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5年第7期開始，《北京文學》（精彩閱讀）連續四期推出“00后”詩歌大展，這在純文學刊物中并不多見。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各種說法都在召喚年輕人的出現，而在當下更趨多元的文化環境中，對于青年的創作也相應地有了更多要求與標準。《北京文學》集束性地推出100多位“00后”詩人，其重點是希望“呈現一些新的經驗想象和詩學氣質”，從大展詩人的作品來看，也部分地達到了這樣的目的。在“知識分化”越發明顯的當下，什么樣的詩歌才能構成青年寫作的標桿？他們能否在美學觀念和詩學標準上達成一致性？對于這樣一些問題，不僅詩歌研究者在關注，“00后”詩人們也在思考，甚至不乏深度的自我反思。

近兩年，冬千、黑辭、安渡、李庚雨等“00后”詩人，都曾在訪談或文章中表達過對詩歌寫作的看法。他們雖然年輕，但思考得很深入，且直接觸及了詩歌寫作的本質性問題，比如何為詩的現代性，比如詩的結構與詩意之縱深的關聯、詩歌與古典傳統以及現代性的關系、日常生活經驗如何轉化為詩。這些問題自新詩發生以來就一直在討論，然而，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中，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00后”詩人并非一個絕對的命名，我們仍然堅持使用“00后”，很大程度上在于這一代詩人的成長環境發生了變化，他們的認知也正被這個時代所重塑。他們的觀看、傾聽、體驗和思考，甚至包括想象力，也都有了深刻的不同。這種超越甚至斷裂是自然更迭的一部分，同時也是這一代人自我形塑的結果。“00后”詩人似乎越過了“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初期階段，開始追求陌生化的詩意，并在逐漸的自我覺醒中進行“青年變法”。我在“00后”大展的作品中感受到了相對自由和松弛的狀態，他們更強調敘事性，而非單純的抒情；他們也更強調對話性，而不是對抗性。當然，這并不是說他們的作品里沒有緊張感，其緊張感并不在顯性層面表現出來，而是體現為更內斂、精致和高密度的個性化思辨修辭。

“00后”詩人在個體微觀敘事中處理語言與現實的關系，至于他們的寫作是否具有介入性、及物性和公共性，我覺得這些對他們來說好像都不成為問題了。大面積的松弛感是“00后”詩人的氣息，但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質疑。在有些人看來，“00后”詩人的生活太單調，這導致他們的寫作生活化不足，更多耽于想象而趨于同質化。在我們呼喚詩歌的異質性經驗時，“00后”詩人也提供了他們基于當代性的想象與創造：在服從于山水辯證法的背后，張雨晨直接寫出了《數字故鄉》，這是之前沒有過的體驗，“從未想象過，能通過數字影像/還原逝去的長輩/假借著虛構的軀殼，敘舊和相擁”，新媒介影響了新生活，敏銳的詩人善于捕捉這樣的經驗，并將其還原為一種新的抒情倫理。在與古典傳統的對接上，“00后”詩人有著自己的審美自覺，他們不再生硬地復制唯美的句子，而是嘗試如何將其轉化為生產性創造。“早櫻嫁接一剪梅的相思，江城孟春的清風/吹落少男少女的小愁。”樸直在《東湖耀春》中以凝視的力量重構了春天的地域景觀，并從“風景之發現”的視角重繪記憶的詩性光譜。而張雪萌在《想想吧，柏林的柔夜》中，以更多異域生活經驗融合古今中外的詩人作品，直接形成了紙上互文的對話性，她在開闊的視野中將詞語當作了一種現代性裝置，讓詩歌更富流動感。還有阿落的《李清照1937》寫出了從古代穿越到現代的經驗，這種想象立足于歷史和社會感知，幽默，率真，我們能從中看到當年莽漢詩人的影子。汪書唱有著臨床醫學的專業背景，她的詩不拘一格，打破了很多詩歌的既有法則，像《一個躁狂癥患者在數數》《床頭閑話》這樣的詩，既有著游戲性和獨白色彩，又不乏豐沛的想象力。而陳秋旋熱衷于寫自己旅行到過的每一座城市，在這種移動地理詩學中，她強化了都市生活的快感與反諷性，“維他命，輔酶，褪黑素/首爾快進的街頭，胃荒蕪得/要拔出一棵光合作用的樹”（《樹小姐的遠航》）。在女性寫作的延長線上，年輕詩人繼續放飛想象，以詞語的狂歡打開詩歌更幽深的空間。在各種混雜經驗的交織中，年輕詩人們普遍運用書面語寫作，而很少像第三代和中生代詩人那樣寫口語詩，這是否是長期學院教育和訓練的結果？

大展中的“00后”詩人，大部分都是高校本科生或研究生，可劃歸到校園詩人的范疇。不管是在高中階段習詩，還是大學期間開始寫作，他們身上帶著天然的詩學教養。因中學語文課堂的素質化探索，并輔以廣博的課外閱讀，有些人已經潛移默化地接受了詩的現代性美學熏陶。無論是從寫作技藝，還是從閱讀接受上，他們的起點都比較高，相比于很多前輩詩人，他們對于詩歌閱讀與寫作都有著更強的精神自覺。他們不再盲目地追隨潮流，而是遵從內心的審美選擇，在個性釋放中轉化自我經驗，同時也在生命體驗中進行創造力的自我更新。在大展所呈現的作品中，我看到年輕詩人們在寫作中融合了流行音樂、嘻哈說唱、脫口秀表演、地方文化等各種資源，這讓他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詩歌價值觀和方法論。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沖擊下，很多年輕詩人也意識到寫詩必須要有持續的熱情，而不是依靠瞬間的激情，因此，專注和耐心是不可或缺的品質。而對重復和平庸的抵抗，則是他們寫作的內在動力，正是在這樣的文學場域中，有些詩人會自覺地關注詩歌的探索性和未來性，他們有時也會去寫“元詩”意義上的作品，在具體的詩學實踐中理解寫作與人生的關系。

在技術化的動力機制中，“00后”詩人的寫作確實有著自己的趣味性和形式感，這一方面是代際差異所帶來的優勢，另一方面，也隱含著去代際化的反抗。張瑞洪就曾在《代際交疊、弱冠優勢與招安崇拜》一文中反思道：“我們總是談代際、談差異性，并試圖從中尋找可繼承與可突圍之物的方式，其實最后的落腳點就是‘制造青年’。”代際是人為制造的年齡差異，而詩歌確實帶有某種青春性，但它就必須是青年的事業嗎？以詩歌為志業，也許根本就不是“00后”詩人的普遍想法，相反，詩歌只是他們的一種表達方式和精神生活。在突破了技術障礙后，“00后”詩人們開始轉向寫主體的詩，寫行動的詩，寫大愛的詩，寫生命的詩……

在當下，“00后”詩人不是要去追求穩定的風格，去強化自己的成熟度，而是要保持“在路上”的行動力，去呈現活力感和創造性，去寫值得冒險的詩。在此，我想起了法國作家齊奧朗《在絕望之巔》一書中的一段話：“那些在靈感的魔力下寫作的人，對他們來說，思想是他們有機的神經傾向的表達，他們不關注整體的統一和體系。那種關注矛盾和浮于表面的悖論，表明個人生活的貧乏和平淡。只有巨大而危險的矛盾才意味著豐富的精神生活，因為只有它們才能切實成就生命富足的內在流動。”生活的平淡是否意味著經驗的貧乏？而“巨大而危險的矛盾”是否又對應著“生命富足的內在流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每一個主動或被動生活的人都可能會經歷那些矛盾，從而去思考那些矛盾，一旦年輕詩人們的創造力被這些矛盾所激發，那些向內轉的創造性詩意格局即可獲得建構的契機。在通往精神成人的途中，艾略特所提到的歷史意識會讓“00后”詩人的寫作接續上深厚多元的傳統，這是他們重新發現啟蒙之意義所在。“00后”詩人的寫作仍然處于未完成狀態，因此更具可塑性和未來潛力，只要他們敢于冒犯和挑戰自我，一種新的代際詩群才有構成詩意共同體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