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是美國當代著名小說家，他出生于印第安納州的首府印第安那波利斯。其祖上是來自德國的移民，父親是建筑師。1940年，他就讀于康奈爾大學，并為校刊撰寫專欄文章。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后，他于1942年應征入伍，遠赴歐洲戰場。1943年，馮內古特遭德軍俘虜，被囚禁在德累斯頓戰俘營。1945年2月13日，盟軍在夜間使用飛機轟炸德累斯頓，在地下儲肉室里的馮內古特躲過劫難，保住性命。戰后，馮內古特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人類學碩士學位，后在哈佛大學任教。

庫爾特·馮內古特

馮內古特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發表短篇小說，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版長篇小說。代表作有《貓的搖籃》（Cat's Cradle，1963）、《五號屠場》（Slaughterhouse-Five，1969）、《冠軍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1973），以及短篇小說集《牢獄歡迎你》（Welcome to the Monkey House，1968）等。1994年后，馮內古特一度封筆，直到2005年出版《沒有國家的人》（A Man Without a Country）才再度引發關注。作為美國“黑色幽默”派的代表性小說家，他的作品常常以喜劇形式表現悲劇內容，在災難、荒誕、絕望面前發出無奈的笑聲，因此被奉為美國反戰文化的經典。

概而言之，馮內古特的文學思想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闡發了一種新的科幻小說觀；二是提出了一種新的幽默概念，即“絞刑架幽默”。

科幻小說與人文科幻小說

自從工業革命以后，人文主義者與自然科學家之間相互不理解，甚至彼此蔑視。這讓馮內古特深感不安。為了實現人文主義者與自然科學家的溝通與對話，馮內古特在其創作中踐行人文科幻小說的寫作理念。根據其表述的創作理念與踐行的創作實踐，人文科幻小說的指向大致如下：理想的科幻小說創作，既要描述科學技術對人文主義所構成的挑戰，又要用人文主義中的優秀思想批判科技對人類社會的危害。馮內古特倡導的科幻小說觀念，其新穎之處或許就在于它強調和凸顯了科幻小說的人文主義色彩。

就科幻小說的發展而言，它是作家對科技革命的興起所做出的回應。有學者指出，科幻小說的出現，應該始于18世紀后期同時出現的兩次革命：法國革命和工業革命。這些發展的后果之一是復活并改變了烏托邦傳統，從空間性轉向了時間性，從對地球上某種想象的理想社會的描寫轉向了對更好的社會模式的思考，并期望通過政治變革在自己所處的社會里實現。科幻小說就是產生于這樣一個時刻，它以想象的小說方式，思考社會的變革，思考它的未來，以及科學技術對這種變革可能發生的作用。

毋庸諱言，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科技革命的影響下，科幻小說應運而生。

依照馮內古特的看法，科幻小說并不能僅僅是傳播某種思想觀念的載體。有評論家指出：“馮內古特早期的作品，特別是《自動鋼琴》《泰坦女妖》與短篇小說，例如《牢獄歡迎你》與《哈里斯·伯杰龍》，常常被批評家們貼上‘科幻小說’的標簽。”當批評家將他僅僅視為“科幻小說”作家的時候，馮內古特的內心多少是有些不滿的。在收入《此心不移》一書的《論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一文中，他詳細解釋了個中原因：

“幾年以前，我在通用電氣公司的斯克內克塔迪（Schenectady）工作，完全處在談論機器與機器思想的氛圍中，因此我寫了一部關于人與機器的小說……有些評論家聲稱我是科幻小說家。

對此我并不理解，我認為自己正在寫一部關于生活的小說，是寫關于在斯克內克塔迪耳聞目見的一些事情的小說。”

也就是說，在馮內古特看來，那些將自己僅僅視為科幻小說作家的評論家只看到了其作品中的科技題材和幻想故事，而忽視了其作品對人的生活和人類命運的揭示和關注。

馮內古特眼中的科學技術

作為一位知名的科幻小說家，馮內古特能夠理性地看待科學技術。一方面，他認為科技在人類生活中的價值已被證明，另一方面，他對科學技術的濫用憂心忡忡。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科技是一把雙刃劍，既能造福人類，又能傷害人類。如何才能讓科技不傷害人類呢？他的解決方案是讓科學家受到人文主義精神的熏陶，使其良知被喚醒，借此阻止科學技術濫用產生的危害。

為了使科技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得到限制，馮內古特希望科學家要有人文情懷。1969年，他在美國物理學會發表《美國物理學會的演講》（“Address to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明確表達了這種希望。這篇演講后來被收錄在《此心不移》中。在此次演講中，馮內古特特別提及喬治·F. 諾伍德（George F. Norwood，Jr.）教授，因為后者稱自己是人文主義物理學家（a humanistic physicist）。馮內古特指出：“如果諾伍德教授真的是一個人文主義物理學家，那么他也確實是我理想中的人，一個品行端正的物理學家應有的樣子。一個品行端正的物理學家是一個人文主義物理學家。”在馮內古特眼里，具有人文主義精神的科學家才是真正的科學家。毫無疑問，這種觀念使其作品具有豐富的人文主義色彩。

馮內古特認為，在科技理性主導的時代，只有關注蕓蕓眾生的命運，以人為中心，人類才能擁有文明，避免災難。猶太集中營的大屠殺、廣島的原子彈爆炸，尤其是他曾經親歷的德累斯頓大屠殺，徹底地毀滅了他對科技理性的樂觀主義態度，使得他對科技濫用現象憂心忡忡。馮內古特說：“我21歲的時候，真正發生的事情是廣島事件后，我們丟掉了科學真理。我們殺死了在那里的每一個人。見證了德累斯頓被燒為平地之后，我作為那里的戰俘返家。這個世界那時才了解德國的滅絕集中營是多么殘忍……我從一個樂觀主義者變成悲觀主義者。”他還說：“我過去常常認為科學將拯救我們，科學確實也努力過。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民主制，但我們并不能忍受任何巨大的爆炸。”

雖然馮內古特對科學技術有過失望，但從未絕望，因為他在人文主義精神中看到了希望，發現了力量。在馮內古特看來，文學藝術家應該要堅持人文主義精神，在藝術創作中將人放在宇宙中心的位置。他表示：

“無論人類是否位于宇宙的中心，藝術都將人放在宇宙中心的位置。一方面，軍事科學將人（包括其孩子和城市）視為微不足道的垃圾。巨大的宇宙中的人是卑微的——軍事科學的這種觀念也許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在藝術欣賞作品中，我否認人的卑微，我也請求你們否認這種觀念。”

馮內古特的人生經歷與人文科幻小說

對馮內古特而言，沒有人文主義精神的科幻小說是沒有靈魂的小說，藝術作品應該關注人，書寫人存在的價值。

馮內古特心中理想的科幻小說必須具有人文主義精神。這一點可以在馮內古特對科幻小說大師艾薩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的評論中看出端倪。在科幻小說研究中，阿西莫夫提出的美國科幻小說發展三階段論受到馮內古特的欣賞。馮內古特曾經說：“迄今為止，偉人艾薩克·阿西莫夫將美國科幻小說的發展理解為三個階段：1. 歷險主導，２. 科技主導，3. 社會學主導，并且說我們現在處在第三個階段。”按照馮內古特的理解，在第三個階段即社會學主導的階段里，科幻小說將會成為小說大家庭里的一員，“我也希望這是一個地球人歷史的、先知性的大綱。我大膽地將‘社會學’解釋為令人尊敬地、客觀地關心地球的搖籃屬性”。馮內古特所謂的“關心地球的搖籃屬性”就是要關心人與地球的密切關系，關心地球對人類所具有的基礎性作用。第三個階段的科幻小說，既有前面兩個階段中科幻小說所具有的歷險與科技屬性，還堅持對人類終極價值的追求。

事實上，馮內古特之所以喜歡在創作中采用科幻題材，是與其生活經歷密切相關的。在康奈爾大學的求學經歷和在通用電氣公司的工作經歷讓馮內古特深刻體會到科學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他不斷把這些感受寫進小說里。

通用電氣公司工作的經歷引發了馮內古特科幻小說創作的熱情。馮內古特在通用電氣公司的工作中發現，作家與科學家在現實生活中常常涇渭分明，有時甚至互相鄙夷。馮內古特在通用電氣公司的同事大部分都是科技工作者，整日都在鉆研和探討機器運作的原理與機器制造，而對文學鮮有興趣。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一些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則對科學領域了解甚少，他們“討厭化學和物理，并且引以為榮”，因為在他們眼里，許多工程師都是“呆板、古怪、毫無幽默感并且有戰爭傾向的人”。馮內古特就此現象評論說：“一極是文學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特別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學家。二者之間存在著互補理解的鴻溝——有時（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還互相憎恨和厭惡，當然大多數是由于缺乏了解。他們都荒謬地歪曲了對方的形象。他們對待問題的態度完全不同，甚至在情感方面也難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礎。”這些工作經歷不斷進入馮內古特的小說創作中。例如，1976年，馮內古特面對《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雜志記者的采訪，曾談及通用電氣公司的工作經歷對其小說《貓的搖籃》的具體影響。他透露說，這部作品中的菲利克斯·霍尼克博士的原型就是通用電氣公司的歐文·朗繆爾博士（Dr. Irving Langmuir）。

值得一提的是，馮內古特所堅持的人文科幻小說觀念與其家族前輩所堅持的人文主義精神有一定的關系。約翰·托美迪（John Tomedi）曾透露：“馮內古特的祖輩為了自由思想、人文主義與無神論信條移民到美國。馮內古特的曾祖父曾發表過一部論哲學的小書，名為《道德的教導》（Instruction in Morals）。……雖然馮內古特直到1976年才知道曾祖父的著作，但他早已接受了自由思想的觀念——不僅否認基督教（或任何其他的）上帝的觀念，而且強調人的尊嚴。”

馮內古特的戰爭經歷對其人文科幻小說觀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馮內古特大學時主修生物化學、參戰不久后被俘、工作于通用電氣公司，這些經歷讓他認識到科學技術已經危及人類的生存。在這三段經歷中，參戰被俘給他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很多年后，恐怖的燃燒彈仍然是他揮之不去的夢魘：“二戰剛開始的時候，燃燒彈還算有塊頭，跟鞋盒一樣長，而到了德累斯頓轟炸，它們只有一丁點小。這些燃燒彈就這樣摧毀了一整座城。”他不僅從戰爭中看到科技給人類帶來的致命威脅，還從日常生活中體會到科技發展給人類帶來的生態災難和環境危機。對此，馮內古特進行了深刻反思：“在我看來，大多數關于在新環境下掌握新技術的真實故事都是殘酷的或貪婪的。回顧過去，高科技人員的現實觀念通常是愚蠢的或唯我論的。沒有人是非常安全的，專家們往往很快就不再是專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