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郭沫若的摘譯

“其余的世界都好像靜止著的時候，中國和桌子們開始跳舞起來——想去鼓舞別人。”這是一段譯文。它的突然舞動，是在一九二八年初。那年一月，郭沫若草成一篇“無產(chǎn)階級文藝”論——《桌子的跳舞》。這新奇的題目，頗令人費解，乍看還真不知“典”出何處。

桌子跳舞，緣于“革命頓挫”。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右翼背叛國共合作，“大革命”破裂。在南昌起義的敗亡路上，郭沫若勉強得生，逃至上海，受到反動當局通緝，“潛伏在竇樂安路的一座亭子間”，結(jié)果又感染了斑疹傷寒，雖然沒有喪命，但原本就受損的聽覺“幾乎完全失去了”。翌年一月，大病新愈，是身體和思想意識的“恢復期”?！奥牎辈灰娡饷娴摹按笫澜纭?，他仿佛回到了浮士德式“小齋”，埋首于翻譯、寫作和理論閱讀，心事卻廣遠而不“靜止”。一月十七日，他在日記上試譯了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唯物史觀公式”，中輟，而十八日的日記上寫著：“雜讀《資本論》。”他讀到《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最后一節(jié)“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馬克思在第一段忽然以桌子為例：“但是桌子一旦作為商品出現(xiàn)，就變成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了。它不僅用它的腳站在地上，而且在對其他一切商品的關(guān)系上用頭倒立著，從它的木腦袋里生出比它自動跳舞還奇怪得多的狂想?！瘪R克思還為這句話加了一個注釋。郭沫若在和成仿吾討論后，專門譯出了這句注釋。同一天，他把正在寫的文章改題為《桌子的跳舞》，馬克思的注釋原文和我們前引的譯文，就抄在開頭，作為“破題”。

郭沫若流亡日本（左）；郭沫若最終在流亡時期翻譯了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手稿（右）

郭沫若的德語翻譯很準確，他說，高畠素之和河上肇的兩個日譯本，將“China”錯譯為陶器，“但德文沒有這個含義，而且沒有冠詞”。所以這里和桌子起舞的，是中國無疑?！顿Y本論》第一次提到中國的地方，就是這樣一個突兀而富有沖擊力的喻象。而郭沫若的《桌子的跳舞》所真正關(guān)注的，是如何產(chǎn)生“無產(chǎn)階級文藝”，反映中國的歷史事變，“鼓舞”人們?nèi)ゴ蚱瓢咨植老碌呐R時“靜止”。他并沒有深究，何以在馬克思筆下，十九世紀的中國竟在跳舞，和那時的“桌子”又聯(lián)系何在?！拔疫@桌子跟著我們中國一齊跳舞?！蓖ぷ娱g的桌子，等不及索解《資本論》，它的跳舞，也即“革命文學”，是要急迫地鼓舞中國的革命新文化：“大家起來吧！跳舞！”如前示，在馬克思注釋的最初版本中，“想去鼓舞別人”還專門寫為法文，而郭沫若限于版本倒沒有注意到。正如馬克思說商品形式具有“神秘”和“謎一般的性質(zhì)”，“中國和桌子們開始跳舞”也仍如同一道謎題——一道跨國、跨語言的謎題。

《資本論》中“商品拜物教”一節(jié)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整個二十世紀批評理論有至深影響。西方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之一、德國哲學家卡爾·柯爾施在他的《資本論》導讀中，化用馬克思自己對辯證法的定義，強調(diào)《資本論》的語言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這尤其體現(xiàn)在“商品拜物教”這一概念中。如何在矛盾重重之中，用理論語言呈現(xiàn)歷史動態(tài)？“思想脫離語言就不存在”，馬克思如是說。他的語言充滿多語種的文學典故，更時有隱喻，甚至被當時的學究們說成是“混亂的集成”。關(guān)于《資本論》的表述法，柯爾施又一次祭出了歌德格言：“如果禁止隱喻，我就無從表達自己。”隱喻尋求著社會歷史運動的思想呈現(xiàn)，是矛盾統(tǒng)一的火中取栗，而本雅明后來說：“辯證意象首先在語言中?！薄爸袊妥雷觽冮_始跳舞”，如郭沫若所提示，不正是馬克思的隱喻語言的強力顯現(xiàn)嗎？那么，中國和桌子，這兩個猛然并置的名詞，在隱喻的跳舞之中，包含著怎樣的矛盾運動呢？是否包含著別樣的辯證統(tǒng)一？

《資本論》翻譯史：解謎了嗎？

有了一個多世紀的《資本論》翻譯史，解謎似乎已不再困難。馬克思生前出版的法語《資本論》第一卷譯本，和他去世后不久的英譯本，都略去了這條注釋。而隨著十月革命爆發(fā)，內(nèi)戰(zhàn)尚未結(jié)束，蘇俄便在一九一九年成立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大衛(wèi)·梁贊諾夫為創(chuàng)始所長。該所開啟了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系統(tǒng)整理、編輯和出版，也著手于俄譯以及英譯。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這一浩大工程之中，文本中的海量細節(jié)都得到了考證、校勘和編訂，“桌子的跳舞”這條馬克思原注，也加了編者注。新中國成立后，中央編譯局以俄版為主要底本翻譯出版馬恩經(jīng)典著作，《資本論》的新中譯也沿用了這則“注釋的注釋”：

在歐洲，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失敗以后，出現(xiàn)了一個極黑暗的政治反動時期。當時歐洲國家的貴族熱衷于降神術(shù)，特別是桌子靈動術(shù)。而這時，在中國爆發(fā)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唯靈論盛行的19世紀（左）；19世紀50年代，桌子靈動術(shù)風靡歐洲的場景（右）

看來，謎題解開了。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當唯靈主義（spiritualism）運動從北美新大陸回流歐洲時，最風靡的儀式便是“桌子靈動術(shù)”：幾個人圍坐桌子，手拉著手放在桌上，忽然，桌子動了，斜了，轉(zhuǎn)了，甚至桌腿懸空，越轉(zhuǎn)越快，這是亡靈降下，施展神力，與我們交流。桌子，的確在跳舞呢。神秘體驗乃至新宗教狂熱在歐洲中上層生活中此起彼伏，恰逢反動統(tǒng)治在全歐洲降下沉重的大幕。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人民之春”——史上范圍最廣泛的歐洲革命——最終失敗，革命者流亡，反動派復辟。一八五一年，法國政變，路易·波拿巴奪取權(quán)力，連共和國也要“退行”為帝制，翌年，法蘭西正式變?yōu)椤暗诙蹏?。萊茵河畔，“四八黨人”馬克思，遭到普魯士政府和所有反革命當局的驅(qū)逐，經(jīng)法國流亡至倫敦，在此期間寫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反動和革命一樣廣泛：從維多利亞的英國到波拿巴的法國，從哈布斯堡王朝的維也納到沙皇的俄羅斯，一片黑暗。他隔著海峽，注視著歐洲（“其余的世界”）復歸于“靜止”——而“桌子們”卻開始跳舞。

1848年歐洲大革命爆發(fā)，但相繼失?。ㄗ螅?；馬克思在倫敦的流亡生活（右）

“桌子的跳舞”明確了，那么，蘇聯(lián)的梁贊諾夫們何以知道“中國的跳舞”是指太平天國？郭沫若留意于原注以“人們記得”開頭，所以懷疑馬克思是有所“引用”。而他的疑問，在梁贊諾夫那里早有暗示——原來，馬克思是在引用他自己！梁贊諾夫在整理馬克思文獻的過程中，于中國“國民大革命”開幕的一九二六年，寫下了《馬克思論中國》一文。他特別提及一八六二年馬克思的《中國記事》。這是馬克思專門討論太平天國運動的一篇報紙文章，劈頭一句：“在桌子開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國，在這塊活的化石上，就開始鬧革命了?！钡拇_，太平天國開始于一八五一年，那是歐洲革命退潮，桌子靈動術(shù)馬上要流行起來的時候。

這就是為什么梁贊諾夫可以確定，“中國的跳舞”，是指太平天國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馬恩所”也順著這條線索，先為一八六二年時事文章中的“桌子的跳舞”加了注釋（“指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歐洲，特別是德國，廣泛迷信降神術(shù)。”），又為一八六七年的《資本論》作者自注加上了編者注。這一解釋為英語學界最常用的《資本論》第一卷譯本（企鵝版）所延續(xù)，譯者本·?？怂箯娬{(diào)，桌子靈動術(shù)尤其流行于德意志貴族之中。二〇二四年，《資本論》第一卷又有了新的英譯，對這條注釋的解讀越發(fā)詳實，兩位編者保羅·諾斯和保羅·雷特提到，降神術(shù)的德文詞就是“桌子轉(zhuǎn)動”（Tischruecken），甚至還點出了“為了鼓舞其他人”這一處馬克思使用法文背后的“用典”：pour encourage les autres，是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一七五六年的一句話，諷刺法國王權(quán)政府用處決英國海軍將領(lǐng)來激怒英國人。這“文字游戲”，歷史時事套著文學典故，反復跨國、跨語種，真是絕了。

太平天國政權(quán)玉璽

至此，當年吸引了中國革命文學家、翻譯家的一條《資本論》注釋似已謎底揭曉，不再“費猜詳”。但我仍有所介意。現(xiàn)在，我們把其中的每個細節(jié)都拆解開來，擺放歸位，但仿佛失卻了它們相互“靈動”之機。尤其是，中國農(nóng)民的大起義（“中國”）和歐洲貴族的大請靈（“桌子們”），相去甚遠，為何要“兩極相逢”？一個遠起在東方，一個風行于上層，它們又在何種意義上打破這世界的“靜止”（反動）？尤其是“桌子”，如果真的只代表德國貴族和布爾喬亞圈子的新興宗教迷狂，那不是反動之征象嗎？“鼓舞”著什么？難道這僅止于馬克思的“文字游戲”，近乎一次超現(xiàn)實主義的“遠取譬”？各個典故的歷史辯證聯(lián)系，還需繼續(xù)求解。如前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指明，辯證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對應著世界的靜止（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歐洲列強的統(tǒng)治秩序），“中國和桌子們”的隱喻集成、“對立統(tǒng)一”，是否還有著更隱微的“批判”鋒芒、更具體的“革命”指向？我試著進一步解謎。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本雅明的摘抄

一九二六年，梁贊諾夫作《馬克思論中國》，一九二八年，郭沫若作《桌子的跳舞》。不承想，參與瓦爾特·本雅明《拱廊街計劃》漢譯工作時，我又在這位德國猶太批評家的無盡引文中，遇到了同一條馬克思注釋“中國和桌子們開始跳舞起來”，又一次！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本雅明“拱廊街計劃”手稿，其主體部分為浩繁的引文和星叢般的筆記。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流亡巴黎的本雅明坐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不斷摘抄，形成了“十九世紀巴黎”的文獻宇宙。這倒和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馬克思研讀政治經(jīng)濟學、把大英圖書館“坐穿”的樣子有幾分相似。當然，本雅明不是研究資本，他才剛剛在柯爾施的引領(lǐng)下進入《資本論》的世界。但他的題目也可以看作《資本論》的一種續(xù)編：本雅明研究的是布爾喬亞文明“入夢”和“醒來”的辯證意象。

1937年，流亡巴黎的本雅明，在法國國家圖書館

因此，“中國和桌子們”這則注釋出現(xiàn)在他的筆記本中，并不令人意外。真正有意思的是，本雅明抄錄這條注釋，卻不落在關(guān)于馬克思或《資本論》的筆記本中，而是將它放進“d卷：雨果和文學史”。中國和轉(zhuǎn)桌，同法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詩人雨果又有什么關(guān)系？這條編號為“d17a，5”的摘抄，并沒有包含本雅明的釋讀和闡發(fā)，不過，再往前幾條，便有本雅明一則評論，談到了雨果始終渴望和“歷代天才”之靈相交流，而這種激情，在本雅明看來，“顯露于他的（雨果的）唯靈主義體驗”。到了三十年代末，本雅明為了撰寫波德萊爾論文，又對大量摘抄筆記進行重新排列組合，“d17a，5”的摘抄和“J卷：波德萊爾”中的另一則摘抄放在了一起，這回，他加上了按語：“馬克思論轉(zhuǎn)桌”。而緊跟著的J43,1，所加按語是“波德萊爾論轉(zhuǎn)桌”，摘抄只有一句“真正的文明與……轉(zhuǎn)桌無關(guān)”，但有簡短評語，說這是“影射雨果”。英譯者對“轉(zhuǎn)桌”是這樣注解的：“指雨果在流亡期間進行神秘主義儀式的道具。雨果希望通過神秘主義儀式不借助宗教就和死者直接交流。”雨果和桌子靈動術(shù)的線索，經(jīng)由馬克思和波德萊爾，呼之欲出。

再來看“真正的文明與……轉(zhuǎn)桌無關(guān)”一句，它出自波德萊爾晚期斷片。這則關(guān)于“真正文明的理論”的斷片，只有寥寥數(shù)行，沒有提到雨果。“真正的文明與煤氣、蒸汽機或轉(zhuǎn)桌無關(guān)”，也就是，它和現(xiàn)代技術(shù)無關(guān)，也和神秘體驗無關(guān)，而“我們西方種族”并沒有優(yōu)越性。據(jù)理查德·希伯斯的釋讀，這里波德萊爾和宗教神秘主義者們的保守論調(diào)不同。而波德萊爾戛然而止的最后一行，更讓我?guī)缀鯊淖狼疤饋怼吧駲?quán)統(tǒng)治和共產(chǎn)主義”。

轉(zhuǎn)桌是通向“神權(quán)統(tǒng)治”還是“共產(chǎn)主義”？本雅明又何以一口咬定，轉(zhuǎn)桌是“影射雨果”，然后把它和馬克思的注釋聯(lián)系起來？馬克思的“桌子們”（郭沫若的譯法強調(diào)了復數(shù)），是否真的包括雨果的轉(zhuǎn)桌？“中國和桌子們的跳舞”難道也包含“神權(quán)統(tǒng)治和共產(chǎn)主義”之問題性？本雅明的未完成讀法，當然只是一己之見，難以定論，卻在新的線索中深化著我們的理解。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雨果的轉(zhuǎn)桌

歷代《資本論》注家強調(diào)桌子起舞在德意志貴族中間，而本雅明卻引我們回到法國文學史。老雨果可以說是法國大革命形成的共和精神的十九世紀詩歌化身。他和馬克思并無直接交集，但和馬克思一樣，當歐洲陷入“靜止”，這位大文豪也只能流亡。一八五二年，馬克思筆下，第二帝國的誕生，是一出歷史笑劇，而與此對應的，是雨果的小冊子《小拿破侖》，斥新皇帝為共和之叛徒。雨果先出走布魯塞爾，然后流寓英吉利海峽上的澤西島和根西島。在小島上，雨果也嘗試起桌子靈動術(shù)，開啟了他的“神秘主義體驗”。

1868年，維克多·雨果在島上

乍看起來，在“后革命”時分，唯靈主義作為新宗教的觸媒，風行歐洲，法國大詩人竟不能免俗。但本雅明對德意志貴族的轉(zhuǎn)桌不感興趣，而聚焦于雨果流亡期對著轉(zhuǎn)桌寫作，確實別有洞見：

雨果的詩歌選擇了轉(zhuǎn)桌這一主題，這也許倒不如另一點更值得注目，那就是，他的詩歌總是對著轉(zhuǎn)桌而寫成的。對于流亡中的雨果來說，精神世界的深不可測的、持續(xù)的成群形象，取代了公眾的位置。

雨果和祖國的人民隔絕了，他從“海濱臺”上望去，白天的海水上浮現(xiàn)出抽象的“觀念”，而“死亡來自夜晚”，一片黑暗，共和革命的精神在歐陸熄滅了。于是，有了一個“唯靈論者雨果”：他渴望和歷代天才之靈直接交流，而這是“革命群眾”消逝的代償，是從政治活動轉(zhuǎn)向“精神世界”。雨果“在精靈的世界完全自在”，如同“家居生活的補充”。桌子靈動術(shù)既是唯靈主義行為，也是政治流亡期詩歌寫作的寓象。沒有轉(zhuǎn)桌，就沒有雨果流亡期的系列長詩《歷代傳奇》。他和諸靈溝通的契機，正是孤島之“夜”：“我聽見了陰影的可怖的風琴……”宇宙戰(zhàn)栗，桌子轉(zhuǎn)動，而人群在死亡的“陰影”中出現(xiàn)了，如海上的浪涌——是的，雨果請來的諸靈不僅是歷代天才的亡靈，而且是人群，更準確地說，是“公眾”，由剛剛逝去的革命公民們組成。本雅明指出，與波德萊爾不同，雨果詩歌中的人群，從不是“大眾”，而是“民主公民”。不過，歐洲靜止了，“巴黎變了”，公民已死，他們只在夜晚轉(zhuǎn)動詩人之桌，連著“所有巖礁的喧囂”和“陰郁的自然”……

維克多·雨果在根西島上流亡的寓所

雨果的轉(zhuǎn)桌，顯然是當時歐洲新宗教體驗的一部分，但他的唯靈論終不同于上層時尚，而寄寓著共和精神。他用降神術(shù)來寫詩，也包含著革命退潮期的內(nèi)心招魂。本雅明這樣總結(jié)雨果的唯靈主義準則：所有亡靈，都是脫離了革命人群之后一位共和詩人的自我強化。換言之，在雨果這里，轉(zhuǎn)桌作為歐洲反動時期的一個表征，其實隱藏著對這個“靜止”世界的“批判”，乃至革命遺緒之機微。唯靈論有著曲折而隱晦的另一面，神秘主義有令人意外的諷喻。在本雅明解讀雨果的視野下，馬克思的“桌子的跳舞”意象，成為一次更為具體的“辯證法之停頓”。

到了一八六一年，雨果會寫下那封中國人特別熟悉的信，譴責兩個燒毀圓明園的盜賊。維多利亞的英吉利和法蘭西第二帝國，也是歐洲反動秩序的支柱。同一年到第二年，太平天國進攻上海的戰(zhàn)役中，英法聯(lián)軍在中國首次大規(guī)模使用火炮，向拜上帝的中國農(nóng)民起義軍開火。更多的亡靈將出沒于長夜。

清廷鎮(zhèn)壓太平天國

回到馬克思的歷史修辭

由此，我們可以在更為宏闊的歷史時空中，從懸舞的桌子回到中國，回到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的注釋，回到一八六二年馬克思第一次將桌子靈動術(shù)和太平天國并置，乃至回到一八五二年。那一年，雨果流亡前寫下反波拿巴的小冊子，馬克思不僅完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而且還寫了《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叭嗣裰骸币呀?jīng)失敗，下一次歐洲革命遙遙無期，而中國的太平天國，能算一場現(xiàn)代意義上的革命嗎？馬克思這一題目，在錯位中并置，也難怪他又一次以黑格爾辯證法來作開篇。他談到對立統(tǒng)一。革命和反動是對立，歐洲和中國是兩極，但其中又有“統(tǒng)一”：在一八五二年，馬克思認為“歐洲各國人民下一次的起義”是和中國正在發(fā)生的太平天國運動相聯(lián)系的。當時，馬克思已經(jīng)注意到太平天國的“宗教形式”，但不管表現(xiàn)為什么形式，中國新的農(nóng)民起義必須在一個正在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得到理解。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然是世界性的，如果太平天國的斗爭加速了下一次危機的到來，那么，下一次歐洲的革命，便“恐怕取決于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的對立面）”。這大概便是馬克思的“中國跳舞”這一意象的最初引子。

到了一八六二年《中國記事》，馬克思對這場“帶有宗教色彩”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所包含的社會破壞性有了更多認知，不再稱之為“革命”，但馬克思還是加上了辯證的結(jié)尾：“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chǎn)物?！币簿褪钦f，停滯社會生出了自身的破壞性，而這“魔鬼”之暴力也打破了“老大帝國”，刺激著統(tǒng)治者不得“靜止”，在并不遙遠的未來，終會有“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破壞之后的中國，恰會實現(xiàn)法國大革命的共和精神；而“自由、平等、博愛”，只能在雨果流亡小島的請靈之中，化為神秘體驗，以非理性的扭曲狀態(tài)暗示著，上層所維持的反動秩序，本身就是一場相互鼓舞的階級戰(zhàn)。這也是歐羅巴的“必然產(chǎn)物”，將在未來的“歐洲革命”中得到“揚棄”。

千禧主義在現(xiàn)代不斷復活，產(chǎn)生全球宗教效用

雨果的共和精神的千禧降靈術(shù)，歸于虛妄，太平天國戰(zhàn)爭的神啟狂熱，止于破壞，但都含有對一個愈發(fā)反動、看似“靜止”的世界體系的批判，從而以一種變形為諸靈的反諷形式，“鼓舞著”更多、更長遠、更具全球性的階級斗爭。這或許才算“中國和桌子們開始跳舞”的解謎：它不再僅僅是馬克思《資本論》的一條注釋，而成為一個辯證意象，疊合著多重革命時間及其頓挫。一八六七年，歐洲依舊“靜止”，不過巴黎公社已經(jīng)不遠，而老雨果，卻會從共和立場出發(fā)，既譴責公社起義者又譴責鎮(zhèn)壓者。一九二六年，梁贊諾夫顯然把蘇聯(lián)支持的國共合作當作是革命中國的跳舞，但更貼合馬克思的，顯然是一九二八年郭沫若的“革命頓挫”的語境。在寫完《桌子的跳舞》之后不久，郭沫若在日記中寫下：“中國的現(xiàn)勢很像一八四八年的歐洲。法蘭西二月革命影響及于全歐，但德、奧、比、法均相繼失敗，白色恐怖彌漫，馬、恩都只得向海外亡命?！惫粢布磳⒘魍觥Ｋ呀?jīng)失聰，卻在小桌前，不斷“聽”到工農(nóng)暴動之聲，這倒和雨果在轉(zhuǎn)桌前等待公民之亡靈，有幾分神似。

以一八六七年馬克思注釋為基點，我們解一個跨國、跨語際的歷史辯證意象之謎，世界之桌真的起舞了，不是因為歷代靈魂在降神術(shù)中的溝通，而是因為從最初的隱喻到中國的回譯?，F(xiàn)代世界不僅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相互聯(lián)系，也不斷翻轉(zhuǎn)出批判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