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給青年作家周榮池畫像，“具有煙火氣與人文魂的江蘇文脈的傳承者”這一定位應當是恰當的。從《村莊的真相》《一個人的平原》到近年新作《父恩》《燈火無邊》，他的創作扎根于本土文化資源，以細膩詩意的筆觸、沉穩厚重的文風，構建起一個充滿“江蘇記憶”與“人文溫度”的散文世界。

作為一名專注鄉土文學書寫的青年作家，周榮池用20年時間構建了以“南角墩”為地標的文學世界。近年來，他的寫作體現出一種“新變”，更專注于城鄉關系的梳理，尤以今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推出的最新散文集《燈火無邊》最顯著，他關注從鄉土寫作的探索與轉變、關注“具身”與“在場”的寫作以及“鄉愁”在新型城鄉關系中的表達策略等問題。

鄉土寫作的“新變”正是致敬傳統

記者：你在《燈火無邊》的首發和研討會中都提到了“中年變法”，這是否意味著經過多年寫作后，你對自己的寫作有了新的思考？

周榮池：我對鄉土寫作產生疑惑，或者說有改變的想法，是從自己的文字開始的。特別在寫作《父恩》和《燈火無邊》的時候，因為我很長一段時間就恢復了手寫稿的習慣，在這個過程中，我在修改稿件時發現了自身文字的平庸和流俗。《燈火無邊》在編輯制作的時候進行了大量的修改，這一方面是編輯精深的專業要求，也是我自覺意識到自身文字的問題，因為寫作技術熟練和時間積累，我們反而對于習焉不察的問題沒有能力去發現和改變，可能在寫作中有越寫越順利而“感覺良好”的幻覺。基于此，我在近年的寫作中特別重視文字本身的問題，包括用詞的準確、修辭的運用以及語言的風貌等方面。鄉土寫作涉及方言和口語，這與文學語言之間有許多的碰撞，處理好這個問題可能成為我們改變現狀的基礎。現在看來，《燈火無邊》的語言面貌要優于我的其它文本——“對比過去”對我來說是一句很重要的話，它讓我關注過去寫作的內容、習慣特別是可能無法自認的一些具體問題。

記者：也就是說文字的改變，只是你對“反思過去”的一種標志或者說一種起點，那么，呈現在具體內容上的思考是什么？或者說你在實際的文本探索中有什么具體的收獲？

周榮池：我對鄉土寫作的反思是由來已久的，可能從《村莊對我守口如瓶》開始就有了明確的體現。我常常生活在一種“厚古薄今”的氛圍里，對于過往、古舊、鄉村有一種天然的同情，但這可能并不符合實際甚至社會規則，而這種情緒又是真實存在的。在鄉土文學寫作中，因為題材的相關性而天然有某種性格或表征。我們一味地認為農村樸素（可能只是古舊）、善良（可能多為沉默）、安靜（可能因為遙遠）、生態（可能早就失去），因為眷戀心里的“舊時鄉土”，對城市可能習慣使用尖銳的詞：自私、冷漠、孤獨、浮躁等等——似乎只有鄉村才適合褒義詞。這很明顯是一種弊端，而且也并不是真實的傳統。如果上溯到從魯迅先生開始的現代意義的鄉土世界寫作，也沒有像如今一樣“厚鄉而薄城”。因此我從寫作《父恩》起，開始從自己的父親身上分析鄉村的問題，到《燈火無邊》，我對城鄉關系的梳理就更冷靜而理性。簡單地說有什么收獲，那就是我說服了自己不再片面地贊美鄉村。

記者：這種改變是某種偏于思考的理性修正，它需要文學性的落地或者說書寫，《燈火無邊》是如何有效實現這種文學性“新變”的？

周榮池：要讓自己的思考可信，只有把自己更多地放進來，才能說服自己進而贏得同仁或者讀者的信任。我作為城鄉關系之中的個體存在，可能具有某種“標本”意義，早年生活在鄉村，后來又進城生活，同時在城鄉之間穿行，因此我對城鄉關系的理解有自己作為“內容物”的“具身”。同時，我試圖的“新變”并非什么新穎的觀念，它更可能是追尋至少是致敬一種良好的傳統。沒有新變意識的傳統遵循是缺乏生命力的，正如古人所講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至少，我希望在創作中不斷地“打擾”自己，特別是在“敘事”的時候，更多地讓自己“下場”去“表述”。

城鄉書寫更應該回到“附近”

記者：你提到了“下場”，實際涉及的是“在場”這個概念，你在城市里書寫鄉村時，這種在場感如何能更大程度地體現？

周榮池：這個問題涉及了我們對城鄉觀念的認識。首先我們習慣上將城鄉關系對立起來，也就是說一直有某種“昨日入城市”的感覺存在于現實和文學創作之中，這種感覺因為文學作品的渲染廣泛而深刻地存在著。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鄉很可能只是地理條件上的某種對望，隨著城市范圍的擴大和鄉村環境的煥新，這種地理的邊界已經越來越模糊。我們現實身份或者文學身份上的“在場”也同時發生了變化，不能再片面地認為抵達地理現場或者俯身田野的物理環境，才能算是抵達鄉村的現場。了解鄉村的方法和場景可能通過非具體的現場來實現，也就是說可能我們不到達現場或者無法抵達現場時，也能夠體味到某種在場感。這是因為城鄉不再二元對立（事實上以前也沒有完全對立），而它們多元的關系以及逐步相互融合才是真正的現場情形。建立這樣的認識，才可能有體味并表達出具體而深切的在場感。

記者：你前面也提到“具身”的表達，這種偏向于個體思想情感的判斷彌散在《燈火無邊》的敘述中，它又如何與更多讀者產生聯結？

周榮池：《燈火無邊》中有很多小說一樣的情節，它們的特質偏向于虛構文本青睞的沖突或者矛盾，但這種表現不是純粹藝術創造的，或者說是我著意從現實生活中優選出來的。之所以這樣選擇，是我期待找到更多可能引起讀者共情或者共鳴的感覺。寫作不能僅僅囿于文字或者自身的感受，必須面對真實的世界，尤其是散文寫作更要體現某種基于非虛構的真切。這樣可能削弱藝術性的塑造，但比之于修辭意義上的藝術性，生活本身具有美好的張力。寫作者還必須認識到的一點是，大多數讀者因為知識結構和審美能力的提升，其文學閱讀審美已經不止在文本形式美本身（但這仍是重要而必需的前提）。他們可能更在意“同時在場”的感受和力量，這種力量更體現在對于思想性或者實際作用的思考與期待。也就是說他們在期待深情的同時，也愿意看到打動自己的深刻。因此，我們必須設身處地與他們的期待一致思考，不僅是要我們在場，更是讓讀者感受到我們一起在場。

記者：你的寫作也讓人想到人類學家項飆提出的“附近”概念，他提醒人們要通過關注附近來重構生活，重新樹立一種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之于你的寫作，似乎也是一種實踐方式。

周榮池：項飆提出的“附近”這個概念可能對我們鄉土書寫關注的對象或內容有所啟示。當通訊技術和交通工具越來越發達，有效的聯系反而減少，特別是忽略周邊的信息。當“詩與遠方”被表述得略顯浮夸時，我們可能會發現身邊的附近一直被忽略甚至漠視。文學書寫既然事關人的事實和精神，特別是非虛構的散文書寫更應該關注日常和附近。《燈火無邊》分三輯，“城思”寫的就是我居住的城市，“望鄉”也在距城十幾公里的南角墩，而“安身”也就是更為具體在場的“我”，雖然是從過去的鄉土寫到了城鄉之間，甚至有些篇目如《燈火》《流浪》《面色》等完全是寫城市，但都不是寫虛無縹緲的遠方，而是回到日常寫附近的人與事，這是最為真切的“在場”。

“鄉愁”是溫暖城鄉的思想方法

記者：《燈火無邊》對城鄉關系的探索似乎更傾向于對城市生活場景的表現，這有沒有可能對鄉村情緒造成某些疏遠甚至傷害？

周榮池：《燈火無邊》節選自系列散文“大地的角落”，我刻意選擇了24篇與城市生活有關的篇章。不是我試圖忘記村莊，而是努力地描繪當下的現實圖景。鄉村的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更多的人過上城市生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依然罔顧現實，這既是非虛構寫作者的虛妄，也是對鄉村變化的漠視。《燈火無邊》關于城市的部分，沒有忽略作為來源和根基的鄉村文化。今天即便是在大城市，比如《洞燃》一篇中的故事發生地，依舊一定程度上保存著鄉土的思維和辦法。所以我并不是只講城市的燈火，而是城鄉的燈火——“無邊”這個詞已經表明了它們之間的依偎和融合。我作為書寫者也是親歷者，調動的事實和情緒資源都是基于現實場景的，而“望鄉”這一章也有明確的對過往的留戀和向往，所以我書寫城市并不是為了忘記鄉村，而是將鄉村實景和實情真誠地交給讀者。

記者：在離鄉、他鄉、在鄉等場景或身份的轉化中，《燈火無邊》又是怎樣處理在場者的具體感受的？

周榮池：我因為現實身份與處境，往往被認為是一個堅定的“在鄉”寫作者。即便離開了南角墩，但因為不斷地回望似乎仍然沒有消除我“在鄉”者的形象。然而今天因為城鄉環境的變化，特別是作為寫作者際遇的變化，我的“在鄉”身份也在發生著流變。《燈火無邊》中所寫的高郵對南角墩來說是城市，可當我在寫作《燈火無邊》時身在北京，我作為“原鄉”的城市成為“離鄉”的書寫對象，因此“在鄉”“離鄉”“他鄉”是不斷地發生著改變的。我覺得這也恰恰是最動人的地方，因為不停地切換讓“在鄉”與“他鄉”的事實變得更加豐富，我們的書寫也變得更加多維，寫作者有了更多闡釋“城鄉”概念的“物料”。當然，寫作者要克制自己的情緒，讓理性和安靜的表達呈現于文本，不給讀者帶來干擾或麻煩。一本書究竟能給讀者帶來什么，更多是讀者通過“二次創作”得到的體驗。我相信《燈火無邊》中，南角墩、縣城以及都市都有其相應的讀者接受點位，我也不必因為自己的離去而不安。

記者：《燈火無邊》中的鄉愁與一般鄉土作品不一樣，似乎是“鄉而不愁”的，這種認識是不是對今天的城鄉書寫更有價值或者啟示？

周榮池：《燈火無邊》中一定是有鄉愁的，“燈火”這個意象就是旨在勾起讀者對萬家燈火的關注和向往。但這種鄉愁并非只指向南角墩這樣的村莊，城市也有自己的鄉愁，市井的巷陌也會因為離開而產生一種特別的情緒。但我更愿意相信鄉愁應該是美好的，因為許多離開意味著改善和向好，而愁苦的部分更可能是一種心靈美學的闡釋。《燈火無邊》之中的鄉愁更是一種思想方法，讓個體生發的情思去關注附近與具體的生活場景，讓城鄉之思不再是矛盾對立，而是一種具有美學品質的文學和生活策略。我之所以關注城鄉，是想讓更多游走于城鄉之間的讀者，找到自己在中國式現代化圖景當中的準確位置和感受。無論在鄉還是離鄉，總有一盞鄉愁的燈火溫暖著我們，我相信它能夠照徹城鄉，它既是一種明亮的思想，也是一種有效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