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無聲的存在”，聾人群體在社會上一向比較邊緣化，很少為影視作品所關注。近期熱映的電影《震耳欲聾》不僅將視線投向聾人群體，使得大眾對其生存狀況有了更多了解，同時更是深入探討這一群體的權益保護問題，將反詐與維權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兼具科普與法治意識，獲得大眾好評。于無聲處發聲的《震耳欲聾》，既是題材的創新與突破，更是主創人員的價值擔當，彰顯了強烈的現實主義光輝。

《震耳欲聾》全景式展示了聾人群體的生存現狀

從裝聾作啞到震耳欲聾

作為一部關乎聾人題材的電影，《震耳欲聾》在主題表達上進行了深度開掘。聾人一直屬于被忽視的群體，但正義力量在現實的觸動和良心的回歸下，最終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呼喊，聾人群體也通過法律獲得自身權益的保護。這一閉環式結構正好表達了大眾的期待，當然更體現了對公平正義的追求。

《震耳欲聾》全景式展示了聾人群體的生存現狀。在玩具廠的住宅樓里，逼仄的生活空間，是他們生存現狀的真實寫照。但聾人群體依然有著正常人的生活訴求與欲望，想體會戴金鐲子感覺的吳阿姨，想帶大家一起理財致富卻遭遇連環騙局，在愧疚中選擇點火自焚。馬叔想多賺點錢讓自己能進一個好一點的養老院，卻賠上了自己賴以為生的小賣部……因為被忽視乃至裝聾作啞式的無視，聾人成為“被侮辱被損害”的一個群體。

但是，《震耳欲聾》很顯然不是以記錄的形式展現這一群體。啟航集團通過高額回報來詐騙聾人群體的錢財和房產，之所以屢屢得手，就是因為老板金總有意利用CODA（聾人家庭的健聽子女）身份，從而獲得聾人群體的信任。這種群體間的傷害，往往是對當事人更大的傷害。激情辯護的律師，聾人群體的無聲表達方式，終于使庭審“翻盤”，最終讓人感受到震耳欲聾的呼聲。這是正義的勝利，更是聾人群體得到的應有的關注。

影片在把握從裝聾作啞到震耳欲聾的線性敘事中，有意讓故事一波三折：上當受騙——覺醒維權——恫嚇退縮——孤立無援——及時趕回——庭審勝利。尤其是律師在法庭上面臨證人缺失的困境時，傳統表現手法中的“最后一分鐘營救法”盡管是在大眾的預期之中，卻也能讓觀眾大呼過癮。

不完美主角的完美逆襲

在《震耳欲聾》中，聾人群體最終維權成功，關鍵在于律師李淇。李淇作為男一號，同時也是公平正義的代言人，但影片卻將其設置成不完美的角色，并讓他在現實觸動和內心煎熬下實現完美逆襲，從而更有現實深度。

李淇出生在一個聾人家庭，盡管自己身體很健康，但是這種原生家庭讓他從小充滿了極度的自卑感，一直渴望能夠沖破這一階層，成為社會的上層人物。影片開始亮相的李淇還只是一個灰色人物，油滑卻還沒有失去本色，只能借助地攤律師所來棲身。因此，他一方面對需要幫助的張小蕊宣稱自己“一小時兩千元”，另一方面卻又不忘提醒左鄰右舍不要買啟航的理財。但是“弱肉強食”的現實使得他逐步扭曲，直至喪失本心和黑心的資本掌控者混在一起。

小人物渴望成功在《震耳欲聾》的李淇身上得到鮮明呈現：聾人家庭出身、年少的屈辱以及職場中的羞辱讓他渴望成為有名望的大律師，渴望被人看得起，渴望有人能聽見他“說話”。可他卻只能用著玻璃蓋松掉的冒牌金表，住在破破舊舊的簡陋巷子里，坐在抽不上水的馬桶上，低聲下氣地祈求每一個可以向上爬的機會。一次偶然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取得成功，背后卻是昧著良心的金錢交易，使得他搬進了夢寐以求的32樓，最終換來的卻是合作伙伴的分道揚鑣。盡管我們可以鄙薄李淇因為本心喪失帶來的異化，但是這一“黑化”之旅也能引發人們的唏噓，因為這就是殘酷的現實。

可喜的是，《震耳欲聾》并沒有讓男一號一黑到底。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李淇終于覺醒了，決定為大家代言爭取權益，并最終與騙子公司金總分道揚鑣。當然，為聾人群體辯護并不會那么順利。影片有意采用了“打怪獸闖關”式的表達方式。當聾人群體走投無路決定群體上訴維權時，卻在黑勢力的威逼下最終選擇忍氣吞聲式地退縮。李淇在法庭上辯護時，卻又面臨關鍵證據的缺失。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惜自己入局以命相搏爭取最后的勝利。就在觀眾松下一口氣時，法庭卻又認為缺少關鍵證人。這也使得人物逆襲之旅充滿了變數和驚險。

有意思的是，在李淇的逆襲過程中，《震耳欲聾》有意采用了隱喻式的表達方式，那就是老馬先后給他三張水滸人物卡：林沖、宋江、武松，極具象征含義。林沖，代表著少年時的他對欺負和辱罵一再忍讓，宋江代表著初期的他博名利求招安，武松代表著后期的他覺醒后勇敢地為正義發聲。

現實主義中的底層邏輯

《震耳欲聾》是一部為社會弱勢群體代言的現實主義力作。它的深刻在于，并不是以簡單的同情和憐憫來審視聾人群體，而是將其作為正常人來進行表達。聾人群體盡管存在生理缺陷，并被社會漠視，但他們有著正常人的情感表達。比如吳阿姨一直夢想戴上漂亮的金手鐲，這是“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正常表達；馬叔想多賺點錢，希望能夠進入一個條件好點的養老院，因為他實在“不想一個人死去”；張小晨在妹妹張小蕊受到欺負時不惜以命相搏……在正常欲望表達面前，沒有身份和地位的差異。正是這種真實訴求的表達，才真正使得底層邏輯得以成立。

正是對底層邏輯的充分尊重，才使得現實主義真正達到穿透社會直抵人心的效果。事實上，近些年不少邊緣題材的電影都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體現這一邏輯。這一法則或許會引導后續類似電影的發展。

《我不是藥神》表達的是一個神油店老板無意中發現商機從而成為仿制藥“格列寧”獨家代理商。一方面，程勇因為觸犯了法律而不得不陷入牢獄；另一方面，很多病友卻因為程勇的違法之舉而得以延續生命。多方拉鋸戰帶來的是對殘酷現實的深度審視。癌癥病友的生存狀況由此得到重視，同時，影片促進了醫療制度、藥品監管以及社會救助體系的更改，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力度。

《送你一朵小紅花》《向陽·花》也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送你一朵小紅花》關注的是兩個勇敢面對癌癥的家庭；《向陽·花》關注的是一群出獄之后的女子如何面對生活的艱辛與命運的嘲弄，最終逆風翻盤并重獲新生的故事。有意思的是，《送你一朵小紅花》和《震耳欲聾》還是相同的出品單位，體現了它們共同的偏好。它們既有現實主義的力度，又有人文關懷的溫度，自然能夠得到觀眾的認可。

（作者系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