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的親哥哥楊克純（1896-1973），字武之，我叫他“三外公”，他就是楊振寧的父親。三外公早年曾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在廈門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任教，最后回到上海，在復旦大學數學系教書。數學家華羅庚的導師熊慶來跟三外公很要好，華羅庚也是三外公的學生。抗戰時逃難到云南昆明的時候，我的母親楊振英經常看見華羅庚到我外祖父家來，跟三外公見面，討教學習。1934年夏，華羅庚在給剛從德國返滬的三外公的信中說：“古人云，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叔，我之鮑叔乃楊師也。”三外公非常正直，一門心思研究數學，記得小時候過春節時，我們會去上海的華山路，給三外公、三外婆拜年，不過見他們的時候我們都比較小，和他們的溝通不多。因為楊振寧的父親和我的外公是親兄弟，他和我的母親是堂兄妹，所以我稱呼楊振寧為“大舅”。

楊振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首位訪華的美國科學家，那次訪問被稱為“破冰之旅”，后來他也幾乎每年回中國。他第一次到上海圖書館參觀訪問，接待他的有上圖館長顧廷龍、副館長潘皓平，我也參與接待。楊振寧在上圖善本書庫里看了專門為他準備的善本書、手札、碑帖等文獻資料，當我介紹完后，他就說：“你們有那么多的珍藏，可卻捧著金飯碗討飯。”當時我并不理解，第二天晚上就和媽媽去靜安賓館看他，我問他：“這話什么意思？”他就說：“這些東西一直放在圖書館的善本書庫里，沒有得到利用，應該將之影印或變成膠卷。現在你們圖書館缺乏資金，無法做大，而寶庫里的珍本書卻躺著沒有發揮作用。”1985年，楊振寧到上海后住在靜安賓館，他就聯系我母親，讓我給他回電話，媽媽趕緊到我家把消息告訴我，那時候很晚了，家里哪里有電話？我趕快跑到西藏路的“星火日夜商店”，那里24小時開門，打電話五分錢。我聯系上他后，他告訴我，美國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每年都邀請中國理工科的學者到美做訪問學者一年，現在他從香港利氏集團籌得資金，可以考慮邀請社科方面的學者來美作研究。他希望我能去美國，看看美國東亞圖書館的中文收藏及他們的圖書館建設、書庫設置、圖書保管及讀者服務，而且他也為我聯系了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圖書館。

我到石溪后沒多久，大約是三月份，就有荷蘭萊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馬大任先生前來拜訪楊教授。那時馬剛從大陸訪問歸來，他去過北京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所以楊即電話告訴我，中午他要請馬吃飯，讓我作陪。馬先生是四十年代上海著名書法家馬公愚的兒子。后來我在紐約時又見過馬二次，一次是他陪我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另一次是在紐約市立圖書館（他當時被聘為該館亞洲部顧問）。馬的最大貢獻就是，他退休后，又組織人員將美國各圖書館多余復本集中起來，無償提供給中國的不少圖書館以補充館藏。

楊振寧教授在哈佛演講后在沈津家中作客

我去美國國會圖書館訪書，也都是楊教授和亞洲部中文組組長王冀博士聯系的，也因此，王博士對我禮貌有加，讓我每天可以進入善本書庫，整整一個星期，讓我了解了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中文善本書中，有不少尚未編目，還有一些罕見的太平天國刻本被發現。給香港的《明報月刊》寫《哈佛燕京訪書記》的文章，也是在楊教授的鼓勵下寫成的，他并囑我稿子寫好后要給《明報月刊》。因為我每次去一些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訪書，回到石溪，我都會向楊教授報告看書的情況及我的見聞。而那篇文章寫就二萬余字，分四期刊完。文章發表后，竟還有點影響。一是后來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吳文津館長看到后，大為高興，吳說：還沒有學者這樣來寫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我移居香港后，徐森玉先生之子徐伯郊通過香港《大公報》“藝林版”編輯馬國權先生邀我見面吃飯，就是因為看了我那篇介紹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文章。

我在美國當訪問學者，原定訪問一年，后來延長為兩年。楊振寧在石溪時，每星期六上午必定到辦公室，他告訴我，只要他在學校，這個時間我都可以去找他。所以我經常去聆聽他的教誨。我和他在一起時很輕松，他會講很多事情給我聽，幫我聯絡也幫我翻譯。有一次，我在他的辦公室里，他拿出一份《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剪報（1987年7月7日第12版），上面刊有一篇《在珍本中重新發現中國歷史》的文章，介紹中國學者張家璩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發現了明嘉靖刻本的《老子億》，楊振寧看到后，認為美國報紙用英文宣傳中國的古籍善本很好，就問我：“沈津，你是不是知道這個事情？”我說知道，但報紙上怎么講我不清楚。他就說：“我翻譯給你聽。”馬上拿了紙和筆讓我作記錄，拿起報紙一句一句把整篇文章翻譯出來，后來我在《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寫過此書。楊振寧發現美國的中文報紙刊登有關中國古籍善本方面的消息，比如哪家圖書館發現了中國宋代某佛經，也會剪下來留給我，后來我在《文獻》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寫美國所見宋元刻的佛經，最初的源頭就是從他那里來的。

2000年在香港飲茶，沈津將新出的《哈佛燕京善本書志》送給楊教授

有一次，楊振寧問我在美國有沒有特別想見的人，我說想見見錢存訓和翁萬戈。他說，這兩個人他認識，并馬上從抽屜里拿出一本通訊錄，當場就給錢先生打電話，說：“上海圖書館的沈津是我的外甥，很希望到芝加哥大學拜見您。”錢先生很開心，一個原因是楊振寧的面子，另一個原因是后來我才知道的——錢存訓和我的老師、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是遠房親戚。所以我第一次到芝加哥，錢存訓親自開車接送，安排我作演講，他還第二次請我再去，兩次都停留一個星期。翁萬戈是清末重臣翁同龢的五世孫，當時任紐約華美協進社的社長，我坐火車到紐約，他把我領到家里看翁方綱的《復初齋詩集》的手稿本，晚上還請我在中餐館吃飯。這之后，我和翁先生就成了忘年交的朋友。當我一年的訪問學者期滿之后，楊振寧又建議我再留一年，再多看一些美國的圖書館。他要我不僅注意不同圖書館的建筑、內部設置、人員管理、書庫布局以及圖書保管方法，還鼓勵我和多方面的學者接觸，學習美國圖書館好的方法和經驗。

楊振寧對我的幫助非常大，但我不愿意讓別人產生一種誤解，覺得我是憑楊振寧的地位而上去的。我在石溪做訪問學者是他推薦并決定的，所以我不能辜負他，要做得出色、努力奮斗。在石溪時我和別的訪問學者完全不一樣，別人時間自由，而我每天像上班一樣早出晚歸。當時和我同辦公室的還有北京大學的湯一介和樂黛云教授，不過他們在石溪的時間很短，大約只有一個月吧。我離開美國回上海后，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的院長和圖書館的館長楊麗娜聯名寫信給楊振寧教授，說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推薦的訪問學者沈津，研究工作做得很好。楊教授看了后很高興，又把這封信轉給我看。

楊教授是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大科學家，但他在工作之余，卻是呈現出輕松、活潑、淳樸的面貌。記得我們在香港的第二年春節的一個晚上，在中文大學12苑宿舍里，他和我們一起玩起了變魔術的游戲，我已記不起來是什么小魔術了。但從當時拍的照片看，楊的笑嘻嘻且手舞足蹈的動作，正是他心靈愉悅的表現。有時，他還會在沙田的商場里買大件盒裝的拼圖，記得那是一幅大的風景畫，楊就坐在地板上，專心致志地找小塊拼版。這看似容易，但也要用穎慧去思考，如何用最好的方法和速度在千塊的圖形中去搭配。我們在香港時，每逢星期六、日，楊教授都會提出來，開車去郊外走走，或爬山，或野餐，一點也沒有教授、長輩的架子。至今我還保存當時的一些照片。有一張是在他古稀之年，在郊外車行、人行之間的近半人高且極窄的石墩，在沒有任何設施的情況下，他竟然獨自登上，嚇得我在旁想去扶他一把。我移居香港不久，楊教授就約我們一起去九龍的黃大仙祠，那是一座道教廟宇，但也供奉儒、佛神祇，如孔子、觀音等。那里香火鼎盛，也是港人祈福求簽的地方。據說那里的靈簽很準。那時，我因希望盡快找到工作，就去找一道士為我揺出了一竹條，上有號，換得的那張簽是上簽（原件仍保存在我處），簽上有“臨潼救駕”“貴人指示”“平穩大吉”等語。我拿到簽后即對楊教授說：“您是我的貴人。”他笑著說：“我不是貴人，希望你工作順利。”

楊振寧對家人非常親切，每次回上海都會約見我母親和母親的大姐——“大阿姨”楊振華，他住的靜安賓館離我媽媽家有一段距離，他有時親自去到我們家里。我家所住的松韻別墅1949年之前是法租界，道路兩旁都是梧桐樹，一樓很寬敞，后來被改成一家幼兒園，我們住在二樓，只能從后門上樓，后門通二樓的樓梯很窄小，電燈很暗，楊振寧也一級一級爬上去。我岳母趙月娥、弟弟沈平在香港的時候，常和楊振寧聚會，楊振寧稱我岳母“趙太太”。他到上海，也去看望我岳母的老母親，也就是我太太的外婆。外婆當時九十多歲，住在寶山的寶鋼一村公房里，沒有電梯，楊去看她，也是一步一步爬樓梯到六樓。寶山區有關部門提前知道了這件事，就把樓梯銹掉的扶手都重新油漆了一遍。

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我們下次再請饒先生”》，這句話是楊振寧教授說的。1991年夏天的某日，楊教授打電話給我，說星期六可否約幾個朋友到12苑（楊的宿舍）聚聚，我問：“那請什么人？”楊即說：“你決定即可。”我說，可否請饒宗頤、吳培南及阮廷焯？楊說可以。當一切定下來后，那天上午我先去跑馬地接饒先生，然后乘出租車到地鐵站，待到了中文大學站后，我即用站臺下的電話告知楊教授，我們到了。是楊開車來接我們的。中午飯是我太太趙宏梅和弟媳趙宏芳一起做的，那天我和沈平作陪。記得楊說起他在歐洲的博物館里見到一件古代中國銅器，但不知是什么器物。于是饒先生就說起此件銅器的來龍去脈。大家都對饒的博聞表示欽佩，但還聊的什么卻一點都不記得了。下午四時左右，饒和阮夫婦離開12苑，楊即開車，和我送饒去中大地鐵站。在回宿舍的路上，楊對我說：“饒先生真是‘博’，看來下次我們再請他。”

楊振寧教授和饒宗頤教授在楊教授的宿舍里聊天

楊振寧非常之平易近人，和很多學者都是侃侃而談。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讓我去港島的一家酒店的咖啡廳，原來他約了一位來自北京的畫家張步見面，要我作陪。張步是北京畫院的專職畫家，他送給楊一本他的作品集，我當時翻看了，只感覺他的山水畫與我平常見到的大不同，他的畫別開生面，極有層次感，以濃艷綺麗為基調，對色彩特別注重。楊張二人也是第一次見面，但見他們聊得特別開心。楊曾經跟我說，他每到中國的一個地方，必定要看博物館，我也有這樣的習慣。因為博物館可以開闊你的眼界，所有的展品都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選取的有代表性的東西，從中可以得到許多歷史知識和啟示。有一年他去新疆，沈平就陪他看新疆的博物館。楊從小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這和他的父親也有關系，他不是學了物理，別的就什么都不管了，還有幾件趣事可以佐證：

八十年代末期，沈平在香港的“心源畫廊”常邀請內地有潛力的畫家辦展覽、出畫冊，有一次黑龍江哈爾濱畫家盧禹舜在香港藝術中心辦畫展，沈平請楊振寧剪彩，開幕前楊特意提前到達，認真欣賞了展覽。他在致辭時說，畫里的題款對他很有啟發，畫畫要有法度，但又不拘泥于法度，在“有法”與“無法”之間，這一點和科學研究是相通的。科學家和藝術家是有共同點的，科學家就是把別人不明白的東西搞明白，藝術家則是把大家都明白的東西，讓人不明白了。盧禹舜回到哈爾濱后，所任教的學校要為藝術家們準備一場大型頒獎儀式，盧就找到沈平，并建議學校請楊振寧來。楊從香港坐飛機去哈爾濱的時候，同機的還有著名影星周潤發。到了機場看到很多接機的人，原來以為是接楊振寧的，其實是周潤發的影迷。接楊振寧的是當地安排的加長林肯車，很引人注目，因為周潤發到哈爾濱的消息在報紙上登出來了，很多當地人都認為坐這輛車的肯定是周潤發。這是一件趣事。第二天參觀太陽島公園、松花江、東北抗日聯軍紀念館等。在東北抗日聯軍紀念館，現場有戴紅領巾的小朋友給楊振寧獻花，楊問小學生會不會唱抗日歌曲，小朋友說不會。楊就說，他會唱，當場就唱起《松花江上》。這又是一件趣事。

1991年楊振寧教授在香港心源畫廊和沈津、沈太太趙宏梅合影

1992年，沈平又陪楊振寧參加山西大學百年校慶，住太原晉祠賓館。有關單位安排游覽五臺山，當時正好寺廟里做法事，場面非常隆重。法事完畢之后，和尚們排好隊圍著佛龕轉圈，楊振寧就從座位上起來，雙手合十，跟在和尚后面走了一圈。后來請楊振寧題詞的時候，他寫了一句話，大意是科學與宗教本是一家。又一日，電影導演李前寬夫婦將他們導演的電影《決戰之后》在小會議室放給楊振寧看，當看到片中監獄長問楊的岳父杜聿明“你是否有個女婿在美國？他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時候，楊不禁掩面而泣。楊振寧曾與他的母親住在香港北角和富道和富中心，每天從中文大學回到家，第一時間直奔母親臥室，噓寒問暖，有時會親吻母親額頭。這幾件事情都是沈平告訴我的，因為三外婆（楊振寧的母親）住在香港，生活上的事情多是沈平夫婦照顧的，沈平夫婦和楊的接觸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