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在焦菊隱誕辰120周年之際，話劇《茶館》在北京人藝再度上演

李春光 攝

歲末的北京寒風凜凜，我的心中卻充滿了對焦菊隱先生最深的崇敬之情和對戲劇藝術最熾熱、純真的感情。

焦菊隱先生是屬于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同時又是屬于整個中國戲劇的。他對于中國戲劇特別是中國話劇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

20世紀50年代，現實主義在中國文藝創作領域包括中國話劇舞臺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這與中國話劇發端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蘇聯的相關文藝理論有著深遠關系，更與中國革命文藝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有著深刻關系。焦菊隱先生也正在此時走進了中國話劇。

焦菊隱不僅是一位導演，更是一位理論家和教育家。在長期實踐中，他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導演理論和表演方法：他對戲劇演出中“詩意”的追求與“意境”的創造有著深刻的思考和執著的踐行；他在學習、吸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時強調“深刻體驗”與“鮮明體現”并重，引導演員創造角色時循著“心象”的軌道；他既要求演員有深刻的內在體驗，又要求他們掌握高超的外部表現技巧，尤其是從戲曲中化用來的形體、聲音、節奏控制方法。他將西方戲劇理論與中國傳統美學和現實語境相結合，解決了話劇如何表現中國歷史、中國生活、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問題。他的工作，使話劇這一“舶來品”真正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扎根、開花，獲得了本土的生命力。

這樣的焦菊隱先生，自然地、必然地扛起了20世紀中葉“中國話劇民族化”的大旗。

曹禺先生曾精致準確地做出了對焦菊隱的評價。他于1982年寫道：“焦菊隱以他半生的精力，研究、實驗中國戲曲和中國話劇的意象與內在的美感。……他盡心致力于中國話劇民族化的創作，奠定了現實主義創作的方法的基礎。他不斷思索與實踐，專心致意地琢磨構思，沉迷于他所理想的戲劇境界。……他在舞臺上縱橫揮灑，創作既符合作家意圖又豐富作家想象的意境。他的一切創造，都立足于中國文化豐沃的土地上。”

“中國話劇民族化”的理論思考和創作實踐，是一個中國話劇與生俱來并將相伴久遠的宿命式的課題。從洪琛到余上沅再到歐陽予倩，從焦菊隱到黃佐臨再到徐曉鐘，這些前輩們無不以其高屋建瓴的思想闡發和熠熠生輝的創作實踐，向“舶來”的話劇藝術注入我們民族戲劇、民族文化的美學內涵和風采神韻。焦菊隱先生是中國戲劇史上的一座豐碑，“焦菊隱”這個名字就是一個戲劇文化符號，甚至就是“中國話劇民族化”的代名詞。

時至21世紀的今天，話劇藝術早已融入了中國當代都市的文化結構之中，雖然不能說不可或缺，但的確有著非常重要的文化影響力。在“北上廣深”以及其他一些大都市中，話劇可以說是所有戲劇品類中對觀眾影響力最大、最廣泛的一種。話劇藝術這個當年的“舶來品”對今天的中國都市觀眾早已沒有了過去的文化疏離感和觀賞隔膜感。然而，以焦菊隱先生為代表的前輩先驅們留下的“話劇民族化”課題，卻并沒有真正完成。

當今中國的話劇舞臺，豐富多彩且有許多深度創作，我們已經在現實主義的堅實基礎上伸展出了更大的空間，已經具有了像樣的現代身段和開闊的國際視野，當然，也具有了娛樂大眾的規模樣態。但中國的話劇從文化意義上真正成為民族的藝術，或者說中國傳統的戲劇文化在現代話劇藝術中創造性的體現、創新性的延續，還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浸潤其中”“整體呈現”的程度和境界。

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是，焦菊隱先生的“話劇民族化”理想，不僅于“現實主義”的沃土上扎根，更是憑著“戲劇是詩”的觀念思維而飛升。他認為，話劇藝術要在中國文化土壤里生長，要在中國舞臺上與中國觀眾共存，就需要與中國的民族文化、民族藝術的審美特質相融合。他理解的“現實主義”，并非僅僅是“嚴格寫實”的，且應該具有很強包容性和擴展空間。而他的“戲劇是詩”的思考，就是要在“詩”這個定位上打通西方話劇和中國傳統之間的內在關聯。不僅焦菊隱，黃佐臨的“寫意戲劇”、徐曉鐘的“向表現美學拓寬”，乃至于余上沅的“中國戲劇的寫意”，他們無一不是在“戲劇是詩”這個觀念基礎上做文章。從“詩”到“詩意”，從“詩性戲劇”到“詩化意象”，這是在觀念與創作之間、劇作文本與舞臺呈現之間本質性的貫穿，而所有的“舞臺假定性”處理手段都只是通向“詩化意象”的藝術途徑。

“詩化意象”這個概念，最早是徐曉鐘1988年在《在兼容與結合中嬗變——〈桑樹坪紀事〉實驗報告》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依我的理解，詩化意象在內涵意義上追求通過戲劇沖突挖掘更豐富復雜的情感和更深刻、更有啟發性的哲思；其在舞臺表現上，經由假定性時空處理的途徑，把戲劇中飽含的深厚情感和深刻哲思外化為具有美的形式的舞臺形象，使戲劇演出進入詩化表達的境界。

事實上，我國目前活躍在創作第一線的許多導演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詩化意象的深刻影響，因為這些戲劇演出體現的中國文化、中國藝術的底蘊，讓原本作為一種導演藝術追求的詩化意象，具備了提升為中國戲劇整體美學特質并匯成“詩化現實主義”的可能性。

無論從字面上還是從內涵上都可以看出，“詩化現實主義”依托中國戲劇的現實主義傳統，發揚戲劇藝術本身的“詩性”本質，背靠中國文化、中國藝術抒情寫意的深厚底蘊，包括但不限于中國戲曲的美學特征，敞開對世界戲劇兼容并包的開闊胸襟。這對于中國戲劇藝術的發展以及與世界戲劇的交流是有長遠意義的。

由此我確信，“詩化現實主義”一定是符合焦菊隱先生的戲劇理想的，一定是符合他“話劇民族化”的本質追求的。

我能看到，在不遠的將來，既有具體實踐又有深入思考，既有傳統底蘊又有當代自覺的整體性創作理念，最終將建構起中國戲劇演出的整體性舞臺形象。有了這個整體性的創作理念和整體性的舞臺形象，我們就可以在世界戲劇舞臺上，自信地高舉起我們本民族的戲劇旗幟“詩化現實主義”。在這面旗幟上，我們會清晰地看到一個閃亮的名字——焦菊隱。

（作者系中國國家話劇院原常務副院長，導演）