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我參加了91歲高齡的呂士恒先生的告別會。至此，1957年主動要求投身黑龍江北大荒開發建設的6名南京農學院（現為南京農業大學）應屆畢業生，都已離世遠行。請不要忘記這個團隊，因為他們為我們的時代留下了彌足珍貴的一頁。

當年，他們已經公布的畢業去向，是華東地區政府機關、農業院校和農業科研院所。就在這時，傳來了王震將軍率領鐵道兵轉業官兵開發黑龍江“北大荒”、為國家建設大糧倉的消息。全班34名學生坐不住了：國家開荒種糧，我們學農的不去誰去！他們向校領導提出改變分配方案。可學校哪有這個權力。當知道權在高教部，同學們一致推舉呂士恒同學給高教部長寫信。呂士恒是班長，是名共產黨員。

寄往北京的申請書是這樣寫的：

我們是南京農學院農學系的應屆畢業生，三十四人有著一個共同的心愿：希望參加祖國邊疆建設，去開發沉睡的處女地。

祖國宏偉的墾荒計劃，強烈地吸引著我們，對一個學農的人來說，為國家增產糧食，有著格外重大的責任，我們熱烈地向往著去建設祖國的糧倉，為社會主義建設鋪下一塊磚石。

在黨的培養和老師的教導下，我們懂得了應該怎樣選擇自己的志愿，我們的決心是：“服從祖國的需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們毅然選擇了墾荒作為自己的第一志愿。我們清楚地知道墾荒是一個艱巨復雜的工作，我們要去的邊疆是一個艱苦的地方，冬天有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嚴寒，地區荒僻，人煙稀少，住帳篷，吃粗糧……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們時代的大學生，是不找輕松活干的，我們將帶著勞動的雙手去建設起荒地上的新生活，用火熱的心燃燒起大地的青春！

我們是祖國未來的農學家，四年的學習生活使我們在業務上、思想上、身體鍛煉上都有一定的基礎。我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工作，虛心學習，在黨的領導下是可以克服在墾荒中的一切困難的。

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農機系的同學們已踏上了墾荒的征途，墾荒不僅需要大批的機務工程師，而且也需要大批的農學家……我們在思想上已作好了充分準備，正像很多同學說的那樣，到邊疆去成家立業，在邊疆干上一輩子。

我們時刻準備著：待命出發，向荒原進軍！

收到信，高教部領導被深深感動了，這些年輕人有理想、有志氣，為國家著想，主動要求挑重擔的精神多么可貴，多么值得弘揚！他們把信推薦給《中國青年報》，報紙很快刊登了出來。

可怎樣回復他們的請求呢？畢業分配的計劃已經下撥，華東地區的一些部門和單位正等著他們的到來。但經過慎重考慮和協調，高教部決定“破例”修訂計劃，特批給南京農學院7個分配到北大荒的名額。

七比三十四——名額太少了！同學們爭啊、吵啊，搶著要把艱苦的擔子擱到自己的肩上！最后，呂士恒、胡家騄、汪炎炳、宮英堤、吳楓、程全生和劉祥榜上有名，他們高興地跳了起來。背著行李，帶著農業技術書籍，經過整整10天的旅途輾轉，趕到了黑龍江省密山縣鐵道兵農墾局報到。

漫漫22年過去了。1979年春季的一天，中國青年報收到一封讀者來信，寫信人叫呂士恒，自我介紹是黑龍江省國營農場總局所屬八五四農場的職工，是當年南京農學院奔赴北大荒7名畢業生中的一員。他在信中寫到，7人中劉祥因在外地工作的愛人從事的專業墾區還沒涉及調到愛人工作地外，其余6人一直奮斗在北大荒。當年的荒原變成了良田，人跡罕至的地方建起了城鎮，我們也由青年變成了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經歷使我們感到，把美好的年華獻給祖國建設事業獲得的幸福是難以形容的。現在國家正處在重要的轉折時期，在開展四個現代化建設，我們愿意把自己的經歷告訴年輕人，希望以國家利益為重，發揚艱苦奮斗精神，為實現“四化”奉獻青春。信里還提到，1957年4月2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他們為了能分配到北大荒寫給高教部長的申請書；還有一張他們奔赴北大荒報到途經北京在天安門前的合影。

中國青年報把信轉到黑龍江省國營農場總局要求核實。我當時是農場總局《農墾報》記者，核實的任務交給了我和總局宣傳處干事宋恭謹。只是沒承想，例行的核實成了令我難忘而又感奮的采訪。

我們先找到呂士恒。得知6人分散在不同的農場和部門，便把他們請到一起座談。傾聽他們的講述，給我深切的感受是：整整22年，他們一直在踐行著自己當年的“青春誓言”！

他們剛到的時候，所謂農場，除了有幾排搭建不久的草房，就是茫茫荒原。當時最迫切的任務是盡快踏查荒原，摸清它的脾性，以便來年開始開發建設。報到的第三天，呂士恒就背著行李、帶著干糧，到三十多里外的東大崗上的荒原去踏查了。走著走著，一片漂垡甸子橫在了面前。這種甸子俗稱“大醬缸”，一不小心陷進去很難自拔。他把繩子的一頭捆在自己的腰上，另一頭牽在同行戰友的手里，摸索著前進，硬是在沼澤遍地、野草叢生的荒原上踏出了一條毛道，留下了第一行腳印。他們調查土質，用步量地，邊走邊畫地形圖，設想水利施工方案等。餓了吃點干糧，渴了喝洼溝里的積水，入夜了用帆布一擋睡覺。整整忙乎了半個月，初步確定了開荒計劃和生產隊以及分場的建點方位。1957和58兩年，呂士恒和戰友們踏查了十幾萬畝荒地，以后在這片荒地上建立了兩個分場和十幾個生產隊。當看到地圖上這片原本無名的地方標出了“迎春”這個喜慶而又豁亮的地名時，呂士恒說他真像喝了蜜一樣，心窩里甜滋滋的。

荒地開出來了，什么時候播種，怎么播法，種什么作物好？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分配在農業科研崗位的汪炎炳和胡家騄邁開雙腳，到附近農業社的老鄉家里拜師，虛心請教，了解了與南方完全不同的耖、扣、豁等耕作措施，摸到了一些北大荒農業生產的規律，提出了合理化的種植建議。他們常年在生產隊蹲點，在草房里、在田間搞科研，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成功培育出了一批小麥和大豆的高產樣板田，并以點帶面，推而廣之。為此他倆先后到北京參加相關的經驗交流會，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王震時任農墾部長，還把汪炎炳請到家里做客，聽取他的匯報。在科研工作的實踐中，他倆還針對一些影響農業生產的關鍵問題進行理論探討，撰寫了一批論文，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

然而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1966年“文化大革命”驟然興起，他們被扣上“臭老九”“業務掛帥”的帽子挨整、挨批。可貴的是沒人趴下！吳楓被撤了八五二農場七分場副場長職務，下放當農工，抬木頭，挖排水溝，到剛建的生產隊種菜。他說，我當時就想，只要還能為北大荒出力，我就要干！他邊看種瓜菜的書邊實踐，還拜有經驗的老農為師，在荒地上成功地種出了韭菜、菠菜、茄子、辣椒和西瓜等，然后手把手地教職工們種，使大家房前屋后原本并不興旺的菜園子紅火了起來。大伙被這個來接受改造的“臭知識分子”感動了。風雨過后吳楓重又走上了領導崗位。

汪炎炳記得很清楚，是個下雨天，他一家被逐出科研所家屬區，發配到幾十里外的一個生產隊“落戶”。為什么要這樣對待一個科技人員？他想不通。然而看到黑油油的土地，他的心平靜了下來，一如既往地又擺開了科研的攤子，告訴大家，莊稼出現什么問題歡迎到“診所”咨詢。4年后，當通知他回科研所時，生產隊的職工戀戀不舍地說：“老汪常來呀，來幫我們解決生產上碰到的難題！”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遇到的另一個考驗是，父母和家人都幫著張羅對象，希望能回南方成家、工作。程全生是孤兒，撫養他長大的姑姑心疼他，盼游子歸來。程全生懇切地回話：“學農的離不開土地，北大荒需要我們開發建設，在這里有作為，我要在這里干一輩子。”宮英堤也頻頻接到福建老家兄弟的來信，說給你物色了一個在劇團工作的對象，望你寄張照片來。我們湊了五百元錢，準備給你寄去作路費……宮英堤謝絕了，回信說“自己的幸福和理想都融進金燦燦的小麥和黃澄澄的大豆中去了”。

當年的單身小伙子，后來都在北大荒成了家，生兒育女，是北大荒的“老戶”了。

回首走過的路，從幾間草房、茫茫荒原起步，到現在已建成大型機械化農場，每年生產大量的糧食運到祖國各地；再展望北大荒前程似錦的明天，他們充滿信心，都說到北大荒來對了，這是壯麗的事業，也是幸福的事業。他們希望年輕的朋友們能從他們的經歷中受到啟發，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建設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核實”所獲得的成果激蕩著我的心。懷著深深的感動和欽佩，寫了篇長通訊寄給了《中國青年報》。

1979年5月24日，《中國青年報》用頭版整版篇幅報道了這件事。以“美好的年華怎樣度過——請看從一封讀者來信引出的報道”為題刊登了通訊，并配發了五百余字的編者按；重新刊登了22年前他們寫給高教部長的決心書和1957年赴北大荒途經北京在天安門前的合影；還配了一張這次采訪時6人觀看農場發展模型的照片。隔了一天，5月2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通欄位置全文轉載了《中國青年報》的報道和編者按。新華社即向國內外播發通稿，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予以廣播。

這之后，我和呂士恒一直保持著聯系。他后來擔任過黑龍江省國營農場總局生產處和3個農場管理局的領導。退休后定居在上海工作的兒子家。兩年前我登門看望他，他告訴我，6個同學中5人已先后去世，長眠在了北大荒的土地里。如今呂士恒也加入到了他們之中，這個團隊遠行天國了，但他們的青春足跡深深地印在了祖國的土地里，他們的精神不會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