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愛爾蘭酒館》中的畫面 資料圖片

在全球文化地圖上，愛爾蘭是一個獨具魅力的存在。“翡翠島”的綠色鄉野、悠揚的傳統民謠、綿密的細雨和熱鬧的酒館，共同構成了愛爾蘭的文化印記。在眾多文化符號中，酒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愛爾蘭式”咖啡獨特風味的秘訣正是黑咖啡中所加入的濃烈威士忌，愛爾蘭人民對酒的熱愛可見一斑。

對于愛爾蘭文化身份的構建而言，酒不僅是一種飲品，更是一種語言，一段關于歷史、身份與情感的敘事。這種關于酒的敘事被深深刻畫在愛爾蘭社會文化生活的諸多方面——在令人矚目的文學傳統中，作為核心意象的酒，影響徹骨且綿長；在煙火氣濃郁的社交生活里，酒館已經超越物理空間屬性，成為愛爾蘭人的國民社區和心靈家園；在風云流轉的公共話語傳播領域，酒文化話語的變遷成為理解愛爾蘭國民價值重塑和國家標識構建的重要線索。文學世界與現實空間緊密相連，百姓日常與國家形象熔于一爐，歷史傳統與世風時韻交相輝映，三者共同構成了愛爾蘭酒文化敘事變遷的絢麗回響。

愛爾蘭文學中的酒與人

近現代以來，從斯威夫特到王爾德，從葉芝到希尼，從喬伊斯到貝克特，出自愛爾蘭的文壇巨星不勝枚舉，與其區區四五百萬的人口形成鮮明對比，也難怪英語世界普遍認為愛爾蘭盛產作家和詩人。在愛爾蘭文學文本中，酒是探尋文學魅力的核心密碼之一：彌漫在文字間的酒香，酒館的燈火與酒杯的碰撞，早已不只是風俗的點綴，而是與民族記憶和文學書寫交織所形成的一種共生關系。那些小說家、詩人、劇作家，都在酒的氤氳中寫下對生命的體悟。走進他們的文字，就像推開一間古老的酒館：木桌上擱著半杯未盡的啤酒，空氣里彌漫著潮濕的風與老柜臺的舊木香氣，故事在微微的暈眩中開始。

在詹姆斯·喬伊斯蜚聲文壇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中，作者以其冷峻而悲憫的筆觸，勾勒出一個在酒氣與道德之間搖擺的城市。這幅畫卷中，酒的意象作為穿梭于城市群像間的敘事線索，精準映照出都柏林人在傳統道德壓抑與社會陷入凝滯之時，于平凡日常中尋求慰藉、逃避乃至片刻超脫的復雜心境。而在喬伊斯現代主義巔峰之作《尤利西斯》中，酒的意象從集體困境轉向了現代個體在都市叢林中尋求到的片刻慰藉。小說的第八章，主人公布魯姆在下午一點饑腸轆轆地走進了戴維·伯恩酒館。不忠的妻子，失意的工作，紛至沓來的瑣碎麻煩，所有白晝的喧囂使他身心俱疲，但當他推開熟悉的酒館房門時，靈魂暫時覓得一處寧靜港灣。一杯勃艮第葡萄酒與一份三明治，讓他得以在不確定的世界中，重新錨定一絲確定的美好與安寧。喬伊斯將酒的物理慰藉與人物復雜的精神需求融為一體，使其成為現代人在疏離中尋找聯結和片刻溫暖的生動寫照。這家酒館是真實存在的，每年的“布魯姆日”（6月16日），人們都會在這里舉杯歡聚，戴維·伯恩酒館由此成為一座聯結文學與現實、孤獨與共情的燈塔，以見證普通人在世俗生活中尋得的尊嚴與光亮。

如果說喬伊斯用酒館的微光照亮了都柏林人的精神困境，那么二十世紀的戲劇家西恩·奧凱西，則讓以酒為核心的圖景成為映照愛爾蘭社會沖突與底層命運的棱鏡。他的戲劇作品中，酒是人們在硝煙與貧困的夾縫中尋求片刻尊嚴與慰藉的“飛地”。在《犁與星》里，1916年復活節起義的槍聲與酒館內愛國者高舉酒杯的激昂演說形成刺耳的和鳴，酒精既點燃了虛幻的英雄主義，也暴露了革命理想與現實犧牲之間的殘酷斷層。在《朱諾與孔雀》中，酒則直接成為導致家庭崩潰的詛咒，男主人公在夸夸其談與酒精中逃避責任，將家庭推向苦難的深淵，杯中之物在此是困境的誘因而非解藥。奧凱西以獨特的視角，描繪了工人們在酒館中或爭論政治、或放聲歌唱、或只是沉默凝視杯底泡沫的復雜群像。他筆下的酒館絕非簡單的放縱之地，而是匯聚了希望與絕望、吶喊與沉默的社會顯影液，精準折射出時代洪流下個體的掙扎與堅忍。

在愛爾蘭詩歌傳統中，酒的意象并非總是直白地流淌于字面，而是經常作為一種深邃的文化底色與精神催化劑，潛隱于詩行的節奏與氛圍之中。帕特里克·卡瓦納讓酒神駐足于都柏林的街角，將酒館構建為一個可供靈魂探索與棲居的隱喻空間，他著名的歌謠《在拉格倫路上》就誕生于一次酒館邂逅，詩中所描繪的愛情在酒香中發酵，失落也因此變得溫柔。謝默斯·希尼筆下的酒則充滿了土地的厚重與社區的體溫，在《黑莓采摘》一詩中，美酒的轉瞬即逝，賦予該意象深刻的辯證性：它既是自然豐饒的頂峰，亦是腐敗消亡的開端。初熟的黑莓被描繪為“沉淀下來的美酒”，將夏日精華凝練于果實之中，這種“鮮美的滋味”并非單純的甘甜，而是以其醇厚與短暫性同時點燃采集者的欲望與憂思。葉芝的詩歌里關于酒的描寫并不頻繁，卻始終彌漫著那種輕微的醉意——詩與酒共享一種“超越現實”的節奏。他的《酒歌》讓酒回歸其本真的文化底色，它是流動的集體記憶，也是維系社群共情體驗的古老紐帶：

美酒飲于口中，

愛情收于眼底；

此乃吾輩所知之真理，

在老去并離世之前。

我將酒杯舉至唇邊，

看著你，不禁嘆息。

在愛爾蘭文學的肌理中，酒的意象，往往超越了簡單的歡愉與放縱，呈現出一種深邃的矛盾性。它既是慰藉的港灣，又是一種困頓的隱喻。但從本質上看，喬伊斯筆下的孤獨，奧凱西舞臺的抗爭，葉芝與希尼的詩意，都用一杯酒講述了同一個主題——人如何在困境中仍然歌唱。這種在沉醉與清醒、社群溫暖與個體孤獨之間的永恒張力，巧妙地映照了愛爾蘭民族性格中的憂郁與堅忍，文字中流淌出最為清醒而悲憫的回響。

肖恩酒吧 資料圖片

愛爾蘭酒館的社交變奏

紀錄片《愛爾蘭酒館》由愛爾蘭電影局于2013年出品。導演亞歷克斯·費根在提及他拍這部電影的初衷時曾說，是為了“記錄一個國家的笑聲”。走進一間愛爾蘭酒館，就像翻閱一部地方志，門楣上的木刻，吧臺后泛黃的賬本，墻上半世紀前的賽艇合影——所有日常物件都在默默流淌出同一個故事的各個側面：這里曾有人哭過、笑過、合唱過，也曾有人在角落里低聲想把世界說完。

愛爾蘭酒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乃至更早的集市與驛站。阿斯隆的“肖恩酒吧”作為愛爾蘭歷史最悠久的酒家被認證并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口述與考古證據交織出其1000多年仍屹立不倒的傳奇歷史。而“黃銅頭酒館”則是都柏林最古老的酒館，雖然現有建筑確定為十八世紀所建，但有文獻記錄顯示，該址作為招待所的歷史可上溯到中世紀。這樣的“最古老”敘事不僅是旅游賣點，更是一種文化記憶的錨點。

愛爾蘭酒館的規模或許不大，卻成為社區生活的重心。在愛爾蘭大多數村落，酒館曾作為郵驛和雜貨店存在，是代收信件、商議村務的公共舞臺，既滿足了貨物流通的需求，也承擔了信息傳播與民間自治的功能。國家對酒館的管理也成為其公共身份變遷的表征。從早期沒有統一許可證制度，到十七世紀開始出現系統的“執照”管理，再到隨后數世紀法律與行政規制的不斷演變，都把酒館納入公共秩序的視野。到了近代，國家與地區法院對酒類銷售的許可體系更為制度化，酒館既是私營商業，也是公共治理的對象。這些歷史與規制的變動并非冷冰冰的法條，而是直接影響到社區的日常生活與社交形式。

紀錄片導演亞歷克斯·費根走訪了愛爾蘭許多家族式酒館，鏡頭里的人物既有四代守業的掌柜，也有把酒館視作“第二個家”的常客。布倫南家族小酒館的故事便是愛爾蘭酒館文化傳承的一個縮影：祖孫三代在同一柜臺后忙碌，吧臺木紋上留下幾十年間擦拭、倒酒、簽賬的痕跡，老酒保熟練地擦拭酒杯，常客走進門便得到“歡迎回家”的招呼。一位常客對鏡頭說：“我來這兒不是單純為喝酒，而是為了被傾聽。”一位退休鐵路工人，每天傍晚都會來這里，點一杯黑啤，講亡妻的故事。他講得很慢，但沒人催他，酒保甚至在吧臺上輕輕敲了三下，示意全屋安靜，那杯酒便不再是痛苦的麻醉，而是集體的溫柔托舉。在克萊爾郡的麥克唐納之家，冬夜的風吹得門板微顫，屋里卻暖得像舊毛毯。火爐旁的木椅上坐著幾個村民，其中一位老漁民帶來了手風琴，旁邊的年輕人跟著哼唱。墻上掛著上一代漁民的照片，照片里的人臉被嚴霜吹得粗糙，他們的故事如今被坐在爐火旁的人輕聲復述。紀錄片鏡頭所捕捉的，都是樸實無華的細節：客人與酒保交換的地方新聞，臨時上場的吉他手，酒館外一串串曬干的漁網乃至墻上修補過的賽艇照片，都共同構成一種“日常的儀式感”。酒館中那些微小而重復的動作本身就是社群記憶與認同的建構方式。紀錄片中，許多鄉村老人說：“如果沒了酒館，我就只能回家看墻了。”這句玩笑話背后，是愛爾蘭人對社群的依賴。

進入二十一世紀，和許多傳統一樣，酒館文化也面臨著現實的沖擊。首先是公共衛生法規：2004年愛爾蘭實施全面禁煙令，酒館從此不再煙霧繚繞。有人懷念過去那種“煙霧像記憶一樣厚”的夜晚，也有人覺得酒館因此更明亮、更清爽，孩子也能跟父母一起走進來。無論褒貶，這項法令確實改變了酒館的社交方式：空氣更干凈了，對話也逐漸成了真正的主角。更嚴峻的挑戰來自經濟與人口變化。過去十幾年，許多鄉村酒館陸續關門，小地方的年輕人去城市讀書、工作，留守的人越來越少，加上運營成本上漲，不少老酒館只能關張大吉。對當地老人而言，那不僅是“關了門的店”，更是一個社交坐標的消失。

但愛爾蘭人并沒有輕易放棄傳統，許多幸存下來的酒館開始尋找新的方式繼續呼吸。有的把周末變成傳統音樂夜，把民間藝人請來演奏古老的舞曲；有的推出手工啤酒品鑒會，邀請釀酒師講述配方、原料與背后的故事；還有的干脆把酒館變成“文化據點”，白天的營業內容變成了辦修船課、繪畫課、故事會。酒館的變化映照出社會的流動：從鄉村角落到城市街頭，從無電視的聊天到Wi-Fi覆蓋的直播，從男性聚集到家庭共享，酒館不斷重塑自己，卻始終保留那份“在場”的溫度。

公共話語中的酒文化敘事變遷

如果說文學與酒館保存了愛爾蘭的精神，那么公共傳播話語的變遷則揭示了酒文化與國家命運的緊密聯系。在愛爾蘭，人們常說“酒里藏著這片土地的脈搏”。這句聽來浪漫的話，其實暗示著一個更深刻的現實：酒文化在公共話語中的位置，始終隨著社會變遷而變化。從十九世紀的禁酒誓言，到二十世紀的國家品牌塑造，再到二十一世紀興起的精釀運動，酒杯里的聲音不斷更迭，也折射出這個國家及其國民如何理解和講述自身。與文學與酒館里的日常敘事不同，公共話語中的酒文化不是生活的背景，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時代的烙印。

十九世紀的第一重聲音，便是一句句寫在誓言書上的“我愿戒酒”。1838年，科克的道德家西奧博爾德·馬修發起了“大節制運動”，那時的愛爾蘭貧困加劇，家庭結構脆弱，社會秩序搖擺，酒被視為導致混亂的誘因。馬修在社區廣場向數千人宣講，號召民眾立下“節制誓約”。短短幾年內有無數人加入，集市和廣場上，人們排隊在誓言冊上寫下自己的名字。禁酒不只是一項道德訓誡，更是一場“自我重整”的社會運動。盡管大饑荒的到來沖散了這股力量，生活的苦難讓許多誓言無法堅持，但禁酒留下的影響卻深刻持久：它開啟了飲酒作為“國家議題”的公共討論，使酒在集體記憶中帶上了自律的色彩。

到了二十世紀，酒的公共形象經歷了一次戲劇性的翻轉：從需要戒除的誘惑變成可以代表國家形象的符號。民族獨立的成功和工業化的到來，使愛爾蘭急需構筑新的文化認同，而酒類品牌恰巧成為最具顯示度和國民性的表達載體。健力士酒廠自1759年在圣詹姆斯門扎根以來，逐漸成長為愛爾蘭最成功的工業符號。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它的廣告遍布歐洲與北美：長頸鹿托著巨大的啤酒杯，海豹頂著標志性的黑啤，工人手持酒桶，形象輕松、幽默又充滿力量。這些廣告傳遞的信息并不只是“這是好啤酒”，而是“這是愛爾蘭人的性格”，在無形中也塑造了“喝酒是健康、勤勉與忠誠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這一公共話語。對于海外幾百萬愛爾蘭裔而言，一杯黑啤更是漂泊中的錨——在倫敦、波士頓或悉尼，只要走進一家掛著健力士招牌的酒館，家鄉的味道便隨之而來。酒從被懷疑的對象搖身一變，成為國家形象的一部分，讓公共敘事中的酒第一次有了自豪的光芒。

快速變化的二十一世紀又帶來了新的聲音——精釀運動，一次來自小規模釀造者和年輕消費者的價值重塑。與工業品牌的宏大敘事相比，精釀強調的是“地方”“手工”和“個體敘事”。精釀酒吧的崛起讓年輕人第一次以參與者的身份加入酒文化：他們在吧臺討論麥芽品種，試喝不同酒花的香氣，甚至在家嘗試自制啤酒。在社交媒體時代，一杯酒不只是味覺體驗，更是表達價值觀的方式——環保、可持續、本地性、小規模，都成了新一代消費者的關鍵詞。精釀運動讓酒的公共話語從“國家認同”走向“個人認同”，從講述民族故事轉向講述自己的故事，把飲酒重新變成一件與土地和社區緊密相連的生活實踐。

從禁酒誓言、國家品牌到精釀浪潮，三種敘事看似對立，實則互相嵌套——禁酒留下了“反思的能力”，品牌時代培養了“講述國家故事的能力”，精釀時代則喚醒了“講述在地與自身的能力”。酒杯里的泡沫在變，公共話語的氣味也在變，但愛爾蘭社會講故事的方式始終連貫：他們不斷讓酒成為觀察自我、重塑認同和凝聚社區的媒介。當夜色在都柏林河邊落下，酒館的燈照亮街角，老舊教堂的石墻上仍刻著“節制”二字，博物館里陳列著早期健力士的廣告畫，而街角小酒吧中，年輕人正舉杯慶祝他們的“第一桶”成品。

回顧愛爾蘭酒文化敘事的變遷，我們看到的是一條悠長卻溫暖的脈絡：愛爾蘭人把酒當作寫在文學里的詩句、嵌在酒館里的鄉愁和裹挾在公共話語風向中的馨香。酒，不再是單純的飲品，而是一種記憶的形狀、一種共同的語言，也是一種講述自我的方式。無論是作家筆下的濃霧、酒館里回響的民歌，抑或公共傳播中不斷變換的話語，都映照出一個民族在風雨中尋找自己的姿態。

（作者：喻冬，系大連外國語大學愛爾蘭研究中心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