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的那天，晚睡晚起的余澤民打開手機，當百十條信息與數(shù)十個添加好友的請求呈現(xiàn)在眼前時，他所譯介的作家已然加冕。錯愕與激動同時涌來，他“補發(fā)”了一段朋友圈：“我是最后知道這消息的，但也讓我的高興如禮花綻放一樣……我覺得文學翻譯的意義再次被驗證，興奮得甚至有了自己獲獎的錯覺。”好友邱華棟則在下面留言：“確實感覺就像你獲了獎那樣令人高興。”

他曾自詡為“變色龍”。青春歲月，浪漫與顛簸交織，從醫(yī)學院的學生到出走的青年，從診所的醫(yī)者到文化沙龍里的講述者，直至成為兩位匈牙利籍諾獎作家的中文譯者。他并非一夜成名，翻譯于他，從來都是精神的愉悅，而非通向名利的階梯。

1

塞格德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是回蕩在許多年輕人心頭的無聲召喚。只是因為北醫(yī)學長從匈牙利傳來的簡訊：“這里不錯，免簽，來吧?！倍鶜q的余澤民，背著簡單的行囊，踏上了從北京出發(fā)的K3次國際列車。行囊里那本歐文·斯通的《渴望生活》——仿佛預示了他未來戲劇般的命運。

初到匈牙利，憑借北京醫(yī)科大學臨床系的文憑、中國音樂學院藝術心理學的學歷以及廣安門醫(yī)院針灸推拿的進修證明，他在一位匈牙利人開的中醫(yī)診所找到了立足之地。他總是對命運滿懷感激，這份感激很快便得到了回響——工作的第二天，他在診所邂逅了時任塞格德大學教師的海爾奈·亞諾什先生。塞格德，這座靠近塞爾維亞與羅馬尼亞邊境的寧靜小城，被譽為匈牙利的“文化之城”。

不過三個月，診所的匈牙利主人不告而別，留下初來乍到、不知所措的余澤民。幸而，亞諾什和一對從美國來的教師夫婦，向他伸出了溫暖的援手。尤其是亞諾什，這位大學教師兼出版人，正主辦著一本文史雜志《2000年》。“起初或許是出于同情，”余澤民回憶，“但當他知道我熱愛文學，便邀請我舉辦一系列中國文化講座。第一講，我談中國古詩與音樂，剖析《楓橋夜泊》的意境，播放了從國內帶去的張維良長笛磁帶……”若有大學生對中文感興趣，他便興致勃勃地教他們，收下作為報酬的火腿與奶酪。

塞格德以充沛的陽光聞名。不知這異鄉(xiāng)的陽光，在多大程度上撫平了他內心的漂泊感。余澤民說，更多是早年醫(yī)學院的經(jīng)歷，賦予了他一種堅韌的底色，讓他在動蕩中也能尋得內心的秩序，堅持下去。

亞諾什的家，是塞格德一個無形的文化沙龍，總是聚集著作家、藝術家與思想者。

1993年4月，余澤民清晰地記得那個日子。亞諾什告訴他：“那位將來會成為匈牙利最好的作家，今晚要來我家?！彼麃砹耍邦^戴黑色呢帽，身著藍色棉布外套，仿佛從一張舊世紀的肖像畫中走出?！彼褪潜惶K珊·桑塔格贊為“當代最富哲學性小說家”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奇妙的磁場共振。盡管那時余澤民的匈語能力幾乎為零，英語也磕磕絆絆，兩人卻一見如故，圍繞著“中國”這個話題，竟暢談了整個夜晚。拉斯洛欣喜地對他說：“你是我在匈牙利遇到的第一個‘活的中國人’。”

那一晚的交談如此投契，拉斯洛甚至邀請余澤民同行，開車兩百公里，回到他位于小山上的家。“我記得他的書房里，有一整面書架關于中國，不止匈語書，還有英、德、法文版本。”那次拜訪，余澤民一住便是一周。他為拉斯洛烹制中式菜肴，拉斯洛則滿懷激情地追憶他早年的中國之旅，簽名贈送給澤民新出版的中國游記《烏蘭巴托的囚徒》，暢談對李白的景仰……并許下愿望：“希望有一天，我們能一起再回中國。”

2

布達佩斯

亞諾什比余澤民年長十歲，朝夕相處中，兩人滋生了如親人般的情誼。后來，亞諾什遷往布達佩斯，余澤民也隨之而去。盡管人生的航向依舊迷霧重重，但他內心十分肯定：自己是當時漂泊東歐的中國人里，極少數(shù)對生意經(jīng)毫無興趣的一個。

轉機在1998年悄然降臨。拉斯洛獲得了一項國際新聞基金的支持，旨在讓作家從事新聞寫作。他幾乎毫不猶豫地決定，用這筆基金實現(xiàn)一個夙愿：帶著余澤民，重走李白的詩歌之路，重返中國。

那時，無論是拉斯洛還是余澤民自己，都絕不會預料到，這位忙前忙后、打理一切的北京同伴，未來將如何轉身，成為他作品在中文世界的“擺渡人”。

帶著14盤滿載見聞的采訪磁帶回到布達佩斯后，恰逢亞諾什的出版社再版拉斯洛的小說集《仁慈的關系》。書從印刷廠運回，亞諾什順手遞給他一本：“留作紀念吧，你朋友的書?！庇谑?，靠著字典，澤民開始艱難而好奇地閱讀，邊翻邊記錄，從小埋藏在心里對文學的向往成了催化劑，作為自學匈語的練習，他嘗試翻譯了其中的短篇《茹茲的陷阱》。

命運的齒輪，就在這看似不經(jīng)意的嘗試中，緩緩而堅定地開始了轉動。

此后，余澤民成了拉斯洛家的?？?，并在那里遇見了先于拉斯洛獲得諾獎的凱爾泰斯·伊姆雷，創(chuàng)作了《赫拉巴爾之書》的艾斯特哈茲·彼得，以及《垃圾日》的作者馬利亞什·貝拉等匈牙利作家。隨后的兩年多，他深深沉醉于翻譯的奇妙世界，陸續(xù)翻譯了十幾位匈牙利作家的三十多個短篇。然而，出于詩人般的純粹與隨性，他從未想過將這些譯稿發(fā)表，只視其為語言的修煉與靈魂的私享。

2002年，凱爾泰斯折桂諾貝爾獎的消息，在中國出版界激起千層浪，各家出版社競相爭奪其作品版權。幾經(jīng)波折，作家出版社的編輯郭漢睿和朱燕，聯(lián)系上了遠在布達佩斯的余澤民。余澤民立刻行動，購回凱爾泰斯的九部作品潛心分析，最終推薦了涵蓋電影文學、小說、散文、日記等多種體裁的《命運無常》《英國旗》《另一個人》與《船夫日記》，并協(xié)助作家出版社成功獲取版權。而譯者的重任，最終也因他電腦中那三十多篇默默耕耘的譯稿，落在了他的肩上。朱燕的肯定，讓他正式成為了凱爾泰斯作品的中文譯者。

拉斯洛獲獎后，詩人歐陽江河在一次采訪中如此評價余澤民的勞作：“他借助拉斯洛作品中那些古怪的、啟示錄般的文字，以及匈牙利語的原生意蘊，豐富、改造、糾正，甚至在某種意義上‘發(fā)明’了一種中文，或者說，他讓我們的中文經(jīng)歷了一次外語化的洗禮……余澤民投入了自己的生命，做成了一件大事。”

更富詩意的巧合是，余澤民的妻子艾麗卡，一位畢業(yè)于羅蘭大學中文系并曾留華的漢學家，翻譯的正是拉斯洛的“老友”歐陽江河的作品。不僅于此，她還譯介了魯敏、邱華棟、曹文軒的小說，艾青、楊煉、吉狄馬加、梅爾的詩歌，以及諸多中國藝術、歷史著作。其中《漢字》和《中國時刻》這類專業(yè)性極強的書籍，則是夫婦二人的合作成果。

3

北京

年輕時，我們總渴望逃離故鄉(xiāng)。余澤民說，很多年后，慢慢體會到，離開家是很大的心理丟失。

近年來，余澤民身兼匈牙利羅蘭大學與鮑羅什學院的文學翻譯導師，同時也受聘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特聘教授，歸國授課成了常事。這次電話采訪，便是在他回到北京的次日進行的。

“和許多傳統(tǒng)的中國家庭一樣，在很長一段歲月里，我的父母似乎并不真正了解我和弟弟，也不善于表達愛。但如今回首，我才恍然大悟，那種沉默的守望，本身就是最深切的愛?！?/p>

他的母親是婦產(chǎn)科醫(yī)生，父親是常年跋野在外的地質工程師。這對專注于事業(yè)的父母，以一種近乎放任的信任，給予了家中兩位少年最廣闊的自由與最深沉的支持。

父親于1997年離世，沒能看到一年后兒子陪著拉斯洛漫游中國的身影，也沒能見證他最終找到文學翻譯這方心靈棲所。這成為了一種巨大的無法彌補的遺憾。在澤民出國前，父親是家里唯一見過世界的人——上世紀六十年代援建坦贊鐵路，足跡遍及蘇聯(lián)、越南，甚至布達佩斯。家中那本黑白相冊，凝固著父輩的風華。這或許就是為什么，當旁人質疑兒子“不好好做醫(yī)生”時，沉默的父親卻選擇了理解與支持。

1998年的那次旅程，始于北京。拉斯洛住在澤民家中，注意到弟弟偉民的吉他弦斷了，便堅持要去買副新弦，親手為他調好音準；發(fā)現(xiàn)母親床頭擺放著外公外婆的結婚照，便在從美術館歸來的路上，特意挑選了一個相框鄭重贈予。母親深受感動，她用英語向拉斯洛講述家族的故事：余澤民的外公謝霖，是中國現(xiàn)代會計學的奠基人，曾出任孫中山的財務官。一個家族的微縮史，折射出一個時代的磅礴變遷。拉斯洛聽得入迷?；氐讲歼_佩斯后，他將此行寫進散文《只有星辰的天空》。待到2006年散文集《天空下的毀滅與哀愁》出版時，其中一篇題為《媽媽》的文章，主角正是澤民的媽媽?；貞浤赣H，余澤民感慨：“想來天下的母親都一樣，都會相信自己的兒子是世上最聰明的。”

2002年10月，母親從報上讀到凱爾泰斯獲獎的消息，得知國內出版社苦于找不到匈語譯者。未與兒子商量，她便開始四處給出版社打電話：“我兒子在布達佩斯，他能翻譯！”然而，當對方聽聞她兒子“棄醫(yī)從文”、背景與匈語毫無瓜葛時，便都掛斷了電話。弟弟余偉民，一位曾為竇唯、何勇、張楚、小柯等音樂人打鼓的樂手，在一次演出后的夜宵席間，向熱心的何勇提及此事。何勇當即說：“我認識一位編輯。”這位編輯正是作家出版社的朱燕。原來，還有母親的神助，推著澤民走上了譯者之路。

自1998年相識，余澤民的母親與拉斯洛建立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友誼。有一年，她去匈牙利探望澤民，盡管拉斯洛不在城里，仍堅持讓余澤民帶母親和弟弟去他山中的家里住了兩日。直至去年母親去世，每年春節(jié)，拉斯洛都會讓妻子親手制作賀卡，寄往北京。余澤民想，當下，若母親知道拉斯洛也得了諾獎，定會欣喜萬分吧。

2017年，余澤民獲頒“匈牙利文化貢獻獎”，頒獎詞里有一句話：“他一個人相當于一個機構。”二十多年來，他將當代匈牙利文學“搬運”到中文世界，澤民說，“我自己都覺得瘋狂”。

但，這不正是余澤民嗎？那個想好了便去做，不計得失、全情投入的澤民，那個骨子里始終住著一個詩人的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