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19日，由杭州市文聯主辦，杭州市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杭州市作家協會承辦的第十屆“西湖·新銳文學獎”頒獎大會暨浙江工業大學第四屆“西湖文學周”在杭州舉行。

活動現場圖

第十屆“西湖·新銳文學獎”于2025年1月啟動，評選范疇為《西湖》和全國各文學刊物2023年1月至2025年7月發表的中短篇小說，劉日短篇小說《廢蛋》、張玲玲中篇小說《阿耆尼》、周于旸中篇小說《雪泥鴻爪》、袁德音中篇小說《殺手皇后》、龔萬瑩中篇小說《出山》、章雨恬中篇小說《最后的夜晚》6部作品進入終評。

經過終評委投票，張玲玲中篇小說《阿耆尼》、龔萬瑩中篇小說《出山》、周于旸中篇小說《雪泥鴻爪》獲第十屆“西湖·新銳文學獎”。11月17日上午，頒獎大會在浙江工業大學屏峰校區舉行。

張玲玲的《阿耆尼》以兩個相對獨立的故事，進入對中年人婚姻、情感的精微觀照。從鄉鎮到城市，男女主人公經歷家暴、誤解、家族爭斗、抑郁癥等沖擊，仿佛被命運的暴風吹上吹下、永無止歇的魂靈，左奔右突尋找出路。頒獎詞說，《阿耆尼》以結實如大理石的零度敘事，書寫兩性間的相互摧折，為當代人的情感生活寫下了傳記，張玲玲的敘事有極高的密度和速度，以人物密集的動作來推進敘事。內在、外在，巨大的傷害事件一件蓋過一件，造成層累的傷害，終致麻木、滅頂。小說在人物所處的殘酷處境中，對生命狀態進行追問。

張玲玲回憶自己的文學起步之路，正是從2016年9月在《西湖》雜志發表第一篇小說《平安里》開始，而這第一篇作品就入圍了第六屆“西湖·新銳文學獎”。于她而言，這是一個“過于美妙的起點”，她曾誤以為文學和寫作就是如此簡單，后來才發現，這條路比她想象得要略微艱難。但如其所言，寫作這條路是值得的，“寫作的自我檢驗就是，沒什么不甘心的，求訴于文學就已是極大的命題，只是現實依然會橫亙在面前。它不是文學問題，卻需要文學和自我去解決，在此過程里，文學予我們以意志，以智慧。”

龔萬瑩的《出山》，是主人公小菲的個人史、家族史，也是鼓浪嶼的歷史。“出山”，即閩南語“出殯”的意思。小說里，小菲外公“油蔥”經營殯葬業。借助這一職業設定，小島上人們的生死悲歡得以一一呈現。活躍在小說前景的妙香姑婆、離婚的母親，以及小菲，都受過重大打擊，生命中有巨大殘缺。然而，每個人都幽默、頑強、堅韌，在艱難的生活中生出滋味與勃勃生機。與人的命運相似，島上的生活方式，也經歷著它的生與死。龔萬瑩以結實成熟的現實主義筆法，專注于對人的生命、死亡與救贖的探索，是向死而生。正是在這一底色上，龔萬瑩建筑起關于“島嶼”、關于島上人們生活的記憶。

2021年4月，龔萬瑩第一次在嚴肅文學期刊發表小說，正是在《西湖》雜志。彼時她已經寫了多年，卻不知如何走入文學的門，在《西湖》發表作品給了她莫大鼓勵，在那之后，她陸續寫下數篇關于島嶼的小說，有了更多發表機會，并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她認為，寫小說，與其說是創造生命，不如說是在虛構中發現生命，然后陪對方走一段路，寫《出山》時也是如此。“我看見了那些角色，然后就陪著他們的生命前進。或許就如G.K.切斯特頓所說，當我們心中看見他人，就‘漸漸擺脫那個細小、浮華、淺俗的劇場，不再汲汲于重復上演那臺單薄的獨角戲’。”

周于旸的《雪泥鴻爪》，寫童年玩伴渴望逃離，躍入運煤的火車車廂，來不及得到救援而死亡。從此，敘事主人公陷入一生無法走出的困境，最終在一片大雪中，與童年伙伴在幻想里重逢。周于旸的小說，以極端理性，寫人的孤獨，并從孤獨中得到自由。題目“雪泥鴻爪”隱喻人的生命、生命中重要的事物，卻如雪上指爪，轉瞬即逝，而恒常之真跡難求。小說采用“鬼魂敘事”的雙線結構，講述時間中的失去、無可追悔的失誤，以一生時間向記憶深處索回所失之人，以及必然的孤獨。小說充滿隱喻和象征，離別與重逢的主題建筑在生與死對峙的極端情境，時空錯綜與命運悖離交纏在一起，直面存在之境。

周于旸是一個一直在思索的青年作家，他用寫作尋找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問題在解決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太多問題，更多的答案不在風中飄著，而是在雪里埋著。一個小說家所能做的，就是找到并呈現這個世界的裂痕，在被隱埋或被虛假地填補之前，記錄下那一刻留存的余溫。”也由此，對于他來說，寫作是如此重要，“在想象與現實之間，找到我能夠補全的那一點可能性，那些無可替代的善良與真誠，塑造著我們的靈魂。”

三位獲獎者：張玲玲、龔萬瑩、周于旸

11月17日下午，第十屆“西湖·新銳文學”論壇舉行。自2006年第一屆“西湖·新銳文學獎”舉辦以來，它已經成為文壇中具有標志性的文學獎項，每屆評選3位作家，歷時近20年，共有30位新銳作家由《西湖》雜志進入更廣闊的文學世界。本屆論壇正以“回首與展望——西湖新銳二十年”為主題，梳理《西湖》雜志20周年辦刊的思路、構想、成就，也對未來進行展望。

如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張曉玥所言，這20年的新銳作品已經構成了新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策應，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成為或即將成為重要作家。每一屆的新銳都是當年文學場域中的新銳，這些新銳流變的過程就是我們觀察、理解、展望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角度。

原《中國作家》主編程紹武進一步闡釋，《西湖》已經成為中國文壇一份特色鮮明、定位清晰、不可或缺的重要刊物。它是中國當代青年文學創作的引領者和展示平臺，在這里發表的新銳作家作品，可能并不是已經成熟、完美的作品，但一定能夠讓人看到文學正在發生的各種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西湖》雜志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青年作家近20年的成長史和發展史，這也是《西湖》的核心所在。更重要的是，一個刊物能夠多年孜孜不倦地發現、挖掘具有新質生產力的作家，這體現了《西湖》辦刊有想法、有堅持、有擔當、有態度、有情懷。鮮明的新銳性和青年性、獨特的地域性和全國性的結合、欄目設置的創新性和針對性，也成為《西湖》雜志最重要的辦刊特質。

20年發現新銳作家，需要編輯始終具有前沿的眼光，這么長的時間跨度，《西湖》文學新銳的風格也在變化、發展，這說明辦刊人的文學思想、審美觀念也在變化。原《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干稱之為“保持和青年作家同頻共振”，這是《西湖》雜志的底氣、底色和基礎。

據《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黃德海的觀察，10屆“西湖·新銳文學獎”的得主，從第一屆的徐則臣、第二屆的文珍至最新一屆的3位獲獎者，這些作家沒有一個人的寫作看起來是老態龍鐘的，他們正處于寫作的青壯年時期。更有意思的是，《西湖》的新銳很少流失，這種流失不是指作家不寫了，而是說他們都在往更成熟的路上邁進。

《西湖》雜志一年推出12個新銳，給予很多人第一次發表的機會，也給予一些曾經發表過作品但長久不寫重新開始的作家平臺。也就是說，《西湖》的“新銳”概念，不僅指青年作家，也指需要被重新認知的寫作者。某種程度上，這也回到了論壇上浙江文學院院委會成員、作家斯繼東提出的一個問題：我們當下的文學土壤來得及提供這么多新銳嗎？在他看來，一些年輕作家被認可之后的發展停滯不前。也有一些被推出的新人在文本、語言上存在一些問題，這就更需要編輯者嚴格遴選標準，《西湖》雜志以20年的成果證明了自己。

事實上，AI時代到來，當下的文學生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海文化》副主編張定浩表示，人工智能的寫作其實提供的是你想要的東西，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一個人想要的恰恰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那種東西，這時候文學給他一個方向，不是說文學告訴他要的是什么，而是說文學把他帶到一個空間里去，他回過頭來更好地認識自己那個空白的部分、虛無的部分。對于《西湖》新銳們而言，在AI時代寫作無疑變得更為困難。

原全國政協常委、福建省文聯主席南帆對這個時代的寫作做了一個總體性的觀察和思考。他提及“文學社區”的概念，意為網絡文學中一部作品的情節發展、故事結局不由作家一個人構思，而由文學社區里的讀者、評論家共同參與決定，這已經改變了古典文學中所謂“作家筆下的人物有自己的命運”的觀念。他想提出的問題是：如果讀者逐漸開始自己當作家，那么傳統意義上的作家在干什么？傳統意義上的作家被認為是文化上的先鋒，在某些方面有獨特的探索，對于世界、對于人性、對于歷史有自己的想法，因為這些想法與大家不太一樣，他的作品我們才有必要讀一讀。如果文學率先取消了這種張力，如果任何一個讀者都可以變成作家，作家存在的意義是什么？AI寫作則更進一步，它的生產機制是你想要什么，就能讀到你想要的東西。這是否是說：今后人們讀到的東西，一直是跟自己的影子對話？這會不會產生一個巨大的信息繭房？作為這個時代的作家，可能將來會長久地面對這個問題：既然機器什么都能寫，我能寫出什么不同的東西？

活動期間，一系列文學活動同步舉行。“作家面對面”文學講座上，作家、評論家肖瑞峰、賀紹俊、魏微、石一楓、黃詠梅展開對談；“發現大師——杭州青年作家訓練營”中，來自全國期刊的主編、編輯以及作家們，對葉端《夜行》、余覽《嫉妒的昆侖奴》、沈燁《找阿爸》、陳各《老虎女王》、陳錦丞《康耀中的玩笑》、袁滕《井下晚餐》、章程《暗夜》、章雨恬《夜游者》、謝青皮《伐桂》9位杭州作家作品進行把脈，對小說的語言、敘事、文本做了具體的分析，提出相關修改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