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討論了近些年來網絡文學研究之中，有關經典化、網生性與學科歸屬等焦點問題，并指出這些問題背后，是中國經驗本土性與域外文化影響之間的復雜博弈過程。堅持以中國本土經驗為主體，并非狹隘關門主義，而是堅持將網絡文學問題與中國語境獨特性相結合，在此基礎之上，海納百川，融會貫通，只有如此，才能有效闡釋復雜網絡文學現象，將網絡文學融入中國文化積極建構。

關鍵詞：網絡文學；經典化；網生性；中國經驗

中國網絡文學經過幾十年蓬勃發展，已成為一種現象級文學場域力量，無論文學規模、受眾人數和影響力（包括海外影響），都呈現出超常規發展態勢。從2023年數據來看，中國網絡文學市場營收383億元，網文出海總量達到69.58萬種。2023年網絡文學海外活躍用戶總數近2億人，其中“Z世代”（指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年輕人）占80%，覆蓋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截至2023年末，海外平臺培養海外本土作者近百萬，創作海外原創作品150余萬部[1]。歐陽友權認為，網絡文學已成為中國文學“主流”：“中國網絡文學已被視為‘世界四大文化現象’之一，即把它與好萊塢大片、日本動漫和韓劇相提并論，成為一種世界級文化現象。中國的網絡文學有了三家上市公司，即2015年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的‘中文在線’，2017年9月上交所上市‘掌閱科技’，還有2017年11月在港交所上市的‘閱文集團’。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有文學上市公司，只有中國有，并且是網絡文學公司，這也顯示了中國網絡文學在全世界的地位。”[2]

從文學上市公司，到世界級文化現象，中國網絡文學已非常繁盛，然而，網絡文學研究、闡釋，學術界卻出現“失語焦慮”。雖然歐陽友權、邵燕君、夏烈、黎楊全、許苗苗等學者做了大量扎實有效的工作，但總體而言，學界對網絡文學還存在爭議，對它是否具有文學性，能否成為經典，以及如何被研究，都存在激烈意見交鋒。這也使得網絡文學研究處于尷尬境地，一方面，很多傳統學者對它很陌生，甚至斥其為“裝神弄鬼”“垃圾文學”。例如，陶東風指責玄幻小說：“《誅仙》為代表的走紅玄幻文學不同于傳統武俠小說最大特點是‘它專擅裝神弄鬼’，所謂‘幻想世界’是建立在胡亂杜撰的魔法、妖術和歪門邪道之上。玄幻文學是為裝神弄鬼而裝神弄鬼。”[3]另一方面，經過代際發展，更年輕激進的青年學者群體中，網文研究更傾向自說自話，形成“亞文化”小學術圈子，以“網絡術語”替代規范性學術語言，也較排斥與傳統學者的交流互動。這些情況，無疑令人深思且擔憂。以下，筆者將從幾個角度梳理網文研究的問題困境，并嘗試提出應對策略。

一

      首先，網絡文學特性是網生性還是文學性，這是困擾很多學者的問題。有的理論家強調網生性，如歐陽友權、安文軍、金振邦等都認為，網絡文學具后現代文化烙印，甚至網絡文學就是“后現代文學”。后現代性與媒介性結合，凸顯了網文“網生性”論調。韓國學者崔宰溶就認為：“‘網絡性’則指某一（超）文本或某個人的（文學）行為在網絡中所獲得的獨特意義和特征。該概念用以克服‘作品’、‘文本’、‘超文本作品’等傳統文學概念的局限，把握網絡文學的流動的、運動的狀態。”[4]作者匿名論、受眾決定論、場域互動論、無限生成論、永恒在場論等特質,即為網文本質。這種論調強化網生特質，強調“媒介特征”,既符合后現代文化削平深度、抹平雅俗界限、碎片化符號狂歡特征，也符合從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出發的，文學研究“傳媒學化”傾向。這種后現代化傳播學研究方式，忽視甚至否定網文的“文學特征”，進而否定網文經典意義。以網生性為網絡文學本質的學者看來，二次元、元宇宙、數據庫寫作等傾向，才是網絡文學，乃至未來文學發展方向，“文學性”不過是印刷文學體制下某種“殘存幻覺”。

      但是，“網生論”批評家，往往無法解決幾個問題，一是媒介變革給文學帶來新內容和形式，但傳統文學內容和形式，是否就在此斷裂中“徹底死亡”？二是未來文學發展樣態更多元，但文字這種非直接性的、抽象表意方式，是否也會消亡？如果文字消亡，未來文學標準又在哪里？人類歷史也曾經歷泥版、竹簡、羊皮紙、現代印刷術等傳播媒介形式變革，文學內容和形式雖發生很多變化，比如，現代長篇小說興起就與古登堡時代現代印刷業有密切關系，但是文學對于人性的描寫，對于人類情感和思想的描述，文學作為語言文字表達人類理解世界的獨特形式，依然有相對“一以貫之”的標準，比如，文體多樣性追求，精確、集中與強烈表現形式創新，人類“愛恨情仇”基本情感表達。梁啟超所言“小說或想象理想世界，或描寫現實社會”的特征，依然會在媒介變革中以不同形式被保存，無論“虛擬實在”如何侵入文學與人類生活。單純鼓吹媒介意義至上，不僅取消了文學存在意義，進而可能取消人類“生存確定感”和創造能力。美國批評家柯比，曾將網絡虛擬生活形容為“數字現代主義”，認為其有幼稚化、偽主體性、表面真實、重復敘事等消極特征，并認為“網絡數字文化比后現代主義”對人類文明更具潛在威脅性。[5]

 同時，中國網絡文學形態多樣而駁雜，體現了文化產業與新興媒介的結合，象征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聯系，以及通俗傳統與新媒體技術的結合。早期網文“超文本鏈接”“多媒體并置”策略，僅是實驗性文本，并非目前網絡文學主流，而帶有數據庫寫作性質的作品,也不能代表未來網文發展方向—伴隨著媒介發展，當一切文本都從紙質轉換為網絡文本,對“網絡文學”的討論就會轉換為對文學本身的討論。所謂“網生性質”，應指作品在網絡平臺發表、流通、接受，有強烈“媒介融合”與“大眾交流”的網絡生存特殊語境感。這期間有后現代成分,也有來自現代主義的加盟。因此，網絡文學首先是“通俗文學”網絡語境新發展，而后是文學本身的發展，而不應該用后現代主義媒介觀以偏概全。

      當然，一味強調網絡文學“文學性”，也會陷入另一個陷阱，即“削足適履”，簡單以現有文學標準套網絡文學樣態，忽略網絡文學差異性的做法，既無法很好闡釋網絡文學特質，也易導致對網絡文學“污名化”處理，將之排斥在文學研究話語圈外。由此，關于網生性與文學性的爭論，也引發了第二個困境，即經典化問題。

二

      “經典化”問題伴隨網文成長，至今仍爭論不休。知識領域典范性、權威性著作，通常被稱為“經典”。開創某領域，原創奠基性著作，被稱為“經”，如《易經》，“典”指重要文獻典籍。文學場域，經典多指經過時間淘汰，具有強大美學典范意義作品，如膾炙人口的唐詩宋詞。進入現代，人們對于“經典”的認知標準不斷滑動，更加多元化，“經典”危機自此而現，利維斯寫了《偉大的傳統》，討論奧斯丁、喬治·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等西方“偉大經典”譜系。布魯姆更強調經典永恒作用，構造“影響—焦慮”“沖突—競爭—超越”兩階段論經典譜系生成模式。文學現代經典命名體制，經由精英化、雅文化體制命名。比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致力于“優美作品之發現與評審”的經典準則。現代文學經典命名，永恒性、主題深刻性、文學本體美等標準相對穩定。當下語境中，由于出場方式、受眾分類、命名方式等不同，人們對經典認識越來越多樣化，比如，網絡文學能否經典化問題。有些學者認為，目前網絡文學沒有經典，如歐陽友權認為，網絡文學難成經典原因有：一是數量與質量不匹配，二是網絡文學過度商業化，三是技術和藝術不平衡。[6]

      然而，在另外一些學者看來，問題關鍵不在于回答“網文能否出現經典”，而在于“網絡文學經典標準”與“經典概念的有效性”。邵燕君試圖將網文進行斷代，劃分為“傳統網文”與“新網文”來解決網文經典化問題。她認為“網絡文學之所以被人們解讀為‘通俗文學網絡版’，其實出于其作為‘印刷文明遺腹子’慣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顯示了網絡文學高度和深度的經典性作品，代表的是網絡文學‘古典時代’的成就”。[7]“新網文”中“二次元”“數據庫”“爽點”“粉絲”“類型”等標準，才代表新發展方向，傳統網文代表的印刷霸權話語體制殘余，必將隨網絡文學數據庫化解構：“無論‘宏大敘事’還是‘擬宏大敘事’都不過是可供拆解、挪用、進行‘二次創作’的數據庫素材。”[8]邵燕君進而提出網絡類型小說經典標準，即典范性、傳承性、獨特性和超越性：“典范性表現在，傳達了本時代最核心的精神焦慮和價值指向，負載了本時代最豐富飽滿的現實信息，并將之熔鑄進最有表現力的網絡類型文形式；傳承性表現在，是該類型文此前寫作技巧集大成者，代表本時代巔峰水準。首先獲得當下讀者廣泛接受和同期作家模仿追隨；獨特性表現在，充分實現該類型文的類型功能基礎上，形成具有顯著作家個性文學風格。廣泛吸收其他類型文以及類型文之外的各種形式文學要素，對該類型文的發展進行創造性更新；超越性在于，可以突破其時代、群體、文類的限制，進入更具連通性的文學史脈絡，并作為該時代、群體、文類的樣本，成為某種更具恒長普遍意義的‘人類共性’的文學表征。”[9]這個標準之中，類型和受眾、數據庫等標準都有所體現，“獨特性”“超越性”則不可避免與“印刷文學體制”標準，發生某種程度契合，更不要說，“類型化”與“獨特性”“超越性”之間的抵牾——這也側面說明，單純以“印刷文化”與“網絡文化”區分文學經典的內在邏輯困境。

      與邵燕君不同，更激進的研究者傾向于取消“經典”提法。比如，崔宰溶認為，所謂文學性，不過是某種“作品中心論”觀點，應被網絡文學共生互動特性替代，既然作品不能成為中心，“經典”也就不存在了：“我不是說在網絡文學研究當中我們必須放棄對文學性的一切要求。網絡文學也可有文學性，網絡文學也可是經典文學作品。我只想指出，除了這個‘作品’所象征的‘文學性’以外，網絡文學還有很多不同的文學、文化價值。比如說，通過‘作品’概念，我們很難客觀地評價網絡文學的商業性、產業化傾向的文化含義。‘點擊率’不僅僅是對作品的讀者‘反應’，還是網絡文學的不可或缺的組成因素，因為點擊率是網絡文學所謂‘互動性’代表性例子。但‘作品’概念阻礙我們對網絡文學這一‘互動性’進一步理解。”[10]這種說法挑戰了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樹立的文學批評四大要素標準，即：① 作品（work），② 宇宙（universe），③ 作家（artist），④ 讀者（audience）。但實踐操作中，完全忽視作品是不可能的，僅以點擊率等受眾標準衡量文學經典，也會產生“文化解體”危機—權威標準，特別是精英知識分子經典化標準，將變得蕩然無存。

      與此相類似，黎楊全進一步提出“經典是個偽命題”：“網絡文學經典化一直是網絡文學研究熱點，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偽命題。文學經典概念及其建構本身是印刷文化產物，這決定了經典的固化特點：‘經典的本質是固定的、獨立的、封閉的、模范的和規定性的。’經典的這些屬性與網絡文學形成根本性沖突。”[11]他提出，文學創作客體意識、編訂選集及博物館體制相對應的靜止觀念，都傾向于賦予印刷文學以神韻的“永恒光環”，進而與權威話語體系、印刷資本形成緊密結合，服務于經典塑造，而在互動和生活化、開放化網生語境中，經典觀念應被淘汰。“反經典”論斷有一定道理，但對于“網絡媒介”有本質化傾向。“網絡虛擬”不是生活的一切，網絡也要受現實社會邏輯影響。印刷資本被網絡資本替代，印刷精英權威話語式微，不代表網文不會出現新權威話語。進而言之，人類對于宏大敘事的超越渴望，對于權威性與集體性的服從意識，對于規則與秩序的追求，既是人類走出蒙昧、創建文明的重要手段，也是與人類自我意識相伴相生的心理結構性訴求。

      由此而言，“網文經典”問題，既要警惕“唯媒介論”觀點，也要防止簡單否定論觀點，否認網絡文學不存在經典。經典的建立，不僅關乎網文能否形成文學權威話語體系，真正被現有文學體系接納，更關乎其持續高質量發展，純粹后現代化“去經典”，不會導致文學的解放與平權，反而會造成人類文化創造力萎縮，出現新結構性文化權力控制手段。塑造經典更需要批評家介入，既要完成“披沙揀金”“深海拾蚌”的本職，認真做好閱讀、挑選、闡釋工作，也要擴大眼界與心胸，注意傳統標準與新標準的溝通與共識建立。比如，“冗長”這個概念，常被認為“非經典”的體現，即便史詩性作品，如果超過一定長度，也會被認為“冗長注水”，然而，網文生產語境，除了存在拉雜現象外，網絡文學文本“超級長度”，還代表網生語境審美心理，資本訴求與新敘述技巧的出現。[12]又比如，網絡文學民間性特征、現實主義特征，也不應被后現代性討論所遮蔽。網文發展出玄幻、校園、修真、洪荒、游戲、盜墓、驚悚、懸疑、穿越、科幻、廢土、耽美、克蘇魯、蒸汽朋克等數十個類型或類型交叉的亞類型，也出現了一大批優秀之作。從筆者閱讀視野來看，夢入神機的《佛本是道》、魯班尺的《青囊尸衣》、天使奧斯卡的《篡清》、酒徒的《家園》、阿菩的《山海經密碼》、齊橙的《大國重工》、何常在的《浩蕩》、阿耐的《大江東去》等，有的具有強烈民間文學顛覆異質性，有的延續現實主義風格，有的能在網生性與文學性之間，找到很好平衡。這些優秀作品的闡釋與經典化過程，非常不夠，網文超大信息量與信息轉瞬即逝的特點，加劇了經典化的難度，也對新時代批評家提出了新使命。

三

網絡文學的學科歸屬問題，也是網文研究焦點之一。早期網絡文學研究者，主要來自中國文學二級學科文藝學，比如，歐陽友權、黃鳴奮、陳定家、聶慶璞等，青年文藝學科學者也不少，比如，單小曦、黎楊全、聶茂、許苗苗等，傳媒領域學者如鄭熙青等，也對網文頗有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出身學者占比較大，如白燁、何平、黃發有、邵燕君、夏烈、周志雄、李瑋、湯俏等，也有學者來自通俗文學學科，比如，湯哲聲。此外，文化產業研究、創意研究等領域學者，也涉足網文領域。網絡文學研究，究竟可歸屬在哪個學科？通俗文學大家范伯群認為，網絡文學是中國古今市民文學鏈發展到當代的重要一環。[13]

然而，不同學科背景學者，對此有不同認知，也體現出不同學科的優勢與局限。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注重網絡文本細讀，以及網文與當下語境的聯系；文藝學者多從后現代、科技文化等角度解讀網絡文學，具體文本研讀上有時缺乏說服力；傳播學關注網文傳播效果和傳播媒介特點，但往往忽略，甚至遮蔽“文學”功能；產業資本研究者，更注重大數據建設，依賴圖表和模型，具有科學性，但往往缺乏人文關懷和文學性體察；國家政策層面研究者更重視意識形態建構和宏大話語規訓，但微觀研究不足，也易忽視網文經典價值培養與文學獨立性培育。再細分而言，通俗文學學科重視網文追本溯源，從類型化角度，探討網文血脈傳承與類型發展，但傳統“雅/俗”二元格局，妨礙了網文研究深入；創意學更注重網絡模式創作實踐，但缺乏理論提升。

      由此可見，各學科各自為戰，不免在研究方法、研究態度和價值取向產生齟齬，甚至形成“研究壁壘”。這些學科的研究，從各自角度，豐富了網文研究維度，建構了網文研究空間，尷尬也在于，網文具有多維“學科融合”特質，也導致學科歸屬的模糊性與研究范式沖突。網文既有強烈媒介性、科技性與產業性，也在內在邏輯上，呼應了通俗文學發育，以及中國當代文學的潛在規律。夏烈認為，網絡文學發展，是讀者受眾、產業和資本、國家政策與知識精英四維互動形成的，獨特的“文化場域”。[14]即便同一學科內部，對于網文價值與藝術屬性的不同認知，也導致認識沖突。例如，很多傳統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從經典標準出發，對網絡文學較鄙夷，認為其是通俗流變余孽，不是“五四”新文學正統，其文學形態粗糙幼稚，缺乏研究價值。文藝學科內部，后現代說、文化研究說、符號科技說也層出不窮，有的學者也將網文視為“文化現象”，而不是“文學現象”。

其實網絡文學復雜樣態，恰符合“大文科”觀念，以及取消學科壁壘，實現學科“交叉融合”訴求。筆者建議，把網絡文學設置成獨立的二級學科，隸屬“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之下。之所以放在“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之下，就是要明確網絡文學“文學屬性”。科技性、傳播性等研究，要與“文學性”結合，否則網文研究可能走入“沒有文學的網絡文學研究”怪圈，不利于長久發展和后續持久力培養。之所以將之設置為二級學科，就是要與現當代文學、文藝美學、創意學、傳播學、產業學等學科相比，獲得超然獨立地位。大學學科設置，體現專業性和權威性，也對師資隊伍、人才培養和畢業生就業提供指導。一個研究領域，從單純學術研究，走向大學學科建制，既意味該研究領域地位提升，也意味它進入國家人才素質培養的視野范圍。這樣做有幾方面好處，一是有利于確立網文經典意識。大學體制積極介入非常必要。目前有些學校設有網文專業，大多隸屬創意寫作學或現當代文學專業。成立獨立二級學科，可在權威話語層面，形成網文經典化趨勢；二是獨立學科歸屬，有利于形成更高效與科學的研究團隊，實現“交匯融合”，而不是“各自為戰”。這符合網文科技與文學的雙屬性，符合網文研究跨專業特質，也符合大學學科教育“融合”理念，避免網文給傳統學科的不必要沖擊；三是網絡文學學科，有利于提供新學術生長點，有利于學生就業。這些人才具有更好的學科交叉性和豐富性，更能適應當下學術生產需要，并指導網文創作人才。

      還有一個替代方案，就是將“網絡文學”歸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成為三級學科。雖然目前也存在網絡文學后現代化激進形態，比如，網絡女作家七英俊，就以《有藥》《變人記》等系列短篇，獲得廣大讀者青睞。但整體而言，中國網絡文學主體，屬于新媒介影響的通俗類型文學，即“新類型文學”。同時，網絡文學雖有通俗文學屬性，但傳統“雅/俗”觀，又難以完全概括它，特別是科技屬性。一方面，時間維度上講，中國網絡文學屬于“中國當代文學”一部分，即“新世紀文學”。[15]它與中國當代文學實踐存在千絲萬縷聯系，例如網絡現實主義的影響。中國當代文學體制、接受、傳播的改變，決定網絡文學現狀及未來形態。“國家文學”觀念，也影響著網絡文學發展。無論是國家戰略層面，還是作協、文聯、大學機構，近些年都表現出對網文發展的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講話》《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等重要文化會議上，都專門提到網絡文學建設，各地成立網絡作協，北京大學、中南大學、安徽大學、山東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大學，也都成立網絡文學研究中心；另一方面，空間維度上講，中國網絡文學，以中國大陸為主體，包括港澳臺等地區華語文學創作實踐。中國大陸網文創作，從作品作家數量、質量和輻射力而言，都當之無愧成為主體，但臺灣蔡智恒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羅森的《風姿物語》等作品，也很有影響。這也符合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學科現狀。由此，將網絡文學放置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之下，成為與通俗文學并列的三級學科，既符合網絡文學發展實情，又能有效立足當下語境，吸收傳媒、產業、文藝學等其他學科營養，在“中國經驗”與“媒介先鋒”之間找到中國道路的主體性，也是一種替代的選擇方案。

四

      以上分析可見，網絡文學性質、經典化、學科歸屬等問題，存在諸多爭議。其實還有相關問題，也在學界有諸多困擾，比如，網絡文學與文學史的關系、網絡文學與體制的關系、網絡文學現實主義問題等。這些爭議問題，體現了網文研究的潛在邏輯分歧，即網絡文學本土性經驗與外來影響以誰為主，如何“融會貫通”的問題。這里的“本土性經驗”，既包含創作經驗，也包括理論建構。中國網絡文學理論體系建設，處于一個摸索期。很多批評家也在探索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溝通，比如，邵燕君雖然認定網絡文學內部存在“傳統與二次元”區隔，認可“爽文”與“粉絲”批評標準，但具體實踐中，依然通過年度選本、作家訪談等紙媒傳播方式，強化網文經典化過程。邵燕君的《破壁書》與夏烈的《大神們》等訪談錄，都有著很強的史料建設意義。

      應該看到，本土性經驗，在目前研究中越來越被學者重視。韓國評論家崔宰溶認定“網絡性”是中國網絡文學本質屬性，但也不得不承認“土著性”是其另一個重要特點，即中國網文是中國當下文化語境產物，與西方后現代電子文化有重大差異：“當今中國網絡文學中幾乎不存在零散化、碎片化，不存在‘宏大敘事的消失’、‘對中心、對傳統價值系統的否定’等后現代特征。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很容易發現它不僅不具有后現代性，而且它還往往具有完全相反的特征。‘網絡文學’可能是后現代的，但它也可能是反后現代的，或具有強烈‘資產階級現代性’。”[16]雖然批評家黎楊全對“印刷/網絡”媒介區隔，有異乎尋常的敏感，拒絕網文經典化命名，但他分析賀麥曉等外國理論家對網絡文學研究，也不得不指出“數據庫”“后現代”“超文本”“意識形態審查”等理論在應對龐大中國網絡文學實踐之時，顯得捉襟見肘。由此，他提出網絡文學研究的“雙重視野”觀念，即“中國經驗基于雙重視野：相對印刷文學而言，它是‘網絡文學’的經驗（先鋒性）；相對西方電子文學而言，它是網絡文學的‘中國’經驗”。[17]

      可以說，雖然網文出現結構性重組，但傳統文學體制，包括國家意識形態，期刊與出版制度等，依然發揮作用，且與網絡文學之間，發生著千絲萬縷聯系，這是協商與博弈，競爭與妥協，也是文化領導權與文學合法性的爭奪與重塑。“網絡文學不是憑空而來”，網文既有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影響，科技文化的嵌入，又不可避免是當下文化語境產物，受到文化邏輯制約。網文學術化討論過程中，有些議題逐漸失效，比如，傳統鄉土寫作、城鄉變遷等，但有些問題只是發生轉移與深化，比如，大眾文化發展、民族國家想象與人類共同體意識、現代性與后現代性、文學傳播媒介、文學形式與內容的關系等。由此，堅持以中國本土經驗為主體，并非狹隘的關門主義，而是堅持將網絡文學問題與中國語境獨特性相結合，在此基礎之上，海納百川，融會貫通。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有效闡釋復雜的網絡文學現象，將網絡文學融入中國文化積極建構之中。

注釋

 1.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編：《2023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文藝報》2024年5月27日。

 2.歐陽友權：《網絡創作能否打造文學經典》，《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1年第8期。

 3.參見陶東風：《把裝神弄鬼進行到底？》，《小康》2008年第6期。

 4.崔宰溶：《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困境與突破—網絡文學的土著理論與網絡性》，北京大學博士畢業論文，2011。

 5.房偉：《不爭為樂》，《青年報》，2023年6月26日。

 6.歐陽友權：《網絡創作能否打造文學經典》，《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1年第8期。

 7.邵燕君、吉云飛、肖映萱：《“古典時代”邁向“巔峰”，“二次元”展開“新紀元”》，《2016年度網絡小說.序言》，《小說評論》2017年第2期。

 8.邵燕君：《網絡文學的“斷代史”與“傳統網文”的經典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

 9.邵燕君：《網絡文學的“斷代史”與“傳統網文”的經典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

 10.崔宰溶：《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困境與突破—網絡文學的土著理論與網絡性》，北京大學博士畢業論文，2011。

 11.黎楊全：《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 ，《文藝爭鳴》2021年第5期。

 12.參見房偉：《時空拓展、功能轉換與媒介變革—中國網絡小說的“長度”問題研究》《文學評論》2022年第4期。

 13.參見范伯群、劉小源：《馮夢龍們—鴛鴦蝴蝶派—網絡類型小說—中國古今“市民大眾文學鏈”》，《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14.參見夏烈：《中國網絡文藝的常識與趨勢》，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20。

 15.房偉：《網絡文學的文學史書寫》，《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3年第4期。

 16.參見崔宰溶：《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的困境與突破—網絡文學的土著理論與網絡性》，北京大學博士畢業論文，2011。

 17.黎楊全：《網絡文學、本土經驗與新媒介文論中國話語的建構》，《文學評論》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