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和一個學生聊天時，我曾說過一個人最好的生活狀態是在旅行途中。記得那時我剛讀完凱魯亞克的小說《在路上》，深深地為小說所渲染的那種自由率性的氛圍所陶醉。事后我也有點詫異，自己這么說，是不是也受到凱魯亞克的影響？仔細想想，是，但也未必盡然。過去曾流行一種說法，西方是海洋文化，喜歡冒險，中國是內陸文化，安土重遷。我一度也很喜歡這個說法，常以這種思維來看問題。但后來自己喜歡上了旅行，才覺得這一區分似乎過于絕對。喜歡游走，恐怕是人的天性。有作家曾寫自己少時想看看大山外面的風景，翻過一座大山，站在山上看到的是更大的山，當下就坐在地上絕望地哭了。我看了很感動，連那么深的大山里的孩子都心生向往，想看山外的世界，說什么東方文化安土重遷，實在有點絕對化。

其實，東西方文化中都曾擁有過偉大的紀游文學。西方不用說，從荷馬史詩《奧德賽》到《魯濱孫漂流記》，還有綿延不絕的流浪漢小說，漂泊是一個經久不衰、杰作頻出的文學母題。中國文學傳統中，《離騷》已開漂泊母題之先河，其中如“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可見游走之行跡；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則寫盡了漂泊者閱歷之滄桑。李白、杜甫、蘇軾、秦觀等等各個時代的偉大詩人，貢獻的紀游經典更是無以計數。當然，就紀游文學所表達的內容而言，山水形勝，離情別緒，愛恨情仇，這些主題在中西文學傳統中都是共同的，但仔細辨識，在共同的主題之下，由于歷史、文化、地理等等的不同，表現方式甚至紀游內容存在著許多差異。其中有一點是比較明顯的，海洋性民族的紀游文學往往與對海洋的開發與征服有關，帶有強烈而鮮明的冒險性質，異國情調特別濃郁，而中國雖然也有很長的海岸線，但歷史上長期以來采取的是閉關政策，廣袤的國土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得國人不屑于了解海外世界，而交通的艱難與舟車勞頓也使得好游者視航海為危途。因而，中國古代的紀游文學往往在疆域上囿于國境之內，在形式上徜徉于山水之間，少有異國，更多的是他鄉。雖然“鄉音未改鬢毛衰”的感嘆，“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躊躇，其心理也感人至深，但異國情調的欠缺，域外經驗的稀少，以及由此而來的眼界之狹窄，也就難以避免了。近代以來，國門的打開吸引幾代知識分子中的先覺者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工業革命所創造出的交通便利也大大地增進了國人域外游歷的信心與興趣，時代精神的強風勁吹和現代工業化成就的結合，鼓蕩起了中國文學從古典向現代的形態轉型，而紀游文學這種文學體式的改觀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學術界對現代紀游文學的綜合研究，如果我沒有記錯，大概始于朱德發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紀游文學史》。朱先生認為近現代興起的紀游文學給五四文學第一個燦爛的春天添上了十分光彩的一筆，還把域外紀游文學特別提取出來，同社會型、政治型、戰爭型、流亡型并列成為其中的一類。可見，朱先生對域外紀游文學的特殊性和重要意義也是刮目相看的。朱先生的著作出版于1990年，囿于時代條件，在缺乏大數據庫的情況下，對于域外紀游文學的原始文獻難以搜集完備，而時代的學術資源也還沒有充分凸顯城市文明這一命題。隨著時代的發展，這項研究需要不斷往前推進。從這個意義上看，傅建安的《現代中國域外紀游文學研究》（以下簡稱“傅著”）的出版對于現代紀游文學史研究，無疑是一次有價值的學術拓展。首先，資料文獻更加齊全，不僅將近代的出使游記納入了研究的范圍，而且對諸如《吳宓日記》這樣的更為私人化的作品也進行了考察。一些傳統話題得到了更多材料的補充佐證，如紅色紀游中白薇、馮鏗等人的作品也進入了研究者的視線。其次，由于新世紀以來都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都市文化成為新世紀文學藝術乃至政治、學術關注的熱門問題。受到都市文明發展帶來的都市文化理論的潤澤，傅著對域外紀游文學的研究視點更多地聚焦在都市文化的記敘與表達上。從世界范疇來看，20世紀是都市文明發展的世紀，雖然鄉土中國在發展階段上較之世界落后了一大步，但由鄉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轉型乃是必然的趨勢。相對于傳統的紀游文學更多地著眼于鄉土與自然而言，域外紀游文學對于城市與人文的關注，給國內的讀者打開新的眼界、增添新的知識、傳輸新的信息，這正是域外紀游文學出現的意義所在。傅著抓住了這個意義，也就賦予了域外紀游文學以富有生機的靈魂。

當年朱德發先生在為現代紀游文學分門別類時，將域外型與政治性、戰爭型、流亡型等等并舉，其潛在的意思當然是要突出域外紀游文學的現代性意義。但這種分類帶來的問題就是它的交叉與混合。域外型雖然是域外經驗、域外視角，但這種經驗和視角又何嘗不是政治的，何嘗沒有戰爭的、流亡的。許多域外紀游作品中，政治的、戰爭的乃至流亡的個人體驗可謂融匯一起，感人至深，其包含的歷史內容和文化意蘊也格外豐厚。所以，如何找到一個時代思想的高度，把這些個體經驗與歷史內容串連起來，尋覓、發掘和確立現代中國域外紀游文學的現代性與“中國性”？也就是說，這些域外紀游文學如何在敘講域外風景（物質的與精神的、自然的與人文的）時呈現出中國作家的本位意識？在這一點上，傅著做出了認真的嘗試。譬如晚清維新派的紀游，無論是歐游心影，還是東洋雜話，都是他們的文化人格形成和確立之后的精神產物。他們的域外游歷既有著求知覓法的目標，也有著堅定的文化立場，所以傅著在分析晚清維新派的域外紀游時，著重闡述了他們的世界格局和文化自信的相得益彰。對于現代留學知識分子的紀游文學，作者也比較注意描述他們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尤其關心他們的個體體驗在時代洪流中的默默堅守與孤獨實踐。如對吳宓紀游文學中的新人文主義與現代中國思想現代化之關系的分析，就是一個很有呈現度的例證。傅著不是紀游文學史，關注的研究對象不可能也不應該面面俱到，但選擇哪些研究對象，擇取什么樣的視角來統攝和透視，這里面體現出的恰恰也是研究者的學術高度和文化立場。

一部學術著作的樣貌呈現與研究者的學術積累有著密切的關系。傅建安在博士階段研究都市女性形象及其精神特質。都市文明與女性書寫是作者長期以來思考的問題。所以，這次跨入域外紀游文學的研究領域，看似拓寬了自己的研究疆界，其實也是自己研究路數的一個承續。傅著中對域外紀游的都市性的關注，對冰心、謝冰瑩、廬隱等女性作家的器重，甚至專辟一章來談女性作家走出閨房與走向世界的重疊與合流。這些都與其以往研究相關。當然，任何一部學術著作都不可能盡善盡美，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局限，有的是時代性造成的，有些是個人學識所致，傅著也是如此。譬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旅游在人類精神發展上的個體意義，這是一種永恒價值。作為一部域外紀游文學研究的專著，傅著在紀游文學的社會文化意義上下足了功夫，這自然是無可厚非的，但對作為永恒價值的人類精神發展的一種原型的意義探索，顯然有所回避，這多少有點影響著作的理論深度。如果作者以后繼續在這個課題上拓展開去，希望能夠在這樣的問題上有更加深入和專門性的思考。

（作者系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