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長達41年，但事實上我與文學的關系是相當復雜的。在中學時代，我對文學的興趣遠遠比不上對數(shù)學、物理來得濃厚，我做夢也沒有想過這輩子會到中文學科來討生活。那么，我是怎么走上文學研究之路的呢？

受父親的影響，我自幼喜愛文學。那時家里一貧如洗，父親硬是從牙縫里省下錢來購置了《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二書，視為枕中秘寶。我當然也跟著讀，于是從小就把兩部書讀得滾瓜爛熟。但是我在學校里的表現(xiàn)卻是長于理而短于文。1962年，正在一個江邊小鎮(zhèn)的中學里讀初二的我，被學校推薦參加了太倉縣中學生作文競賽和數(shù)學競賽，前者名落孫山，后者卻以滿分獲得第一名。1963年，我考進江蘇省蘇州高級中學，即名震遐邇的“蘇高中”。我在課程選擇上更加偏向數(shù)理化，因為生平第一次親手觸摸到那些實驗儀器，引起了對物理、化學的濃厚興趣。當時的高中是文理科不分班的，而且蘇高中的語文老師教得相當好，老師也鼓勵大家讀課外書。校圖書館里有數(shù)萬冊藏書，我課外閱讀的范圍迅速擴展，主要是讀文學作品。我從高一就立志要報考理工科的大學，但仍然廣泛地閱讀各類課外書，那些書與即將來到的高考毫無關系。到高三時，我已讀過兩套中國文學史，一套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的，另一套是游國恩等人編的。但那時我只是把文學當作課外的閱讀對象，沒有想到后來研究文學竟然會成為我的終身職業(yè)。

1966年初夏，我讀到高三下學期，面臨高考。當年蘇高中的同學在選擇高考志愿時有嚴重的重理輕文傾向，我的物理和數(shù)學成績不錯，填志愿草表時前面三個志愿填了清華的電機工程系、自動控制系和工程力學數(shù)學系。沒想到剛填好草表，高考就被明令中止了。到了1968年，“老三屆”中學生“上山下鄉(xiāng)”，我也回到太倉縣璜涇公社插隊落戶，開始了長達10年的知青生涯。

下鄉(xiāng)的頭一兩年，我對學習理科還未死心，帶了些數(shù)學書和物理書到村里，想在農閑時自學。但是兩年以后，我發(fā)現(xiàn)在農村自學數(shù)學、物理根本不可能，因為既沒有參考資料，也沒有人指導，碰到一個坎就怎么也過不去了。于是我徹底放棄了對數(shù)理化的愛好，從此只讀文科書了。

我的讀書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當時，我既不能進大學，也不能當工人，更不可能當兵，連本鄉(xiāng)的赤腳醫(yī)生、代課教師也當不上。我不再做上大學的夢了。但我還是喜歡讀書，總想弄點書來讀。那時村里連張報紙都沒有，更不要說圖書了。城里的圖書館也早就關閉，所以我不可能制定什么讀書計劃，只能偶然弄到什么書就讀什么書。到手的書實在是太少了，有時只能翻來覆去地看同一本書。但是那樣讀書也有個好處，凡是讀過的書，基本上都讀熟了。我記得讀過曾國藩編的《經史百家雜鈔》，一本太平天國的史料集，還讀過蘇聯(lián)科學院的歐洲哲學史，還有一本《氣象學教程》。有一次接連幾個月沒能借到別的書，我就看了幾個月的《氣象學教程》，現(xiàn)在還記得好多觀云識天氣的諺語，比如“天上鯉魚斑，明日曬谷不用翻”之類。我在農村的讀書雜亂無章、毫無規(guī)律，因為那些書都是偶然落到手里，根本無法選擇。

那樣讀書當然沒有任何“學科”的意識。但從總體來看，我所讀的書還是以文學為主，尤其是古代文學。倒不是它們的數(shù)量特別多，而是它們特別耐讀，比如《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都是百讀不厭的名篇，一本書夠讀一兩年的。我至今難忘當時借到胡云翼《宋詞選》的興奮心情，就像餓得半死的人突然借到了幾斗米。

世界上的事情都有兩面性。生活確實艱辛，我待的那個村莊不通電，煤油又是定量供應的，晚上經常要摸黑吃飯，更沒有燈光讀書。那段經歷在我的性格中增添了幾分堅韌、淡定的因素，后來遇到什么困難都不會沮喪。茅檐下的讀書是那段艱苦歲月中的亮點。當時我之所以喜歡讀古典作品，是想尋求精神上的安慰。獨自到舉目無親的農村去，生活非常單調，心情也很苦悶。而古代文學中的好作品，多數(shù)就是抒寫心中牢騷的。所以我讀古人的詩詞，有一種似曾相識、同病相憐的感覺，看看他們是如何度過人生中艱難困苦的，也可以受到啟發(fā)。古人作品中表現(xiàn)出的那種面對艱難困苦的灑脫和尊嚴，也令我深受感動，雖然我不可能達到那樣高的思想境界，但是那樣的文字依然會深深地打動我。

讀古人作品的時候，就像孟子所說的“尚友”古人，我覺得古人并不遙遠，我并不孤獨，因為古人也有與我類似的遭遇，有同樣的感受。有些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撰寫論文時往往只惦記著史實考證和理論抽繹，卻忘記了涵泳體味作者滲透在文字中的情思。我覺得年輕時讀書所獲得的那份感動，直到現(xiàn)在還在起作用。

1977年底，高考恢復了，我糊里糊涂地考上了安徽大學外語系的英語專業(yè)。在安大外語系讀了一年后，因為想把每月18元的助學金變成35元，就跟著幾個同學提前報考研究生，于是又糊里糊涂地報考了南京大學的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導師是程千帆教授，專業(yè)方向是“唐宋詩歌”。我從未讀過中文系，但是幾門專業(yè)課都考得不錯。那年南大的古代漢語試題，不是讓你把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而是把白話文翻譯成文言文，很多題目的答案其實就是我曾背誦過的古文，自然不成問題。程千帆先生親自命題的專業(yè)試卷，有一道題是寫一首格律詩詞，因我在農閑的時候曾自學了一些詩詞格律，就沒有交白卷。

到南大以后，我才知道程千帆先生當年考上了金陵大學的化學系，但是他家境貧寒，開學報到時發(fā)現(xiàn)化學系的學費昂貴，而中文系學費低廉，就改上中文系了。原來我們師生二人都是偶然與古代文學結緣的，要說成為師生是前生的緣分，我遇上程先生真是雙重的緣分！

后來，又很幸運地，我成了南大中文系的第一個博士生。程先生邀請周勛初、郭維森、吳新雷三位老師為助手，組成了一個博士生指導小組，并制訂了嚴格的培養(yǎng)計劃。由于全系只有我一個博士生，所以讓我以專書研讀的方式來進行課程學習。程先生開列了一份必讀書目，規(guī)定我在學位論文選題之前必須研讀以下經典：《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左傳》《詩經》《楚辭》《史記》《文心雕龍》《文選》。細察這份書目就可發(fā)現(xiàn)，它們全是先唐的典籍，也就是說，它們與我將要撰寫的關于唐宋文學研究的學位論文并無直接的關系。這可能是針對我沒有讀過中文系的本科，學業(yè)基礎比較薄弱，程先生必須讓我“惡補”一番。于是，我就根據(jù)上述書單埋頭苦讀起來。我選擇了較重要的版本，逐字逐句地細讀文本。經過一年多的經典閱讀以后，對唐宋文學的學術源頭有了較好的把握，這不但為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撰寫提供了較好的學術基礎，而且對日后從事唐宋文學的研究大有益處。比如我研究儒家思想對杜甫的影響時，就基本上做到了胸有成竹。

當然，在讀博期間受到的最大訓練還是撰寫博士學位論文。程先生鼓勵我選題時要敢于知難而上，要選擇學術意義較為重大的題目來從事研究。我選擇了江西詩派作為論文題目。江西詩派是宋代最大的詩歌流派，但是長期以來受到學術界的種種誤解。經過細致的史實考索和文本分析，我對江西詩派作出了比較實事求是的重新評價。1984年10月22日，我以《江西詩派研究》為學位論文參加了論文答辯。這是國內首次文學博士學位論文答辯，中文系把答辯會辦得非常隆重，組織了堪稱豪華陣容的答辯委員會，主席是錢仲聯(lián)先生，委員除了導師程先生以外，還有唐圭璋、徐中玉、舒蕪、霍松林、傅璇琮、管雄、周勛初等先生。此外還邀請林庚、王起、朱東潤、蕭滌非、孫望、金啟華、顧易生等先生評閱論文。經過3個小時的答辯，錢仲聯(lián)先生當場宣布答辯委員會全票通過我的答辯。答辯一結束，系里就通知我留校任教，并讓我準備下個學期的課程。我從此成為南大中文系的教師。

回首平生，我覺得是在農村時養(yǎng)成的閱讀文學作品的愛好影響了我的人生軌跡，使我從一心想當工程師的人成為以古代文學研究為職業(yè)的學者。我在江南農村的茅檐底下結識了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等杰出的人物，他們在我最困難的時候與我朝夕相伴，在冥冥之中引導我成為專門鉆故紙堆的中文系教師。我年近八旬，成就無多，但對自己的職業(yè)選擇至今不悔。我決心把畢生精力貢獻給古典文學的研究與普及。

經常有人把我的名字與“寶劍鋒從磨礪出”這句古話聯(lián)系起來，其實兩者風馬牛不相及。我的名字是父親為我起的。父親自幼喜愛讀書，因家境貧寒而少年輟學。他非常希望我有出息，但決不想讓我出人頭地。父親給我取名“莫礪鋒”，意思是不要砥礪鋒芒，也不要出類拔萃。我從小家境貧寒，父母撫養(yǎng)我們兄妹四人很不容易，他們成天都在為柴米油鹽而發(fā)愁。我初中畢業(yè)后，父母送我去上蘇高中，其實我是應該讀中專、技校的，那樣能早點干活掙錢。但父親認為我成績優(yōu)秀，砸鍋賣鐵也要送我上高中，再上大學。性喜文學的父親中年辭世，他沒有看到我考進大學，更沒有看到我當上中文系教授，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我始終牢記父親的教誨，只想做一個普通教師，兢兢業(yè)業(yè)地教書育人，并做些力所能及的普及工作。我已經在文學研究的道路上走了40年，近年來又把主要精力用在普及古典文學上，我決心沿著這條道路走完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