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華，祖籍湖北黃梅縣，1932年6月出生于湖北武漢，1949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過衡寶戰役、廣西剿匪、解放海南島等。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中共黨員。1958年4月部隊大裁軍復員進武漢大學化學系學習，畢業后分配到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工作。1992年離休，入編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國科學院科學家人名錄》。在部隊榮獲大功一次和三等功三次（朝鮮政府頒發的軍功章三枚），在研究所參與三個科研課題組分別獲得1983年國家發明獎二等獎、1988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浙江省科技進步獎二等獎，有機化學所記大功一次。

■ 一位老兵的畢生信仰

這是一位從武漢走出去的英模人物，今年已然93歲。

2024年7月的一天，我意外接到一通來自上海的電話，電話那頭，一位自稱黃建華的先生表明來意。原來，上海百老德育講師團正在精心編輯《從戰火中勝利歸來/上海志愿軍老戰士回憶錄》一書。書中，原59師175團的上海老兵沈政撰寫了一篇回憶文章，其中涉及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中壯烈犧牲的20軍175團團長洪定泰。然而，命運弄人，沈政老人在回憶文章初稿完成后，突發疾病不幸逝世，這使得文中相關內容的核實工作陷入了困境。

黃先生在網上留意到我長期專注于軍史研究，還撰寫過一些關于20軍英烈的文章，于是便想方設法輾轉聯系上了我。隨后，我們添加了微信。在交流過程中，我發現黃先生每次發來的信息都十分詳盡。基于這樣的交流體驗，我主觀地認為他是一位軍史研究愛好者，年齡大概與我相仿。

但幾天后，黃先生的一番話讓我大為震驚。他告知我，自己是一位志愿軍老戰士。我實在難以置信，要知道，如果真的是志愿軍老戰士，那現在至少也該90歲了。如此高齡的老人，竟然還在為整理英烈事跡而忙碌，還能寫出那么長的交流帖子。我趕忙撥通了微信電話。經過一番確認，我才得知，黃建華先生今年已經93歲高齡。

在后續的交流中，我對黃先生的經歷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于解放戰爭時期參軍入伍，在抗美援朝戰場上，他是一名九死一生的汽車兵。在那場殘酷的戰爭中，他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憑借著頑強的意志和出色的表現，多次榮立戰功。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他轉業投身科研領域，憑借著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才華，曾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再次立下大功。退休后的三十年里，他依然沒有停下奉獻的腳步，癡心于公益事業，堅持不懈地投身于助學、救災、助老、助困等各類活動中。

這樣一位生命不息、奉獻不止的志愿軍老戰士，又恰是我們湖北武漢走出去的英雄，他的事跡讓我深受觸動。于是，我與他進行了深入的采訪與交流，最終寫成了這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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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當朝鮮半島的硝煙剛剛在板門店停戰協定上凝固成墨跡時，志愿軍汽車三團接到一道浸透血色的軍令：三個月內，必須完成烈士統計與遺骸勘察。汽車團在蜿蜒千里的鋼鐵運輸線旁的山坡、河邊、林中，甚至“三八線”以南，都有臨時掩埋的犧牲戰友。

五連文書黃建華跪在沾滿硝煙味的子彈箱前，顫抖的指尖拂過前任犧牲文書留下的泛黃名冊。那些被鮮血浸透的紙張上，每一個名字都讓他的心情沉重。當統計最終定格，冰冷的數字撕裂了和平的晨曦：入朝作戰900多個日夜，全連傷亡120余人，其中56位戰友的生命，永遠凝固在異國的土地上。

戰友們生前在槍林彈雨中互相的生死約定，一直在黃建華耳畔回響：“替我們把國家建好！”“有了捷報，記得告訴我們！”從停戰那天起，黃建華的生命已經不是只屬于自己——他也為那些犧牲的戰友而活著，替他們建設著強大的國家，替他們在和平的陽光中多為人民服務。93歲了，他依然這樣活著，堅守初心，使命如磐，向著信仰的遠方執著長跑。

■ 從軍，炮火之中鑄就堅定信仰

1932年6月13日，黃建華出生于武漢一個普通家庭，那時的中國山河破碎，時局動蕩。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黃建華的父親在津浦鐵路南京浦口工作，日寇進攻上海直逼南京，一家人被迫從浦口逃難至廣西。這段逃亡經歷，讓年幼的黃建華深深烙印下國土淪陷的屈辱與苦難。

抗戰勝利后，父親輾轉到湖南衡陽鐵路工作，因家中難以養活5個孩子，黃建華被送回武漢三姨媽家，入讀武昌中華中學。1949年5月16日，解放軍四野13兵團南下解放武漢，部隊英姿颯爽的身影、昂揚振奮的歌聲，如磁石般吸引著正在讀初二的17歲少年黃建華。他瞞著父母和三姨，毅然投筆從戎，踏入技術精銳的四野汽車三團五連。

部隊解放衡陽次日，黃建華請假回家，父親開門見是軍人，以為是國民黨的散兵，甚是緊張。黃建華抬頭喊了聲“爸”,這才知道眼前的是兒子。簡單交談中，得知衡陽已解放，兒子已是解放軍戰士。黃建華與家人匆匆相見十多分鐘，便義無反顧地返回部隊，繼續投身到解放湖南、廣西和海南島的戰場。朝鮮戰爭爆發，志愿軍在第一、第二次戰役取得巨大勝利，戰線推前，供應線拉長，前線糧食彈藥急需補充，后勤告急。原本依靠牛車、馬車、手推車和人挑肩扛的補給方式，已遠遠無法滿足戰爭需求。1951年3月12日，中央軍委命令汽車三團成建制從廣西奔赴東北入朝參戰，剛滿19歲的黃建華也隨部隊踏上了這片戰火紛飛的土地。

一進入朝鮮新義州，眼前的景象令黃建華震驚不已：朝鮮的天空被敵機牢牢控制，沿途城鎮沒有一棟完整的建筑，公路上彈坑密布，直徑和深度足有4米和3米。每隔不遠，就能看到被炸毀的汽車、坦克，滿目瘡痍，這場景與他兒時逃難的記憶重疊。

因呼喚補給的聲音急切，汽車三團不得不在生死線上運送物資。第一天執行任務，五連就犧牲了十多位戰士，其中七班被敵機8顆炸彈擊中，全班人不死則傷。而在這片煉獄般的戰場，黃建華也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黃建華與九班副趙文彬駕駛一輛蘇聯嘎斯51汽車。過鴨綠江后，按分工，趙文彬開車，黃建華坐在車頂瞪大雙眼，不敢放下帽檐，任寒風吹凍耳朵，他化身人體雷達，監聽遠方的敵機聲音。車隊剛離開新義州市區，黃建華突然監聽到遠處傳來的“嗡嗡”聲，敏銳捕捉到是敵機，立刻敲打駕駛棚，趙文彬迅速關燈、停車，兩人配合默契地下車，跳進路邊深深的冰水溝里隱蔽。就在這時，敵機俯沖而下，前面一臺汽車被擊中起火。敵機走后，濕透全身的黃建華爬上車頂，繼續擔當起人體雷達，入朝第一夜就這樣與死神擦肩而過。

面對槍林彈雨，黃建華和戰友們毫不退縮，在夜幕下一次次英勇無畏地穿越敵機封鎖線。車毀了，他們齊心協力將車推下公路，讓后續車隊繼續前進；人亡了，只能將戰友遺體臨時掩埋在路旁。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黃建華和戰友們逐漸學會總結經驗，尋找擺脫敵人掃射和轟炸的方法。比如，夜間盡量不開車燈，借著月光行駛；將大車隊改為兩車一組的小車隊，分散目標；在土路上加速行駛，揚起煙塵，以掩護自己和后面的車輛；借大雨天、大雪天、大霧天天然地隱蔽，抓緊多拉快跑。

鐵原阻擊戰時，黃建華和戰友小孫從三登鐵路轉運站為188師運送一批機槍子彈。經一夜顛簸，天亮時抵達深山溝的洗浦里。黃建華讓小孫在朝鮮老鄉家做飯，自己則檢修車輛，并觀察廚房煙囪口，微微白煙出口即散，判斷不會暴露目標。誰知小孫往灶里添加了一把潮濕稻草，黑煙直冒。不料，發現濃煙的美機突然俯沖而下，一梭子子彈打穿平板屋頂，又擊穿了鐵鍋。黃建華機警地判斷，美機轉個圈肯定還會再來，急忙拉著小孫和朝鮮阿巴吉躲進一旁的防空洞。果然剛跑出50多米，兩架敵機返回，丟下一顆凝固汽油彈后揚長而去。幸運的是，偽裝隱蔽在山溝里的汽車和彈藥安然無恙。當天，他們只能就著山泉咀嚼幾把生米充饑，等到夜幕降臨，又馬不停蹄地將彈藥送到了前線。這是黃建華第二次死里逃生。

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向身體很棒的黃建華卻渾身發冷，昏昏欲睡。副班長摸了摸他的額頭，發現他正在發燒，便安頓他到老鄉床上，為他蓋上棉襖和大衣休息。沒想到，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醒來時已身處一個貓耳洞。原來，由于高燒昏迷不醒，班長將他送到野戰醫院治療，繼而再送他們這批傷病員回國治療。幾番汽車轉火車，火車轉汽車折騰，黃建華被送到黑龍江訥河縣人民醫院確診，他患的是傷寒。醫生說，他命大，已扛過來了，過了危險期。這是他第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幾天后，當地軍分區一位參謀卻通知，已治愈的這批傷病員要參加一個集訓隊，集訓內容竟然是學習復員退伍政策。黃建華意識到，這顯然是要安排他們轉業，他不想離開戰場，心急如焚，決定立即“開小差”。趁著新集訓隊隊員之間相互不熟悉，他迅速離開集訓隊，以著一身志愿軍軍裝為“通行證”上汽車、火車，直奔沈陽汽車三團留守處。正好此時三團有一位干部要返回朝鮮，黃建華便堅決要求跟著他回到了連隊。

回到戰場，黃建華再次握住方向盤。1951年5月下旬的一天，他開車為執行鐵原阻擊戰的180師540團送汽油。還未到鐵原，就遇到有部隊退下來，一位干部命令汽車原路返回，銷毀車載汽油，空車收容沿途傷員。本想將十多位傷員送到附近野戰醫院，黃建華卻憑借敏銳的判斷，察覺到前方有美軍坦克的動靜，由于多次跑過此路段，地形和環境比較熟，于是他果斷停止前進，迅速將傷員轉運到另一較遠的野戰醫院。事后得知，當時180師已陷入美軍7個師和南朝鮮軍6個師的重重包圍，540團在突圍中損失超過三分之二。正因為黃建華的準確判斷和當機立斷，才保障了10多位傷員的安全。

在前線，黃建華經歷了一場永生難忘的入黨儀式。1951年4月25日，連隊執行出車任務，班長劉國強卻通知黃建華留守，他滿心不情愿。后來才知道，連隊黨支部已批準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天將在防空洞外林間燒焦的坡地上，由指導員華軍主持他和另外4名戰士的入黨宣誓儀式。宣誓即將開始時，文書突然跑來匯報，剛剛出車的4班遭敵機轟炸，又有幾名戰友犧牲。指導員急忙趕到現場處理，入黨宣誓儀式推遲到4月30日舉行。這一刻，共產黨員的信仰深深扎根在黃建華的心中，成為他一生前行的指引。

■ 科研，傾注心血圖的是國強

朝鮮停戰后，汽車三團又投身三年戰后重建，直至1956年4月才回國，駐防青島。黃建華深知，和平建設時期已然來臨，唯有掌握知識本領，方能替犧牲的戰友實現強國之夢。于是，他奔赴新華書店，買來初中代數，每日撕下5頁隨身帶著。軍訓間隙，別人談天休憩，他卻蹲在地上，以樹枝為筆，在地上認真驗算。憑借這股癡迷勁兒，領導提議送他去濰坊解放軍第一文化補習學校深造。

在那里，黃建華聽聞北京解放軍油料學校補招4人，他沒日沒夜地復習了一個多月，最終成功考入。然而，1958年4月，中央決定軍隊大裁員，解放軍油料學校與后勤學院合并，也面臨大量減員。此時已是排職干部的黃建華服從命令，脫下軍裝，復員成為武漢電線廠的一名普通煉焦工人。

命運的轉折總是突如其來。不久后，已從南開大學畢業留校當助教的弟弟，得知大學要擴招，1958年應屆高中畢業生無法滿足擴招生需求，便接連寫了十多封信，力勸大哥報考大學。黃建華權衡再三，向廠長請了兩個月假“惡補”知識。最終，成功考上了武漢大學化學系，開啟人生新篇章。

在武大，黃建華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由于他的頑強刻苦，武大1959年化學系擬新設高分子專業時，特送包括黃建華在內的4位大二生，到當時由徐僖學部委員（現稱院士）領導的成都工學院全國唯一高分子系培訓。1962年，因遇國家困難時期，武大擬建的高分子專業被撤銷，黃建華又回武大化學系，多讀一年。1964年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正式投身科研工作。

戰爭中科技落后帶來的傷痛，始終縈繞在黃建華心頭，促使他全身心投入科研，尤其是在我國我軍的薄弱環節發力。黃建華參與的首個研究課題是“軍用光學儀器防霉課題”。當時南方梅雨季節，望遠鏡不出三個月，鏡面便霉斑密布。外鏡面的霉斑尚可擦拭，內鏡面的霉斑卻難以處理，嚴重影響軍訓和戰備。1965年，國防科工委將解決這一難題的任務下達給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黃建華也加入研究團隊。

團隊深入陸、海軍部隊，北京微生物研究所，收集引起望遠鏡鏡面內外生霉的菌種達80多種，經層層篩選，確定8種代表性霉菌作為殺滅目標；又收集300多種有殺霉菌效果的化合物，逐步淘汰殺菌作用弱的，從20個減到15個、10個、5個。隨后，50臺望遠鏡被調撥到陜西三線某基地，對5個化合物的殺菌效果做環境加速試驗。黃建華擔任現場觀察者，在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里，他目不轉睛，認真記錄每一個數據，最終將5個化合物淘汰至3個。

接著，國防部調來150架德制、日制、美制和國產的各式望遠鏡，分別在云南西雙版納、寧波軍港、福建三都澳三個梅雨氣候最惡劣的環境，對3種化合物的殺菌效果進行長年實地考驗。經過無數個日夜的不懈努力，H50、H162脫穎而出；1975年專家鑒定會上，H50化合物一舉奪冠，獲得國防科工委技術進步獎一等獎、國家創造發明獎二等獎。錢學森在評審會上高度評價：“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果，為國防事業解決了這個‘老大難’。”

1981年11月，我國一項科學研究震驚世界：人工全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成功。這是一項具有世界開創性的研究，在生命起源研究上意義重大。黃建華參加了部分化學合成核苷酸片段，并會同細胞研究所提供假尿嘧啶核苷。這是一種稀有單一核苷，合成過程極為麻煩，且當時相關原料無法進口。團隊另辟蹊徑，從一篇資料中得知人尿中有微量“假尿嘧啶核苷”，經計算，合成5克需要3至4噸尿液。他們計劃收集年輕人較集中、身體好的人群的尿液。當過軍人的黃建華想到了解放軍，想到了“南京路上好八連”。他拿著中國科學院華東分院開具的介紹信，前往“好八連”聯系。連長、指導員得知是用于科學研究，大力支持。

第二天，黃建華和同事拉去十多個空塑料桶，放在連隊廁所收集尿液。三天后，他們換上一件陳舊的衣服，踏著三輪車一個多小時去取尿。“好八連”戰士做事認真，早早將盛滿尿液的塑料桶移到廁所外。黃建華和同事一桶一桶搬上三輪車，十幾個塑料桶的尿液，因震蕩和蓋子不嚴實，沿途滲出刺鼻的尿臊味，引得路人紛紛側目：怎么現在掏糞工如此年輕？他們艱難往返，一次就要花兩個多鐘頭，滿頭大汗、饑腸轆轆，但因趕時間，不敢喝水進食。就這樣連續多次運回研究所，自己安裝設備提取，像作戰一樣，夜以繼日，搶占制高點，按時完成提供達到99%純度5克樣品，沒有拖全合成的后腿。1988年，該項目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黃建華還參與含氟農藥除草劑項目的研究課題。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農業領域對于高效除草劑的需求日益迫切，傳統除草方式效率低且勞動強度大，而國際上含氟農藥除草劑已展現出顯著優勢——在黑龍江農場等地的試驗田里，使用進口氟樂靈的棉花與大豆種植區，不僅雜草得到了有效控制，農作物產量還提高20%。面對這一國際先進農業技術的巨大差距與國內農業生產的迫切需求，我國毅然決定自主開發。

1985年以自主開發含氟農藥創制為主的603課題組成立，在組長吉景順領導下，包括黃建華在內的七位同事齊心協力。后來，按化工部成思危總工程師建議，“中試”采取全國招標，六家農藥廠入圍。1987年3月投標審核評定專家會上，浙江東陽農藥廠中標。黃建華具體負責“中試”的協調、指導，他八次深入東陽農藥廠，落實試驗的各項細節。那時交通不便，他每次去東陽都要坐或站12小時火車到義烏，再轉2個多小時汽車到東陽。有一次，按照約定，黃建華要到東陽參加一個“中試”的關鍵會議，必須當日趕到。可是那天，火車到義烏時晚點，趕不上到東陽的長途汽車。為不影響第二天的會議，黃建華毅然在路邊攔去東陽的順風汽車，多次被拒甚至挨罵，最后攔到一輛貨車。而此時，他已經兩餐沒有吃飯了 。

這個項目在化合物結構中引入氟原子或含氟基團，提高了高效性、低用量和低毒性等特點，在國內農藥、醫藥行業引入“氟原子”具有開創性。該項目獲得浙江省1991年度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和中國科學院科學進步獎三等獎。

■ 余熱，永不熄滅的使命之光

1992年6月，黃建華卸下了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工作牌。朝鮮戰場上“取得的”三等甲級殘疾證書（現對應七級），本可作為他在養老社區梧桐樹下的藤椅上安享晚年的理由，可這位從槍林彈雨中走出的老兵，總覺得胸口揣著未燃盡的火種。“我是踩著戰友的尸骨活下來的，我要替那些烈士們活著，我得替他們把沒走完的路走下去，要替他們為共和國做事，為人民服務。”

離休三十三載，黃建華的職務退居到二線，工作仍在一線。社區里、母校中、貧困地、軍營內，處處都有他奔波的身影，他用行動詮釋著一名老兵的責任與擔當。

2018年4月，86歲的黃建華、胡明慧夫婦入住上海養老社區。本以為黃建華進入耄耋之年，到這兒會靜下心來休養，可他閑不住，依然身兼上海百老德育講師團志愿軍參戰老兵分團副團長，是黨的政策的講解者、英模人物的宣傳者、正能量的傳播者。這些年，他就《“十四五”規劃》《雄安新城》《烏克蘭局勢》《信仰的認識與探討》《黨的二十大引領我們新航程》《淺談核酸》等內容，深入學校、社區、機關、企業、軍營等不同場合進行義務宣講，近千張幻燈片在不同的光束里流轉，點亮無數求知的眼眸，溫暖無數困惑的心靈。

從武大走向科研之路的黃建華，一直心系母校。他在武大上海校友會一干就是20年，把秘書長的座椅坐成了瞭望塔。這位從化學實驗室走出的老兵懂得，知識的火苗比炸藥包更能炸穿貧困的壁壘。不定期給母校校友總會捐款，為激勵更多學子投身化學研究，2014年秋，黃建華在母校設立“武漢大學志愿軍獎助金”，為武大化學與分子科學學院優秀教師、學生開展創新研究提供經費支持。2023年以志愿軍名義資助化學學院建立黨建活動室。其夫人胡明慧，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964屆高分子專業畢業生，夫唱婦隨，率先捐出30多萬元，像投入湖面的石子，蕩開校友們接力捐贈的漣漪。

黃建華的祖籍是湖北黃梅縣。他了解到小池鎮弘芝福養老服務院院長吳艷紅，辦了一所專門收養五保戶、孤寡老人、殘疾人的福利院，便聯系上了吳院長。2022年8月，黃建華捐款 26800元，為福利院配備了電動洗澡床，讓殘疾老人享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待遇；2023年的年夜飯，是他出資委托吳院長承辦的，他還給每位老人派發了百元紅包；2024年冬天到來前，他又出資18630元，為每位老人新置了一件棉襖。武大上海校友中有幾位年輕校友，他們從農村考入大學，最后到上海工作。談到農村孩子求學艱難，他們十分感慨，想在武大上海校友會下設立一個愛心分會，為農村貧困地區孩子求學伸出援手。黃建華熱情支持，并樂意擔任名譽會長。他不顧耄耋高齡，兩次與幾位會友到革命老區井岡山農村實地考察。最后，他們決定支持吉安縣各村辦小學的“希望工程”，黃建華先后捐贈30多萬元以及一些教學器材、書籍等。此外，黃建華和夫人還為泰和縣一所小學的一個班級捐贈了書柜和圖書，并命名為“志愿軍圖書角”。

深夜的臺燈下，93歲的黃建華仍在奮力敲擊著電腦的鍵盤，他始終忘不了那些犧牲的戰友們。根據抗美援朝時期親歷，黃建華先后獨立或合寫了《戰友的回憶》《戰地情懷影集》《黃浦江畔珞珈人》《大雜燴》《匆匆那些年》《軍旅之戀》《一個汽車兵的故事》等八本書計300多萬字。其中15萬字的《一個汽車兵的故事》，是他在抗美援朝戰地的親歷、親見和親聞。最近，黃建華還創作了反映朝鮮戰場美軍戰俘生活的電影文學劇本《他們改寫了世界戰俘史》（暫名）。他還先后給國內外媒體投稿并發表數十篇計40多萬字的宣傳英雄模范事跡的文章。2020年10月，在幾位健在志愿軍老戰士和家人的配合下，他利用多年積累的200多張圖片，自己花錢制作了一套展板，在上海市4個區六個場地舉辦“抗美援朝70周年紀念巡回展”，讓觀看這個“個展”的人讀懂了何為“信仰”。

黃建華和子女都未曾從商，他的日常收入僅有退休金和殘疾補助金。他和夫人生活極為簡樸，甚至被旁人覺得有些“小氣”。出行時，他們總是選擇步行，或者乘坐公共汽車、地鐵，很少乘坐出租車。但每逢國家有難，如1998年長江抗洪、2008年汶川救災、2020年抗擊新冠疫情，以及各類助學、助老、助困活動，他總是慷慨解囊。夫婦倆還連續9年資助一對家境困窘的初中生，直至二人分別考入中國傳媒大學和上海理工大學并順利畢業，用知識為孩子改寫了命運。

早在2014年7月9日，黃建華就與夫人胡明慧一同簽署了將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的協議。他說：“我這一生是幸運的，我的好多戰友都犧牲在解放全中國的戰場和抗美援朝的戰場，有的戰友死后遺體都未找到。我死后也應‘光身而走’，給國家做最后的貢獻。”這句樸素的誓言里，藏著一位老兵對生命最赤誠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