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觀念的每一次重大更迭，從來不只是審美趣味的內循環，更像是文學機體對外部氣候的一次深刻感應及其內部結構的一次艱難重組。

回望過去幾十年，從20世紀80年代“純文學”觀念的確立，到90年代以來“向內轉”的深化，中國當代文學確實完成了一場又一場自覺的文體革命和語言實驗，贏得了自身的獨立與精巧。可不知從何時起，我們隱約感到一種缺失。當文學越來越專注于構建自我、形式和語言的迷宮時，它那種曾經粗糲而強勁地擁抱歷史、叩問社會、震顫人心的力量，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覺中變得稀薄了？

這種斷裂，恐怕不只關乎文學能做什么，更觸及文學究竟為何存在的根本之問。

從“純文學”到“向內轉”

我們今天倡導“大文學觀”，絕不是要簡單否定過去幾十年文學探索的成就。那無異于一種忘恩負義。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站在前人開拓出的自主性疆域上，我們才獲得了提出新問題的資格與底氣。這更像是在新的文化地形圖中，為文學尋找一條更寬廣的路徑。它既能守護來之不易的藝術自律，又能重新獲得有力介入現實的能力。這種想法的萌生，源于對當下文學處境的某種憂慮。一方面，文學在專業化、學科化的進程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輪廓和獨立地位；可另一方面，這種獨立似乎又以削弱與現實公共空間的緊密互動為代價。筆者曾撰文分析過，當代文學批評有時會陷入一種“理論自洽”的精致循環，卻部分喪失了診斷時代精神癥候的敏銳與勇氣。“大文學觀”的提出，或許正是試圖打破這種循環，讓文學重新找回那種把握社會與時代總體性的視野與魄力。

要理解為什么需要這樣一種“大文學觀”，我們得先回頭看看來路。“純文學”觀念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興起，是一場具有歷史正義性的突圍。它將文學從過度政治化的重負下解放出來，旗幟鮮明地追求審美價值本身。那是一個“回到文學本身”的時代，作家的想象力由此迸發，敘事技巧和語言意識空前覺醒。莫言筆下那片恣肆狂放的“紅高粱地”，余華對“活著”那份冷靜節制的凝視，都得益于這場解放運動所開辟的空間。然而，歷史常常充滿辯證的幽默，任何一種解放都可能悄然孕育新的束縛。當“純文學”從一個策略性的口號，逐漸凝固為一種不容置疑的文學意識形態時，它的局限便顯露出來。在這一觀念確立自身合法性的過程中，無形中建構了一套排斥機制：那些厚重的社會歷史內容、復雜的集體經驗、緊迫的公共議題，容易被邊緣化為“非文學”或“不夠文學”的元素。這在文學批評實踐中尤為明顯，逐漸形成了一套以語言、形式、技巧為核心，有時近乎技術主義的評價體系。

緊接著的“向內轉”，則順著這條邏輯將勘探的鉆頭更深地朝向人的內心世界、潛意識幽谷和私密經驗。這無疑極大地拓展了文學表現的深度與細膩感，也讓中國文學與世界各國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對話成為可能。但問題在于，當“向內轉”從一種有價值的創作傾向演變為一種普遍的甚至帶有優越感的法則時，它無形中預設了“內”與“外”的對立，并理所當然地賦予了“內”更高的價值。于是，“怎么寫”全面壓倒了“寫什么”，對敘事圈套的迷戀、對語言游戲的沉醉、對個人情緒碎片的反復咀嚼，有時替代了對社會結構變遷、對歷史洪流方向、對集體命運沉浮的總體性觀照。這導致了一個令人遺憾的現象，文學的社會感知力變得有些鈍化，似乎難以回應我們正親身經歷的、巨浪滔天般的城鄉發展變化、科技倫理困境。文學不再是我們借以認知復雜世界的特殊透鏡，而越來越像作家自我鏡像的反復投射與玩味。

這當然不是說“純文學”或“向內轉”本身錯了。它們的歷史功績應當被銘記。問題的核心在于，任何一種文學觀念，如果長期固化，形成封閉的話語體系，拒絕與變動不居的時代進行坦誠對話，它就難免會從一種解放性的力量，蛻變為一種壓抑性的機制。今天，在專業的文學場域內，那些專注于形式探索和語言實驗的作品，依然享有較高的聲望；而試圖處理重大社會歷史命題的創作，卻容易被輕易貼上“主題先行”“思想大于形象”或“缺乏文學性”的標簽。這種評價尺度的潛在失衡，使得不少作家主動回避了那些更為復雜、更具挑戰性的現實素材，轉而經營一片片慣常而精致的美學飛地。文學的生命力，本應在于它能不斷重新校準自我與廣闊世界的關系，在歷史的具體性與復雜性中，尋找自己最富于活力的表現形式。

各種界限的溶解

那么，所謂“大文學觀”，究竟意味著什么？它絕不是讓文學去機械地講大道理，也不是要取消文學的審美維度。它更像是一種呼吁，呼吁建立一種更具包容性、開放性和歷史感的文學理解。它試圖在堅守文學性的同時，重新焊接那些被割斷的連接線——文學與歷史、與哲學、與社會，甚至與大眾文化之間本該有的有機聯系，重建文學那種把握時代總體性的雄心。

這首先體現為一種對邊界的重新審視與跨越。“大文學觀”有意松動那些被現代學術體制和文學慣例強化得過于僵硬的邊界：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之間的體裁邊界，高雅與通俗之間的文化邊界，文學與歷史學、社會學、哲學之間的學科邊界，乃至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敘事邊界。在筆者看來，文學的本質魅力之一，恰恰在于其卓越的越界能力，在于它能吸收各種異質性的養分，將其熔鑄為獨特的審美經驗。近年來非虛構寫作的蓬勃興起，正是這種越界活力的明證。從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到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這些作品打破了文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壁壘，以文學的敏銳觸角與敘事智慧，切入原本屬于社會學、人類學的田野。它們既保持了文本的可讀性與感染力，又提供了對社會現實肌理的深刻洞察。其意義不僅在于題材的拓展，更在于方法論的融合。將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等社會科學方法，與文學性的細節呈現、情感渲染和結構敘事有機結合，創造出一種新的認知文本。

數字時代的到來，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沖刷著文學的既有堤岸。網絡文學、跨媒介敘事、IP開發……這些常被傳統文學界以復雜心態看待的現象，實則代表了文學形態在技術條件下的歷史性演進。它們打破了文學與影視、游戲、動漫等媒介之間的壁壘，催生出更為錯綜復雜的敘事生態系統。“大文學觀”對此抱持的，不應是防御性的排斥，而應是探索性的好奇：一部小說的精神內核，如何在影視改編中得以轉化或再生？網絡文學內部，又如何衍生出自身獨特的敘事美學與世界觀構建法則？回答這些問題，要求我們的批評視野必須超越傳統的框架，變得更加靈活與包容。

更進一步，“大文學觀”期待一種文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思想合流。這并非讓文學放棄自身特性，去笨拙地模仿社會科學的論文筆法，而是主張文學應在保有審美品格的基礎上，汲取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與分析工具，從而增強自身處理復雜社會現實的思想能力。我們不妨想想巴爾扎克，他立志成為“社會科學博士”，其《人間喜劇》堪稱一部用小說寫就的法國社會轉型史；想想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的滾滾洪流中，融入了對歷史哲學的深沉思考；想想魯迅，他的小說何嘗不是對“國民性”犀利如刃的社會學診斷與文學呈現的高度統一？這些經典提示我們，文學完全可以在不犧牲藝術性的前提下，成為我們思考世界、理解自身的一種深邃方式。

說到這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總是不自覺地浮現在腦海，它幾乎就是“大文學觀”的一個鮮活注腳。這部巨著不僅描繪了頓河哥薩克人在歷史風暴中的顛沛命運，更以一種恢宏的敘事氣魄，融合了史詩般的歷史視野、深切的人文關懷與纖毫畢現的心理現實主義。它將葛里高利個人的悲劇性命運，與俄國革命、內戰那吞噬一切的歷史進程緊密地編織在一起，既沒有讓個體被宏大的歷史敘事所淹沒，也沒有將歷史簡化為個人心理的蒼白投影。與我們當下某些過于沉迷于敘事智力游戲的作品相比，《靜靜的頓河》展現了文學如何以具象而磅礴的敘事，整合多重維度——個人與歷史、現實與寓言、土地與人性、戰爭與和平、傳統與現代。它既是濃烈的地方敘事，又叩響了人類共通的精神命題；它扎根于現實主義的厚土，其深處卻躍動著現代性的精神疑難。這種強大的整合能力，正是“大”文學區別于“小”文學的關鍵所在。

碎片化與敘事的總體性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多重轉型，從鄉土社會到都市文明，從工業時代到信息時代，這帶來了巨大的精神變遷與價值困惑。城鄉遷徙中的身份漂泊，科技迭代下的倫理困境，歷史記憶與現實選擇之間的失衡……這些問題，沒有一個學科能夠提供唯一答案。而文學，憑借其獨有的具身性、情感性與隱喻能力，能夠構筑起理性分析所難以抵達的意義空間。它既能鋒利地提出問題，也能溫柔地慰藉靈魂；既能冷靜地批判現實，也能溫熱地傳遞希望。比如，關于數億農民工的城市體驗，社會學報告可以給出清晰的數據和結構分析，但只有文學能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那種身處城鄉夾縫中的喜怒哀樂。關于人工智能的倫理討論，哲學論文可以進行嚴密的概念推演，但只有文學能讓我們想象，當人臉識別、算法推薦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時，我們的親密關系、自我認知乃至人性本身，會發生怎樣具體而微妙的改變。

因此，“大文學觀”所倡導的，本質上是一種敘事的重建與復興。它不只是講一個好聽的故事，而是希望通過故事來結構我們日益碎片化的情感，凝聚基本的共識，為我們漂浮不定的生活提供意義的壓艙石。在這個信息爆炸、敘事泛濫的時代，我們并不缺少喧鬧的“聲音”，我們渴求的是那種能激起深沉“回響”的敘事智慧。這種敘事應當具備歷史的縱深感，能將當下的片刻置于漫長的河流中審視，如同《白鹿原》將一個家族的興衰，綿延成民族命運的隱喻；它應當具備寬闊的社會性，能超越一己悲歡，觸及群體的命運與結構的變遷，就像《平凡的世界》那樣，通過孫家兄弟的奮斗，映射出一個時代普通人的精神圖譜；它應當具備思想的銳度，能在情節的推進中蘊含對根本性問題的追問，如同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的沉思，將個人苦難升華為對生命意義的普遍性探詢；它還應當具備真誠的對話性，不是作者居高臨下的獨白，而是與讀者、與傳統、與異域文化展開平等而開放的交流。

而我們今天倡導“大文學觀”，絕非空穴來風，它直接回應當下這個高度媒介化又高度碎片化的時代的精神癥候。短視頻、熱搜、話題營銷構筑了一個全新的注意力經濟，卻也在無情地擠壓著深度閱讀與嚴肅思考的空間。在算法邏輯和流量至上的驅動下，信息被切割成碎片，事件被簡化為標簽，情感被極化為對立。這個“后真相”氛圍濃厚的時代，人們似乎越來越習慣于迅速站隊、消費情緒、遺忘事件，卻越來越難以持續地關注一個復雜問題，耐心地理解一段沉默的歷史，真誠地共情一個他者的命運。自媒體賦予了每個人麥克風，但公共討論的理性基底與話語品質卻在令人憂心地滑落。在這種語境下，如果文學繼續滿足于蜷縮在自我的小敘事之中，它很可能將加速自身的邊緣化。恰恰相反，越是眾聲喧嘩、意義飄搖的時刻，我們越是需要文學這樣一種能夠整合紛繁經驗、追問核心價值、撫慰動蕩心靈的厚重形式。

從三重維度實踐“大文學觀”

實現“大文學觀”的抱負，無疑需要創作、批評與閱讀三個環節的協同轉變。

對作家而言，這或許意味著一次角色的重新想象：他不再僅僅是隱于文本背后的語言工匠，而可以同時成為走入社會場域、參與文化建構的思考者與對話者。這要求作家在磨礪審美判斷與敘事技巧的同時，還需培養一種自覺的歷史意識、敏銳的社會感知和一定的思想能力。這絕非讓作家變成社會學家，而是希望他們在保持文學敏感度的同時，能對社會運行的機理有多一層的洞察。就像肖洛霍夫為了《靜靜的頓河》，不僅研讀大量檔案，更長期扎根頓河草原，與哥薩克人共同生活，那種扎實的田野調查與作家的天才想象力、道德勇氣相結合，才成就了不朽的史詩。

文學批評的范式，也到了需要轉換的時刻。它應當跳出過度技術化、內卷化的評價體系，而更多地關注文學作品如何與它所處的時代對話，如何介入公共生活的議題。當前的批評，有時過于執著于對文本內部的形式分析，而忽略了文本與外部的歷史語境、社會結構的關聯；有時又陷入理論話語的自轉，與鮮活的文本實踐脫節；圈子化的傾向，也可能削弱了批評本應具有的公共關懷。筆者曾著文強調，文學批評應當努力成為“時代精神的診斷者”，它既要能潛入文本的肌理，分析其美學構造，又要能躍出文本，考察其與更廣闊文化場域的復雜互動。這要求批評家具備跨學科的知識視野，將文學現象放在政治、經濟、媒介等多重力量的交織網絡中來審視。具體來說，批評或許可以更注重重建文本與語境的關聯，追問一部作品為何在此刻誕生；可以更開放地借鑒文化研究、歷史社會學等方法，豐富自身的解釋工具箱；可以關注文學生產、傳播與接受的制度性環節；更可以大膽探討文學在塑造公共議題、影響社會認知方面的潛在力量。

而在“大文學觀”的視野里，讀者也被賦予了新的角色期待。他們不再是故事的被動接收者，而是通過與文本的深度對話，共同參與意義建構的積極主體。真正具有“大”品質的文學，應當能夠喚起讀者強烈的共情與深沉的反思，甚至能推動讀者從理解走向行動。要實現這一點，離不開兩個基礎：一是教育體系對深度閱讀習慣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長期滋養；二是社會層面有更多高質量的公共文化空間，如讀書會、文學沙龍、文藝爭鳴陣地等，來引導和承接嚴肅的文學討論。

當然，倡導“大文學觀”絕非一片坦途。它面臨諸多內在的挑戰：如何讓思想的鋒芒不損傷文學的形象血肉，避免作品淪為觀念的枯燥圖解？如何在關注社會議題時，與各種固有觀念保持一種既批判又建設的復雜關系？在高度專業化的時代，如何培養作家和批評家所需的跨學科素養？在市場化的大潮中，如何堅守文學的嚴肅追求與精神高度？這些挑戰提醒我們，“大文學觀”本身必須保持開放性、自我反思性與對話性，它不應成為新的教條，去排斥其他有益的文學探索，而應鼓勵多元化的實踐與創造。

重返文學的人文性與公共性

展望前路，“大文學觀”或許能在這些方向催生新的可能性：1.一種能夠把握當代社會復雜性的“新型現實主義”的復興，它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熔鑄了新的方法論與世界觀；2.跨文體寫作的繁榮，打破小說、散文、詩歌、戲劇以及虛構、非虛構的藩籬，催生出更具綜合性的文本形態；3.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學如何從最具體的地方經驗出發，抵達最普遍的人類精神命題，實現地方性與世界性的辯證統一；4.如何讓文學成為代際對話的橋梁，讓“50后”的歷史反思、“80后”的市場化體驗、“00后”的數字原生代感受，都在文學中得到深刻而有力的表達。

歸根結底，提出“大文學觀”，絕不是要文學放棄對美的執著追求，轉而去服務某些急功近利的目標。恰恰相反，是希望文學能在更廣闊、更豐厚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找回自己那份最本真的人文精神。文學之所以不可替代，正因為它擁有一種獨特的“心靈整合能力”。它能同時處理抽象知識與具體情感，能觀照個體命運也能體察集體心境，能扎根現實土壤也能仰望夢想星空，并在這一切的敘事融合中，為我們提供價值的思索與精神的棲居。

在這個意義上，“大文學觀”實際上是一場真誠的呼喚——呼喚文學能勇敢地走出過于精致的“小我”，去擁抱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呼喚故事能重新獲得“載道”的勇氣與能力，所載的應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之道，是我們這個時代亟待回答的生存之道。它要求我們重建文學與歷史記憶、與社會現實、與人類思想之間的有機聯系，恢復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生活的莊重感。唯有如此，文學才能在信息的碎片中提供意義的整合，在即時性的狂歡中保存時間的深度，在功利主義的浪潮中守護那些無法用價格衡量的價值。

這條路注定漫長且充滿挑戰，但它值得所有依然相信文學力量的人為之努力。因為文學，終究不僅關乎風花雪月的美，更關乎求真向善的執著；不僅關乎個人的喃喃自語，更關乎我們如何理解彼此，如何共同面對這個世界。說到底，“大文學觀”不僅是一種文學主張，它更是一種深沉的文化理想，一份莊重的文明承諾。它邀請我們，以文學的敏感、思想的銳利和歷史的擔當，一起去嘗試書寫屬于這個復雜時代的宏大史詩。

（作者系寧夏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