6期。

31 季中揚：《鄉土文化認同危機與現代性焦慮》，《求索》2012年第4期。

33 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頁。

34 趙明河：《用幽默化解嚴酷的現實——訪作家劉震云》，《人民教育》2011年第7期。

35 [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美國講稿》，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7頁。

[作者單位：中南大學人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