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以來，人們不斷論及以互聯網為媒介的知識生產、流通和消費形態，近年來一波又一波的AI技術革新更是標志著這一時刻已然來臨。與此相應，有關既有學科危機的呼聲不絕于耳，文科如此，理科亦然。面對危機，理科很快轉換賽道，成立各種新機構予以應對；而文科猶如輜重部隊，積重難返，爭來爭去，圍繞的都是一個主題——文科有用還是無用，似乎沒有觸及危機的實質。

一

文科是一個比較曖昧的概念，可以一分為二：一類叫人文科學或人文學科（Humanities）。人文科學概念起源于文藝復興時代，當以神學為中心建構的秩序被打破后，關乎世俗的流動空間的人文知識逐漸成長。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知識社會史》一書中將這一過程描述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information，即信息，是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自發地產生的，具有不確定性；第二階段為knowledge，即知識，是由信息升格而來，具有相對穩定性。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在《蛆蟲與奶酪》一書中講述了16世紀意大利北部一個小作坊主——梅諾基奧的故事。古登堡印刷術的發明使得信息和知識傳播的速度加快，梅諾基奧腦海中舊知和新識之間出現碰撞，產生了不見容于教會的異端思想。梅諾基奧在臨刑前高聲道：當我開口的時候，世界會為之震顫的。這是知識的力量。這種知識是如何變成“學科性”知識的？用伯克的話，經歷了 institution即體制化（第三階段）。知識的體制化最終體現在學科化的進程之中。

進入18世紀，出現了一個介乎文科和理科之間的概念——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之所以得以誕生，與其產生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18世紀的歐洲可謂天變地異，舊世界坍塌了，新世界還遙不可知，以至于夏多布里昂（Fran?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在《墓中回憶錄》里感嘆，“我生活于兩個世紀之交，仿佛在兩條河流的匯合處；我扎進翻騰渾濁的水中，遺憾地遠離我出生的舊岸，懷著希望向一個未知的岸游去”。社會科學正是在這種斷裂中登場的，而啟蒙的烏托邦給新世界描繪了一幅藍圖。

在中國，有一個獨特的知識分類，叫“哲學社會科學”。1955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宣布成立四個學部：一是物理化學數學學部，二是生物地學學部，三是科學技術學部，四是哲學社會科學學部。蘇聯有“社會科學”（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和“哲學科學”（философская наука）兩個分類，彼此有交叉。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將“哲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相并列的用法，甚至有的將哲學置于后二者之前，強調哲學對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領導地位。但是，“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一個術語則見諸1942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整頓黨的作風》。在該演說中，毛澤東講到：“什么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斗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于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么知識呢？沒有了。”

不管是哪種分類，AI的出現改變了文科以往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方式，部分人工為人工智能所取代。文獻檢索、數據分析、文字翻譯以及書寫等，皆可借助AI來完成；以往需要經年累月磨礪的研究或創作，AI能以遠低于人工的時間和更好的形式輕松完成，文科學者的“固有領土”被AI侵蝕了。對照上述關于文科類別的梳理，談論文科危機需明確到底指文科的哪一部分，是人文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抑或是哲學社會科學；而不論是哪個，文科內涵的各科都有雙重取向：一個是“賽先生”（Science）——科學取向，另一個是“穆姑娘”（moral）——倫理取向。在AI沖擊下，文科的危機主要來自“賽先生”還是“穆姑娘”，是需要辨析的。

二

雖然我在思考AI 時代的文科危機問題，但為了不攻守失據，我把談論的范圍圈定在現代歷史學領域。

中國是無可置疑的“歷史大國”，卻是“歷史學小國”。提到歷史學家，中國人最先想到的必是偉大的司馬遷。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說明他屬意歷史哲學，“通古今之變”表征他不是現代意義的史家。在18世紀末之前，人們之所以關注過去，是因為相信歷史是經驗的寶庫，正如拉丁諺語所說的，“歷史是生活的老師”。18世紀末，“未來”出現，歷史學成為縮短過去的經驗空間與未來期待的地平的學問。在人文科學“文史哲”三科中，現代歷史學走的是“賽先生”的道路，而之所以能獲得如前現代王者的位置，乃是因為靚麗轉身而為現代國家認同的所在。歷史學涉及身份認同即“我們是誰”的問題，起著“穆姑娘”的作用。

饒有意味的是，在爭論文科有用或無用時，人們往往是以文科的人文取向來進行反駁的。但無論是史學一家，還是文科全家，經過科學化和細分化后，我們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與“人文”有關是需要重估的。徑直說，很多人文研究忘卻了人文精神。如果說 AI 造成了文科的危機，我們必須如臨床醫生般進行診斷，于此我想起了纏繞于當代中國史學的兩個未曾克服的問題。

我們同時經歷過兩個“史學危機”，一個是自發的，另一個是外來的。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史學危機來自中國學術內部。如果輸入關鍵詞查閱當年的報章，會發現很多諸如“史學危機”“文學危機”“經濟學危機”之類的話語，背后均有一個訴求：學科科學化。盡快恢復和健全學科，是人們不二的訴求。在歷史學科里，衍生出制約今日史學發展的兩組命題。第一組，我稱之為“史料和史論”。以往史論占據主導，如今強調史料。日本學者森正夫來中國參加學術討論會回國后曾撰文道，印象最深的是中國學者特別喜歡說用了怎樣的史料。今天的歷史研究者依然如此，追根溯源，始自20世紀80年代。但是，史料和史論不可二分，強調史料的重要性絕不意味著要忽視史論的必要性。現在很多人感嘆史學碎片化了，缺少理論關懷，原因在于將二者截然兩分了。這一矛盾延伸出第二組關系——“學術與政治”。學術與政治各有其訴求，彼此纏繞，保持適當的距離是自我同一性的要求。由于有這兩組關系的制約，可以說當代中國歷史學還沒有走出20世紀80年代的史學危機。

令人錯愕的是，在國內學界疾呼史學危機時，20世紀70年代末以降西方學界出現的史學危機卻是別樣光景——去科學化。如所周知，“年鑒學派”的經濟社會史是在對現代史學的批判中誕生的。經濟社會史的核心是“經濟”，而非“社會”，“社會”是一個形容詞。1942年，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在母校索邦大學演講時曾指出過這一點。原因何在呢？歷史學是一門缺乏自主性的學問，用德國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話，乃是因為沒有建立起屬于自身的歷史時間理論。干支紀年、帝王紀年、基督紀年以及社會形態、長時段等所謂衡量歷史的時間都是外在的，而非從歷史自身生成出來的。研究古希臘的朗西曼（W. G. Richman） 總結出三組關涉人類聚合的關系：經濟—生產模式、意識形態—說服模式和政治—強制模式，認為此三種模式可分別衍生出 8、8、7 種，而彼此之間的組合則可生成 450 種“社會”。換言之，有可能存在450 種社會史的時間。因此，社會史隱喻的是復數的歷史，歷史學的科學性是通過“經濟”時間來保障的。事實也是如此，歷史學通過依附其他學科特別是經濟學不斷趨于科學化，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達到頂峰。曾經引領計量史學的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說過一句名言：凡是不能量化的歷史，就不是科學的歷史。但歷史學的科學化也產生了副作用，一如微觀史大家金茨堡所批評的，使用科學方法得出的結論往往很小，而不使用科學方法反而能得出宏大的結論。這是一個悖論。

與中國學者以科學化克服史學危機的努力不同，同一時期西方學界去科學化的危機話語在英語圈被稱為“語言學的轉向”，意大利學者則稱之為“弱思考”——去形而上學化思考，旨在重審近代以來知識體系的自明性。于是，在“主體的復歸”下，新文化史、記憶研究、公共史學、微觀史等呼之而出，甚至連被現代史學排斥的情感也成為史家案頭的座上賓。同時，歷史敘述呈現出多樣性，與八股般科學敘述不同，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稱之為“敘事的復歸”。1998年，《年鑒》雜志編輯部刊文自信地宣稱，已經克服了認識論轉向對歷史學造成的沖擊。

雖然歐美史學的新潮流也流入國內，中國學者也生產出一些類似的研究，但是由于沒有認真對待史學的科學化與去科學化之間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自發的史學危機不僅沒有被克服，反而被深刻地涵括在隱而不顯的史學繁榮中。茲且舉三點：

第一，史料即史學。史料是表象過去的產物，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承載了事實是需要檢證的，一如提交給法庭的證言，沒有經過檢驗的證言還不是可信的事實。法國學者伊凡·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的《蕾蒂西婭，或人類的終結》一書是檢討“史料”的典范之作，作者以一個現實中發生的奸殺案為切入口，展示了新聞記者、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的“事件”，發人深省地指出：“正因為蕾蒂西婭雷不在，她還活著。”所以說，檢證史料不止求真，還要求知。閱讀雅布隆卡的理論著作——《歷史即當代文學》關于文學與歷史的論述后令人感嘆，為什么用科學的方法追求“真實”，卻未能得到“真理”，更沒有收獲讓人感動的“真情”。

第二，偽因果律。史料至上，并非意味著不推崇理論。現在成為“死語”的“三論”——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是當時人們所追捧的科學法則。今日崇尚的“跨學科”方法，也帶有尋找終極法則的欲求。然而，理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更重要的是歷史的復數性決定其具有反理論的性格。1966年，25歲的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發表了一篇極具震撼力的長文——《歷史解釋的限度》，批評歷史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因果分析實為類似現象的堆砌。必須承認，這廣泛存在于今日的歷史書寫中，且在史料的灌木叢中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第三，單面敘述。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單向度的人》中批判資本主義致使人喪失自省和批判精神。被表象的過去凝聚著歷史性的經驗，經由研究者的“再表象”后以不同方式影響著當下，但歷史早已沒有如以往般的政治影響力。過去很難給現在提供有效的經驗，現在也無須以過去來強化自身的正當性。事實上，過多的強調歷史很可能在現實中產生反效果。即使要以史為“劍”，使用時亦須謹慎。如研究上無疑要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卻不能否認“中心性”的客觀存在，更不能隨便使用“土著術語”，因為這反襯出另一種形式的“西方中心主義”。

三

由上可見，不要說對AI帶來的危機進行反擊，史學自身還懷抱著尚未克服的危機。在這一前提下，倡言以人文來回擊AI，顯得蒼白而無力——我們必須同時進行兩面作戰。

第一，擁抱AI。所謂擁抱AI，就是要將史學的科學化進行到底。人工智能在擠壓文科的人工空間的同時能否幫助文科開疆拓土呢？回答是肯定的。金茨堡對史學科學化的批評很深刻。平心而論，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盛行的計量史學有經濟學和統計學作支撐，非一些數字人文研究所能比擬。但是，當AI技術導入歷史研究后，金茨堡的話亦需予以重估，因為有更大的數據庫和算力支持，數字人文的計量今非昔比，AI為史學的科學化敞開了新的可能性。此外，AI技術并不止于助力研究，還可以成為史學與公眾之間的媒介，在促進史學的公眾化方面，AI有一望無際的曠野。

第二，抵抗AI。在AI廣泛滲透于各個領域的當下，重提史學的“去科學化”有助于抵抗AI化，這是人文學者最后的矜持。自柏拉圖以來，西方思想有對“技術”根深蒂固的懷疑傳統，原因不外乎技術導致知識的外在化、智能的低下。因此，在擁抱AI的同時，抵抗AI具有很大的意義。就史學而言，這種抵抗可以落實在若干層面上。

一是研究。Microhistory被譯為“微觀史”有將該領域的重要性弱化之嫌，不如徑直譯為“顯觀史”。微觀史因對小人物、小事件的關注，在將主導敘事相對化上厥功至偉，但目下的理解和實踐大都流于表面，書寫者憑什么說能為大眾“代言”，憑什么能成為不在場的大眾的“代理”，難道不存在書寫者的暴力——“解釋的暴力”嗎？結合上述未曾克服的史學危機，竊以為，微觀史在提升研究質量上的意義在于讓因果律落實在實際的關系上，從而完成史學的科學化。反西方中心主義的敘述只有通過微觀史才能真正做到，因為只有在微塵中已有的理論才可能失效，才能將左右歷史研究的命題消解在細節中。

二是寫作。不要執著于樸素的實證主義，樸素的實證主義貌似昌明學術，實則是對歷史任意施暴，更糟糕的是，由于放棄思想博弈而為歷史修正主義打開了后門。歷史事件有如恒河沙數，歷史的空白遠大于已知。樸素的實證主義束縛了歷史書寫者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非虛構寫作在呼喚書寫者收回失地。真的非虛構寫作絕不是事件和修辭的疊加，而是在有限的史料下挑戰思想的極限。記憶研究、情感史研究等涉及非虛構寫作，但目前很多研究存在誤區。簡言之，我們談記憶時，常常把記憶當成了物（thing），記憶是一個動詞，實為回憶。oral history被譯為“口述史”，口述與歷史并非直線關系，口述是喚起，是回憶行為，口述史確切地說應該叫“口述資料”，要成為“史”還需要上述所說的檢驗流程。情感史也是如此。為什么要做情感史？因為它要找回被啟蒙思想否定的非理性。人在絕大多數時候是非理性的存在，歷史上很多重大的事件是非理性的產物。要之，通過書寫主體的情與思、個體的生命體驗和生活經驗，亦即張揚個性化，可以抵抗AI帶來的主體的異化。

三是實踐。如果說微觀史和非虛構寫作分別代表了史學的科學化與非科學化兩極的話，那么公共史學則為AI時代的歷史學爭取了實踐的空間。公共歷史是一種運動（movement）、方法論（methodology）和途徑（approach），促進歷史的合作研究和實踐，其實踐者肩負著讓公眾了解和利用其特殊見解的使命。公共史學游離于“學術外”，卻植根于“學術內”。為什么要學歷史？除了古典似的回答外，公共史學把歷史知識轉化成了生活知識，正如博物館、觀光景點所表征的那樣，歷史是可視的、可消費的。

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會“制造”出一大批“奴隸”，作為印刷文化的守墓人，在擁抱AI的同時，我更傾心于抵抗AI，這種二義性（Using against AI）恰是人文科學反思精神的閃現。

注釋

[1] 夏多布里昂：《墓中回憶錄》，郭宏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3年，第440頁。

[2]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5-8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