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10月23日，“深淵的回響——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作品翻譯與闡釋”專題講座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舉辦。主講人余澤民是新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的重要中文譯者之一，他將拉斯洛的《撒旦探戈》《反抗的憂郁》《仁慈的關系》《溫克海姆男爵返鄉》等小說作品譯介到中文世界。除了文學翻譯，余澤民與拉斯洛長達三十多年的友情與交往，也為讀者了解拉斯洛提供了一種“個人敘事”的新視角，在這個科技時代，他講述出一段人與人之間美麗的、文學的終身關系。

“從今天開始我們用筷子”

可以說，這段動人的友情故事始于拉斯洛對中國唐代詩人李白的迷戀。20世紀90年代初，想要去外面看看世界的余澤民來到了匈牙利，當時的他不懂匈牙利語，只能靠簡單的英語與他人溝通。沒有工作，沒有身份，語言也不通的余澤民借住在好友海爾奈·亞諾什的家中。1993年，在一次朋友聚會上，余澤民與拉斯洛相識，拉斯洛已是頗有名氣的作家，且剛剛出版了一部游記，記錄他1991年的中國之行。相遇當天，拉斯洛的目光停留在余澤民身上，問他各種各樣與中國文化相關的問題，兩個人用英語聊了很久。拉斯洛說自己非常喜歡李白，他認為李白的詩歌是超越時代的，具有非常濃厚的現代性。拉斯洛取出匈牙利語譯本的李白詩集，請余澤民為他用中文朗讀。相識當天，拉斯洛就邀請余澤民到自己家住一周。

“從今天開始我們用筷子！”拉斯洛回到家中，興奮地對他的妻子“宣告”。當時的余澤民從未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一名匈牙利語翻譯家，他和拉斯洛的友情一度與文學無關，更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直到1998年，兩人一起結伴重游中國，策劃了一條旅行路線：尋訪李白的足跡。據余澤民介紹，他們兩人從北京出發，到訪了泰安、曲阜、洛陽、西安、成都、重慶等地，然后他們穿過三峽，抵達武漢。他們為這段旅程準備了一臺迷你錄音器，記錄旅行中的感受，旅程中整整錄了14盤磁帶。

在這期間，余澤民一直在自學匈牙利語。第一次嘗試文學翻譯，他翻譯了拉斯洛的小說《茹茲的陷阱》。翻譯完成后，他為這些文字感到驚奇，“這不是我的語言，我寫不出這樣的語言，甚至不是常見的中文的語言”，拉斯洛喜歡使用長句，艱澀、精密、纏繞的語言風格讓余澤民感到陌生和驚嘆，也讓他愛上了這樣的敘事風格。從最初的翻譯實踐開始，余澤民宿命般地開啟了他的文學翻譯生涯，從翻譯成果可以看出他非常勤奮，他翻譯了馬洛伊·山多爾、凱爾泰斯·伊姆萊、道洛什·久爾吉、馬利亞什·貝拉、薩博·瑪格達、艾斯特哈茲·彼得、巴爾提斯·阿蒂拉、圖爾茨·伊什特萬、蘇契·蓋左等匈牙利作家的作品，截至目前，他翻譯成中文的作家里，有兩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分別是凱爾泰斯·伊姆萊和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拉斯洛的文學母題與堅持

講座中，余澤民解讀了拉斯洛《撒旦探戈》《反抗的憂郁》《仁慈的關系》《溫克海姆男爵返鄉》等作品，他認為能在世界范圍內取得成功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的文學母題，并且能持之以恒地書寫這個母題。余澤民在解讀中說，“無法走出的人類困境”是拉斯洛的文學母題，拉斯洛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寫人類從困境到困境的過程，然后周而復始，人們在這個過程中總是在期待某個拯救者的到來。他談到，拉斯洛作品的內涵并非是許多人理解的絕望或黑暗，而是對人類文明進程的深刻洞察，是對世人的警醒。

他分析了拉斯洛小說的結構、語言以及拉斯洛如何用音樂詮釋自己的文學表達，展示了拉斯洛的故鄉丟勒小城的影像資料，這個小城連同小城里的水塔、小酒館曾在拉斯洛的作品中多次出現。

余澤民分享了翻譯拉斯洛超長句的感受。他說，拉斯洛的長句結構有兩種，一種是俄羅斯套娃式的，非常復雜難譯，還有一種是火車式的，可以拖著幾十節車廂，翻譯起來并不很難，但要掌握好作家敘述的語調、節奏，甚至音色和情態。

說到拉斯洛的長句，就不得不提及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的長鏡頭。許多人開始閱讀拉斯洛的作品，是在看過貝拉·塔爾的電影《撒旦探戈》（1992）之后。這部電影由拉斯洛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長達七小時，是電影史上談論影像風格不可缺席的一部作品。長鏡頭，作為一種具有時間性的敘事語言，成為導演貝拉·塔爾的重要風格。這樣的長鏡頭也得益于拉斯洛的超長句，這樣的句子給了導演演繹時空的極大可能性。這樣的語言在余澤民看來是原創性的語言，是有別于公用語言的“一手語言”。

“是他為這本書找到的中文詞匯”

文學翻譯與其他翻譯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于文本是有情感的，而語言作為這種情感的容器，翻譯家要去尋找那些最準確的詞匯以貼近作家的原意，這種轉譯不僅是詞語的對等，也是經由詞語完成的文學性的對等。這也是那些杰出的翻譯家深受愛戴的原因，他們像詩人一樣不斷尋找詞語，以期在不同的文化語境里搭建起有效的藝術空間，讓人物登場。

余澤民在講座中展示了2017年拉斯洛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說的一段話：

關于翻譯，請允許我表達與我的所有譯者內心的共鳴，現在首先是與余澤民的共鳴，我相信他的翻譯。我這話的意思是說，我相信他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我從許多人那里聽到了格外贊美的話語，說中文的《撒旦探戈》是多么的好。我必須在這里說一句實話。這部《撒旦探戈》，你們在中國讀到的這本書是他的作品，不是我的。中文《撒旦探戈》里的每一個詞都是他寫的。是他為這本書找到的中文詞匯，這些詞都是他選擇的，是他為這本書找到的語句結構，是他為這本書找到的新的風格！如果你們喜歡這本書，無論誰將喜歡這本書，我請你們轉向余澤民，向他祝賀。

拉斯洛的這段話完美展現了作家與譯者的關系，相互信任、共同為一部作品付出卓越的努力。就這個話題，余澤民過去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曾表示：

在我看來，大家普遍理解的“直譯”和“意譯”這兩種極端都不可取，好的譯文，既要能準確轉述內容和含義，還要盡量準確地傳達作品母語的質感，包括語氣、節奏、致密度和難度。像翻譯凱爾泰斯這樣作家的作品，適當的直譯更能傳達力量，并誘導讀者用心琢磨，更趨近本意。直譯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硬譯，新手們最容易犯硬譯的毛病，生拼硬湊，磕巴生愣；老手們則容易犯意譯的毛病，恨不得用中文流暢地重寫一遍。后者自然比前者要好，至少能讓讀者看下去。但作為譯者，重要的是掌握好直譯與意譯結合的火候。翻譯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要將自己視為會中文的作者。

在講座結束后的觀眾互動環節，余澤民與現場師生就拉斯洛的作品展開討論。講座由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院長柯靜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