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講課主題是“文學寫作是語言的回鄉”，結合我的生活經歷、寫作和作品漫談我對語言的理解和想象。

一 我撫摸到秋天這個詞

這十多年來，我在新疆天山腳下的菜籽溝村，收拾出一座廢棄的老學校，改建成書院，在這里耕讀、寫作、養老。我有一間工具房，各種勞作工具一應俱全，有種地的鐵锨、鋤頭、鐮刀，做木工的斧頭、手工鋸、電鋸、刨子，做泥瓦活的瓦刀等等。相對于虛構寫作，我或許更喜歡實在的勞作。相對于用語言這樣的書寫工具，我或許更喜歡用鐵锨、斧頭和鋸子這樣的勞作工具。我喜歡斧頭砍在木頭上發出的真實聲音。我在虛構世界待得太久了。一部作品耗時少則四五年，多則七八年十年。作家要經受由自己創生的語言世界的時間歲月，跟一部作品一起長年輪，長皺紋，在遠比現實更累人當然也更自由輕松的想象中過日子。這期間我需要不時地從語言中出來，回到身邊手邊那些真實事物中。

我寫過許多樹，當我從文學中的一棵樹走到我們家院子的樹下，背靠真實的大樹時，我知道我的脊背同樣靠在“樹”這個詞語上。我曾書寫過的樹一年年地在文字中生長。文學會給一棵樹無限的生長。我在《一個人的村莊》中寫過一棵被砍伐的大樹留下的樹根，寫了這棵大樹還在天空的記憶里頂天立地地活著。文學會創造天空的記憶，來念記天空下的每一件事物。在我的文字中，一根木頭、一截土墻、一場風都有覺知。文學誕生于覺知。一根被語言撫摸的木頭有了樹的覺知，樹又覺知天空星辰風雨蟲鳴鳥叫。寫出樹這個詞，世界便有了一個中心，與樹相關的一切都會圍繞它誕生。

我寫過一根頂門的榆木棒，每天傍晚我們都用它把院門從里面頂住。我們習慣讓木棍大頭朝下，手握小頭去頂院門。木棍的小頭早已被手磨光，在我拿起木棒頂門開門的多少年里，我可能都沒機會觸摸到它的另一端。一個叫頂門棍的詞也有我從未觸摸的另一端。它粗糙、陌生，抵著地，近在咫尺又遙不可及。而同一個詞的另一端頂著門。它的兩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兩個中心，兩種敘述，猶如白天黑夜、醒與夢。

我在長篇小說《虛土》中寫了一個瞎子。他沒見過白天，當然也沒見過夜晚。他靠自己的兩只腳，把村莊所有的路走熟；靠自己的一雙手把村莊每一棵樹、每一戶人家的墻院門窗摸熟悉；靠自己的嗅覺把東風、西風、南風、北風中的氣味都聞熟悉。他在自己的村莊從來未曾迷過路。經常有村人找他算命，瞎子算久了也疑惑，問村民，你們都長著眼睛，為何來問一個瞎子前方的路該如何走？村民說，我們雖長著眼睛，但前面的路是黑的。這個前面，指的是明天、明年和高遠的未來，太陽還沒照到那里，當然是黑的。瞎子說，我常聽你們說黑，我從來沒有摸見過黑，你能告訴我黑是什么嗎？

作為寫作者，我能說出黑是什么嗎？我真的伸手摸見過“黑”這個詞嗎？我真的摸見過一個早晨的陽光嗎？摸見過在文字中一遍遍地書寫的那些人、人群、他們的命運嗎？在那個眼前一抹黑的瞎子那里，黑是無法說出的語言。人類沒說出的語言跟宇宙的黑暗一樣深不見底。我們只生活在語言如太陽照亮的一小片白天里。語言之外是無盡黑暗，語言內部也是黑的。寫作者用語言之眼照見，用語言說出，用語言沉默。語言的暗夜伸手不見五指。但是，語言要啟程了。語言的星光遙遠模糊，無法照亮地上的道路，語言的月亮在升起，語言的太陽在升起。那是日月同輝的語言，事物的一面如日光般真實，另一面則如月光般朦朧。這是最美妙的語言時刻，語言之手在實與虛、醒與夢間自由來回，現實在夢中，夢也在現實里。寫作者在夢與醒間創造出屬于文學的真。

當我從文字中抽身出來，看到現實中的樹正落著一片秋天的金黃葉子。我寫過的許多秋天，既在語言里春去秋來，又在季節中與我迎面相遇。秋天完整地到達一棵樹。一棵樹的葉子嘩嘩地凋落著每一刻的時間。我看見我一直書寫的時間。我在這個院子的十年，白楊樹落了十次葉子，對面山坡的麥子青了十次又黃了十次。每一次我都看見，每一年的麥子我都沒有漏吃。時間以季節的方式，鋪天蓋地到來。我一次次撫摸到秋天這個詞，撫摸到麥子、勞動、干旱、嘆息、夜晚堆積的夢。我曾使用的那些動詞、名詞、形容詞，都被我真實地撫摸到。它們在土地上在語言中各有一種存在，一處家鄉。一棵叫麥子的詞語里長著全天下的麥子。我的書寫從語言回到實物，又從實物回到語言。它們在土地上實有，在語言中虛無。語言不是虛無。秋天需要在一個叫秋天的詞中安神，秋天這個詞也需要靠住自然界一個真實秋天。不管這個詞在文學中走得多遠，它可能會在某個時刻回過頭來，朝詞的本源走去。就像書寫黃昏的詞回到落日時分，書寫夜晚的詞回到一片漆黑。黑是語言之鄉。在未被說出的漆黑中，語言睜開眼睛。

二 被語言接管的村莊

三十多年前，我在烏魯木齊打工期間，用了差不多十年時間，寫了我的第一部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為何叫一個人的村莊？并非村莊中只有一人，是當我寫它時，我曾經歷的那段村莊歲月已經沒有人，所有人離開了曾生活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一個人孤身回來。一個人帶著他的語言回返到那個過往的年月中，什么都沒有了，連太陽和月亮都已經走失多年。寫作者帶著內心收藏的太陽去布置那個村莊的早晨，帶著自己的星光、月光去布置那個漫天繁星的夜晚，帶著記憶中的草木重新布置大地。他讓四季花開，讓每一朵花都朝著整個大地開放自己。這便是文學寫作。作家開始動筆時，他清楚地知道我要說話了，我的語言要進入到這個空無一人的世界。寫作進入的世界是空的。寫作者猶如上帝般開始創生這個世界。那個遙遠的我稱之為黃沙梁的村莊，我未寫之前它荒棄在歲月中久矣。我喜歡它荒蕪的樣子。一種生活，它荒到無人認領，便成了一個人的。文學必須是一個人的。這個村莊之前歸鄉政府管，歸所在地的縣管，當然也歸國家管。一旦我的語言進入，它便只歸我的語言管，語言要創造這個村莊的早晨和落日，語言要創生那一村莊人和他們的命運，語言要決定一天和一年的長短，語言要終結或者開始一切，一切都歸了語言。連我自己都歸了語言。

《一個人的村莊》中的第一人稱“我”，是我塑造的自己，他是村里的閑人。不務農作，只操心一場風的事，一朵云的事。我在村里生活時從未閑過。八歲喪父，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孩子艱難地度日，我自小就是一個勞動力，在各種自己所能承受和不能承受的重體力活中度過童年和少年。但是，一旦語言接管了那段歲月和那個村莊，我便成了一個我想活成的閑人。我用自己半生的勞忙在我的文學中塑造了一個閑得看天的人。這個閑人每天扛一把鐵锨在村里村外閑轉，看哪不舒服就挖一锨，他在沙梁上挖一個小坑，然后發現這個小坑竟然增大了天空和大地之間的距離。每天一早，這個閑人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站在村東頭迎接日出，太陽要出來了，太陽出來如此重大的事，村長不管，村會計不管，鄉長、縣長也不管，整個人類都不管的事，就是文學要管的事。這個文學中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獨自迎接日出。然后又在每日黃昏站在村西頭獨自目送落日。閑人認為，此時此刻這個世界要發生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太陽要落山了，天要黑了。天黑這樣重大的事情，也只有文學來管。

我在村里生活時，我們家那一院破舊的房子，在每一場風中發出嘶嘶呀呀的聲音，那些院墻從來都未曾修好過，一場一場的風總是把院墻吹破，把屋墻吹裂，把一陣一陣的寒風吹進門窗不太嚴實的房屋中。但是當文字接管這個村莊，我們家那一院依舊低矮的房屋孤獨地豎立在村莊世界中心。每天早晨的太陽不再從大地升起，而是從我家東邊的柴垛后面升起，黃昏落日落在我家西邊的院墻后面。日月星辰，斗轉星移都發生在我家的房頂上面。我們家屋頂的那一截黑煙囪，每天三次朝天空冒藍煙、白煙和帶火星的紅煙，天空深處的一朵云，已經被我家的炊煙熏染得改變了顏色。每當我抬頭仰望，我知道有一塊天是我們家的，因為它在我們家房頂上面，日日被我家的炊煙熏染。

每當夜晚，我們一家人的夢如山堆積在村莊上空。別人只看見我們一家人早出晚歸，一年到頭收獲甚微，甚至衣食不飽。但是，一到夜晚，我們一家人睡在炕上開始做夢的時候，這個世界就再不能小看我們。我們做了別人不知道的夢。夢是黑暗的糧倉。一夜一夜的夢，讓這戶人家在如此貧困的生活中變得如此深不可測。

《一個人的村莊》，是一座被語言所構建的村莊。書中那個孤獨少年，在村人們都睡著后，悄然從炕上爬起，在月光中穿過一條一條村巷，爬到人家的窗口，聽每戶人家說夢話。我年少時或許真的聽到過一村莊人說夢話，在那樣黑暗的夜晚，大地上的勞動者疲乏了，沉睡在夜中，一句一句的夢話從那些破舊的窗口傳出來，朝著天空飄浮。最好的文學語言可能猶如夢囈。那一村莊人在夢中發生了無數的故事，說了無數的話語，都被夢所淹沒，只有個別的一兩句飄出窗外，被一個少年聽到。我想文學正是這樣。作家寫出的每一句，可能都是被如夢般的現實所埋沒的萬千話語中活出來的唯一一句。作家所寫的一部小說的故事，也是從萬千故事中活出來的唯一的故事。我們看到的僅僅是作家寫出的某一部作品，卻不知道這部作品的故事是如何從萬千故事中活出來的。我們讀到是構成作品的一句句語言，卻不知道作家是如何從一堆語言中選擇了某一句。

至今我還懷念寫作《一個人的村莊》時的狀態，我幾乎不用想寫什么、從哪寫起。這本書的開篇是《狗這一輩子》，后來我調整成《我改變的事物》，都一樣。無論我從一條狗、一只螞蟻、一根木頭寫起，我都能寫盡村莊的一切。我甚至不考慮文體，出版時這本書定為散文，其實也可以是小說。有評論家將《一個人的村莊》當小說研究。其中一些文章是以前未寫完的詩歌改成的。我早年寫詩，最終在散文和小說中完成一個詩人。我只知道一個人要說話，一個人要用他的語言去創生那個村莊，去接管那個村莊。

這本書寫完后，那個村莊依舊叫黃沙梁，依舊在沙漠邊上，也常有讀者拿著《一個人的村莊》去找書中的黃沙梁村，也能找到村里，問到書中所寫的個別幾個人的名字。但是，那些故事已經不在村莊中，而在他所捧的書里。一部文學作品跟現實的關系可能就是這樣。這本書是語言做的一場夢，我寫它時，村莊歲月早已空寂。我寫完之后，一座語言的村莊樹立在現實村莊對面，它跟現實村莊或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但它一旦完成，便跟現實毫無關系。它脫離開現實依然能活下去。這就是文學的獨立意義。

三 人的語言盡頭是驢叫

我在《鑿空》中寫了毛驢的語言。在那個叫阿布旦的村莊，驢叫是紅色的。每一聲驢叫都如彩虹升起在天空。人騎在驢上，是驢的主人。但在聲音的世界里，驢鳴聲騎在人聲上頭。驢鳴比人聲高遠。這是我早年聽到的一個村莊的聲音。離開村子十里地，人的聲音便聽不見，只剩下雞鳴狗吠，再遠便只聽見驢叫，仿佛村莊是驢的。驢叫接替了人聲。

《鑿空》寫高亢的驢鳴、低矮的人聲、鐵匠鋪一天到晚的釘釘聲，還寫了工業鉆機在地深處鉆探的聲音、石油卡車碾過鄉村道路的聲音。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聾子耳朵里的聲音。小說敘述人張金因礦區爆破震聾耳朵，醫生開的處方是讓他努力回憶以前的聲音，“這些過去的聲音或許可以喚醒你的聽覺。”于是張金回到阿布旦村，村莊過去的聲音都在他耳朵里醒來。

在這些醒來的聲音里，龜茲人與毛驢正在進行一場盛大告別。這個世紀初龜茲有數十萬頭毛驢，巴扎日所有道路上走著驢和驢車。村莊的尺寸是按驢和驢車大小設置的。人的生活離不開毛驢。可是，這樣人驢相伴千萬年的生活就要終結了，毛驢和驢車將被三輪摩托替代。驢從一家一家院子被牽走。村莊的天空不再有彩虹般的驢鳴。那些養慣了驢的農民們每天回到家，看到以前拴著毛驢的圈棚下面停著新買的三輪摩托車。三輪車也有前燈，但它不是眼睛；三輪車發動以后也會跑，但它不是生命。毛驢拴在那兒的時候，主人推院門進來，毛驢會扭頭看，會拿眼睛看，會叫一聲跟主人打招呼，但是三輪車不會這樣。

我在書中寫到，當陪伴人類千萬年的動物們一個一個從人身邊消失的時候，人失去了什么？首先失去了一種注視。以前人的生活被諸多生命的眼睛看見。驢會看見人過日子，狗和雞鴨會看見，這種注視對人來說重要嗎？可能重要。有這樣的注視，我們既活在人的眼睛中，也活在諸多生命的眼睛中。當身邊沒有了這些動物，人便只活在人的注視中，人的生活只被人看見，人愛人，人恨人，人嫉妒人，人仇殺人，人的世界看似如此熱鬧，但是人的生命不能被人之外的另一種生命所旁證。曾經有萬千生命的眼睛，如上帝之眼般看見人，如今這些目光都熄滅了。

除此人還失去了一種語言，那些低婉蟲鳴和高亢驢叫，是人之外最豐富的自然語言。《鑿空》中的驢發出“昂嘰昂嘰昂”的五言鳴叫時，人的喉管會充血。人發不出這樣高亢的聲音，驢替人發出了。人會在驢鳴聲里直起腰，昂起頭。那么多自然生命在叫出人無法說出的語言，以至于我們必須借助它們做比喻，才能表達那些難言的情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在文學中它們與我們是心靈相通的自然體。《鑿空》中寫了一位能聽懂驢叫的人，他是人驢之間的捎話人，負責將人的話捎給驢，又把驢的話捎給人。驢師傅懂得驢在叫什么，但他沒法把驢叫什么翻譯給人，人的語言與驢鳴間有一堵墻。驢師傅試圖將驢叫翻譯給人時，頭便碰在墻上。

現實中人可以跟驢做語言交流嗎？不能。人驢間有生物隔障。人和其它動物一旦突破語言隔障，便說不清了。語言會講道理、會共情，會惹來無盡麻煩。造物鎖死人與動物間的語言交流必有其深意。人與萬物各叫各的，不必相互聽懂，但相互聽見。我們有一顆神通萬物的古老心靈，去感知萬物，而無須用語言彼此交流。

我的另一部小說《捎話》中的翻譯家庫，幾乎懂得人的所有語言，但他聽不懂陪伴在身邊那頭小母驢的叫聲。他肩負重任，將一頭小母驢“當一句話”捎到敵對國去。庫說，“我只捎話，不捎驢。”委托人說，“驢也是一句話。”這句話就這樣上路了。一人一驢，穿越黃沙漫漫的戰場，最后抵達目的地，結果小母驢被殺，刺刻在驢皮上的經文暴露在庫眼前。

小母驢死后，魂附體在庫身上，庫經常會身不由己地發出驢叫。別人聽不懂他發出的近乎于驢叫的聲音是什么語言。庫也不知道自己在叫什么。庫在很小的時候被販賣到陌生語言地區，幾乎學會所有遠遠近近的語言，但是，他說家鄉話的舌頭，一輩子都在尋找母語。即使他最終知道自己的家鄉語言，早已被另一種語言征服和取代，但母語仍然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被已經僵硬的舌頭找到并說了出來。他的身體留在異鄉，而他的靈魂，在母語里回到故鄉。在他的舌頭找到并說出母語的同時，另一個聲音在他喉管里轟鳴，他已經沒有力氣讓那個聲音通過喉舌發出來，只有他知道那是他終于聽懂的驢鳴。

我創造了一個人和萬物共生的聲音（語言）世界。那里人聲嘈雜，各種語言自說自話，需要捎話人轉譯。語言也是戰爭的根源。語言消滅語言。人騎在驢背上，高亢的驢叫聲騎在低矮人聲上。忙碌奔波的人之上，雞鳴狗吠也往遠處傳遞聲音。塔、炊煙和高高的白楊樹，也是另一種語言。而所有的語言中，驢叫聲連天接地。這種未曾走樣無須翻譯的聲音，成為所有聲音的希望。

《捎話》思考的是語言。由語言而生的交流、思想、信仰等，也都被語言控制。連生和死也被語言所掌握。說出和沉默，也都在語言的意料之中。語言是黑暗的，我們卻只能借助它去照亮。這是書寫的悖論。我希望我的語言是黑暗的照亮。但是，我也知道所有被語言照亮的，都在另一重黑暗里。更多時候，我們只能相信閉住眼睛看見的光明。

小說中庫死后魂在高亢驢鳴中升天。天庭守門人說，“你回人間去，把驢叫翻譯給人聽。”這是捎話人庫輪回人間的使命：將驢叫捎話給人。人的語言分裂成無數種，驢的叫聲沒有變，從沙漠邊到天邊，所有有驢的地方，驢叫像風聲一樣無需翻譯。

只是他回來時，世間或已無驢。滿世界只剩人的聲音，人的語言。

四 語言的勝利

《本巴》是被語言成功接管了現實的一本書。《本巴》故事發生的真實原點是二百多年前，土爾扈特部從伏爾加河流域回遷中國。整個部族在寒冬走上艱難的遷徙之路，最后以犧牲十萬人和五百萬牲口的代價回歸故土。江格爾史詩是土爾扈特部在三百多年前西遷帶到伏爾加河流域，又在百年后帶了回來。這個歷史背景在小說中是隱約出現的。現實在我的小說中只是隱約背景，一旦語言入場，現實便以文學的方式重新開始。

《本巴》中五歲的江格爾齊，是部族唯一的史詩傳人。每當夜幕降臨，血戰一天的部族青年圍坐在他身邊，希望他能講戰無不勝的史詩英雄故事。但這個小江格爾齊不愿再講現成的史詩戰爭，因為戰爭就發生在眼前，每時每刻部族都遭遇血戰，每時每刻死亡都在發生，勝利不屬于他們。所以這個小江格爾齊固執地開始講起了自己新編的故事：本巴故事。

他用自創的人類初年的游戲故事，替換掉眼前的殘酷現實，把現實從此刻移開。語言在這一刻起到了作用。語言能做什么？《本巴》將語言放到一種幾乎不可能完成但最終卻完成的困境中。語言能改變現實嗎？當然不能。但是在那個被語言創造的文學世界中，語言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必然會改變現實的能力。

《本巴》講了三場游戲，這三場游戲都在從殘酷戰場、從現實中轉移人們的生命和力量。搬家家游戲讓所有人回到還未長大，未面臨死亡的童年。那些戰場上已經死亡的人，或明天即將奔赴戰場死亡的人，都被搬家家游戲轉移到了童年。捉迷藏游戲讓那些每天都面臨追殺的人們成功地躲藏到最安全的地方，有些人躲到青年，有些人躲回到母腹。做夢夢游戲讓沉重的不能改變的現實發生在夢中，夢中的死亡可以不作數。一場一場的夢偷換掉現實中正在發生的慘不忍睹的屠殺。《本巴》是一場語言的勝利。這個被語言創生，又被語言終結的世界就這樣完成了。

在《本巴》的結尾處，我寫了一個巨大的黃昏，太陽即將落入地平線，草原上人的影子、宮殿的影子、馬匹和草木的影子，鋪陳在大地上。影子像歲月一樣流淌向遠方。影子在描述這個真實世界。影子是語言嗎？或者說語言是影子嗎？如果影子是語言，那么影子會站起來。如果語言可以接管這個世界，語言必定是站起來的。我寫作時常常窺視自己的語言，我知道那些語言的影子在站起來，在影子盡頭，它所描述的真實世界沉沉地躺下去，躺下去，像大地一樣躺下去。所有一切在語言的世界中站起來。語言本身站起來。

在我生活的菜籽溝村，每當日落時分，我喜歡站在西邊的山梁上，看著太陽一點一點西沉，我這樣看落日的時候，突然覺得我活成了我曾經在書中所寫的那個為一個村莊、為整個大地守護落日的人。我也會想到我曾書寫的大地落日。在那樣的黃昏，晚霞鋪陳在西邊天際，一個人，和他的語言，站立在這個世界的白天盡頭。語言和現實相對而立。萬物的影子緩緩流逝。語言是現實甩不掉的影子。語言試圖接管即將陷入黑夜的世界。夜晚的夢也接管現實。文學是做夢的藝術。唯語言連接醒與夢、死與生。

我的語言曾一次次夢游般離開現實又回來，就像一棵樹在我的文字中連天接地地生長，然后我又回到真實的樹下，注視著那個文學中永遠靠不住的大樹。我知道文字中那棵樹干上靠著另一個我自己，那是文學中的我，他比我走得更遠，他曾一次次地坐在地平線上，回望現實中在一個山溝里過著真實生活的我，我是他的影子，他也是我的影子。我們互為醒與夢。語言和夢，是這個世界的另一場醒。在這一場醒里，我看到另一個自己，在我所創的語言里活著。那是另一處家鄉。寫作者走在語言的回鄉之路上，左腳朝前，右腳向后，奔走幾千年，一只腳依然深陷在現實家鄉。另一只腳，早已邁進夢幻故鄉。

自有語言起，我們便從土地，從天空，從眼睛，從心靈，從夢，向語言挪移萬物。語言是萬物之鄉。語言也會朝其所表述的事物本身回返。寫作者在語言與現實間來回返鄉。我們將在語言里活著或死去。被語言撫摸喚醒的事物，將由語言負責其生長與消亡。當我離開時，這個語言世界或許多了一個故事，或許永遠地少了一個故事。我相信一切消失的，都走進語言。時間每一刻都在湮沒。語言承載不了過多。語言也消亡。文學語言是心靈的選擇，選擇這一句便放棄了無數句，選擇這一故事便放棄了無數其他的故事。寫作者閉住眼睛選擇心靈收藏，將最絢爛的日出日落、最卑微的蟲鳥花草、最美麗的眼睛里最傷心的淚水，最低的塵埃和最高遠的星辰，保存在文字。那是一顆心靈收藏的世界。這顆心靈也終將沉入時間水底，語言的方舟將逐浪遠行。無數淹沒的魂使時間之水有了浮力。

我希望那枚由我出發的語言之舟，自現實向文學偷渡了屬于一個人的日出日落，一個人的夢與孤獨。我知道滿世界孤獨的人，最缺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